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團體在影響政府制訂貿易政策上, 經常採取給予政治獻金的做法, 而政府為了增加繼續質性的機會, 也樂於接受利益團體的捐獻, 在政策上作某程度的偏袒與退讓。 但因利益團體與政府的勾結可能會使全民福利的減損, 所以人民對於利益團體的行為常常以法令規章的形式來予以限制。 本文以王智賢 (2001) 及 Wang, Koo and Chen (2003) 的模型構想為基礎, 加入政治獻金限額的考量, 探討面對政治獻金限額時利益團體的政治獻金及價格的提案如何改變, 以及社會福利是否真能獲得改善, 達到訂定政治獻金限額的目的。 由本文的討論中發現, 當原先得標之部門所提的政治獻金較高時, 面對政治獻金限額的限制時, 無論是否會造成得標部門的逆轉, 都會有改善社會福利的情況。 只有當原先得標之部門所提的政治獻金較低時, 也就是原先得標部門所提之價格能夠比原輸標之一方所提之價格帶來更高的福利時, 若出現原輸標的部門逆轉得標的情況, 社會福利不但可能無法獲得改善, 甚至有惡化的可能。 至於對於原先得標之部門而言, 若能繼續使政府接受其提案, 則可能因獻金給予的減少而獲得更大的利潤。 大體來說, 政治獻金限額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政府對於政治獻金的收取能力, 確實有可能使社會福利增加。 雖然現實上可能非如本文所認為的只有兩利益團體參與遊說, 但現實上相對立兩方向之團體組合的政治角力是常見且普遍的, 所以在真實社會上的情況應有相同的印證。

大部份的工會遊說文獻，假設工會的目標函數受就業量與工資影響，且影響方向為正。但在真實世界中其實不僅止於此，吾人觀察國際工會運動，發現工會亦重視產品的國內價格，因此本文希望可以提出一個模型，將這個現象納入其中。本文以 Wang, Koo and Chen (2003) 的模型為基礎，加入工會對國內產品價格的關心，並探討工會和廠商的遊說行為, 將對貿易政策產生何種影響，產品的國內價格又如何變動。另外，亦嘗試找尋遊說賽局的子賽局完美均衡，並與只有廠商遊說的情況比較。 本文發現，當參與遊說的兩部門利益方向一致，遊說標價皆落於國際價格的同一側，換句話說，不是同時高於國際價格，就是同時低於國際價格，那麼，遊說競賽的結果，不利於消費者福利。如果參與遊說的兩部門利益方向不同，其中一部門的遊說標價高於國際價格，另一部門的遊說標價則低於國際價格，只要勞工參與工會的比例大，則參與遊說的部門皆為廠商，可以提昇消費者福利；不過若是勞工參與工會的比例小，則提案的兩部門，一為廠商，一為工會，方能對消費者的福利有所增進。另外，若是聯合工會(跨產業的工會)參與遊說，消費者福利將達到最大。 因此工會加入遊說競賽，對消費者福利是提昇還是減損並無法確定，須視勞工參與工會的比例高低及對手部門而定。不過可以肯定，聯合工會的出現，對消費者來說，不蒂是一項福音。本文乃啟發自國際工會運動事件，並由模型的結論之一可得到和現實世界一致的趨勢，雖然事實上遊說行為會比模型來的複雜許多，不過這個模型仍貼近真實世界，可得到相同的觀察。

在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利益團體的活動在政策形成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討論貿易、關稅政策形成應重視政治經濟面的分析，即貿易政策的制定成為內生化(endogenous)問題。本文旨在說明一個貿易政策的制定與其國內政治團體力量的關聯性，擬以Rosendorff(1996)的模型設定為基礎，除了修正關稅稅率的假設外，另考慮本國廠商有實際的遊說投入影響該稅率，再進行貿易政策效果的分析。 第一章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章為主要文獻回顧及評介，將以Baldwin(1989)對貿易保護政策形成因素分為二種研究方法作為分類依據，將探討相關主題的文獻作整理與評論。第三章提出本文的模型架構及分析結果，並與相關文獻結果作比較；第四章則列舉若干國家制定貿易政策的形成過程事例；最後一章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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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今日數位科技發達，仿冒成本日漸降低，導致仿冒產業充斥於社會中，處處可見盜版商品的蹤跡，故仿冒查緝在現今變得非常重要。本文討論本國正版廠商參與遊說的情況下，本國政府仿冒查緝率將如何制定以及本國正版廠商在何種情況下願意提供政治獻金。並且，我們為政府仿冒查緝的工作加入了查緝成本，研究其對於政府仿冒查緝率決策的影響。本文研究後發現，政府必須根據市場規模大小以決定最適查緝率為零或是查緝率上限，且惟有在市場規模為中段之時，本國正版廠商才有意願提供政治獻金進行遊說。此外，若加入仿冒查緝成本，則本國政府最適查緝率為零的可能性將會提高。 / Since the prevalence and availability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 cost of piracy becomes lower and lower. The society is full of counterfeiter and counterfeit, henc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t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is paper assumes that the domestic company obtain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 try to discuss how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determines the optimal enforcement rate and to what extent is the domestic company willing to pay for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if the domestic company is the only one lobbyist. Furthermore, considering the cost of crackdown on imitations, we find that the government decides the optimal enforcement rate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the market, and the domestic company has the desire to engage in lobbying only when the market is in the middle size. If there is some cost of squashing pirates, that optimal enforcement rate is more likely to be zero.

非營利組織在全世界各地的重要性日益提高，這一群以公益為出發點，對於社會福利、環境生態等議題的專業發言，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非營利組織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在全世界各地已經是民主國家的普遍現象。本研究藉由非營利組織、立法遊說策略、策略聯盟的管理與運作之文獻探討，進而對非營利組織的立法遊說之策略聯盟進行研究。主要研究問題包括(一)、非營利組織立法遊說之策略聯盟動機；(二)、立法遊說之策略聯盟夥伴選擇；(三)、立法遊說之策略聯盟管理；(四)、立法聯盟之策略聯盟績效評估。 本研究選擇成功推動立法之非營利組織，包括關懷生命協會、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家暴法修法聯盟、國民年金推動聯盟、個人債務更生及破產法案推動聯盟、民間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法聯盟等七個策略聯盟團體，做為探討之個案對象。經過蒐集文獻資料並深入訪談個案加以分析，研究結論整理如下： (一)、爭議性法案以策略聯盟方式推動，可發揮更大影響力 (二)、輿論對法案相關議題關心程度愈高，成功機率愈大 (三)、信任度、組織形象、合作經驗，為夥伴選擇主要考量 (四)、行政機關共提版本，可降低遊說的複雜性、提高效率 (五)、常設聯盟發言易受政府重視 推動法案成功機會高 (六)、明確的聯盟管理、評估機制，推動法案更有效率 綜合以上結論，本研究對於非營利組織之立法聯盟提出建議包括： (一)、建立政治網絡關係提高法案推動成功機會；(二)、爭取議題發言權，形塑成民意代言人；(三)、積極開發議題並主動與其他組織建立信任關係；(四)、明確的分工、溝通協調機制，立法更具效率。 關鍵字：非營利組織、策略聯盟、立法遊說

本研究從社會行銷與倡導理論出發，探討安寧療護的相關機構如何推廣安寧療護以及其相關政策。社會行銷講究的過程包括計劃、訊息設計、前測、執行、評估及回饋的過程，並講求以顧客的需求做為出發點。因此，安寧療護的推廣是否如同社會行銷的過程或有其獨特的型態呢？其次，倡導理論追求改變環境勝於改變個人的行為，因此立法常為其最終目的，希望藉此創造出合宜的環境與資源以達到與個人行為改變相同的功能。台灣在安寧療護的倡導亦有所發展，如「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成功立法，其中的過程是本研究所欲加以探討的。 綜合而言，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分別是：台灣主要推動安寧療護機構的組織特色等為何？它們如何推廣與倡導安寧療護以及媒體資源與互動情況為何？在媒體報導的呈現部分，安寧療護的媒介報導狀況為何？本研究亦關切：不同媒體的如何報導安寧療護？這些呈現是否隨著時間而有差異？是否可與台灣的安寧療護推廣與倡導有所呼應？ 本研究運用的研究方法是內容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首先分析安寧療護的相關報導內容，以初步了解安寧療護與媒體的關係及其發展狀況；其次深度訪談五個安寧療護相關機構，包括它們如何推廣與倡導安寧療護的過程。 本研究發現社會行銷的方式並不完全通用於安寧療護的推廣上，包括機構並未執行初步的計劃或前測訊息等。而機構彼此共通的問題是資源及人力有限，故一般大眾媒體運用將愈來愈少，小眾且可深入教育的通道則愈受倚重，包括會訊、人際傳播與網路等。倡導方面則發現機構工作人員的所知有限，必須加以訪談初期推動人士以及立法委員等以深入了解，然本研究仍試圖釐出些脈絡。媒體報導方面，九成多的報導皆為中立正面，其中主題以推廣的活動最多，如各式展覽或病房的活動等報導最多，而消息來源又以中華民國安寧照顧基金會居首。簡言之，安寧療護的相關報導並沒有太大爭議，相形下，涉入感或影響力也可能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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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趨勢下，擁有較佳技術的跨國廠商開始以不同方式跨足海外市場，面對國際競爭，本國廠商亦會利用政治獻金干預政府的貿易決策。本文藉由政治獻金遊說模型討論跨國廠商、本國廠商與政府三方的互動關係。本國廠商一方面運用政治獻金遊說政府，政府一方面則在政治獻金與人民福祉的抉擇中做出決策，最後跨國廠商就在給定遊說的關稅水準之下，選擇對其最有利的方式進入國內市場。本文發現除了政府制訂的關稅水準、兩國廠商成本差異外，社會福利權數亦是影響跨國廠商進入模式的重要因素。不同的社會福利權數可以對應出不同的政府政策，而不同的政府政策亦會牽動跨國廠商進入模式的選擇。此時，政府必須要相當重視社會福利權數，則跨國廠商才會選擇使政府效用相對較大的進入模式。 / In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the multinational firm with superior technologies intend to employ various strategies for entering the foreign markets. Confronting thes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then the host country firm usually utilize the political contribution to sway the policy.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multinational firm, host country firm, and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by the political contribution model. Going with the political contribution from the host country firm,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usually works out the policy by considering the tradeoff between political contribution and social welfare. Eventually, the multinational firm selects an optimal entry mode with a given tariff to enter the markets which determined by lobby. Our result demonstrates that besides the tariff and cost difference, the social welfare is also crucial to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 Different social welfare weight brings out various policies which will influence the entry mode of multinational firm. Only when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takes social welfare seriously, the multinational firm will choose the entry mode which makes the government’s utility larger.

在非營利組織之中，由於經理人與組織之利益不一致，因此在甄選新人的過程中可能產生代理人問題，負責甄選的主管可能因任用的標準及心目中的動機而影響聘審的結果。本研究即探討若非營利組織的聘審主管在心目中對應徵新人存有偏見或者考慮應徵新人未來對自身升遷的影響，並考慮應徵新人可採取遊說聘審主管活動下，討論聘審賽局均衡結果的情況。 / In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because benefit between the manager and the organization is different, there would be the agent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new employees. The manager being responsible for employment may consider his criterion and motive to change the selecting conclusion. In our study, we discuss if the manager has prejudice against applicant or he consider if the new employee will affect his promotion in the future. Moreover, we assume the applicant can lobby the manager. How will it affect the selection conclusion? We will construct a lobbying game theory model to do research and we hope could recommend the improving directions for the employ system in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