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政府面對財政赤字的問題主要有下列幾種策略。第一，開源、節流。在開源方面，希望藉由減稅來增加租稅收入、強調使用者付費與公營事業民營化。在節流方面，則包括精簡政府組織、推行節約預算、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等等。這項策略希望藉由增加收入以及減少支出的方式來達到財政平衡。第二，理性的預算制度。包括推行歲出額度制、落實零基預算、推動中程預算制度、量入為出原則的運用、建立自償性公共建設預算制度、積極推動企業化預算制度等等。這項策略希望以經濟理性的想法來調整與修正預算制度，希望達到資源效率配置的目標。第三，限制公債的舉借與上限。相關的規定包括對公債發行的用途做限制、對未償還公債的總量做限制、對年度公債發行數量做限制以及對於債務的管理。這項策略希望以圍堵的方式來約束財政赤字的成長。雖然政府以這些策略來因應我國的財政赤字問題，但政府的財政赤字仍然無法有效的掌握，且不斷的擴張。 本文的貢獻之一，在於指出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典範並不適合用來分析我國目前的財政赤字問題。而財政社會學的研究典範，因其能夠考量社會結構變遷對於國家財政赤字的影響，因此對於民主化下之後工業社會的台灣現況而言，將較適合用來分析我國的財政赤字問題。 新古典經濟學對於財政赤字問題的研究只著重在歲出與歲入對於財政赤字的影響，以歲出與歲入的差距來說明財政赤字的成因，並以開源、節流來因應財政赤字的問題。這種研究典範適合的經濟社會環境乃是一種可以由主政者所掌握控制的社會。 公共選擇理論對於財政赤字問題的研究，則重在法令規章對於歲出與歲入的影響，進而影響到財政赤字的形成。其考量到民主政治的預算決策過程中，財政赤字是如何形成的。這種研究典範雖然對於民主社會中的財政與預算制度有所探討，知道財政赤字的原因，但卻因為忽略社會結構因素對於法令規章(政府功能)的影響，以至於無法知道何以會如此。 而財政社會學在考量民主化下的後工業社會中，社會結構對於法令規章(政府功能)的影響，進而對於歲出與歲入的影響，最後產生財政赤字的症狀。這樣的研究典範可以知道財政赤字何以會產生，並且較適合用來分析在我國目前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下，國家的財政赤字問題。因為，對財政赤字所呈現的收支餘絀而言，其只是眾多法規條文的數字呈現，而眾多法規條文所代表的則是政府功能的發揮，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功能則受到現有社會結構的影響。若想要知道財政赤字背後所潛藏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則須要先了解社會生活基本型態的轉變與社會結構轉變的影響。 而由於我國於民國77、78年之後已經逐漸邁入後工業社會，在社會生活基本型態的轉變與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遷上，最重要的乃是，台灣社會日漸增加的由專業菁英(主要是公司經理與政府官僚)所組織與控制。也因此本文的另一個貢獻在於，強調財政資源的競奪乃是在專業階層之間以及專業階層與非專業階層之間的經濟利益衝突。而有別於以往關於我國財政赤字的文獻中，所強調的生產要素之間或者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對於財政資源的競爭。 最後，也是本文的主要貢獻，則是基於財政社會學的觀點，建構一個我國財政赤字問題的分析架構，以台灣的實際狀況作探討，並據以提供政策建議。首先，討論經濟基礎的改變所導致台灣社會結構的改變，主要敘述的是十項互相關聯的後工業社會趨勢。其次，則說明後工業社會下台灣所存在的經濟利益衝突，乃是公、私部門專業菁英聯合剝削社會大眾的經濟利益衝突，這種結構性腐敗的問題，其實正反映了台灣獨特的歷史遺產、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再來則是，分別就「經濟資源在個人與集體之間分配的經濟利益衝突」、「租稅負擔分配的經濟利益衝突」、「政府支出的經濟利益衝突」以及「公司利潤分配的經濟利益衝突」等四個面向，說明公部門專業菁英如何聯合私部門專業菁英來剝削社會大眾。最後，則說明國家財政赤字背後所顯現整個國家之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其癥結乃是專業菁英與社會大眾彼此之間「經濟力」的分配不平均所導致。 因此，我國財政赤字的成因，乃是由於我國對於社會結構變遷所產生的經濟利益衝突中，缺乏一套公平的分配私有財產權，與公平的自由競爭的規範制度，使得專業菁英在與社會大眾的經濟利益衝突中，將利益私有化、成本社會化，而最終顯現在財政赤字上。

關於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是否與其融資的方式無關，一直為財政與經濟爭論的焦點。直到Barro於1974年提出"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一文中，進一步闡述李嘉圖等質定理的真義，又引起學者的廣泛討論。李嘉圖等質定理的意義是說在政府支出既定之下，政府以課稅或發行公債來籌措財源，對總體經濟影響的效果相同，與融資的方式無關。因為現在若以發行公債代替課稅來融通政府赤字，消費者會察覺未來的租稅負擔將增加，才足以償還公債的利息及本金，因此減稅以用發行公債來融通政府支出，不會改變私人部門的跨期預算限制式，對消費、產出、利率水準及投資不會造成影響。但許多學者認為李嘉圖等質定理所隱含的假設並不切實際，若將其基本假設放鬆，往往導致李嘉圖等質定理不成立。假設的不同會得到不同的結果，所以欲探討李嘉圖等質定理是否成立，可能必須從實證分析著手。 　　本論文是從理論面的探討，並將其原始假加以放鬆，以求李嘉圖等質定理理論之擴充。進而利用台灣總體經濟資料從事實證分析，檢定租稅、政府公債餘額及赤字等經濟變數，對私人消費支出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李嘉圖等質定理在我國並不成立，表示政府融資的方法對總體經濟會有不同的影響，以課稅或發行公債來融通政府支出，兩者的效果並非全然相等，故在財政政策工具的運用上，必須審慎考慮當前的經濟情勢，以及欲達成的政策目的，而採用不同的融資方法。

本論文內容指在討論當前財政赤字發生之原因，及依融通方式之不同，效果有何差異 ，並研究我國政府預算之特質篤其盈虧對經濟活動之影響。以下說明文結構： 第一章結論，共分二節，第一節說明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第二節說明研究範圍與本 文結構。 第二章財政赤字形成原因之探討，主題有四，一為素字形成之短期分析；二為政府收 支調整速度與財政赤字；三為政府規模擴張與財政赤字；四為社會福利支山與財政赤 字。 第三章赤字融通效果的理論分析，共分四節，一為貨幣融通之經濟效果；二為公債融 通之經濟效果；三為排擠效果分析；四為結語並綜合說明學者之實證結果。 第四章我國預算狀況實證分析，共分二節，一為我國預算概況分析，二為預算餘絀對 經濟活動影響分析。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對本來預算虧絀趨勢預做綢繆，並建議縮小收支差額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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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財政狀況在1980年代初期尚稱穩健，然自1988年起，陸續進行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推動六年國建計畫及各種社會福利措施後，赤字急遽惡化，加以頻繁的減稅措施陸續推出，財政產生基本失衡。由於政府財政問題，基本上可區分為由於景氣循環、短期事件或結構性與制度性因素等所造成，世界主要國際組織，大多以剔除景氣循環因子及短期因子後之結構性財政餘額，做為評估政府財政狀況之指標，因此本文透過文獻整理，歸納出EU及OECD國家剖析結構性財政狀況之方法，並試圖運用該分析架構，欲探討我國近30年來財政赤字之根本問題。結果發現，我國在1981-2009年間，近半數年度之財政餘額，藉由景氣循環因子及短期因子之影響，掩飾了結構性財政赤字更為嚴重的事實，進一步排除利息支出之影響後，顯示我國超過6成以上年度之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亦為赤字。 再者，我國在1981-2009年間結構性賦稅收入占GDP比重減少5.79個百分點，進一步按Kremer et al.（2006）所提出之分析架構進行探討後，結果發現，結構性賦稅收入減少主要係為立法改變所造成，其影響所及，占GDP比重減少達7.78個百分點，可知造成我國租稅負擔率較世界主要國家明顯為低，財政赤字日漸擴大，而債務餘額持續攀升之主因，在於租稅減免法規繁多，造成稅基流失，而賦稅收入無法隨經濟成長增加所致。

2000年以來臺灣中央政府公債由1.4兆元快速累積至5兆元以上，加上年金潛藏負債問題，引發國人擔心臺灣未來是否會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因此主權債務的影響與相關政策的採行成為現今關注與討論的重要議題。過去探討主權債務的文獻並未將日本、臺灣、希臘以及美國一起分析，本文旨分析比較日本、臺灣、希臘以及美國主權債務，進而發現：一、四個國家過去為了促進經濟成長，採擴張性財政政策，造成政府債務持續攀升，目前均採緊縮性財政政策；未來人口老化，將對各國財政產生進一步壓力，其中臺灣人口老化速度最快。二、以外債為主的國家，有對外債務需償還，一旦國內外經濟情勢變化，可能會面臨舉債困難，及國際投資人因信心不足，導致資金立即撤出，本國幣貶值問題。三、希臘政府債務以外債為主，債務風險較高，又因採用歐元，無法採用貨幣政策，只有財政政策可以用，易引發主權債務危機。日本以內債為主，所以日本政府債務達GDP兩倍以上，尚未發生主權債務危機。至於臺灣，目前無外債，與他國相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尚低，發生違約可能性較同屬內債的日本低。而美國雖以外債為主，但美元是國際主要儲備貨幣，引發主權債務危機可能性也低。

預算赤字透過發行貨幣來融通的過程，稱為赤字貨幣化(Moneization)，在貨幣數量學說成立下，赤字貨幣化必引發通貨膨脹，此一過程透過了通貨膨脹而收取之收入，稱為鑄幣稅(Seigniorage)，因為它的多寡又與通貨膨脹密不可分，所以又稱為通貨膨脹稅(Inflation Tax)，鑄幣稅與通貨膨脹稅實為同義複詞！ 　　本文目的在探討預算赤字下之鑄幣稅收入，首先先就鑄幣稅理論的相關文獻做一回顧整理。從經濟面，有關鑄幣稅的定義在說法上就相當紛歧，而不同的衡量方式也透過不同的方法對鑄幣稅做最適規劃，以尋求鑄幣稅和通貨膨脹二者之間的關係。從會計面，經由央行的資產負債表(Balance Sheet)與損益表(Income Statement)的結合，重新來詮釋鑄幣稅含義，並進一步區分出「貨幣型」鑄幣稅(Monetary Seigniorage)與「財政上」鑄幣稅(Fiscal Seigniorage)的不同，後者才是真正政府用來融通赤字的收入。 　　台灣目前預算赤字正不斷地擴大，而公債發行餘額也在短短幾年內快速累積，未來龐大的債息又將成為財政一大負擔，那麼同是融通工具的鑄幣稅在此際所發揮的功能又是如何？除了透過貨幣需求函數計量模型來觀察我國鑄幣稅的特性外，並透過會計面針對八十二、八十三預算赤字嚴重的兩個年度來觀察鑄幣稅在此際所發揮之融通赤字的功能，以此結果作為赤字貨幣化的指標。

公債發行與預算赤字通常被視為一種「罪惡」，且為大眾所探討與關心的課題。但是預算赤字（總支出減總收入）此一簡單的數字，並未能真實表達政府的財務狀況。傳統的赤字衡量方式，因為未考慮：通貨膨脹的效果、景氣循環的因素、經常支出與資本支出之區分、有形資產之計入與隱含性負債的考慮等等，故並非一合適的衡量指標。鑑於此種種問題，最近已產生對傳統赤字衡量有揭露不充分的感覺，故有必要嘗試以另一種方法，來洞悉政府債務與赤字的「迷思」(Myth)與實際(Realities)。 　　英美兩國已針對赤字問題，發展出「資產負債表法」，試圖將所有可能改變政府部門淨值（總資產減總負債）變化的因素皆予以考慮，認為除了觀察赤字變化之外，政府部門的資產負債表方能提供政府財務狀況之全貌。單一預算的預算赤字，袛表示「現金流量不足」，為防止數字之誤導，應將目前的資本支出與費用予以釐清，而編製公共部門的資產負債表。所以本文乃在探討此法的理論背景與衡量方法，並企圖建立中央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概略估計其淨值變化之趨勢，藉以澄清赤字問題或許並非如斯可怕，而期以較正確的角度來觀察政府的財務狀況。

預算赤字的多寡通常被一般大眾視為衡量政府財政態勢的指標之一，但近年來有許多學者批評大部分人所認知的預算赤字（歲出大於歲入），無法真實表達政府之財政態勢，因而發展出「資產負債表法」，認為真正之預算赤字應重新定義為每年淨值（總資產減總負債）之變化，此法不但能充分揭露政府有關真實負債的資訊，亦能反映是否符合跨代間之公平(inter-period equity)。 　　就政府會計學理和先進國家的發展趨勢而言，最能充分表達資產負債表內容之會計基礎為應計基礎，故本研究擬在此理論基礎下，以民國87~89年度之台北縣政府決算報表為例，改編其資產負債表。 　　按應計基礎試算台北縣政府之民國87~89年度之未計「應付退休金負債」淨值，分別約為4,336億、3,442億、3,552億元，明顯大於現行修正應計基礎下之淨值92億、58億、-38億，其主要原因是將其資本支出和投資列入資產負債表中。由可處分之淨值變化及考慮潛在退休金負債後，可推估民國88年度約有預算赤字893.5億，在88下半年及89年度則較上年度約增加189.17億。

各章大意如下： 第一章：緒論：旨在敘述研究本文之動機、目的；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研究範圍及 全文結構。 第二章：財政思潮與預算規模：旨在說明古典、凱因斯及供給面各學派對預算規模之 影響及各國解決龐大預算赤字之道。 第三章：我國歲入之結構及歲出各功能之分配情形。 第四章：探討我國現行預算之編製與審議及其應興應革之道。 第五章：探討我國預算收支不足時調整之方。 第六章：探討我國預算對景氣之調節及社會財富之分配所擔負之角色。 第七章：結論及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