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拜資訊科技突飛猛進之賜，各國金融體系及業務迅速邁向全球化發展，國際間金融市場結合愈趨緊密，不僅促使金融商口推陳出新，更使會行、證券、保險間之業務區隔及差異漸趨模糊，全球金融業均邁向跨業經營，並朝向大型集團發展。 筆者從民國86年起分別為兩銀行企劃並建置客服中心，擔任使用者業務需求與資訊系統廠商之間的溝通與專案執行。每案的建置成本都高達台幣數千萬，算來也算蒙老闆支持與信任，迄今已花掉8位數的預算。目前進行中的是電話行銷系統及銷售管理，從組織定位、人員培訓業務執行、銷售商品到系統穩定性，樣樣都很令人傷腦筋，也所費不貲。究竟值不值得銀行自建電銷中心去跟保險公司分享利潤呢？因此認為在行銷導向的時代中，實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 本研究以量化分析為主，因此以某本土銀行自組之電話行銷團隊，以自身銀行近期有信用卡消費之客戶為對象，篩選第一批為最近半年內有刷卡消費，且繳款紀錄正常之信用卡為標。第二批則篩選三個月內新申辦戶。藉以測試兩批名單，看看何者接觸率與成交率較高並藉由成交者各種資料，以十項變數的統計與分析，企圖歸納出銀行保險的較佳電銷對象具有何種特質？希望藉此篩選出高效益之准成交戶名單，作為後續電話行銷活動的參考。

為了因應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潮流，金融自由化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必經的階段，在利率、匯率管制相斷解除後，金融機構設立限制的解除，已成為必然趨勢，而開放新商業銀行設立，更是金融自由化重要里程碑。新商業銀行開放，可增加我國銀行產業競爭程度，促使銀行業經營更具效率，且可使金融體系更加活絡。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新銀行加入營運後，我國銀行產業結構與獲利之間關係，究竟符合傳統結構－行為－績效假說或是符合效率結構假說；其次為探討銀行產業是否存在著支出偏好行為。 　　本研究對象為本國三十八家新舊商業銀行，八十二年至八十四年財務資料，利用混合時間數列與橫斷面迴歸分析方法(Pooled Time Series and Cross-section analysis)進行研究分析。 　　實證結果彙總如下： 　　一、我國銀行產業結構與獲利間關係，符合傳統結構－行為－績效假說，即產業有高度集中現象，銀行間存在著勾結、協議或默契的聯合行為，藉由提高價格或差別取價格行為，來賺取超額利潤，銀行高獲利率原因為市場結構使然，而非其有優越生產效率。 　　二、我國銀行業存在著支出偏好行為，亦即市場結構會影響管理者權衡行為，在支出行為表現為過高的薪資費用與購買過多的設備。 　　三、新銀行在獲利表現方面不如舊銀行。 　　四、我國銀行業存在著規模經濟現象，銀行可以藉合併來擴大經營規模，以降低成本，提高獲利率。

在國際金融環境朝自由化、國際化方面發展，為求企業生存之道，歐美等 先進國家經常發生之購併情形，也陸續在我國金融環境中展開。我國在1990 年代初期，開放新銀行設立，先後核准16家設立，連同之前已設立經營之銀行， 每年開設多家分行，隨著分支機構增加，我國銀行競爭情形，日趨激烈。各銀 行為爭取業務，在授信客戶選擇方面，標準降低，利差縮小，加上景氣衰退影 響，部分銀行或基層金融機構發生虧損情形，無法繼續經營。政府為加速解決 問題金融機構，除由指定銀行合併問題金融機構外，在合併措施方面，訂定多 項法令規定，鼓勵金融機構自發性合併，藉以提升我國銀行競爭力。 本研究旨在研究我國銀行合併情形，並以個案銀行為例，研究個案銀行如 何進行合併規畫，以及在合併過程中所發生問題。被合併銀行因經營發生虧損， 員工為保障工作權及自身權益，組成工會，並曾發生抗爭情形。本研究對個案 銀行進行探討，發現個案銀行以關懷人性為出發點，重視工會意見，並以優於 標售條件，聘用留任員工，讓員工感受誠意，在和諧情形下，順利化解工會問 題。 個案銀行係由內部自行組成整合工作小組，進行合併工作。整個合併作業 時間約在三個月左右，過程雖然艱鉅，但能在指定時間完成合併事宜，惟仍有 多項整合事項持續進行中。在合併後，各項業務呈現穩定成長情形，市場占有 率隨之提高。整體而言，個案銀行合併過程尚屬順利。本研究最後並提出結論， 並對銀行業者、政府機關與後續研究者作出建議。

私人銀行一直給予人一種尊貴的神祕感，筆者透過起源地瑞士與其後興盛地美國的私人銀行業務發展歷史與現況進行說明，希望讓讀者更了解私人銀行的業務。綜合過去與現在私人銀行在歐美的發展狀況及成功因素進行研究，進而釐清私人銀行與財富管理的不同之處。 中國在2010年正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本論文針對中國總體經濟發展現況，個人財富的增長與高資產及超高資產人士分布區域與所擁有投資資產占比、投資行為以及投資偏好進行研究，用SWOT分析比較中資銀行在中國境內心發展私人銀行的優勢與所面臨的困境與威脅。 最後以澳新銀行〈ANZ〉跨足中國市場之條件與目前在香港發展的現況進行說明。最後則提出澳新銀行〈ANZ〉所具備與其他銀行差異化的條件與優勢及劣勢，進而提出其面對中國高資產人士財富隱藏及保存需求，發展吸引中國高資產人士之策略建議。

截至2012年5月底為止，台灣已有7家銀行在中國大陸設立分行營業，並將開辦人民幣業務，但是相較於外資銀行在中國大陸多年的佈局，台灣銀行業起步才剛開始。如何把握住中國大陸政府未來的政策方向，並把外資銀行的業務發展當成借鏡，來分析台灣銀行業登陸之後的業務方向和挑戰，實為值得探討的重要議題。 本研究先說明外資銀行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歷程以及目前的現況，接著藉由分析外資銀行和中資銀行的經營情況及收入結構，發現外資銀行比中資銀行有更多元的非利息收入來源，比重明顯比中資銀行高出許多，這點可以當成台灣銀行業業務方向的借鏡。此外，從《ECFA》的優惠條件、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的內容、中國大陸目前政策發展的方向並配合台灣銀行業本身的優勢，研究歸納出台灣銀行業的發展機會：1.從廣大的台商市場拓展相關業務；2.往中國大陸中西部及東北部設立據點；3.著重發展中小企業金融；4.將海西特區和天津濱海特區作為進軍中國大陸其他區域的跳板；5.配合中國大陸政策方向，在溫州的金融改革試驗區、浙江省麗水市的農村金融改革試點以及未來可能的改革試驗區和開放業務，尋找突破點。 台灣銀行業在既有的機會上，業務可以朝以下的方向發展：1.以台商市場當成圓心，拓展其他業務；2.根據本身的優勢以及未來發展目標決定登陸後的客源服務對象；3.不能只注重在利息收入的業務項目，對於非利息項目都要有所考量，才能立足在競爭激烈的中國大陸市場。 台灣銀行業前進中國大陸雖然有發展的機會但也同時面臨許多挑戰，因此必須借鏡外資銀行的發展經驗，並善用目前中國大陸的政策導向，同時發揮本身之優勢，做好審慎的策略規劃，才能在競爭激烈的中國大陸市場找到立足點。

本論文包括3篇有關「銀行脆弱性」及「銀行失敗」議題之研究。編輯安排如下：第一篇為「資本流入與銀行脆弱性—跨國比較」、第二篇為「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和之後的銀行財務結構，能提供哪些訊息？」、第三篇為「預測銀行失敗—採用個體與總體資料」，而結語與未來展望則置於此三篇論文之後。 第一篇「資本流入與銀行脆弱性—跨國比較」的研究動機與結論為：全球資本流入在國際整合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性與日聚增，而且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健全性的影響，又成為關鍵議題。然而，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有正面及負面的影響(The World Bank，1997)，就正面而言，資本流入可為銀行體系挹注資本，藉此強化銀行體質。但相反地，大規模的資本流入，將導致銀行放款劇增，即所謂的「信用擴張」，放款快速增加的同時，由於業績壓力往往無法慎選客戶，因而使放款品質低落，將增加銀行部門的脆弱性。 僅管，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脆弱性有正面與負面的影響，但過去學術上的研究卻極少討論這兩者的關連。而個別的討論卻非常多，例如，文獻上討論資本流入時，偏向於資本流入對總體經濟面的影響，例如，資本流入對匯率及股價之影響，(Calvo et al.，1993；Dooley，1996；Obsfeld，1998； Eichengreen et al.，1998及Wang and Shen，1999)，或是資本流入的成因(如Calvo, Sahay and Vegh，1995；Calvo, Leiderman and Reinhart，1994及1996；Gavin and Hausmann (1996)；Fernandez -Arias and Montiel，1996等研究)。同樣地，文獻上研究銀行危機時，多偏向研究銀行危機發生的原因，這包括個別銀行失敗的原因(如Thomson，1991；Gonález-Hermosllo，1999)。或總體經濟變數分析(如Caprio and Klingebiel，1996 及Demirgûç-Kunt and Detragiache，1998a 提供銀行危機發生的期間，後續研究如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Hardy and Pazarbaşioğlu，1998及Glickand Hutchison，1999 皆以上述銀行危機發生的特定期間，分析標的國的總體經濟特性)。但是同時探討資本流入與銀行脆弱性的文獻卻不常見，除了Calvo et al. (1994) 、Goldfajn and Valdes (1997) 、Demirgûç-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a)。Calvo, Leiderman, and Reinhart (1994,1996)、Calvo (1996)及Gavin andHausmann (1996)指出，資本流入之後，常伴隨著實質匯率升值、外匯存底增加，使總體經濟環境暢旺， 因而推升資產價格，使得抵押品價值增加，更促使國內金融機構樂意提供廠商、及家計部門投資或消費的資金需求，造成銀行過度放款，埋下了銀行脆弱性的隱憂，故資本流入予人印象往往是造就過度擴張或銀行脆弱性之同義詞。Goldfajn and Valdes (1997) 及Detragiache (1999)也強調，資本流入透過金融機構的傳遞過程， 將使國際收支危機， 增加銀行脆弱性， 甚至演變為銀行危機。Demirgûç-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a)以金融自由化角度，認為金融自由化程度愈高，則資本流入程度愈高，以此探討對銀行脆弱性的影響，他們以53個國家為樣本，研究期間為1980-1995，他們發現金融自由化將增加銀行危機發生的機率，但Demirgûç-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b)就Calvo, Leiderman, and Reinhart (1994) 所提出的假說進行實證研究，但卻未發現顯著性的結果支持上述假說。 本文的主旨即是研究資本流入是否對「銀行脆弱性」有不利的影響。如果有，資本流入是如何影響銀行體系呢？這是個實證的問題。 本文以1993-1998年資料為樣本，研究30個新興市場/國家，發現在「總體環境不健全」之下，資本流入確實會對銀行體系構成威脅，而且有不對稱效果存在，支持我們的假說，例如，外人證券投資在「經常帳過度惡化」、在「經常帳過度惡化」、「過度投資」的總體脆弱性之下，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構成威脅的程度增加。但在「總體健全區」則未有一致的結論。而其它資本流入，如FDI，FOI及FA在「過度消費」的總體脆弱性之下，對銀行體系有不利影響。 第二篇「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和之後的銀行財務結構，能提供哪些訊息？」的研究動機則為： 儘管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後，許多研究紛紛就總體面，探討其成因與金融風暴發生之前與之後的比較，但是就個體面，研究亞洲國家銀行的財務比率，在金融風暴之前與之後變化的討論卻非常少。大部分的文獻均討論金融風暴前的金融體系變化。例如，Karim (2001)和Laeven (1999)分別以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及資料包絡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衡量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與韓國等國之銀行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的效率性；Bongini et al. (2000)及Reynolds et al. (2000) 也以上述國家為標的，分別以Logit 與 OLS 迴歸模型檢視亞洲國家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銀行的財務結構的表現。Bongini et al. (2000)、 Karim (2001)andLaeven (1999)更以所有權區分樣本，分為公營 (state owned)、民營(private owned)、家族銀行 (family owned)及外國銀行(foreign owned)，他們發現民營銀行比公營銀行更具成本效率性，外國銀行是民營銀行中表現最佳的，而家族銀行發生倒閉的風險較高；而資產規模愈大的銀行愈享有規模經濟。 Bongini et al. (2000) 與Laeven (1999)在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協助之下，更進一步地依亞洲五國之銀行在金融風暴之後，經金融重建委員會處理的情況，分成失敗、準失敗及非失敗銀行，所謂的失敗銀行是被勒令關閉的銀行，而準失敗銀行就是銀行被要求增資或是營運暫時被凍結的銀行，這樣的區隔再結合上述所有權的分類， Bongini et al. (2000) 與Laeven (1999)發現外國人持股比率愈高的銀行發生失敗的機率愈小；相對地，家族性銀行發生受創的機率相較其他的分類上更高。就資產規模大小上，愈大的銀行愈容易受創，但卻不容易倒閉，使得「太大以致於不能倒閉」(too big to fail)的說法得到驗證。而且，Bongini et al. (2000)更發現CAMEL制度的指標，如「備抵呆帳佔資本比率」、「放款成長率」、「淨利息所得佔總收入比率」、「資產報酬比率」等指標，能事先提供預警的功能。 Reynolds et al. (2000)由另一個角度切入，他們探討亞洲金融機構在金融風暴之前銀行財務結構與財務表現之關聯性，以此討論銀行監理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角色。銀行財務結構變數包括銀行資產規模、淨收入、行政費用、及時間等結構性變數；獲性性變數包括資本適足率、流動性及放款比率。Reynolds et al. (2000) 研究發現銀行的獲利性與銀行資產規模大小成正比，然而資本適足率卻與資產規模成反比。而且泰國、韓國及印尼銀行的放款比率較高，但獲利性反而偏低，這也許就是引發亞洲金融風暴的前兆。 雖然這些研究從不同構面對金融風暴之前的銀行財務結構面，提供相當程度、且清楚地闡述，但他們均著重於金融風暴之前銀行的財務結構面或效率性，而同時討論事前、事後的研究卻非常少見，因此亞洲國家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與之後，金融體系之財務結構的變化究竟為何？研究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更加了解金融風暴的本質。 本文試圖回答下列三個問題： 比較亞洲五國失敗銀行與非失敗銀行的財務比率，是否有顯著的變化，這可幫助我們瞭解亞洲這些國家，對失敗銀行作出緊急處理的金融改革依循標準為何？非失敗銀行的財務狀況是否優於失敗銀行？Bongini et al. (2000)發現一有趣現象，只要資產規模較大、家族銀行之資產品質較脆弱，應該是容易失敗，但反而是民營銀行發生失敗的機率較高。 亞洲金融風暴之前與之後，所有權屬於哪一類的銀行財務表現最佳與最差？Bongini et al. (2000)、 Karim (2001)和Laeven (1999)只就亞洲金融風暴之前進行研究，發現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民營銀行的表現最佳、公營銀行的表現則最差。而金融風暴之後的情況尚未被回答。 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後，哪一類的銀行愈能屹立不搖呢？ 而第三篇「預測銀行失敗—採用個體與總體資料」(Prediction of Bank Failures Using Combined Micro and Macro Data) 的研究動機則為： 在過去二十年，許多國家的金融部門曾嚴重地受創，而亞洲金融風暴無預警地爆發，引發學者及政府部門對現有金融預警系統提出質疑，如果現存預警模型有效，為何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沒有一些蛛絲馬跡？傳統上，預測銀行脆弱性有兩套預警系統。第一類是個體方法 (Micro Approach)，係以一個國家的個別銀行財務報表的資料，解釋銀行失敗的原因，研究者所選擇的資料，是根據CAMEL的指標，以預測銀行失敗。 第二類係以總體方法 (Macro Approach)，採用許多國家的總體資料(如GDP成長率、利率等)，來預測銀行危機發生的機率。Demirgüç-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為第一篇從事系統性跨國的研究，以65個工業及開發中國家為研究樣本，討論總體經濟面與機構變數(institutional variables)在銀行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發現：總體經濟的失衡(經濟成長衰退、信用過度擴張)、市場紀律不夠充分 (不恰當的存款保險、過速的金融自由化)，將導致銀行危機的風險增加。因為總體資料相對地較容易取得，故採用總體方法的研究最為常見，Eichengreen and Arteta (2000)提供相當完整的文獻整理，而且明確地指出有必要區分出「穩健指標」 (robust indicators) 及「脆弱指標」(fragile indicators)，前者是在其他條件改變之下，指標仍能提供金融預警；而後者則在某些情況之下，例如不同模型的設定，方能提供金融預警的功能。他們研究發現「穩健指標」包括「國內信用」快速地成長、「銀行負債佔準備的高比率」與存款利率的控制；而「脆弱指標」則為「匯率制度」、「金融自由化」及「存款保險」。 分別使用個體資料或總體資料針對銀行危機預警，可能僅解釋部分事實。例如，只使用個體資料不能解釋：在不同總體環境之下，為何有些銀行會失敗？但有些銀行卻仍能活存？反之，使用總體資料方式，也有類似的困境，例如，無法解釋為何在相同的總體經濟環境衝擊之下，有些銀行會倒閉，但有些銀行卻能屹立不搖？所以，單獨考慮個體方法或總體方法，可能都只是了解事情真相的一面。 儘管政策制定者和學者逐漸相信：銀行危機應該同時受個體因素及總體環境所影響。但是卻少有研究同時就個體因素與總體環境，探討銀行失敗的原因， González- Hermosllo (1999)首先指出這一點，其研究以美國本土的三個州及墨西哥、哥倫比亞為樣本。造成這少有同時研究個體方法和總體方法的原因，可能是欠缺每一國家銀行失敗的資訊。例如，由個體面分析的文章，往往針對自己國家銀行失敗進行研究，而較少討論不同國家銀行失敗的原因，這原因即可能在於，研究者對自己國家的銀行的失敗例子非常熟悉，相對地，對於其他國家的銀行失敗的個案並不了解，這是因為銀行失敗的資訊並不是完全公開的資訊，或者是公開卻不是有系統地紀錄，除非是「在地人」，否則不易獲得這方面資訊。故在現實上，同時採用兩種方法並不容易。 本篇的研究目的即嘗試同時考慮個體方法論與總體方法論，藉以研究亞洲五國銀行失敗的原因，這亞洲五國包括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在同時考慮這二種方法論時，我們同樣地遇到上述的「資訊缺口」，故如何克服這「資訊缺口」，成為本文最大挑戰。首先，為降低上述這「資訊缺口」，我們限定討論的範圍為亞洲地區的國家，更由於跨國個體銀行資料的限制，故研究期間設定為1993-2000年。其次，銀行失敗或重整的名單對所有的學者而言，都是一大挑戰。世界各國對自己國家銀行的失敗都傾向秘而不宣，以降低系統性風險，所以除了當地人，外界很難完全知道一國哪些銀行發生失敗。本文以Laeven (1999) 及Bongini, Claessens, and Ferri (2001)，探討亞洲國家的失敗銀行的研究為基礎，先有了這些國家失敗銀行名單，再配合相關的網站的資訊，找出此五國其他可能遺漏的失敗及重整的銀行名稱，如此我們可說有相當完整的失敗銀行名單。而找出這些銀行的屬性是另一個挑戰。判斷銀行是隸屬於政府、財團、或是家族等所有權結構，不是一個容易得到的資訊。我們仍是由Laeven (1999) 及Bongini et al. (2000)為基礎，再由BankScope的 Special Issue股權結構判斷，得到這部份銀行的資料，再與文獻上進行比較。最後，本文找出個體與總體之「穩健指標」及「脆弱指標」，就如同Eichengreen and Arteta (2000)所建議的研究方向。

我國有現代銀行之設，如自清光緒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六年）之中國通商銀行，迄今已有七十餘年的歷史。當時我國的工商企業不發達，由過去的錢莊，票號或當舖而有了西方最新式的銀行，自然是一大革新，其能順應當時工商社會之需，自不待言。七十歲年來，時代在前進，經濟在發展，社會在演變，而銀行的管理組織與業務處理，大體上，還是一仍舊貫，變動甚少。以現行的銀行法來說，是民國二十年制訂的，沿用至今已歷四十年之久，四十年前，我國尚是一個以農為主的社會，而現在已逐漸工業化了，此一銀行法已不能完全適應目前的需要；由於電子計算機的普及，銀行作業方式也起了革命性的轉變。放款方面，因為太注重抵押品，致被外人譏為當舖；可是另一方面，逾期放款太多的呼聲，卻又不絕於耳。五十九年度接連發生了幾件弊案，更顯示銀行已經到了應該徹底革新的時候。 為了全面策劃銀行業務的現代化，以加強金融機構的功能，活潑信用調節，配合國家第五期四年經濟建設計劃的需要，財政部與中央銀行經於五十八年下半年邀請專家，擬訂「促進銀行業務現代化方案」，提經行政院財政經濟金融會報第五次會議及行政院院會通過，內容計分六大項。第一：修訂銀行法及有關法規。第二：統一金融機構管理。第三：建立專業長期信用金融機構。第四：改變對銀行考核的標準。第五：改善營運方向。第六：健全金融機構組織及人事制度。特別是改善銀行營運方面，健全銀行組織與人事制度兩點，為我國銀行現代化的重點所在。改善銀行營運方向計分八點：（一）銀行應轉變營運觀念。（二）銀行應建立或充實經濟研究及技術分析部門。（三）銀行工作效率之提高與服務之加強。（四）銀行應加強徵信調查工作。（五）改變質押觀念。（六）協助促進商業票據之流通。（七）資金運用之檢討。（八）合理處理呆賬。 筆者黍為銀行從業員工的一份子，先後在徵信及放款部門工作，故對如何健全徵信部門組織，改善徵信業務，以促進銀行徵信業務現代化之努力，實屬責無旁貸，義不容辭。而徵信業務的改進與促進銀行業務現代化方案各項，尤其是第五、六兩項均有直接間接的關係，愛以「銀行業徵信業務之研究」 為題，撰寫本文。 銀行是先有徵信業務的需要，才設立徵信部門的。信用部門的業務，究竟有那些項目，各銀行的制度不同，很難以偏概全。歸納起來，大抵不出下列十二項： 1.蒐集信用資料，研判真偽虛實。 2.分析信用資料，予以綜合比較。 3.編製徵信報告，提供具體意見。 4.答覆信用查詢，實施資料互換。 5.建立徵信檔案，增補信用資料。 6.研訂評核標準，評列信用等級。 7.實施信用診斷，服務工商企業。 8.舉辦產業調查，瞭解經濟環境。 9.建立技術部門，從事專案分析。 10.發行有關書刊，提供可靠資料。 11.訓練徵信人員，培養授信幹部。 12.研訂徵信業規，建立完整制度。 本文所論，乃是就以上各項業務擇要探討，雖不能巨細靡遺，至少力求提綱挈領。全文計分十章。第一章緒論簡述銀行之意義，業務範圍，信用之意義，分類和功能，銀行的授信與徵信，以及徵信業務之歷史發展。第二章討論銀行徵信部門之組織。包括組織之原理與型態，徵信業務之內涵等問題，並列舉美國大通、花旗等銀行之徵信業務，以窺大要。第三章泛論一般信用調查業務，主要為信用調查的意義，次序及其內容，信用資料的來源，借款用途及遠款財源的調查，擔保品的調查等項，其中尤以擔保品的調查一節因種類較多，內容較繁，所佔篇幅頗多。第四、五、六三章乃是就管理、財務及經濟三大要素，評估申請受信客戶之信用風險。按此理論源自德類克（Milton Drake） 氏的「銀行家如何評估信用風險」（How.a Banker Evaluate a Credit Risk）一文，廣為銀行界所接受。緣股份有限公司普遍發展之後，原用以評估個人或獨資，合夥企業用的三○四○或五○理論，已不能完全適用，德類克氏乃有此三F理論之提出。就管理要素的評估言，除以摩里士協會（Robert Morris Associates, RMA）所推介的管理評核表及柯克（Robert L,Kirrk）的管理分析表為評估之主要依據外，對於個人因素的探討仍不忽略。就財務要素的評估言，著重於財務管理及財務分析二方面。銀行徵信之基本精神在於求真，因此財務要素評估之先決條件為獲取正確的財務報表。報表真偽之判斷及虛飾報表之調整，乃成為重要之問題。至如財務分析之方法，一方法之選擇，與夫重點之分析等問題，均在討論之列。經濟因素之考慮一章因係經濟研究業務之範疇，僅論述兩點：一為經濟環境對於企業活動的影響。一為產業調查。第七章乃是承第四、五、六三章有關信用風險分析之餘緒，對受信客戶之信用予以綜合評分或評等，頗有研究之價值。第八章為徵信報告，析述徵信報告之種類，格式及其內容，主要為書面之調查報告。性書信答覆及電話答詢，亦為徵信報告方式之一，一併論列。其中牽涉到資料互換之有關問題，如美國RMA協會會員資料互換之道德規範以及銀行與商業機構間交換徵信資料之原則等均予引用，以供參考。並舉出調查報告數篇，（本文一篇，附錄三篇），旨在瞭解調查報告之大要。第十章結論與建議，綜合歸納徵信工作之特質六點，其一為徵信工作之求真性。其二為徵信工作之廣泛性。其三為徵信工作之合作性。其四為徵信工作之綜合性，其五為徵信工作之持續性。其六為徵信工作之前瞻性。並針對當前銀行業務之癥結所在，就管見所及提出建議十點： (一)建立健全的授信制度。 (三)設立適當的徵信部門。 (三)建立完整的徵信體系。 (四)擬訂一致的工作標準。 (五)促進信用資料交流 (六)全力推行會計師制度。 (七)加強授信與徵信的配合。 (八)加強徵信人員的選任與訓練。 (九)加強徵信學術研究。 (十)促進放款與徵信人事的交流。 全文理論與實務並重，對於中外學者之卓見，或翻譯或引錄，非敢有意掠美,，乃為便利翻查，並廣宣揚。 承吾師 譚海鳴教授之悉指導，稿成又蒙刪閱一過；內子李安美女士，協助校儲；同事金璐小姐任英文打字，謹併玫最崇高的謝意。 <end> 摘要(英):<begin>

2001年底，中國大陸加入WTO，2006年12月11日屆滿五年，從這一天開始中國大陸兌現了入世的承諾。為了因應入世之後的金融發展，中國大陸陸續在2006年11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並規定從進入WTO滿五年的同一天開始施行。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銀行業將從這一天開始完全開放市場給外資銀行，世界各主要國家的銀行業也早就準備好了進入中國大陸這個被看作是二十一世紀新的經濟強國。 中國大陸從1978改革開放到現在己經跨越了29個年頭，其金融體系從人民銀行的「統存統貸」一元化管理逐步開放，外資銀行也從當時僅有的渣打銀行、匯豐銀行、東亞銀行和華僑銀行四家自國民政府時代即已存在的代表處快速增加，到2006年底在中國註冊的外資獨資銀行和合資的法人銀行機構共有14家，下設19家分支行及附屬機構；22個國家和地區的74家外資銀行在中國大陸的25個城市設立了200家分行和79家支行；42個國家和地區的186家外資銀行在中國大陸的24個城市設立了個242代表處。 從1980年代台灣開放赴大陸探親之前，台商就陸續透過各種管道進入大陸市場發展，根據經濟部的統計，經核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從1996年的12.29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76.42億美元，這還不包括未經正式管道進入大陸市場的投資在內。台灣的銀行業也視大陸為未來不得不進入的市場，但由於兩岸特殊的政治環境，雖然目前己有彰化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合作金庫、華南銀行、中國信託銀行、第一銀行和土地銀行七家銀行在大陸設有代表處，兩岸的金融往來仍然極不明確。早在七家銀行進入大陸之前就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運用其兩岸三地長期經營的關係建構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模式運作，此一模式到目前為止仍可能是運作最有成效的模式之一；其他如華一銀行模式則屬於大陸註冊銀行，可能面臨股改問題；富邦銀行(香港)模式則是想利用大陸與香港簽訂CEPA的途徑進入，但仍未能如願；至於建華銀行模式則更為迂迴，期望藉由在美國的子銀行建立兩岸四地的環太平洋金融圈，目前仍在持續發展中。 本研究期望就台灣銀行業的競爭優劣勢和可能面對的機會與挑戰，探討各種可能進入大陸市場的方式。經本研究探索發現台灣銀行業進入大陸市場的最大障礙為政治面的意識型態，由於意識型態的影響，金融面的可行方案變得困難重重，這使得對台灣銀行業最有利的直接進入方式，包括設立代表處、分行、子行等方式受到嚴重的局限，更嚴重的是目前已在大陸設有代表處的七家銀行，明(2008)年將陸續面臨換照問題，如果因政治面的影響而喪失換領新許可的機會，對台灣銀行業的影響將更為鉅大。而以迂迴模式進入則宜避開外資銀行競爭激烈的地區進行策略聯盟，或採行對大陸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可能面臨股改的銀行等進行參股，可能是比較可能採行的途徑。 此外，本研究除就探索發現的情形，對政府提供建議，設法儘速簽訂金融監理備忘錄(MOU)，讓台灣銀行業能及早進入大陸市場發展外，也期望台灣銀行業能增強其核心業務、大陸金融管理人才及系統化的台商資料庫，以利加強在進行參股或策略聯盟談判時的優勢，讓台灣銀行業未來的發展能在較為有利的位置。因為，經濟面的發展對政治面議題要求有極重要的影響力。 / As of December 11, 2006, China had become a member of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for five years since she entered the WTO in the end of 2001. As of the date, China started exercising to fulfill her promises on joining the WTO. Among all her endeavors, Chinese administration promulgated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funded Banks” in November, 2001,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after entering the WTO. The law went in effect on December 11, 2006. China, abide by the law, opened her domestic financial market to foreign banks. In the meantime, major foreign banks had prepared to compete in, and benefit from, Chinese market, the most fast-growing market in the 21st century. It has been 29 years since China adopt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in 1978. The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the “monopolistic lending-and-deposit” by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o a more pluralistic one. The number of foreign-funded banks has drastically increased from four in the year 1949,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HSBC”), The Bank of East Asia, and OCBC Bank, to a much larger number. In 2006, 14 wholly foreign-funded or Chinese-foreign joint venture banks were registered in China; 74 foreign-funded banks from 22 different countries found 200 branches and 79 sub-branches in 25 cities in China; 186 foreign-funded banks from 42 countries set up 242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24 cities in China. Even prior to the 80s, the era in which Taiwanese administration first allows its citizens to visit families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ese business persons have undertaken various kinds of measures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According to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aiwanese investment on Mainland China has increased from 1.229 billion USD in 1996 to 7.642 billion USD in 2006. This number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formal/unauthorized investments. Certainly, Taiwanes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considers Mainland China an imperious market to enter. Nonetheless, due to special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between Taiwan Strait, the commerce of financial industri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is uncertain; though seven Taiwanese banks, Chang Hwa Bank, Cathay United Bank, Taiwan Cooperative Bank, Hua Nan Bank, Chinatrust Commercial Bank, The First Commercial Bank, and Land Bank of Taiwan, have set up their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Mainland China. In fact, even before the entry of the seven banks, The Shanghai Commercial and Saving Bank Ltd. took advantage of its long-term business relation between and among Mainland China, Hong-Kong, and Taiwan to establish and practice a model which has been proven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models regarding banking business in the “greater China economic sphere”. There are other banks that experiment different models and encounter different hardships. For instances, First Sino Bank registered in China, and therefore recently faced the demand for share ownership structure reform. Fubon Bank (HK) attempted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through China-Hong-Kong CEPA, but it has not been successful. Bank SinoPac took a circuitous path by which it expected its sub-bank in the USA to establish the financial sphere around the Pacific Rim that included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Taiwan, and USA, though this model is still under developmen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kinds of potential paths for Taiwanese banks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competitive 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and threats of the Taiwanese banks.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jor obstacle for Taiwanese banks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would be the political ideology, which rendered difficulty for Taiwanes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to practice banking business in Mainland China. The most advantageous way for Taiwanese banks, direct entrance, including found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s, branches, and sub-branches, was therefore seriously limited. Worse, the seven banks which have set up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Mainland China will need to renew their licenses starting from next year (2008). If the renewal is spit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e adverse impact on Taiwanese banks will be huge. A more feasible way might be somehow circuitous, by which Taiwanese banks build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or invest in, domestic urban commercial banks, rural commercial banks, and banks reforming their share ownership structure, avoiding competitive regional markets where foreign-funded banks have already taken root. Lastly,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 tangible suggestions to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ncluding signing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allowing Taiwanese banks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anticipate Taiwanese banks to improve their own profession and core business, and establish the database of their customers who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business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promote their managerial skills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These are feasible measures to bring Taiwanese banks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fu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while negotiating for shares or strategic alliances. After all, demands come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alter the political will.

無

摘 要 1992年政府開放15家新銀行以來，銀行產業逐漸進入全面競爭的銀行業戰國時期，接著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地雷股、二次金改整併風起、金控公司紛紛成立等事件；旋即又遭雙卡風暴及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雷曼風暴肆虐；激烈競爭下台灣的存放利差在全球已是數一數二的薄利。雖兩岸銀行業已正式互相開放設置據點，但還難有實績。看著整個產業不斷在變，唯一不變的是如割喉般的競爭，不禁要問，臺灣銀行業的出路在哪裡？ 受限於台灣經濟體的規模小、金融市場趨近飽和、過度而且無法發揮市場機制之不合理競爭環境；海外機會如雨後春筍冒出，又有國際銀行如HSBC、CITI等國際化成功案例可循，進入海外市場尋找春天，似乎成了臺灣銀行業想要有效成長之不二選擇。問題是，如何走出去？這就是這篇論文研究的背後動機。希望這篇研究報告可以提供國內銀行業，欲發展海外市場時，於策略發展、策略選擇、策略執行上，有一個完整的架構作參考。 這篇研究將回答下列問題，供銀行業發展海外市場時的參考： 1. 銀行業國際化時，如何選擇目標市場和進入策略？ 2. 銀行業進入海外市場時，配合策略發展之經營模式如何擬定？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第一章是緒論，簡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流程與章節簡介；第二章則是引用文獻來探討企業國際化的動機、如何做國際目標市場的選擇、 進入國際市場的進入策略及配合國際策略發展的經營模式設計。第三章研究方法與架構，分別說明研究架構、個案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方式及研究限制。第四章為個案背景與分析:第一節先介紹個案公司的背景資料並分析其所處產業環境；第二節描述個案公司三個階段的國際化動機及過去國際化經驗；第三節探討個案公司因國內無法滿足其成長需求而必須進入海外市場的理由；第四節則闡明個案公司所設定之未來的目標及自身的能力條件；第五節敘述個案公司對可能進入的地主國所做的評比分析；第六節說明個案公司如何透過國際顧問公司協助，由專案小組E-team, 對國際市場的聚焦作出選擇；第七節分享個案公司採取什麼方式,進入所選擇海外市場的進入策略；第八節則檢視個案公司所擬定之國際目標市場的經營模式，包括W銀行選擇什麼業務在當地經營? 如何設計組織架構?採取什麼樣的國際化人力資源政策及財務政策?接著介紹個案公司如何展開及執行策略；第九節則針對個案公司國際化策略執行績效作檢討並對W銀行提出建議。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 經個案的探討對W銀行提出的建議包括:國際化的發展首先要建立國際化人才庫；強化國際化管理能力；資源有限，應聚焦專心經營印尼市場，把印尼經營成功，以建立國際化信心及團隊；業務開展前應先將各項支援活動(規章制度、作業流程設計、風險管理、內部控制、系統建置等)準備就緒；目前 W銀行尚不宜採矩陣式組織,建議挑選有能力的CEO，全權負責當地發展，母行合理監督即可；W 銀行也應密切注意國際金融巿場稍縱即逝的機會；此外，W銀行也應該持續尋求國內小型銀行或跨業併購機會,完整其產品線，也累積更多併購經驗及未來國際併購之資本實力。 從本個案研究可以歸納出，W銀行國際化的作法： 1. W銀行有明確的國際化動機與目標； 2. W銀行選擇市場後, 先從既有據點發展, 培養對當地市場的經營能力、並同時關注當地市場可以併購的機會，伺機而作。 3. 經營方式:W銀行以當地市場機會及自身業務能力，做當地目標市場(客群品)選擇；設計國際化組織架構及管理程序、調整人力資源政策、確立國際財務政策及行銷政策(進入之業務)。 4. 就W銀行至目前國際化的檢討歸納下列待改進之處: 5. 經營國際巿場的人才不足； 缺乏對當地市場瞭解，海外發展策略規劃不當； 6. 決心不足( Lack of commitments)； 7. 組織設計未因地制宜，失去效率，也失去培養地區總經理人才的機會； 8. 策略選擇後, 未按策略聚焦，未明確取捨。 根據本個案研究：銀行國際化要成功，必須掌握下列因素： 1. 當地客戶的需求及被満足的狀況存在著缺口-機會； 2. 進入地主國,進入者是外來者,在地主國個大、小銀行已滲透市場多年的情況下，在地市場容易獲利之客戶已為當地銀行牢牢掌握，新進入者只能在夾縫中成長 ； 3. 地主國政府是否開放國外銀行進入競爭? 進入門檻能否跨越? 4. 銀行的核心能力及資源在當地市場是否具備競爭優勢? 5. 資源有限，聚焦是絕對必要的； 6. 深度的海外巿場分析與瞭解； 7. 知己知彼，瞭解當地同業的競爭能力及自己的核心能力； 8. 明確選擇利基巿場； 9. 充足的海外人才庫； 10. 有效的多國組織設計架構； 11. 明確的發展策略及長期經營當地巿場的承諾。 個案中W銀行，研究者對W 銀行及台灣銀行業有如下的建議： 對W銀行的建議為: 第一要務是建立國際人才庫；用科學方式( 市場潛力、法令限制、競爭優勢、人才齊備度等)、慎選海外目標市場，選定後嚴格執行；資源有限，尤以人才為甚，先在一個國際市場成功 ( 大陸同文同種,國際化經驗應以印尼為本)，累積經驗及人才庫，做為拓展另一個國際市場的基礎 。 對台灣銀行業有如下的建議: 1. 銀行業想長保競爭力，走出台灣已是必要選項； 2. 綜觀全球巿場，根據當地巿場的未來潛力、競爭程度，選定目標市場，俟機取得進入巿場門票； 3. 清楚的價值定位( Value Proposition)與信念(Beliefs)； 4. 人才、人才， 成敗關鍵：吸引志同道合的人才； 5. 國際化標準制度及流程； 6. 有效組織架構設計； 7. 資源有限，策略聚焦，準備好了再進入國際市場； 8. 慎始與堅持:審慎評估及選擇目標市場,貫徹策略執行； 9. 大陸市場要有更廣的視野和更彈性的操作； 10. 台灣銀行業的海外機會點，絕對是在新興市場； 11. 要到海外發展，要設子行或當地只允許設子行，則一定要以經營當地客戶為主的決心； 12. 拋棄台灣是老大的思維，尊重當地市場，適應它，別再以台灣看天下 。 筆者建議關於銀行國際化發展可以延伸下列三個後續研究方向： 1. 尋找條件和背景和台灣的銀行類似的例子,如研究韓國銀行、新加坡銀行的海外發展方式及策略思考邏輯，比較能符合台灣的銀行的立足點及環境，他們走過的路，也許較能讓台灣的銀行參考。 2. 一般銀行國際化的動因，大致都是為了延申對客戶之服務，而花旗(CITI)則是少見以分行直接經營當地客戶。花旗的國際化發展，Alfred Slager 歸類為穩紮穩打型，至於Santander 他歸類為加速型，這兩類型國際化發展的成效孰優孰劣？而兩者不同的擴展模式是時勢、機會使然?還是縝密策略規劃下的產物？而加速型的策略，要具備什麼樣條件才能採行?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3. 國際化動機中，改善獲利及分散地區風險也是可能決策點。有兩個有趣的問題：(1)國際化是否增進了企業的價值？長期及短期的結論一致嗎？(2)在歐債危機中，Santander 的國際擴張策略是否提升了抗風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