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 is a research about The Four Great novels in late Ching Dynasty, to discuss the intentions of the writers, the background of the era,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characters, readers and the thought of the novels. The intentions of the writers were strong and everyone of them had his own specialty. There were so many wars in late Ching Dynasty, the politics was disorder and the culture was continued to change from the old one to the new one. The disorder situation effected the novels. Transporting foreign novels to China and printing the novels on newspapers made the Four Great novels got change. It changed the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of the novels. The readers we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novels and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readers,writers and works got change because of printing the novels on newspapers. The intention of the writers were strong that it made the novels more thoughtful and showed them by the way of blaming and exposing the crimes. This is not only a research about the forms but also the thought of the novels that it tries to offer a more complete observation of the Four Great novels.

「清末滿族子弟的新式教育」為碩士論文，共有十五萬餘言，除緒論與結論外，共分為五大章，十五小節，各章提要如下： 第一章清末滿族新式教育之緣起。清朝末年受到西方勢力的侵擾，國內興起了一股興學育才的風潮，希望藉由教育革新，使國家能夠強盛起來。滿族子弟也因此有了教育革新的契機，這段新式教育的演變歷程，可分為接觸萌芽期（一八六二年至一九○一年）和建立發展期（一九○二年至一九一一年）。前者，因為滿族子弟傳統教育中即須學習語言文字的翻譯課程，因而進入新式學校，取得了學習西方語言文字的先機；後者，滿族傳統的八旗官學式微，又受各種教育思潮的影響，終於在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一年）進行改建新式學校，採用新的教育模式，同時受到要求立憲的壓力，教育民眾以開通智識備形重要；排滿革命的威脅，滿漢民族問的不平等待遇成為排滿藉口，究其原因卻在由來已久的八旗生計問題，因此教育沒有謀生技能的旗民，成為當務之急，也就不得不致力實行新式教育了。 第二章新式教育宗旨與教育體系。教育思潮既然影響滿族新式教育的施行，新式教育宗旨大抵也秉持著「中體西用」的精神，最後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五項宣示全國的教育宗旨為依歸，同時為解決八旗生計問題，培養滿族子弟「自強自立」的能力，也成為新式教育的重要政策。基於滿族特殊的軍事、社會制度--八旗制度，新式教育的教育行政單位除在中央受學部統理外，在地方以提學使同為主導，以八旗學務處、旗務處為輔，建立起行政體系。學校系統則以學部所頒學制為主，分為三級，統一原本零散的傳統教育制度。 第三章新式教育的主要形式。滿族子弟新式教育中較有系統的是普通教育，廣泛設立蒙養學堂、小學堂，中學堂各直省駐防地多設有一處，高等學堂則在中央與東北設立。實業教育則偏重滿族子弟的職業技能訓練，所以設立許多工藝蔽、工褻傳習所。語文教育以學習滿、蒙、俄等語言文字為主；又因時值預備立憲，為了讓滿族子弟對憲政體制有所了解，特為貴族、仕員開設法政學堂及時政講習所。滿族子弟新式教育中沒有完整的師範、留學教育系統，而是視需要設立師範學校培養邊區師資，鼓勵子弟出國遊學、遊歷以開通風氣。 第四章教育的實施與管理。新式教育的宗旨和教育體系與全國教育制度大同小異，普通學校教學課程內容上也大概一致，但特別加入母語--「清文」的教授；實業教育兼授普通知識和手工業技能；滿蒙語言學堂除教授與言外，也包含民族史地；法政學堂則有法學和理財知識，課程相當現代大學法律系。教育經費來源主要是由各駐防地長官「就地自籌」，偶有中央補助，名目多而雜；經費管理，除照學部定章辦理，另設有獎勵章程，鼓勵士紳、民眾捐款助學。而諸如學堂、學生的管理規則，也依學部章程辦法處埋；課程安排則重在一般課程與「清文」鐘點的調節。 第五章滿族新式教育的省思。新式教育的施行，使得滿族子弟不但學習到更多的 「中學」和「西學」，也因「中體西用」的調和性影響，滿族民族文化「國語騎射」也因而得以傳承、更新而趨於實用。但是，新式教育實行的主要困難是邊陲地區風氣未開教育、知識難以普及。由新式教育的各種形式和措施，可以看到新式教育的成效，還在能提升滿族子弟的知識水準，訓練謀生能力，降低滿漢民族的差異與衝突，新式教育無異具有維持民族生存的意義。 / The new mode of education the Manchurians received in the later yearsof the CH'ING.

清末四大詞人之一況周頤，畢生致力於詞學，其所著的《蕙風詞話》名極一時，彊村先生推為絕作。然而在況氏六十八年的生命旅程中，有五十多年是用於填詞上，晚年才轉而埋首撰寫《蕙風詞話》，其詞論所以見解通達，匠心獨運，根本在於他是位填詞老手，因此除了知名的詞話外，更應投入研究其生平歷史與詞作的藝術及成就。本論文即以其生平和所有詞作為探討主題，以《第一生修梅花館詞》的九個集子，加上存於自定稿《蕙風詞》中的民國十一年後的近作十三首為研究範圍，求作一個全面性的析論。本論文之研究主要採三個步驟進行，首先是「外緣探討」，於第二章就況周頤所處的時代，包括政治局勢、學術風尚和有清一代詞學流變概況的掌握。其次是「內緣研究」，首先為了知人論世，對生卒年的考述、生平大要、性行學養、交游及著作幾方面先做一番介紹，而為第三章。其次，於第四章研究周頤詞作，分從思想內容的六大類﹙傷春戀情、悼亡、友情酬唱、感逝傷離、愛國憂時、遺老之作﹚及反映的心理意識作一番分析評論。再者，於第五章扼要剖述《蕙風詞話》中關於詞的藝術技巧理論，借而分析其詞作的創作技巧，並映證是否與其理論一致。於第六章分從溫婉、沉鬱、妍麗三方面，探討其詞作多重的風格面貌。最後結論則就上述的藝術成就，以及歷來詞人的評價，對後代詞學的影響，為況周頤做一綜合性的評價，給予應有的詞學地位。

清代文學，在小說方面，最著名的是被列入中國四大小說之一的《紅樓夢》，這部偉大的作品是內務府包衣人滿洲正白旗的曹雪芹所作，書中詳細記載了滿洲貴族的生活，情節生動，文字雋永，是中國古典小說的代表，也是世界文學寶庫的不朽傑作。《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部曠世巨作，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奇蹟，自從十八世紀中葉面世以來，它便立即轟動全國，二百多年來，它的魅力經久不衰。對於《紅樓夢》的研究，目前已成為國際漢學界的顯學——「紅學」。它的內容，可以說是當時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它不僅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真實情況，更照透了人的心靈。它是我國古典小說的最高峰，具有深刻的思想和高度的美學價值。 子弟書是以北京地區為中心的滿族說唱曲藝，它誕生於乾隆年間，因首創於以滿族為主體的八旗子弟，故稱為「子弟書」，它是珍貴的滿族文化遺產。在清代，子弟書十分受人喜愛，滿族人士對它更是推崇，並尊稱它為「大道」。在我國俗文學史上，文學價值高、藝術成就大、影響最深遠的曲藝，大概是子弟書了。子弟書作者大多具有高度的文化素養，他們熟讀唐詩宋詞、元明戲曲，所以知識豐富，無論敘事、抒情、寫景、狀物，皆能鋪張揚厲而又得心應手。 《紅樓夢》子弟書即是根據《紅樓夢》小說故事所改編的一種滿族說唱曲藝，正因為《紅樓夢》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故《紅樓夢》子弟書在現存五百多種子弟書中，它的文學價值、藝術成就也是最高的。現存《紅樓夢》子弟書總數有三十二種之多，在清代的藝壇上，它更為其他曲藝內容提供了珍貴的題材。由此可知，《紅樓夢》的故事之所以能家喻戶曉，而且在我國流傳的範圍極廣，《紅樓夢》子弟書的貢獻頗大。今略述如下： 第一，在《紅樓夢》子弟書的故事類別方面：大體說來，《紅樓夢》子弟書的思想內容仍以雙玉故事為最多，其次為劉姥姥故事，再次為晴雯故事。在雙玉故事方面，子弟書作家認為他們身上體現了追求個性解放，維護人性的尊嚴，希望擺脫封建束縛的進步思想。在劉姥姥故事方面，由於情節不僅具有詼諧幽默的效果，而且越是寫劉姥姥的純樸，越是反襯出榮國府主子們的物質享受已達到令人吃驚的地步，具有「微塵之中看大千」的作用，使得劉姥姥故事產生了強大的現實主義力量。在晴雯故事方面，晴雯心直口快，聰明伶俐，其生命最後被污濁黑暗的社會所吞噬，她的遭遇具有豐富社會內容和深刻悲劇因素。因此，他們的故事都深受各種戲曲、曲藝所歡迎，子弟書也不例外。 第二，在《紅樓夢》子弟書與《紅樓夢》小說的比較方面：子弟書與小說 ，兩者雖然是敷演同樣的故事，但是，《紅樓夢》子弟書絕不是《紅樓夢》小說的複述或翻譯。兩者有極大的差異：子弟書是屬於「驚四起」的說唱曲藝，小說則是屬於「適獨坐」的書面文學。《紅樓夢》小說大多側重於敘述故事，在簡練的敘述中往往留下「敘述空白」，給讀者以想像的空間，引人深思。小說的人物形象刻畫栩栩如生，子弟書作家在這個基礎上發揮，常常利用內心獨白的設計及故事情節的增益，使得人物的形象更細膩。他們不僅在單純的故事中，藉由季節的循環與場景的襯托等筆法，凸顯出敘事詩的藝術美，使得景物的描寫更精緻，而且，由於《紅樓夢》子弟書是根據小說所改編的短篇韻文，基於敘事詩的性質，它的抒情意味更濃厚。 第三，在《紅樓夢》子弟書與《紅樓夢》戲曲的比較方面：子弟書與戲曲 皆是藉由表演方式，成功地詮釋這個膾炙人口的《紅樓夢》小說，讓廣大的民眾了解這感人的故事。但戲曲是由介、白、曲聯織成劇，透過排場、曲文、賓白、科諢來表演情節，從而在舞蹈、音樂與詩歌中征服觀眾；而說唱曲藝之一的子弟書則是由詞曲組成，從文學上劃分是屬於敘事詩，它往往用大段的詩話唱詞來渲染故事，從而在婉轉悠揚的詞曲中征服聽眾。子弟書與戲曲，雖然同是敷演小說的故事，但基於藝術表現的不同，子弟書顯然比戲曲更容易、更適合改編。此外，在表現技巧方面，子弟書比戲曲不僅更富有詩意美感，更具有想像空間，而且，表演更為抽象化。又子弟書的表演場地形式簡易，通常是在書會或堂會中，作家們可以一面品著清茶，一面品評文本風格與演唱水平，交流心得。又子弟書的伴奏樂器更簡單，它採用的是三絃，雖然只有三根琴絃，卻可以通過演奏者彈、挑、搓、輪、吟、揉等指法變幻出豐富的音樂形式，它可以根據演唱者的快慢、高低進行靈活的調節。它的板眼節奏是一板三眼，總體上音調沉婉。又它的表演形式以唱為主，演員在演唱時，只有將那些表達人物心理情感的曲文用情唱出，才會扣人心弦。因此，子弟書的影響力更大。 第四，在《紅樓夢》子弟書的藝術成就方面：《紅樓夢》子弟書的體製結 構短小精緻，相當完整。最特別之處，即是每篇或每回的開端，大多有一首七言詩，大多為八句，稱之為「詩篇」，是用來敘述作者的感悟緣由，寫作的動機，對人物的評論或總括內容的大意。在正文部分，句型也以七言詩為主體，大多加襯字，每句的字數不一，最多可達二十多字。此外，在正文結尾處有所謂的「結語」，大多為兩句，也有四句，這些具有感嘆意味的詞句，往往反映出作家們創作的旨歸，主觀的態度，對人物的評論或總結內容。子弟書作者對自己時代的主流極為敏銳，對於小說內在精神的把握非常準確，從大多數《紅樓夢》子弟書中情節與人物形象的演變，可看出子弟書作者挖掘新意，再度創作的高明手法。《紅樓夢》子弟書在語言風格、修辭技巧以及形象塑造等方面的敘事構思，非常地生動傳神。此外，巧妙的文采、悠揚的韻調、明快的節奏以及端莊的表演等，更顯示出《紅樓夢》子弟書詞婉音清，雅而不俗的特色。 第五，在《紅樓夢》子弟書的影響方面：《紅樓夢》子弟書的故事結構、 人物形象、表現技巧、思想內容等方面均有突破性的創作意義，加上它詞婉韻雅，文學價值高，藝術成就亦大，因此流傳廣遠，甚至影響當時及後來許多地方戲曲與曲藝的發展。京韻大鼓就往往沿襲子弟書的原本或以子弟書為改編的題材，而子弟書也促進了京韻大鼓傳統唱詞體製的確立。所以，子弟書和京韻大鼓兩者關係密切。又子弟書是曲藝的一種，它是語言與音樂的結合，在語言方面，雖然子弟書與戲曲一樣講究依字行腔，但對於語言的重視程度要比戲曲更加明顯；在音樂方面，雖然子弟書的主要曲調早已失傳，但它仍借助京韻大鼓、梅花大鼓以及河南墜子等曲藝流傳至今。因此，子弟書促使了其他說唱文學着重韻雅音清的風格，也提昇了其他曲藝的文學價值與藝術成就。此外，《紅樓夢》子弟書重視語言接近原著的風格，發揮了原作的精髓，重鑄了原作的新意，因此，它能成為未來說唱曲藝改編文學之借鏡。 第六，在《紅樓夢》子弟書的文學價值方面：《紅樓夢》子弟書的內容以 寫「情」為主，它的藝術特質原是為了吟唱而寫的短篇敘事詩，它的真實價值，本來不在它的音樂曲調，而是在它的高超純熟的文學技巧上。它不僅增強了表現的範圍，提高了詩意的美感，而且樹立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子弟書作者大多是八旗子弟，由於他們獨特的生活圈和文化圈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認識生活的新視角，從而結合自己的現實感受，將《紅樓夢》小說詩化，並本著舊曲翻新，再度創造的精神，賦予子弟書新的生命。因此，從《紅樓夢》子弟書中，可以反映八旗子弟生活的現象。《紅樓夢》子弟書有絢麗多姿的文采，也有淺易通俗的詞句，它更是融合抒情與敘事手法的敘事詩，它的語言具有故事性、口語化與音樂性等特色，不僅提高了說唱藝術的水平，而且可稱為敘事詩的上品。又子弟書是由皇城文化、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所組成的京味文化的統一體，它要求演唱者應當掌握四聲、陰陽、收聲、歸韻以及曲情等方法，才能達到「眾心同悅，眾口同音」的藝術境界。因此，研究《紅樓夢》子弟書可以促進中國京味文化的瞭解、豐富中國旅遊文化的內涵以及擴大紅學民間通俗文學的研究。 總的來說，說唱藝術對於文學創作影響極大，尤其《紅樓夢》子弟書對於北京地區的民俗學、語言學、文學創作和旅遊文化等，皆具有重要的意義。雖然，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的變革，人們對於子弟書逐漸淡忘，但是，子弟書就好像敦煌壁畫以及秦陵兵馬俑等珍貴的文物一樣，將作為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見證而保存下來，它的藝術審美價值將具有永久的魅力。 《紅樓夢》這部百科全書式的書，需要許多人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作深入的研究，才能把研究推向深入。而《紅樓夢》子弟書，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方向與成果，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歷年來紅學界研究的生氣和活力。《紅樓夢》子弟書的研究是有特色的研究，它不僅為紅學界提供一份豐碩成果，而且在古典文學上，也能起到剛健清新的作用。不論從哪一角度來說，都將是對當前紅學的一種促進，一種新的極有意義的貢獻。《紅樓夢》子弟書是優秀的說唱曲藝，是前人留下來的一份寶貴的遺產，它不僅忠實地反映了清代的社會生活、歷史特徵和民俗特色，而且它不少曲目有著極高的藝術價值。因此，它有助於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對未來說唱曲藝的振興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清代「路、佐」制度下的鄂倫春人--為碩士論文,共有十七萬餘言。除緒論、結論之外,共分四大章,十三小節,各章節提要如下: 第一章 鄂倫春人族源追溯及其與相關集團之融合 第一節 「鄂倫春」名稱考證: 主要從"oroncon"（鄂倫春）一音來探究它的內涵與清政權外力介入的決定性影響。 第二節 鄂倫春族源追溯: 筆者根據語言對比及從整個東北文化大環境著手的結果,認為鄂倫春人的族源應當歸屬在"女真"比較合理。 第三節 鄂倫春人與"新滿洲"及"索倫部": 筆者將透過清廷的內徙編旗與"索倫部"三者經濟互補關係,來瞭解鄂倫春人是如何融入這些相關集團。並藉由鄂倫春人及鄂溫克人的人類群體遺傳學調查來證實他們有共同的族源。 第二章 「路、佐」制度與鄂倫春人之關係 第一節 "布特哈總管衙門"與鄂倫春人之關係: 將對「路、佐」的來源作一番探討, 並對"布特哈總管衙門"的設立與目的作一說明。 第二節 "雅法罕鄂倫春人"之收編與設官建署:筆者根據檔案資料掌握了清廷收編的目的與經過。 第三節 鄂倫春人與貢貂:"墨凌阿鄂倫春人"和"雅法罕鄂倫春人"的貢貂方式並不相同,然而在這樣的一個媒介之下,卻使得他們與外界有更多接觸的機會, 進而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 第三章 「路、佐」制度下鄂倫春社會之發展與變化 第一節 傳統游獵經濟的內涵與特性: 筆者主要從鄂倫春人的生態環境著手,這種形態的文化特質,具有相當穩定的氏族組織結構,但由於對大自然的絕對依賴,亦有其局限性。 第二節 原始氏族組織結構的鬆動與消亡: "佐領"的設立逐漸取代了鄂倫春社會的"穆昆達"（氏族長）, 使得鄂倫春人漸漸掙脫原本以血緣關係為維繫的氏族組織。 第三節 生產力提高與私有制確立: 槍支、馬匹等生產原料的得,促使鄂倫春社會生產力提高,而原本平均分配的範圍也愈來愈趨縮小,慢慢演變的結果,勢必造成個人私有制的發達。 第四節 諳達入境與商品交換: 清廷廢除了"官方諳達"之,"私人諳達"繼之而起,這正代表著鄂倫春社會已從集體交換進入到個體交換。 第五節 棄獵歸農與雇傭關係:農業經濟的出現,帶給鄂倫春人全新的社會關係, 其社會內部亦產生了大土地經營者。但總的來說,鄂倫春社會在清廷外力的作用下,其生產結構並沒有突破性的改變,游獵經濟仍然是主要的生存模式。 第四章 「路、佐」制度之得失 第一節 「路、佐」制度之成效與缺失:筆者對清廷收編"雅法罕鄂倫春人"的既定目標及終極目標進行了一番評估,並與俄國收籠的方式相互作比較。 第二節 「路、佐」制度之影響:本節採取綜合性的探討,對「施」者-清廷影響「受」者-鄂倫春人, 提出國家認同與民族形成的看法。

民間文學的創作和流傳極為廣泛，要加以完整收集極為困難，而傳統對民間文學的不夠重視民間文學的創作和流傳極為廣泛，要加以，也使得民間文學的保存工作益形艱難。狄青是宋代名將，有關他的故事在民間文學中極為蓬勃。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以狄青為主角的小說為主來研究。有關狄家將的小說主要有三種：《萬花樓》、《五虎平西》與《五虎平南》，在文學評價上不高，治小說史者很少提到這幾本小說，但就情節的安排來看，這幾本小說也有其獨特之處。本文本來試圖通過探討狄家將小說版本、作者問題、史料的差異程度、作品的內容思想等等來作歸納與分析。藉由這三種系統小說的比較結果，期更能了解清代狄家將小說情節敷演史實的差異程度，以及是否有先後相承的關係。第一章是序論部分。第二章是版本與作者問題。第三章是有關狄家將小說與歷史的關係。第四章是有關狄家將小說的起源及演變。第五章是以三本書的序□面的思想說明以外，還根據小說內容的大要跟情節來分析。第六章是有關正面人物以及反面人物的分析。第七章是結論。

吾國御史行部之制，其淵源雖其早，然以「巡按監察御史」之名行部，則始於明代。 嬗遞維新，明人於檢討其得失利弊之餘，有謂其體貌尊崇，為唐宋以來，皆所不及者 (1) ；顧炎武「日知錄」亦盛譽其「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明代）二三百年」(2) 。 一代之成法，往往即當時政治社會要求之反映；且往往亦已深植於當時之政治社會之 中，因之，該等成法任一環節之變動，皆不免牽動全局，而迫使其他環節作必要之調 整或適應。於調整適應之過程中，甚或不免有難以調整適應之苦，而＊謂「宜復舊制 」。 清代政制雖多沿襲明代者，然清聖祖時即停差御史巡按。光緒二十四年，監察御史蔡 鎮藩奏請審官定職，以成新政，所建議多為光緒嘉納，而復設巡按一事則不予考慮(3 ) 。 蔡氏之議雖不果行，然洪憲帝制時，各省所設之「巡按使」，則顯然脫胎於明代之「 巡按監察御史」。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亦沿襲往制，而於監察院之體制下，設置各該 省區「監察委員行署」。因之，針對該源遠流長之巡按御史行部之制，作一通盤之研 究，並而試圖作若干解說，似不無意義。 今先考論明代巡按御史制度，清代巡按御史制度之考論，則俟諸異日。 /

歷史學是研究人類過去活動紀錄的學問，而社會學則是研究群體關係行為的學問；早期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大都專注於政治軍事層面之探索，然而組成國家的基本單位，卻是為數眾多的百姓，故本文擬從研究過去群體關係行為的社會史觀點，來探討清代棚民存在所代表的意義及其影響，希冀由棚民角度審視當時相關的各項問題。 簡單來說，棚民就是一種離鄉背井，到異地山區生活的流寓者，由於他們搭蓋簡單的草棚居住，所以當地人和政府都依此而稱他們為「棚民」，藉以和土著有所區別。棚民並非源起於清代，早在明中葉，江西地區即有棚民蹤跡，不過當時人數並不多，且因其栽種麻靛而冠以「麻民」、「菁民」的稱謂，直到明末，彼等在山區日聚日眾，並趁亂四處滋擾，官方才將其改稱為所謂的「棚寇」、「棚匪」，直指他們為治安上的隱憂。 事實上，流動人口問題歷朝皆有，但清代卻對這類在山中生活的棚民特別重視，主要即因他們成群結隊於林深箐密處居住，且擁有流民去來不定、稽查匪易的特性，讓官方很擔心他們是否會聚眾謀反、意圖不軌；再則，棚民不像一般流民，以尋找臨時工作或向人乞討來勉強餬口，而是在山中栽種經濟作物或者從事工藝礦業的活動，日子一久，有些棚民甚至比當地土著還要富裕，結果竟引起對方嫉妒而發生大大小小的糾紛，造成社會不安。更甚者，棚民過度開發山區的結果，嚴重破壞當地環境，並促使水土大量流失，居住山下的土著往往飽受其害，損失難以估計。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棚民產生的原因與一般流民不盡相同；歷代流民，大多因戰亂、饑荒、水旱災或賦役繁重而不得不離鄉背井，四處流移，然清代棚民卻是由於家鄉人口過盛、土地缺乏，為求生存，不得不外出謀生，但這時其他省分可耕平地幾乎已達飽和，於是只好往山上發展，故棚民並非一開始便打算到山裡生活；如果平地有田可耕，他們便不會入山謀生，當然也就無所謂的棚民了。所以道光中期以後，由於內亂外患頻仍，造成人口銳減，許多可耕地成為荒田，新來流民得以據此開墾，不再需要上山尋覓，棚民人數便漸漸減少，至光緒時期，雖偶在檔案中發現地方官提及棚民，卻也幾乎已經沒有所謂的棚民問題了。 雖然棚民為清代地方社會帶來治安惡化與環境破壞的負面結果，但不可否認，他們的存在與興盛，事實上正意味著當時中國人口壓迫的嚴重與人口流動的頻繁，並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當時人口過盛、土地不足的景況。此外，棚民為求解決糧食問題，在山區普遍栽種玉米、蕃薯、洋芋等美洲作物以替代傳統稻麥裹腹，亦凸顯當時民間與官方對人口眾多而產生的糧食問題所採取的應變措施；再則，這些作物廣泛栽培，亦提供種植者一個補貼家用的機會，因為他們可以利用新式雜糧造麴釀酒、飼養牲畜，然後運至市場販售牟利，對改善窮困的傳統農業生活，助益甚多。而棚民為養家餬口所從事經濟作物栽培與工藝礦業活動，除對繁榮地方社會有一定貢獻外，也顯示當時農工商業正逐漸邁向多元化與專業化的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