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研究動機、研究方法、及一些限制 第二章 開放兩部門成長經濟之穩定狀態解－ （一）本國與貿易對國均處於穩定成長狀態下，由某一穩定狀態變至另一穩定狀態 時，大、小國貿易政策優先順序的排定。 （二）本情形討論當貿易對國亦為大國，同時本國最適關稅的課征，引起貿易對國 反應時，對本國穩定狀態解及貿易政策優先順序的排定有何影響。 第三章 成長中經濟之最適關稅－－最適控制理論之應用 在本章裡，利用最適控制理論，建立一個開放兩部門動態成長模型，討論在每一時 點下的關稅該如何征課，才能仗經折現後的每人效用和達於極大。並且討論該成 長模型的最適累積路徑及對該模型的安定性作一分析。 第四章 成長中經濟之最適關稅－－微分對局理論之應用 （一）利用兩人非零和微分對局理論，分析兩國達於競爭衝突解時的最適關稅。 （二）利用柏萊圖最適控制理論，分析兩國妥協時的最適條件，發現在此情形下， 又回復到古典的自由貿易論調。 第五章 總結 #2810351 #2810351

本研究將針對癮性商品這個主題，分三部分來探討。第一部份討論癮性商品之長期消費型態與影響因素；第二部份討論癮性商品管制政策的方向；第三部份討論考慮癮性商品的最適商品稅。癮性商品的特性為當期該商品的消費數量，會受到其前期消費數量的影響，常見的例子為香菸、酒精與毒品等。論文的第一部份採取理性上癮假設，建立一個代表性消費者的跨期消費模型，採最適控制的方法以導出癮性商品的長期消費途徑。文中也進一步探討各種外在因素如何影響癮性商品的消費。我們得出的結果如下：若有未預料到的癮性商品價格上升，將使癮性商品的長期消費減少。若癮性商品的價格上升是可預料的，則在調整價格前癮性商品的消費會上升；但在調整價格後，癮性商品的消費仍會減少。政府提供較充分的癮性商品資訊，將可減少癮性商品的長期消費。時間偏好率較高者，癮性商品的長期消費會較多。 當癮性商品具劣價財性質時，消費者的健康風險認知將受扭曲，即使是追求個人的效用極大化的理性消費者，對癮性商品的消費決策仍將偏離個人最適與社會最適。政府適時的干預，將可改善資源配置與提高社會福利水準。 因此，在第二部份中我們將討論癮性商品管制政策的方向。政府可採直接管制，限制消費者每一期的癮性商品消費數量， 或藉由教育、提供資訊來改變個人的健康風險認知；政府也可採間接管制，提供經濟誘因使消費者自行修正對癮性商品的消費，最普遍的方式為租稅制度的調整。決定最適管制原則的因素包括：健康風險認知的扭曲程度、癮性商品存量對個人身心健康的影響、癮性商品存量的影子價格對癮性商品消費的影響、時間偏好率、折舊率，與癮性商品的價格彈性。 最後我們探討當經濟體系中存在癮性商品時，最適商品稅的課稅原則。在著名的最適商品稅理論 Ramsey rule中，主張商品稅的稅率應與課稅所造成之補償性需求的負面影響成反比。然而由於癮性商品具有跨期消費相關的性質，考慮癮性商品之最適商品稅顯然將更為複雜。本文延續第一部份所建構之代表性消費者的跨期消費模型， 藉由代表跨期間接效用的 Bellman value function,求導政府固定稅收目標下的最適間接稅結構。 根據模型推導所得到的課稅原則如下：當癮性商品存量的影子價格大於零時，代表癮性商品存量的累積將對個人身心健康產生正面影響。此時應對癮性商品及其具效用互補性的一般商品課較低的稅率,並應對其具效用替代性的一般商品課較高的稅率。當癮性商品存量的影子價格小於零時，代表癮性商品存量的累積將對個人身心健康產生負面影響，此時應對癮性商品及其具效用互補性的一般商品課較高的稅率，並應對其具效用替代性的一般商品課較低的稅率。此外，最適租稅稅率的訂定仍須衡量課稅使長期所得下降的幅度、癮性商品存量的影子價格， 與癮性商品存量的價格敏感度等因素。

網路經濟體系下，產業競爭方式與政府介入管制保護政策面臨新的挑戰。在分析類似軟體市場這樣一個數位時代新產品的智慧財產非授權複製議題時，必須特別注意其獨特的需求網路外部性內涵。本文藉由現實生活中微軟公司一家獨占軟體市場的實務現象，配合經濟理論模型的推導衍生，發現在網路外部性存在下，著作權保護對均衡廠商利潤有正向貢獻，但由於消費者需求及願付價格是有一極限的，連帶使得此利潤上升力量受到限制，所以對廠商而言最有利的著作權保護水準並不是極大化著作權保護，而是選擇一適度的著作權保護，此外網路外部性對廠商追求利潤極大化亦有正面貢獻。因此，容忍有限的盜版行為可視為一種進行價格歧視的有效方式，是獨占廠商為爭取獲利進一步提升所可採行的策略。在面對盜版行為侵蝕廠商獲利水準的現實環境下，廠商為追求其利潤極大化之目標，將必須在對抗盜版的重要手段—提高著作權保護水準、降低市場價格與增強網路外部性三者間選擇一個平衡點。

為探討稅務員最適查稅獎金，以減少其相互勾結，使租稅稽徵更具效率，本文從理論角度出發，以Sanyal模型為基礎，進一步修正其模型，使其更具一般化，並代入數值，分析查核率與舉發率對查稅獎金的影響，最後經由我國數據資料，間接推算適用之獎金制度。 本文的發現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查稅獎金是否可簡化為一單純之表示方式，和其是否需賄賂上層稅務員有關。當其所需賄賂的上層稅務員增加，數學推導將越複雜。換言之，實際的稅務員層級眾多，查稅獎金制度很難達到理論上最適條件的要求。 （二）代入數值運算後，可得一確定且收斂之查稅獎金比例值。此數值受舉發率和查核率交互影響。在舉發率小時，第三階查稅獎金隨查核率上升而上升；第二階查稅獎金隨查核率上升而下降；第一階查稅獎金隨查核率上升而下降。但在舉發率高時，第一階查稅獎金反而隨查核率上升而上升，第三階查稅獎金隨查核率上升而下降，只有第二階查稅獎金不受舉發率之影響，仍隨查核率上升而下降。 （三）導入我國實際數據資料可知，欲使我國稅務員誠實舉發不收賄之查稅獎金，應讓第一階稅務員獲得最多之獎金最高，第二階次之，第三階則給予最少之獎金，且第三階之獎金可隨查核率提昇而微幅下降。

傳統最適所得稅文獻忽略了勞動市場訊息不完全對租稅設計造成的影響。有鑑於此，本文建立一個勞動市場同時存在逆選擇以及道德冒險的模型來探討最適所得稅制訂。其中雇主採取分紅契約來篩選高、低能力的員工。在本文的架構下，我們發現：當勞動市場存在逆選擇問題時，享有訊息租的是低能力者而非傳統的高能力者，此一性質導致雇主篩選員工的目標與政府所得重分配的目標背道而馳。這項結果將使得最適所得稅制具有以下兩個性質：(1) 在忽略勞動誘因的情況下，最適所得稅制下高能力員工的邊際稅率等於1，換言之，政府將有誘因破壞廠商篩選員工的機制，而達到所得重分配的目標；(2) 在考慮勞動誘因的情況下，最適所得稅制將在所得重分配、勞動誘因與社會保險間取得協調，此時，最適所得稅制下高能力員工的邊際稅率將介於0與1之間。換言之，傳統最適所得稅制下高能力者所面對的邊際稅率為零的性質將不再成立。

Following Devereux, Shi, and Xu（2007）,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ariffs and derives the optimal tariff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US dollar acts as an international ‘vehicle’ currency— all traded goods prices between the U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re set in US dollars. We set a tariff policy rule which allows the authority to react to country-specific productivity shocks. The analysis on the equilibrium shows that the current tariff imposed by the US on its output is expansionary. However,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a current tariff imposed by the US is contractionary. Optimal tariff under flexible and fixed exchange rates are examined. Under flexible exchange rate, optimal tariff policy parameters of the US are dependent only on the monetary policy of its own being indifferent to the exchange rate movement；the exchange rate movement is crucial to the optimal tariff policy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vertheless, the optimal tariff policy of the US under fixed exchange rate is the same as that under the flexible exchange rate, while the policy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altered owing to the loss of control on its domestic money supply to do the unilateral peg.

由於國際化的趨勢，使得企業要朝向海外市場發展，因此伴隨而來的就是考慮進入策略的模式與進入的時機。企業考量採取何種進入方式以使得企業能最有利，何時進入最佳，須在多種因素影響的取捨中，找到企業最適的進入策略，並隨時間的經過，在環境與條件配合之下，適時調整進入策略的模式，這也是本研究中最主要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試圖從以往學者在國際直接投資決策之成本影響因素，發展出一套經濟函數模式，並分析各種因素的變化關係，以及其可能對企業採行海外直接投資決策的影響。本研究將重點放在策略轉移的時點分析上，將時點與策略選擇、策略轉換的問題作一個分析與討論。除了將以往學者討論的各種條件併入探討外，也試圖將模型中的變數及參數轉換成與時間相關的函數；其中包括了引用人口成長的時間函數作為市場成長的計算基礎；利用經驗曲線概念發展知識成本之函數等。最後為使本研究結果更具價值，也引用實務個案資料來作驗證，藉以與本研究發展經濟函數模式之結論呼應。以下為各章節之主要內容。 本研究第一章中，包括將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及整個研究流程。第二章則將以往學者所提及之進入策略相關理論作一整理，並就學者提及可能影響進入策略之因素找出本研究的模型變數。在第三章中，本研究整合了多構面的考量因素下，將外顯成本（如生產成本）與隱藏成本（如面對即將失去市場的機會成本）納入模型中分析，藉以提供企業一個整合性的思考模式，並作為決策時的參考依據。如：全球策略必須考慮各項成本競爭優劣勢、市場的發展潛力與變化，及各種環境變化因素等。本研究於第四章，藉由參數變動的分析了解各個策略應重視的因素，並藉由圖形變化可知不同策略其採行的時間範圍之增減。另外於第五章中，以次級個案資料，作為本研究與實務呼應的驗證。末將本研究之結論、研究限制及建議整理於第六章中，希望提供給爾後研究者，作更深入之研究。

本研究討論以負債導向之退休基金的資產配置模型，並以股票型風險性資產為主要配置標的。隨機控制模型在推導過程中相當繁瑣，經常得不到封閉解，本研究之優點為，實際導出多項資產標的下之一般化封閉解，可進行財務經濟推論，直接得到不同參數對基金之影響，輔以台灣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第4次精算報告，為實證研究對象，接著加入投資限制之情境分析與模擬，得到結論。最適提撥隨著正常成本及給付上升而提高，若退休基金於當期有殘餘基金，則可因由投資獲利而少提撥部分資金。回饋函數之最適解同時權衡反應未來之精算正常成本與當期給付，正常成本上升而增加風險性投資，而因當期給付上升而減少風險投資趨於保守。若股票市場報酬率大於利率，投資者將增加股票之比例，以增加投資效果，投資者將對市場股票型資產同時做多空操作，進行避險。反之，隨著短期利率上升後，投資於股票部位將會漸漸移入現金持有，減少股票型風險性資產佔總資產之比例。

本文探討社會規範影響個人的勞動供給以及政府的最適移轉決策。利用效用函數分析個人勞動供給決策而得到以下的結果，在考慮社會規範的情況下，政府移轉造成個人勞動供給減少的幅度較小，所以社會規範具有提升個人勞動供給的誘因。除此之外，給付金額或所得稅稅率的增加，會降低個人的勞動供給。 為了兼顧移轉計畫的公平與效率目標，本文將個人的勞動供給決策放入社會福利函數加以考量，利用極大化社會福利函數以決定政府的最適移轉與所得稅稅率。結果發現，社會規範的強度增強，造成領取給付的人數比例下降，所以在政府移轉支出固定下，每位領取給付者的最適移轉金額提高。另外，考慮工作者有利他動機與道德危機的影響，發現工作者有利他動機時，個人的勞動供給會增加；道德危機增加時，個人的勞動供給隨之減少。政府則可以透過教育改變個人的行為，加以提升社會規範的強度，進而影響個人的勞動供給決策。

近來有許多國家，因為政府對於匯率不當的干預或是採行不恰當的匯率制度，而引發出一連串貨幣危機。對於貨幣危機的處理，經濟學家提出了三種解決方案，一是實行資本管制，限制資本自由流動；二是建立互相援助的機制，透過全球性的國際放款機構(例如IMF)，在外資外逃、貨幣貶值時，及時對受災國伸出援手；而第三就是實行美元化的貨幣政策。 而美元化是否為最佳的解決方案，為眾多經濟學者爭論不休的議題，鑑此，本文延續Lamdany and Dorlhiac(1987)的模型，探討ㄧ個發生高通貨膨脹的小國，實施美元化政策對經濟體之福利影響。本文中顯示，若考量一國長遠的福利，則政府實行美元化政策，未必是最佳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