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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一般人談「唐詩」，自然免不了要提起「盛唐詩」，並以它為「唐詩」的典範或代表。推溯這個普遍看法的源頭，一般研治文學史的人均能輕易指出，乃是受明代前、後七子「詩必盛唐」（或「近體必盛唐」）觀念很強的影響。再往上推溯，很多人都認為嚴羽《滄浪詩話》是明人觀念的源頭。換言之，今人熟知的崇效「盛唐詩」的觀念，乃是由嚴羽肇其耑，明人承之而發揚光大，影響迄今。 這固然無可厚非，因為從明人的詩論，確可看出《滄浪詩話》的影響。然則，能不能從嚴羽再往上推溯？委實令人感到一片模糊。學界將「詩學盛唐」觀念推溯到南宋嚴羽的同時，卻不免忽略：除了嚴羽，或在嚴羽之前，有沒有其他人也標榜「盛唐詩」？因此，學界對於嚴羽「詩學盛唐」觀念的理解，是即源頭、即完成的。而事實上，任何一種思想觀念，幾無平地特起、瞬時完成，其「完成型態」固然值得多方關注，但這個觀念是怎麼被提出的？如何由細微漸趨壯大？毋寧也是非常值得探討的議題。 更緊要的是，「盛唐詩」是一個相當後起的概念，其產生還大大後於「晚唐詩」；而且起初「盛唐詩」的指涉時段並不止是今人熟知的開元、天寶年間；甚至有一段不短的時期，許多宋人所講的「唐詩」並不以「盛唐詩」為代表，而偏重在「晚唐詩」。凡此都和今人早已定型的觀念有明顯的落差。因此，「盛唐詩」如何逐漸取代「晚唐詩」而成為「唐詩」的代表？如何被人們標舉出來？自然非常值得深究。 而這也就是「詩學盛唐」觀念如何形成的問題。如果僅侷限在嚴羽詩論，以之為崇效盛唐詩的鼻祖，非但難以發現這個重要問題；即使察覺，恐亦無法處理。本論文就是試圖探討、解決上述的疑問，以期細緻地探索宋代「詩學盛唐」觀念如何逐漸被人注意、標舉，最終成為唐詩的英華、近體的典範。

不論就詩學研究或詩之創作來看，詩學理論，皆可謂居於重要的樞紐地位；進而言之，作為研究對象的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更可說是臺灣當代詩學理論之先行者，本就擁有值得學者深入鑽研、多方思索的重要價值——故此，對於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在詩學理論方面所留下的諸般成果進行深究與細思，就臺灣當代詩論的整體面貌而言，實有廓清源頭、釐清基調的深刻意義。 而之所以選擇「象徵」與「現代」作為研究開展的雙主軸，乃是因為此二關鍵詞彙本來就是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之詩論內容的交集與重心；換個角度來看， 若證諸歷史之客觀現實，則可發現不論是「象徵」或「現代」，其在語義使用上的共同表現，大致上皆包含了學術思想之特定主義（例如西方文藝思想理論中出現於浪漫主義之後的象徵主義與現代主義）、現實詩壇之具體派別（像是19世紀的法國象徵派與20世紀的中國現代派）以及詩學理論之普遍概念等常見類型；而就本文之研究目標來看，作為詩學重要概念的「象徵」與「現代」，方是筆者最為關切的焦點所在。 具體而言，紀弦、覃子豪、林亨泰三人在建構詩學理論時所提及的作為詩學普遍概念使用之象徵，與詩之結構型態、功能用途，以及詩之創作方法、閱讀方法與批評方法等詩論重要範疇，皆關係密切——簡言之，不論是詩本體之結構形塑、詩功用之順利發揮、詩創作之全面開展、詩閱讀之無礙得意，以及詩批評之價值呈顯，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皆一致認為，其中所不可或缺的必備條件，便是所謂的象徵。 所不同的是，或因個人特質之差異，或因現實處境之不同，紀弦等三人在開展其象徵詩論時，各有其側重之特點：例如，對於紀弦來說，如何透過具有可感形象特質之情緒與現實，將詩之本體順利象徵而成，乃是其象徵詩論中用力最深之關鍵；而對覃子豪來說，不論是將詩中具體形象之塑造過程加以細剖祥分，提出由外到內、主客交融與添意於象之三階段說法，以及接著探討詩中具象與抽象之意、三類美感和語言文字之間的關係，在在皆顯示出其對詩創作論與象徵之密切關心；至於在林亨泰的象徵詩論中，除了同樣兼顧紀弦與覃子豪所提及的各項詩之理論外，其對象徵一詞所具備之內涵意蘊，可謂闡釋週全：簡言之，透過對於西方學術理論的思辨、中國三○年代具體詩作的分析與詩學範疇之創作議題的審慎探索，林亨泰提出所謂的象徵既曾被視為象徵主義之根本性質，又能作為詩作韻味之產生關鍵，還可詮解成由實到虛的想像飛躍——此，亦為影響林亨泰在開展各式象徵詩論時所依憑的根本軸線。 至於在紀弦、覃子豪和林亨泰之詩學理論中與現代相關的部分，亦即針對所謂現代詩而專門提出的各式詩論中，最重要便是對新之概念的全力看重：簡言之，不論是在本體之範疇，亦或是創作之方法，紀弦等三人皆共同認為，新穎獨創，便是現代詩所最須具備的主要特質；此外，對於詩中各式可感之意象來說，亦為紀弦等三人眼中，在開展現代詩之本體論與方法論時，皆須格外留心之處——因為，意象不僅是現代詩組成元素中具有核心價值的一類，更是詩本體結構得以相互連結的重要樞紐，且亦在詩之創作過程中，肩負了使各式抽象元素能夠被順利表現的艱鉅任務。 換個層面來看，除了新穎獨創之高舉，以及對意象之重視，可說是同時籠罩詩之創作方法與本體層面的重要特性外，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對於現代詩亦提出了其他值得我們反覆省思的詩論觀點：例如，在現代詩之本體層面，紀弦等三人除了看重創新與意象之外，同時亦不斷呼籲對於詩之內在層面應抱持絕對的重視，並亦相當強調現代詩中審美感受的存在，對其總體性質、細部類別與基礎根源皆作出了詳盡的探討；至於，在現代詩之創作方法範疇來說，除了前述所提及的堅持創新與注重意象外，對於物我交融的週全闡釋，亦可說是紀弦等三人現代詩論中無法忽視的寶貴意見。 總的來說，通過以上的各式討論，當可推知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之詩學理論，在內容上可說展現出大同而小異的整體特色——詳言之，儘管對於詩中所蘊涵的音樂元素、感性之情與理性之思，紀弦等三人因各自有其獨特之堅持，故而在意見上無法形成統一；但是，除此之外，不論是對由實到虛之象徵關係與詩之結構型態、功能用途、創作方法、閱讀方法與批評方法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現代詩與新穎獨創、強調意象、重視內在、講究美感與物我交融等重要概念之間的彼此聯繫，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皆表現出了十分協調且得以相互融通的類似觀念。 更重要的是，在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的詩學理論體系中，所謂的由實到虛之象徵關係，以及兼具創新等五項特點的現代概念，不論是從西方象徵主義與現代主義之前後脈絡，又或者是從西方文藝思潮與現代詩之本體概念的交集聯繫來看，對紀弦等三人來說，詩學層面中的象徵與現代，本就是能夠相互交融、彼此貫通的重要詩學觀念。換個角度來看，在創建一己之詩學理論時，能夠將象徵與現代所蘊涵的各式特性，順利無礙地與詩學理論中各式重要論題充分結合，當可作為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在詩學理論方面確實樹立起值得研究者不斷探索之重要成就的最好證明。

「文體批評」是明清學者詮釋杜甫詩的常見方法，該批評重視辨體的緣故，「變創」成為明清杜詩學的重要子題。在明清學者探討杜甫五古、七古、五律、七律、排律、絕句的成果裡，包含杜甫變化傳統、開創新體的現象，探討杜甫變創的緣由等詩學意見。據此，本論文要做的學術工作之一，從明清杜詩學抽引這條以變化、創新論杜的線索，從「文體批評」之「辨體」方法，找出明清杜詩學者評價杜詩各體風格、內涵、題材、正變之說，尤其是明清杜詩學者論杜詩正宗與變體的辯證過程，建立詮釋軌跡，掌握明清學者論杜詩變創的焦點與面向。 再者，創造力是改變既有領域，或是將既有領域轉變成新領域的任何作為、理念或產品的概念，由此看來，明清杜詩學以「體要」判定杜甫變化創新與否的方法，與當代創造力理論有許多共通之處。因此，本論文學術工作之二，便是沿著明清學者開發的論杜小徑，另採用「匯合取向研究」的「創造力系統模式」、「創造力三成分模式」、「共識評量技術」為研究角度，拓深與補充明清杜詩學論杜詩各體變創的內涵，說明杜甫身為創造者的個人特質，影響杜甫從事變創的幾種要素，杜甫具備的變通力、獨創力、精進力、流暢力、敏覺力等特殊才能。 最後，通過創造力理論的協助，進一步從文體批評視野下的明清杜詩學說，得出杜甫身為「巨匠」、「開創者」、「內省者」的詩人形象，豐富杜甫在歷代以來流行的「詩聖」形象。藉著杜甫形象的開拓，期盼我們對杜甫詩有新的眼光，能善用明清杜詩學遺產，從中歸納中國古典文學在創新方面的經驗，在當代「創意經濟」重視創新的氛圍裡，能回應今日培養創造力人才與創新法則的需求。 關鍵字：明清杜詩學、文體批評、變體、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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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韻是詩歌藝術的本體或生命，它直指詩歌的純粹性，是詩「美」之所在。神韻講求「聲外餘響、意在言外」，這份餘響與言外之意，不在有形處求取，而在無形處心領神會。司空圖、蘇東坡為明清以前相關於神韻論述之詩論家，前者提出「味外味」；後者提出「枯淡」說。司空圖拈出柳詩的「深遠」；而東坡對柳詩「枯淡」的闡釋，或成為明清詩論家闡釋柳詩的起點。明代格調兼主神韻的詩論家有謝榛、王世貞、胡應麟、陸時雍等人；清代主神韻的詩論家則有王士禎與宋犖二人。謝榛以為柳詩意傷直切；王世貞以為柳詩刻峭，不若蘇州平淡；胡應麟以為柳詩偏於清峭；陸時雍則以為柳詩多直寡委。凡此，顯示明代格調兼主神韻的詩論家，多點出柳詩在「神韻無跡」的藝術成就上之不足，他們大大地翻轉了東坡「韋不如柳」的評價，以為就神韻的藝術標準來說，柳詩是不及韋詩的。清代集歷代神韻詩論大成的王士禎，原則上仍舊沿續了明代「柳不如韋」說，明白點出「柳州哪得並蘇州」的論評，並闡明神韻不僅是論詩的最高境界，也是詩人處世的最高原則，而宋犖論柳詩著重其「古淡」，基本上仍不出東坡論柳詩的範圍。 格調著重的是詩歌的「體格聲調」、「風標品格」；講求詩歌的聲韻平仄等遣詞造句之外在形式，以及美善的詩品與人品等內在涵意。比起「神韻」詩來說，它多了一份教化，審美追求在於「善」。張戒、嚴羽為明清以前相關於格調論述之詩論家。張戒論柳詩，著重在其「字字如珠玉」的語言風格；嚴羽則是明確以「騷」字許「柳詩」的第一人。明代主格調的詩論家有李東陽、謝榛、王世貞、胡應麟等人。李東陽拈出柳詩「精刻」的語言風格；謝榛則突顯柳詩「字澀韻險」的藝術風貌；王世貞關注柳詩「風雅騷賦」的面向；胡應麟則關注柳詩的「骨與格」。凡此，顯示了格調詩論家在評注柳詩時，多從「體格聲調」的角度切入，值得注意的是，此等詩論家在關注「體格聲調」的同時，都不忘再以「知人論世」的觀點深入論述子厚的貶謫生涯，並歸結出詩人貶謫生涯的文學主調－－騷怨精神。而柳詩之所以「騷」，正在於詩人對理想人格的執守與堅持。換言之，詩人那高潔的懷抱，正是此等格調詩論家正視柳詩的理由－－他們注意到了柳詩以及詩人那份「風標品格」之善之美。清代主格調的詩論家有沈德潛、施補華、李重華、黃子雲、紀昀等人。沈德潛論柳詩的潔與騷；施補華論柳詩的騷；李重華論柳詩的本色；黃子雲論柳詩的儒者風貌；紀昀論詩人的心境。比起明代格調詩論家來說，清代詩論家論柳詩時，在「知人論世」方面，論述的更為精細與深入；評價的角度、論斷的口氣更顯得圓融與折衷。 性靈強調詩人個性、才情的真實表露。相對於神韻與格調二派而言，性靈派給予作家充分的創作自由，以為只要情真具可成詩。「真」即是性靈詩派極度重視的審美追求。楊萬里為明清以前相關於性靈論述之詩論家，其評賞柳詩，直指其「淡」，反而偏於神韻派的審美取向。明清二代主性靈的詩論家有袁宏道、吳喬、袁枚、趙翼、洪亮吉等人。神韻與格調派詩論家在評賞柳詩時，大致符合了各自的審美追求與原則，相形之下，性靈詩論家在求真的審美原則下，反而都未從「情真」的角度去評賞柳詩。蓋「詩為心聲」，不能真實傳達心聲的，大概也成不了歷史上的詩人，是故「情真」似乎不是此等詩派據以與其他二派崢嶸的藝術鑑賞法則。此等詩派的詩論家在評賞柳詩時，顯示了評賞角度的駁雜性－－袁宏道指出柳詩的儒者風貌；吳喬評述柳詩「鍛鍊」的語言風格及「構思精嚴」的創作心理；洪亮吉評述柳的人品與胸襟。凡此，皆顯示此等詩論家在評述柳詩時不自覺地陷入了格調派的思維裡。大概只有袁枚、趙翼二人，純粹從性靈層面之「才份」角度去評賞柳詩。肌理詩派論詩講究「義理」與「文理」的統一，簡言之，此派以為，完美的詩歌是「內容」與「形式」的兼具，比起其他詩派，肌理詩派是比較接近格調詩派－－呈現了重學與爬梳史料的鑑賞特質。肌理詩派崛起於清代乾嘉時期，主肌理的詩論家有翁方綱，翁氏弟子梁章鉅以及肌理餘緒陳衍。翁方綱闡發了元好問關注的柳詩面向，深入挖掘柳詩承繼大謝「醞釀神秀」的語言風格，而陳衍則更細緻地深論了柳詩「縈青繚白」的語言風格與詩境。而梁章鉅則是從「才份」角度去評賞柳詩。 大致而言，詩論家評賞柳詩時大約不出流派本身審美追求的範疇。一旦出現相離情況，或受個人境遇轉折的影響，或受時代文風的影響，或受詩學本身後出轉精的趨勢所左右。直言之，接受與鑑賞，本屬極端個人與複雜的行為，雖有法則可循，卻又不全然依樣畫葫蘆，在在顯示了它的靈動性與豐富性。

亭臺樓閣等園林建築提供詞人們空間與視角的變換，使宋詞創作的內容與美感特質從而豐富擴大了；而於生命歷程中，不僅悠遊於園林中，也從親手營建園林的南宋一代詞人－－辛棄疾，其數量最豐的629首稼軒詞作，實為展現宋詞書寫與園林建築關係最佳深入探究的對象。本論文分為六章，研究架構與內容概要如下： 第一章「緒論」，詳述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並在確立研究範圍與方法後，回顧且檢討相關的學術文獻。 第二章「稼軒詞園林建築的空間意蘊」，先梳理園林建築的體制特色與實際作用，並分析整理宋代文人精神生活的兩大寄託－－園林建築與詞作，兩者的特色與共通性，以及其中所透顯出的宋代文人風韻。最後，自文獻資料與辛稼軒著作中勾勒出辛稼軒所營建的「帶湖」、「瓢泉」兩座園林地理位置與景觀，並整理稼軒詞作中對兩座園林的書寫特色。 第三章「稼軒詞園林建築的書寫主題」，試圖從整理分析辛稼軒詞作中藉由亭臺樓閣等園林建築而抒發的思想主題，以探究在這些園林建築中所透顯出辛稼軒的生命意蘊。 第四章「稼軒詞園林建築的藝術內涵」，首先分析稼軒詞作中對園林建築為視角起點所營構出的詞作架構特色，再探討山林、天時、林花等園林佈置中常見的景物意象，與園林建築在詞作中綴合的巧思所形塑出的美感特色，由此展現出詞人的生命氣度。 第五章「稼軒詞園林建築中的審美空間」，首先從文獻典籍、辛稼軒與宋人詞作中，探究發掘宋人對於亭臺樓閣等園林建築地景風貌的書寫特色；再從辛稼軒生命歷程的角度，探討辛稼軒精神氣度與園林建築的契合度與表現方式；最後從巴舍拉剖析文學語言中所展現空間詩意的角度，試圖為園林建築在稼軒詞作中精神風骨的奠定，得出表現特色與創作價值的闡述。 第六章為結論。筆者作一綜合性總結與回顧，總結上述五章對於稼軒詞中園林建築空間的研究，並統合出園林建築題材在稼軒詞中所展現出的特殊性，以及稼軒詞在園林建築上的藝術風格價值作一整體評述。

本文以明清詩學批評論著中對韓詩的詮釋與評論為基軸，針對明清詩學對韓詩所提出的多面向議題加以歸納析探；同時兼及明清詩學理論與背景之探討，以呈現韓詩在明清詩學中之評論的各種樣貌，並評述其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第一章緒論中先將晚唐至宋代的韓詩評論加以分析。本文第二到四章是主要部分，所要處理的內容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韓詩」各項議題的評論，另一部份是著重在明清詩學的評論之意義。第二和第三章針對韓詩的在明清詩學理論的評論中所提到的議題，分為兩大類來整理與探討，第一類是關於韓詩創作體製方面的議題，第二類是關於韓詩風格特色方面的議題。在這一方面的評論中，詩評往往表現詩人及其詩派之詩學主張。第四章將明清詩學中的韓詩評論放置於明代，乃至清代初期、中期、末期的文學批評史中，加以分析比對，以期檢討出明清詩學中的韓詩評論在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18711号 / 文博第669号 / 新制||文||613(附属図書館) / 31662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平田 昌司, 教授 木津 祐子, 准教授 緑川 英樹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簡愛》如同吳爾芙所說的「強烈的自我中心性格」、借力於詩意的雄渾寫景、狹窄的力度，這些特質標誌著《簡愛》或夏綠蒂勃朗蒂獨樹一幟的文體風格。此外據吳爾芙的剖析，十九世紀英國女作家所寫小說必然受到狹窄的生活經驗所影響，作者性格總通過某種個人的因素而被清楚的意識。本文一方面通過現象學式的稠密閱╱寫對《簡愛》這部小說的上述特質加以印證、詮釋；同時也在性別政治脈絡的還原過程中將寫作活動的理論引曵回歷史情境，為文化情境中所謂「局部壓抑」的迷思做預先的鋪陳。在方法上，本文首先根據《簡愛》的「空間」與「物」的呈現╱陳列特質，演繹出該作品內建「狹窄的自我中心性」，這個中心是以童年的場景作為整部小說的詩意原型，同時整部小說也以摧毀童年夢靨原型為逆轉點。在詳細的分析後我們將發現，勃朗蒂竟是十分勉強地安排性別政治的標準價值，愛情與婚姻的價值、情感的脆弱、家庭事物的價值…這一切在《簡愛》這部小說裡，在通過帶著現象學傾向的分析後，我們將一一發現作者曾試圖想消除、重寫那些標準價值的痕跡，同時也發現那些不穩定的、不一致的事件串連事實上是通過「視覺物」被讀者的預設所任意完整化的。一當經過仔細的分析後我們發現這部故事並未以因果的方式開展出結果，反而我們發現一個又一個的空間為不存在的主體進行補充試圖刻畫出一個新的女性標準。綜觀《簡愛》整部作品可演繹出以下敘事模式與原則：fiction(構作)—simulation（擬仿）—supplement/ reverse (補充/逆轉)。本文認為這個敘事原則在過去採取精神分析假設與後殖民論述立場的分析裡被嚴重忽略，甚至扭曲女性書寫活動裡的情緒張力成為帝國慾望的再現；本文以顛倒順 序的閱讀方式重行分析出上述勃朗蒂的敘事模式，也提出非線共時平 面觀點的閱╱寫分析。 / Virginia Woolf points out that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affected an author’s character may have left their traces on their work; therefore, the writings of nineteenth-century female writers are arguably affected by their limited life experience. In an effort to analyse the self-enclosure in Jane Eyre, this thesis first examines the theme of narrowness by employing a method of phenomenological thick reading/writing. I will argue that Jane Eyre constructs Jane’s childhood as a poetic prototype and centres on the end of Jane’s childhood nightmare as a turning point. Moreover, after close analysis of the text, it will be found that Brontë manages to arrange the standard of sexual politics, the value of family, love, and marriage with difficulty. By applying a phenomenological reading, we will find traces that the author tries to erase or rewrite these values. The reading of materiality, silence, space, and conflict within texts will open up extremely productive ways of studying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The inconsistency, rupture, and disjunction of incidents are freely associated as a unity, a consistent novel by readers through the appearance of objects, and the plot of Jane Eyre is not based upon cause-and-effect. The narrative mode of Jane Eyre can be interpreted as fiction-simulation-supplement/reverse. The centrality of this narrative technique to Brontë’s work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in psychoanalytic or postcolonial criticism, both of which often interpret the intensity of feeling of the novel as the embodiment of imperial desire. By employing a non-linear reading of Jane Eyre, I will examine the narrative in reverse order, trying to establish a new platform for the infinite interplay between author, reader, and charac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