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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大多數民眾認為出席巴黎和會的戰勝國，多是為私利打算，坐地分賦。英法等國於戰後一則藉故拒絕清償美國債務，再則大量花錢擴張軍備。美國許多人對英法等國，因而感到不滿，也因而企圖重返孤立主義。 「光榮的孤立」（splendor isolation），是美國傳統外交政策所標榜的口號，「避免捲入戰爭的漩渦」（keep us out of war），是美國民眾普遍的心理；受了上次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決不再參戰」的觀念，更是深入人心。所以歐洲在危機日深的時候，美國奧論界乃有制定中立法的醞釀。一九三五年五月，義大利吞併阿比西尼亞的野心暴露後，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指揮美國艦隊的石敏斯上將（Admiral W•S•Sims）發表演說，提出不捲入戰爭的有效辦法，主張採取商人自行處理政策，一切危險均由商人自行負責，國家不加以保護。這個辦法發表後，頗得輿論界好評。日後歐洲局勢日益嚴重，義阿之戰又有爆發的可能，英義的對立更是尖銳化，於是美國國會乃於八月二十四日通過一九三五年中立法，通稱第一中立法，也就是以後三份中立法的前身。這些中立法無非想藉限制美國人民經濟活動，來達到「避戰」的目的。 美國中立立法與國際中立法有關，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又大，筆者希望從研究中，能對美國中立措施有所認識，故選擇本題從事研究。 本文第二章敘述美國中立政策的背景、中立國和交戰國間權利義務的爭執，以及奈伊委員會越權調查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 第三章到第六章，分別研究一九三五年第一中立法、一九三六年第二中立法、一九三七年第三中立法和一九三九年第四中立法，及其與國際法的關係，並且說明中立措施的動向、美國國會逐漸制定有利於同盟的法律，以及中立措施的失敗。 最後一章是結論，廣泛檢討各章會涉及的問題。 本論文寫作之所以能順利完成，主要是平日深受父母教誨，未敢怠忽。至於章節安排、資料取捨和文詞潤飾，指導教授陳院長治世均曾給予剴切深入的指點。其指導對筆者今後研究學問的方法，產生無法估計的影響，謹此誌謝。又蒙自本校政治研究畢業的徐正明學長及法律研究所廖建台同學代為校閱，提供寶貴意見，並誌謝忱。

Warr（1983）提出了中立性的說法。即私人提供公共財的數量不會因為所得分配而改變。而本研究便是分析台灣地區的私人捐贈行為是否符合中立性的假說。本研究利用台灣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為資料，以各縣市為樣本單位觀察捐贈是否會受所得不均影響。而本研究得到的結果則是台灣各縣市的平均家戶慈善捐贈金額似乎不會被所得分配影響。用來衡量所得不均的吉尼係數其迴歸係數對捐贈的影響雖為正向但並不顯著。從實證結果來看，本文支持Warr（1983）的看法，捐贈行為符合中立性的假說。 另外本研究得出的所得彈性和價格彈性其對捐贈影響的方向和一般的實證研究並無不同。所得彈性的大小和其他對捐贈行為的研究差異不大。其他會影響捐贈的特徵變數，教育程度和失業率對慈善捐贈都有顯著的關係。教育程度是正向的關係失業率是負向的關係。婚姻狀況在本研究中對慈善捐贈的影響則並不顯著。而九二一大地震發生的當年確實刺激了較多的捐贈，證明了突然的天災會誘發更多的捐贈。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從代理理論來探討在實務上公務人員中立的情形，以瞭解在政府機關中主管與部屬在互動之下公務人員如何產生不中立的動機與行為。本文將「公務人員中立」區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屬於政策層次的中立，指的是公務人員制定政策時與政治人物之間的份際；另一個則是本文所關注的焦點—公務人員在執行職務時中立的層次，亦即公務人員依法行政與執法公正的態度不受個人或主管因素而有所影響。本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個案分析與問卷研究。本研究試圖從個案分析來瞭解公務人員因個人因素而不中立的原因，然後從問卷研究來探討公務人員對機關中主管的看法以瞭解他們在執行職務時是否會受到主管的影響。 本文共分為六大部分。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目的與方法，並針對重要名詞進行界定；第二章主要是說明一般學理上所討論公務人員中立的政治層次，闡述了中立概念的重要性與緣起，進而說明中立的意涵與所引起的爭議；第三章則是探討公務人員日常執行職務層次的中立態度，即從公務人員的角度出發來瞭解他們與主管互動之下如何產生不中立的動機與行為。根據相關文獻的整理，本文建構了公務人員因個人因素而不中立的模式以及他們可能會因主管的獎懲權的使用而產生配合主管偏好執行職務的態度；在第四章中則以三個個案並進行分析來與上述公務人員因個人因素而不中立的模式進行驗證；在第五章中則以問卷研究的方式來瞭解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中立的態度是否會受到主管因素的影響；第六章則提出本文的結論與建議。 在針對我國公務人員中立進行研究之後，我們發現公務人員就個人因素而言，他們之所以採取不中立的行為是結合了不中立的意圖與不中立的機會二者的考量。當他們產生了不中立的意圖，即他們的動機明顯的與公共利益相抵觸，他們會進一步衡量是否有適當不中立的機會，即他們會考量「不中立被發現的可能性」與「不中立所能獲得利益的多寡」，從而決定他們是否要採取不中立的行為。就主管因素而言，本文發現台北市政府的公務人員的確會因主管的獎賞權與強制權的使用而影響他們執行職務時的態度。因此本文針對消除公務人員不中立的動機與減少公務人員不中立的機會提出建議。

現代各國政府的職能日見擴張，推行政府職能的公務員亦因之日見膨脹，如何解決現存的行政流弊及脫節現象，端賴健全的文官制度以提升行政績效。隨著我國政府宣佈解嚴及開放黨禁，政黨政治逐漸形成，但在歷次選舉活動中，公務人員被動員於支持特定黨派，政治中立和功績制基本原則被扭曲破壞，且我國行政機關各部會政務與常務的範疇，向來未予明 確區分。鑑於確實有建立行政中立體制的必要，考試院爰請銓敘部蒐集各國有關行政中立規定，研擬完成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送請立法院審議，踏出了我國前所未有的人事價值法制化。 本文主要是從研究各民主先進國家有關公務人員在政治活動中立方面的做法及規定，並探討其發展過程的演變情形，俾做為我國發展的借鏡。第一章"緒論"闡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架構，進而就各名詞涵義加以界定，以避免名詞的混淆。 第二章"先進民主國家的發展"，從英國、美國、德國、法國、日本五個民主國家的發展經驗，提供在政治活動中立方面應有的做法。根據研究所得發現法國、德國的規定最為寬鬆，日本的規定最嚴格，英國、美國則介乎其中。 第三章"政治中立觀念之進展"，就行政與政治的分合及特別權力關係兩方面加以探究，從十八、十九世紀，以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行政與政治的關係產生無數的爭論及發展趨勢，兩者的分合亦被贊成或反對政治活動中立的人士用來支持其理論，本節試圖從兩者的分合關係尋求均衡；特別權力關係規範國家與公務人員間的權利義務，從十九世紀德國發展出傳統特別權力關係，並輾轉傳至日本及我國，至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理論修正，使其產生重大變化，在公務人員保障上更趨完整。我國則在歷次大法官會議解釋中做修正，目前在公務人員的懲戒保障上有較完善的制度。 第四章"政治活動中立的原則"，從政務官與事務官分立、限制政黨政治活動、限制參加競選或選舉活動、違反禁制規定的罰則及保障制度等五方面探討，歸納各國作法並研析我國行政中立法草案暨相關法規規定，檢討我國現行作法，從而尋求出應做修正的方向。 第五章"結論"，提出本文研究發現及建議，欲落實政治活動中立，除了就相關法規做修正配合外，如何在觀念上徹底釐 清，並就利益團體遊說及個人觀念價值中立方面努力，以確實達到行政中立暨文官制度健全。

不結盟運動與一般的國際組織不同，事實上該運動沒有組織章程、成員國間沒有締結條約、未明白設定目的、角色及成員的權利和義務，嚴格來說，不結盟運動僅是鬆散的、以共識取得結論的非正式國際性組織。此外，該運動也沒有強制遵行共識的條件，個別國家立場有一定差距，不結盟運動可說是一種「聚會」(get togther)而己。但不可否認，透過不結盟運動的協調並取得相當的共識及立場後，身為新興國家不結盟運動的成員在國際上的力量大幅加強，以「集體外交」之力而得以在國際舞台上擁有發言權和影響力。同時該運動也成為第三世界國家最重要的國際論壇。自一九六一年的第一屆不結盟運動高峰會議在南斯拉夫的貝爾格勒舉行以來，至今已召開第十屆高峰會議，在成員國的數目及高峰會議所提出的建議，質量兩方面都有顯著的成長。本文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分析不結盟運動三十餘年來的演變，將不結盟運動十屆高峰會議分四個階段來看。第一屆至第三屆高峰會議，為不結盟運動的草創階段。在這一時期（一九六○年代）國際關係正處於東西兩大集團對立的情況。為因應國際情勢，以埃及、印度、南斯拉夫為首的不結盟國家召開第一屆高峰會議，希望對當時危及世界和平安全的情況能發生影響，改善國際緊張情勢。不結盟運動議題便著重支持各地區的獨立解放運動、呼籲國際進行裁軍行動。一九七○年代不結盟高峰會議，展露頭角時期。不結盟國家將改變現存經濟結構的議題提出，一九七三年第四屆的高峰會議首度提出了「新國際經濟秩序」，希望透過發展中國家與開發國家的合作、技術交流、資本流通等各種方式減緩南北國家間經濟的差距所產生的衝突。隨後的幾屆高峰會議經濟議題都是不結盟國家所討論的重點。該議題是不結盟運動所提出最受國際社會熟知的議題，雖然開發國家所給予的配合改變仍相當有限，但不結盟國家確已對國際事務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一九八○年代不結盟高峰會議，內部衝突階段。由於美國意圖主導國際局勢，而對第三世界國家如古巴、利比亞、以阿問題介入干預，不結盟國家對此大加抨擊，因而不斷重申「不干涉、不干預」的原則。然而同為不結盟國家的伊朗、伊拉克間的戰爭，更是不結盟運動深感棘手的問題。一九九○年代不結盟高峰會議，全新定位時期。一九八九年，國際關係進入全新的局面。東歐、蘇聯共產政權相繼倒台，東西對峙已成歷史。美國成為唯一強權，後冷戰時期到來，「新國際秩序」已然成形。不結盟運動形成的背景，已不復存在，「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也失去。

在文獻上探討的租稅制度多採用利潤稅制，但在實際的經濟體系中，廠商所實際面對的稅制係公司稅制而非利潤稅制。有鑑於此，本文旨在探討公司稅制下廠商的產出與逃漏稅決策是否仍然具有可分離或獨立的性質，並探究其背後的原因和經濟意義。文中主要的發現如下：與利潤稅制不同的是，不論是獨占廠商或是寡占廠商，公司稅制均不具中立性。然而，在浮報一定比率的勞動成本時廠商的產出和逃漏稅決策仍然具備可分離性；而在浮報一定金額的勞動成本時則產出決策和逃漏稅決策則具備獨立性質。

Warr（1983）提出中立性的說法，即所得重分配不會影響私人的捐贈數量。Bergstorm， Blume and Varian（1986）在其文中提出，當個人在所得移轉前後身分由捐贈者改變為受贈者時，捐贈的數量會隨著社會上所得不均度的上升而增加。至於Andreoni（1989）改變捐贈的動機，提出部分利他動機，結果中立性不存在。 本研究利用「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探討當所得不均度提高時是否會影響私人慈善捐贈。其中用來衡量所得不均度的指標分為各縣市的吉尼係數與所得差距倍數，由於各縣市生活水準與文化皆有所不同，考量地區別之間的差異，故在模型中加入各縣市的固定效果，控制各縣市的差異後，得到的迴歸估計係數皆為正且很顯著，從實證結果來看，本文不支持Warr（1983）提出的中立性假說且與Bergstorm， Blume and Varian（1986）提出當所得不均度提高時，捐贈的數量會增加的理論結果一致。 另外本文的主要迴歸式得到的所得彈性與價格彈性為0.59與-1.76，符合過去相關文獻的結果。另外相關影響捐贈的特徵變數，由實證的結果可以看出，不論年齡和婚姻狀況對慈善捐贈都有顯著的關係，而且兩者皆與捐贈呈正相關。然而在性別方面，不論是戶長性別還是家戶平均性別，實證結果皆不顯著。在教育程度方面，實證結果得到戶長的教育程度不影響捐贈行為，至於家戶的平均教育程度與慈善捐贈則呈現負向的關係。

有鑑於過去有關逃漏稅決策的研究也都假設納稅人對於自己的稅負掌握完全資訊，然而現實情況則不然。在現實情況中，稽徵機關可能因為稅法制定的不完善、稽徵程序的繁複或稅務人員的訓練成效不一，使得其核定納稅人的所得水準出現或高或低的情形。由此可知，納稅人的逃漏稅決策除了面臨會被查核的風險外，還可能面臨稽徵機關核定所得不確定的風險。因此本文將此現象反應在生產者決策中，試圖探討當獨占廠商面對核定成本的不確定時，其生產決策與逃漏稅決策間的關係會不會產生變化，而在考量核定成本不確定的情況下，利潤稅的中立性是否會被推翻。本文證明在考量核定成本不確定的情況下，利潤稅的中立性將不成立，此時廠商逃漏稅決策下的最適生產量將大於或小於未考慮逃漏稅決策下的數量。

古今中外的任何政體都需要仰賴一個以專業為核心的文官系統，才能使主權者的各類偏好，能夠確實地轉化成政策，並且以符合經濟與效率的方式執行，方能獲致治理的績效。專業官僚系統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使有限的公共資源，能夠符合效率及效能或其他客觀標準在社會上進行權威性的配置。 而在多元民主政體中，除了同樣需要專業之外，為了避免文官系統的專業能力被政黨或特定團體所控制，造成公共資源的配置被黨派私利過度地扭曲，因而產生了文官「中立能力」價值的呼籲。在中立能力這個帶有規範性色彩的價值引導下，常任文官的事務系統與政黨為主的政務系統間，從人事制度到政策過程，都經由某些制度設計，區隔出了一定的距離，避免了官僚系統被政黨完全掌握。 然而，中立能力這個以確保官僚系統能夠維持專業為目的的價值，在我國卻被窄化為文官與行政機關不應涉入選舉與政黨活動的「行政中立」概念，而忽略了這些制度設計背後更重要的目的，討論的範圍也被限縮在行政中立法上，而沒能處理到政策過程以及官僚系統在組織管理與運作的部分。 本研究有兩個主要的目的，首先，在理論與概念的層次上，經由檢閱歐美民主國家對於中立能力概念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嘗試為國內對中立能力此一尚屬陌生卻又影響深遠的概念重新聚焦深化。其次，在實證研究的資料累積上，透過「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這個政策個案，深度訪談水利署與地方政府水利單位官員，輔以官方報告、報章雜誌等次級資料的比對，探索在真實複雜的政策個案中，文官與行政組織能否實踐以專業為核心的中立能力價值，又是什麼樣的因素或是制度設計能夠確保其維持中立。 本研究最終發現，在理論與概念的層次上，中立能力價值又能夠區分為兩項內涵，分別是居於核心的專業主義以及作為指導與外界互動界面上的公正性。而在實證的政策個案研究上，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經由「以流域為整體單位的規劃報告」，嚴格要求工程的施作必須符合規劃中的整體性與急迫性，並且建立起從中央到地方對於工程施作的三級審核制度，使得治水工程的預算經費配置大致符合了專業的客觀標準，並且在近年的歷次颱風水患中發揮效用。在此個案中，專業規劃的報告與審查制度確保了中立能力的實踐與政策的果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