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五十年代起，工業取代傳統農業生產，經濟大幅成長，加以原鄉謀生困難，原住民族從原鄉遷移到都市的人口也日漸增加。但是，隨著原住民族遷往與原鄉環境大不相同的都市生活時，便產生了許多例如就業、居住、人際關係…等方面的適應問題。而臺灣近年的經濟環境變遷，逐漸朝向國際化、自由化的腳步邁進，以及外勞政策的相繼實行，使得原住民族就業機會減少等等原因，更使得都市原住民在都市生活的處境更為艱難。因此，都市原住民回流部落現象更為顯著。 本研究主要以「推拉理論」說明影響都市原住民移入都市和遷回原鄉的各項因素，並且以過去學者研究了解都市原住民的適應問題，其中包含「邊際人」的身分如何影響都市原住民的都市生活，以及利用「標籤理論」說明族人自身如何解讀社會上對原住民族的負面刻板印象，甚至是否為形成他們回流的原因之一。 因此，本研究經由上述分析與訪談調查，獲致下列結果： 一、過去學者研究結果多發現因為原鄉發展環境不佳，都市工作機會較多，都市生活品質良好，導致族人往都市遷移。雖然，現今的原住民族都市遷移因素仍是因為原鄉就業機會的不足，但是，也由於都市原住民多已經具有一定程度以上的教育水準，並且自我強化觀念的具備，也造成了都市適應問題相對減少。 二、都市原住民回流因素，主要是因為落葉歸根的思鄉之情，亦即原鄉拉力是造成都市原住民回流的主要原因，這也與過去學者研究結果一致。另外，也由於現今交通與聯絡管道的普及，在都市生活中的族人仍與原鄉密切聯繫，因此不致於造成回鄉後的適應困難。 三、依據美國、澳洲、紐西蘭三國原住民族就業與經濟發展政策中「國族建構」的概念，創建一個適宜原住民族長期發展的環境，並且以「能力建構」的原則，強化原住民族發展能力與競爭能力，做為日後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制定的主要思考方向。因此，以上述相關概念與原則對原住民族實際需求的就業與經濟發展、土地、教育、部落關懷等面向提出建議，期望對原住民族的未來生存有實際改善。 四、回流族人雖有都市生活經驗，但是對原鄉仍有相當程度的認同，因此在部落文化的傳承上，不遺餘力。再者，回流族人也以其實際都市生活經驗，改進族人觀念，鼓勵族人，強化自我發展能力，培養競爭力。 關鍵字：都市原住民、原住民族、適應問題、回流、遷徙

論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了解泰國勞工起朔背景歷史至發展過程與變化，之後進而進一步深入探討泰國勞工在外勞輸入國工作時工作與生活狀況與泰國勞工個人心境狀況以及有關工作與生活適應方面之問題產生等問題與狀況。關於泰國勞工工作與生活適應方面問題研究，本論文主要以在台灣工作之泰國勞工為詳細加以探討對象。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文特將研究目標細分成下列四點： 一、探討學者專家發表的外籍勞工之所以為他國勞工之相關文獻及理論，提供後學者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二、探討泰國政府輸出泰國勞工之形成背景、發展之過程、現況與特色所在，主要在提供泰國之所以輸出勞工至國外之背景原因。 三、探討泰國勞工在他國（主以台灣為主）工作之工作與生活之真實狀況、心境問題等，以及所遭遇到之適應問題之形成原因與影響，俾提供泰國與台灣政府與民間單位作為管理泰國勞工和解決泰國勞工適應問題之參考。 四、探討泰國勞工在台工作與生活適應問題之解決根本，經由泰國勞工在台之實際形況的問卷調查、深度訪談以及申訴案件調查後，再取得實際證明發現泰國與台灣政府與有關民間單位之政策、方針與管理方式、解決勞工問題方式與方法等有多方面的缺失與處理瑕疵等，造成泰國勞工問題一直遲遲地無法獲得正確、公平、合理的處理方式。故將所收集到之諸多有關資料作為提供泰國與台灣政府和有關民間單位對於處理泰國勞工適應問題之因應政策與方針之建議與方針參考。

當今社會是一個變化快速、重視物質文明、普世價值多元的環境，復以家庭結構改變及大眾傳媒發達等因素的影響，使得此背景下的青年在進入軍中後，是否會衍生相關適應問題，殊值深究。 基於此，研究者希望透過對士官兵適應問題的蒐整，探討其中潛在因素，除了提供理論貢獻外，尚可讓實際負責官兵生活管理的基層幹部及相關心理輔導工作人員，據以瞭解士官兵在生活適應程度、生活壓力高低、人際關係好壞、憂鬱情緒掌握的程度，藉以做為官兵輔導工作的依據以及改善部隊適應問題政策的參考。 研究對象以立意取樣法，選擇北部地區陸軍單位義務役士官兵1089員為施測對象，最後以1044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有效比率為95.87％） 研究工具依據文獻探討所得資料，結合軍中從事官兵心理輔導工作人員、心理（社工）系所畢業人員、學者專家以及研究者個人工作經驗共同編製 。問卷共有126題，其中120題為測量題，6 題為個人基本資料，內容包含「個人特質」以及「生活適應」、「生活壓力」、「人際關係」、「憂鬱情緒」等四個部分；個人特質則包含受試者的性別、年齡、階級、職務、單位性質、婚姻狀況、以及服役時間等。因素分析結果：生活適應之解釋力為 54.31％，分別命名為環境壓力、身心調適、人際互動、生理需求及正向想法；生活壓力之解釋力為 55.39％，分別命名為連隊壓力、任務達成、管教感受、勤務經驗及支持系統；人際關係之解釋力為 53.15％，分別命名為人際疏離、人際圓融、人際分享、人際信賴及團體領導；憂鬱情緒之解釋力為 60.33％，分別命名為無意義感、情緒轉換、穩定情緒、自我傷害及情緒控制。而整體問卷之內部一致性信度α值為 .98，且其建構效度結果均為解釋同一因素，解釋量為81.25％。 本研究共提出五個假設，有一個假設獲得驗證，另外四個假設獲得部份驗證。研究發現，在適應問題上，士官兵學歷的高低扮演著重要因素，且有學歷愈高者，服役期間的適應問題愈少的趨勢。另外，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了解問卷各因素對士官兵適應問題之預測力，結果發現有效解決士官兵適應問題的方法是從降低其憂鬱情緒困擾、增加其生活適應能力、改善其人際互動關係及紓解其生活壓力感受等四個面向著手；而實際輔導作為則可以從降低個人「連隊壓力」、「無意義感」、「人際疏離」以及「環境壓力」的困擾；提昇個人「身心調適」、「情緒轉換」及「人際圓融」等技巧。因為同時降低或提高一單位上述因素的困擾或能力，就會相對減少士官兵約79.6％的適應問題。 根據研究結果之發現，提出以下十項建議：(一)充實學識，提昇適應能力—學歷愈高者，其適應狀況愈好；因此，提供學歷較低的士官兵在職進修的機會，以提昇其適應能力。(二)適應輔導，建立人際網絡—入伍未滿半年之士官兵，其生活適應能力與人際互動關係均較差；因此，應加強輔導渠等之生活適應能力，以及人際網絡的建立。(三)不適應者，暫予職務調整—擔任文書業務之士官兵，其適應狀況較佳；因此，遇有適應問題之士官兵時，暫時調整其職務或擔任文書類的工作，或可有效改善其適應狀況。(四)服役期間，注意憂鬱情緒—士官兵的憂鬱情緒，並不會因服役時間的增長而減少，表示幹部在士官兵服役期間，均須注意士官兵因憂鬱情緒所產生的適應問題。(五)休假安排，甚獲士兵重視—有近七成六的士官兵擔心自己事情做不好而影響到休假，表示「休假」問題仍是他們相當關心的議題。(六)培養節儉，注意經濟問題—有近四成六的士官兵有經濟上的困擾；因此，應多注意士官兵的經濟狀況，並在平日生活中培養其正確理財觀念，以及節儉勤奮的習慣。(七)服從觀念，平日教育要務—有近七成五的士官兵對長官所交辦的任務均能用心完成，且貫徹命令，這種服從觀念的養成，是各級幹部平日教育訓練的成果，應持續保持並強化精進之。(八)合理管教，重視情緒管理—單位管教作為以及幹部個人的情緒，均會影響士官兵適應狀況的好壞；因此，單位今後更應積極朝向正常、合理的管教作為，並增加幹部情緒管理及溝通技巧等學能，落實凡事「說清楚」、「講明白」之雙向溝通模式。(九)增加適應，改善外在環境—影響士官兵適應狀況的不外乎是個人內在認知問題、外在環境問題以及個人與環境互動的問題，要改變個人內在認知的困難度或許比較大，但外在環境的改變卻是顯而易做的，而且可收具體實效。(十)適應問題，有賴體系解決—部隊管理者在處理士官兵適應問題的方法時，可從降低其憂鬱情緒困擾、增加其生活適應能力、改善其人際互動關係及紓解其生活壓力感受等方向著手。 最後，針對未來研究發展方向提出五點看法：(一)質性研究之發展—針對士官兵的填答結果實施訪談，進一步了解其內心世界及想法，以期獲得量化資料所無法窺知的細微資料。(二)不同軍種之比較—了解不同軍種的士官兵在適應問題上，與本研究之差異。(三)志願役軍官及士官兵之探討—以了解志願役軍官及士官兵在適應問題上，與本研究之差異。(四)役前社會工作經驗之探討—了解士官兵役前社會工作經驗長短，對其部隊適應良窳的影響。(五)其他國家之探討—了解其他國家部隊士官兵的適應問題，以及對適應不良士官兵之輔導策略，提供國軍日後精進作法之參考。

本研究目的是欲探討青少年處理認同議題的方式（即訊息取向、規範取向、散漫-逃避取向等三種認同策略）與適應問題之關係。青少年採用之認同策略與適應問題之關係為何？過去的研究未能獲得一致的結論。本研究認為主要的理由有二：一是測量工具的問題，過去常被研究者採用的測量工具—認同風格量表，僅能測得個體對於認同策略的「偏好」，而忽略了在不同的認同範疇下，青少年可能會採用不同的認同策略，進而影響認同策略與適應的關係；一是理論觀點的問題，過去這方面的研究多是從西方文化的角度切入，而未考量文化差異之影響。這兩點理由反映出，並非某一種認同策略必然對應於特定的適應結果，而是受到「脈絡」的影響。為此，本研究首先界定出青少年階段較為重要的兩種認同範疇：學習範疇與日常活動範疇，並將三種認同策略放在此兩種特定的認同範疇下，以編製新的測量工具—青少年認同策略量表；進而探討在台灣社會文化下，不同認同範疇之認同策略與青少年適應問題之關係。此外，本研究進一步探討青少年的個別差異（包括性別差異與發展階段之不同）如何調節認同策略與適應問題之關係。 本研究選取946位台北地區的國、高中在學生為研究受試，以自陳量表的方式填答背景資料、青少年認同策略量表，與青少年自陳量表（含內、外化問題行為）。男女人數分別為487與459人；國、高中生人數分別為456與490人。研究結果顯示，就整體青少年而言，隨著脈絡之不同，三種認同策略與青少年適應問題之關聯也有所不同。不同於西方文化強調訊息取向的適應價值，在台灣社會文化下，規範取向較有利於青少年適應，訊息取向次之，散漫-逃避取向則不利於青少年適應。認同範疇的不同決定了訊息取向對於適應的影響方向：學習範疇的訊息取向可些微降低適應問題，日常活動範疇的訊息取向則增加適應問題。 青少年在性別與發展階段的異質性則調節了認同策略與適應問題之關係。在性別方面，無論男女，規範取向皆可降低受試的適應問題，散漫-逃避取向則增加適應問題；但只有對男生而言，訊息取向才會顯著影響其適應問題。在發展階段方面，對國中生來說，只有學習範疇的規範取向與散漫-逃避取向影響其適應問題，日常活動範疇的認同策略並不具有影響力。在高中階段，兩種認同範疇的認同策略皆對於適應問題有影響，訊息取向對於適應問題的影響力到高中階段才被凸顯。 本研究結果說明了，有關認青少年同策略之使用與適應問題之關係，需放在脈絡下來探討；不同脈絡下，認同策略可能帶來不同的適應結果。而在特定脈絡下，青少年的個別差異則可調節認同策略與適應問題之關係。根據研究結果，我們進一步從研究者與實務者的角度來討論三種認同策略對於青少年之功能。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ays in which adolescents approach identity issues (i.e. the three identity strategies: information-oriented, norm-oriented, and diffuse/avoidant-oriented) and adjustment proble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strategies and adolescents adjustment problems has not been consistently replicated. Two reasons were considered: one was the limit of the Identity Style Inventory (ISI), which was extensively used to measure identity strategies. However, ISI could only measure the individuals’ “preference” of specific identity strategy, it ignored that people may use different identity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other reason was the limit of theoretical view. In the past, such research issue was executed by the Western researchers; they didn’t consider the effects of culture differences. Our assumption was that one specific identity strategy will not necessary bring a specific adjustment outcome, but be influenced by “contexts”. For testing this assumption, we first identified two important identity domains in adolescence: learning domain and life-activity domain. Then, the new measurement tool named the Identity Strategy Inventory for Adolescence (ISI-A) was developed which measure three identity strategies in the two identity domains. Then, we used ISI-A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s’ identity strategies and adjustment problems in Taiwan. Furthermore, we explore how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gender difference and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strategies and adolescent’s adjustment problems. 946 students (487 males, 456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were recruited. All students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on personal and family background, ISI-A, and Youth Self-Report Checklist (YSR) which measured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strategies and adjustment problems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ntext. Information-oriented was considered the beneficial identity strategy in Western culture, but we found norm-oriented was more beneficial to adolescents’ adjustment than information-oriented. Like the findings in Western culture, we found diffuse/avoidant-oriented was detrimental to adolescents’ adjustment. Different identity domains determine the values of information-oriented. In learning domain, information-oriented was somewhat beneficial to adjustment, but in life-activity domain, information-oriented was detrimental to adjustment. Gender differences and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adolescence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strategies and adjustment problems. In the two identity domains, norm-oriented reduce and diffuse/avoidant-oriented increase adolescents’ adjustment problems across different genders, but information-oriented influence only male’s adjustment problems. For junior high school’s students, adjustment problem was influenced by norm- and diffuse/avoidant-oriented in learning domain, but wasn’t by any identity strategies in life-activity domain. For senior high school’s students, however, identity strategies in the two identity domains have effect on adjustment problems. Furthermore,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oriented was highlighted i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t’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s’ identity strategies and adjustment problems in “contexts”. A specific identity strategy brings to different adjustment outcomes in different context. In a specific contex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ce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strategies and adjustment problem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we further discussed the three identity strategies’ func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researcher and practitioner.

本研究旨在瞭解台灣地區大學生的網際網路使用行為、性別、社會焦慮與網路諮商意願、生活適應問題接受網路諮商意願之關係。首先，瞭解大學生之網際網路使用行為、社會焦慮、網路諮商意願、生活適應問題接受網路諮商意願之現況，以及其間之性別差異。其次，在瞭解網際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諮商意願、生活適應問題接受網路諮商意願之關係；性別與網路諮商意願、生活適應問題接受網路諮商意願之關係；社會焦慮與網路諮商意願、生活適應問題接受網路諮商意願之關係；性別與匿名與否之交互作用；社會焦慮與匿名與否交互作用。 本研究受試者透過網路收集，國內外各大學院校之大學生共484位（國內大學院校學生人，在國外唸書的中國學生人），男性大學生247位，女性大學生237位，所採用之工具為「網際網路使用行為問卷」、「互動焦慮量表」、「網路諮商方式意願調查表」、「生活適應問題接受網路諮商意願調查表」四種。研究中所採用之統計方法包括皮爾森積差相關、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典型相關。 本研究之主要結果如下： 一、大學生上網找尋資料、閱讀文章或發表文章的頻率以每天一次以上的人數最多（64.9％），上網與他人交談或寄信回信的頻率，以每天一次以上的頻率最高（48.8％）。每次上網找尋資料、閱讀文章或發表文章的時間，以每次一小時至一小時59分最多（42.1％）。每次上網與他人交談或寄信回信的使用時間，以每次一小時以下最多（45.7％）。對整體網際網路使用滿意度上，逾半數表示滿意，各項網際網路功能中，E-mail、WWW、BBS為大學生的最愛。 二、男性大學生的網際網路使用率高於女性大學生。在每次上網找尋資料、閱讀文章、發表文章、與他人交談、寄信回信的使用時間上，女性大學生平均使用時間皆高於男性大學生。整體網際網路使用經驗滿意度，女性大學生高於男性大學生。 三、全體大學生在面對權威人物與陌生情境時，皆易感到社會焦慮，社會互動情境易覺得緊張、不自在。男性大學生在面對權威人物、陌生情境及社會互動情境焦慮，較女性大學生易有焦慮的情形。 四、不匿名網路諮商與需要見面網路諮商，大學生接受意願最低。匿名且不需見面網路諮商，男女大學生接受度最高。不匿名且需要見面網路諮商，接受度最低。需要見面網路諮商在匿名與不匿名兩種情況下，男性大學生接受意願皆高於女性大學生。 五、大學生對生活與生涯適應問題，願意採取不匿名網路諮商，在性、愛、人際關係、家庭關係、身心困擾，皆傾向匿名網路諮商。男女大學生在生活與生涯適應，願意採取不匿名網路諮商，其餘皆傾向匿名網路諮商。 六、大學生網際網路使用行為的不同，並未在匿名情況下之網路諮商意願達到顯著差異。 七、大學生在網際網路使用次數、每次使用時間等各行為上的不同，在不匿名情況下之網路諮商意願，並未達到顯著差異，但對網路使用經驗滿意度高之大學生，對網路諮商的接受意願較高。 八、大學生在網際網路使用行為上的不同，在生活適應問題接受網路諮商意願上，並未達到顯著差異。 九、在匿名情況下，男性大學生在「需要見面網路諮商」的網路諮商意願上，較女性大學生有較高的意願。 十、在不匿名情況下，男性大學生在「需要見面網路諮商」的網路諮商意願上，較女性大學生有較高的意願。 十一、男性大學生在面臨「性、愛、人際關係」生活適應問題時，較女性大學生願意採取匿名的方式接受網路諮商。 十二、大學生的社會焦慮，匿名情況下，在接受網路諮商的意願上，並未有顯著正相關。 十三、越具有「權威人物與陌生情境焦慮」與「緊張彆扭」社會焦慮大學生，越不傾向接受，在不匿名情況下之「不需見面網路諮商」與「需要見面網路諮商」的網路諮商。 十四、大學生的社會焦慮，與生活適應問題接受網路諮商意願，並未有顯著的正相關。 十五、大學生的性別與匿名抑否未呈現顯著交互作用，匿名抑否達顯著差異。在「不需見面網路諮商」，大學生在接受網路諮商意願上，接受匿名方式的意願，高於不匿名方式。在「需要見面網路諮商」，大學生在接受網路諮商意願上，接受匿名方式的意願，高於不匿名方式。 十六、大學生的社會焦慮與匿名抑否未有顯著交互作用，匿名抑否達顯著性差異。在「不需見面網路諮商」，大學生在接受網路諮商意願上，接受匿名方式的意願，高於不匿名方式。在「需要見面網路諮商」，大學生在接受網路諮商意願上，接受匿名方式的意願，高於不匿名方式。 十七、全體大學生其性別、網際網路使用行為、社會焦慮、網路諮商意願、生活適應問題接受網路諮商意願之間，顯著的具有典型相關，較常使用Netmeeting的大學生，不論在匿名或不匿名情況下之「需要見面網路諮商」，有較高的接受意願，對「性、愛、人際關係」之生活適應問題，對網路諮商也有較高的接受度。 本研究根據上述結果加以討論，並提出若干建議以供未來研究及教育與輔導工作之參考。

現代意義下的繼承法制，雖可用超越世代間之財產法上權利義務清算與移轉加以描述，但在大陸法系國家幾乎以概括繼承為原則的背景下，仍無法否認在此項兼具身分法與財產法兩面性質的制度中，大陸法系國家乃趨向前者；英美系國家則更偏重繼承制度之財產法面向，因而在衝突法則之立法理念上產生繼承統一主義與分割主義之區別。此項制度歧異倘涉及複數國籍人，或財產不在一國之內的繼承事件時，將成為一項棘手的問題。而在現代國際交流頻繁的情況下，舉凡勞動人口之海外派遣、國際投資，乃至於留學、旅遊等，皆可能增加涉外繼承案件的發生。因而在規範面有所不同、事實上有發生涉外繼承案件機會等因素下，建構完善之繼承準據法，乃成為國際私法上一項重要的課題。 在考量統一主義與分割主義之利弊後，並參考國際公約及其他國家關於繼承準據法之立法例，本文贊同以統一主義作為繼承準據法之立法原則，並在其追求以單一規範作為適用原則的前提下，使涉外繼承案件之處理盡可能簡化。至於我國現行之規範，因設有對我國籍繼承人特留分保護之例外規定，此就自國民之利益保護而言雖無不當，但在此項例外存在之下，應如何定位我國繼承準據法之立法主義？且本項但書規定制定之時空背景早已變遷，解釋上又存有爭議，凡此皆令人質疑我國現行規範，是否足以因應當代之涉外繼承紛爭。再就無人繼承財產之現行規範，文義上僅針對外國人於我國遺有財產且無人繼承之情形加以規範，對其他可能發生之無人繼承則未明文，故在規範設計上仍有改進的空間。 接下來，本文進一步探討繼承準據法之適用範圍及與其他準據法之關係。首先，在定性問題上，由於其僅為涉外案件準據法選擇及適用上之初步階段，故本文認為與其在此階段便將自國法所無之實質法繼承制度排除，毋寧透過國際私法上其他法技術，如反致、適應問題、公序良俗條款等，解決法庭地法院在處理涉外案件上之困難。其次，本文參照實質法層面之繼承制度架構，依序從繼承開始、繼承人、繼承財產、遺產管理，乃至於無人承認繼承等問題，探討各該部分在牴觸法層面之問題。針對繼承開始，雖然我國民法於二００九年六月修法後，將繼承法制之原則變更為「概括繼承限定責任為原則，拋棄繼承為例外」，但在拋棄繼承之實質內容仍與大陸法系國家之典型內容極為相似的前提下，以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五條第一項關於法律行為方式之準據法作為形式要件之依據，不僅在法律明確性上有所本，又可避免行為地法和被繼承人本國法之爭議。其次，繼承人之相關議題上，本文之重點在處理以繼承為本問題之先決問題，以及其他關於繼承人能力、順位，繼承權之得喪變更等純由繼承準據法處理之問題。另就繼承財產之部分，主要重點在於遺產之構成與移轉，究竟應受何種準據法支配之問題。對此，外國學說上有所謂「個別準據法突破總括準據法」，使如不動產繼承、侵權行為所生損害賠償債務之繼承等問題，累積適用各該權利義務之準據法及作為總括準據法之繼承準據法。此項議題在外國經過多年的討論，至今仍無定論，故本文對此部份，僅整理可能的發展方向，以供解釋或立法上之參考。此外，由於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對所謂「遺產管理」之認知不同，故也造成抵觸法層面上之衝突。此問題不僅牽涉概念界定之爭，尚因其多半涉及實體法與程序法交錯之事項，如遺產管理、遺囑執行等，故於準據法的選擇與適用上更形複雜。為使討論方便，本文以「廣義遺產管理」之概念涵蓋大陸或英美法系下認知之遺產管理及遺囑執行等事項，並納入英美法系中牽涉繼承開始與否，且作為遺囑執行前提要件之檢認制度。而就廣義遺產管理之抵觸法選擇，本文於結論上亦秉持一貫脈絡而採統一處理之模式。關於無人承認之繼承，爭議多集中在法律性質與準據法之適用範圍。雖然世界各國幾乎皆將此類遺產歸屬國庫，但在歸屬權法律性質上仍有先占權主義與繼承權主義之爭，並在抵觸法上形成適用財產所在地法，或繼承準據法之歧異。本文對此，贊同將無人承認繼承理解為繼承和先占以外之公益說，並將其與先占主義結合，使無人承認之繼承成為保護內國公益之必要設計。至於準據法之適用，考量到無人繼承遺產之本質，仍有若干同於一般繼承之需求，且遺產之種類亦未必限於有體物，故以財產所在地法作為無人承認繼承中遺產歸屬之準據法，應屬最能早日終結遺產於法律上處於不安定狀態之選項。 我國法上對反致之適用前提乃需準據當事人之本國法，而我國之繼承準據法係以被繼承人本國法為準據法，故在形式上應肯定我國涉外繼承案件有適用反致的可能。而在反致與涉外繼承之關係中，本文僅就適用反致條款對繼承準據法之影響，以及廣義遺產管理上之隱性反致加以探討。前者透過對日本法制演變脈絡的檢討，啟發了統一主義國家，究竟應對繼承準據法統一處理之要求堅持到何等程度的質疑。而廣義遺產管理上之隱性反致，本質上乃外國法之解釋問題。對大陸法系國家而言，此種以追求統一處理為原則，卻在法規範技術操作下得出分割處理的結論，正可作為其與英美法系制度衝突下，追求統一處理遺產管理事項之配套措施。 本文基於立法理論、現行規範、適用範圍，以及反致與繼承準據法之關係所呈現的問題意識上，進一步從連結政策的角度探討繼承準據法之問題。於客觀連繫因素之部分，討論傳統上於繼承準據法常見之國籍、住所，以及財產所在地等客觀連繫因素，同時也就晚近新興之常居所，和一九八九年海牙公約所建構之階段適用立法模式加以研究。而在主觀連繫因素之部分，則從理論依據和實際立法上，研究繼承準據法之範疇中，應否允許被繼承人於生前事先選擇繼承準據法，並在最後得出現行之繼承準據法應有修正必要之結論。最後並於結論上從立法目的、準據法之立法理念、主客觀連繫因素之採擇，以及修正幅度等面向，提出我國繼承準據法未來可能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