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韻之學，約言之，有古音、今音、等韻三者，尤以等韻焉最有條理且最為細密，等韻包括組成字音之各種要素，如韻之等第、開合、重輕、內外轉，聲之部位、清濁及調之平、上、去、入等。等韻不明，則古音今音亦不能明，余所以研之，此其一。 近人趙蔭棠等韻源流言等韻之分期及其變遷，曰： 第一期：等韻之醞釀——六朝至唐宋。 第二期：等韻之成二——兩宋 第三期：等韻之改革——元、明、清。 第四期：等韻之批評及研究——明清至現代 梁僧寶屬清人，其書大異乎早期之等韻圖，余所以研之，此其二。 宋元乃等韻大盛時期，雖皆標明為今音而設，然門法林立，或異名同實、或同名異實，梁氏書則綜合眾說，解蔽障，闡宗旨，余所以研之，此其三。 梁氏歸字之多， 羅之廣，遠勝一切等韻書，余所以研之，此其四。 宗元等韻書甚多衍文、闕文、訛字、誤等，梁氏書則考覈精確，準此可以廣校前修之疏，余所以研之，此其五。 梁氏之等韻著作有切韻求蒙與四聲韻譜，求蒙旨同韻鏡、七音略、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與切韻指南等書，體例亦出於宋元韻圖，韻譜則為梁氏首創，切韻系之音幾盡納於韻 之中，形同韻書又似韻圖，實兼兩者之長也。 愚論之重點在於校注全書之單字音，旁參韻鏡、七音略、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玉篇、廣韻、集韻等書，逐字逐圖均經對照比較，舉凡闕列、訛誤、互異者，皆按次標出與校訂，可觀者或在此也。

金庸武僧在書中的地位多為配角，在武林中平凡如我們一般讀者，當面對恩仇的兩端、欲念的掙扎時，常是偏執而又茫然的。在正邪不兩立的江湖世界裡，金庸進一步寫出惡人有靈光一現的人性光輝，善人也有誤入歧途的蒙昧時，透過這些配角人物的人性複雜面，小說向讀者展現尋常人的尋常思維的心路歷程與掙扎，企圖為現實世界中的眾生提供走出欲念迷霧的可能。 人之大欲，莫過於名位財勢，武林中掀起腥風血雨的爭奪多來自於此，爭奪之中，難免糾葛著恩怨、愛恨，故復仇行動亦隨之而興。而身陷情愛糾葛或欲念執著的角色，最後都選擇了出家為僧為人生最後的安頓處，佛門成了難解恩怨的出口，提供除了情愛、生死之外的心靈歸宿。這樣的安排除了顯示金庸個人對佛學的體悟，也是繼承中國文化傳統中敦厚的情操，對犯錯悔改者給予新生和寬容。 歸納金庸武僧群在書寫上的承繼與發展。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趣味化與顛覆性可上溯至《水滸傳》的書寫策略，而為了回應武俠小說中對武術的關注，強化了武僧身負絕藝的一面。此外，強調武僧亦有如同常人的繾綣深情、臨死關頭的畏懼，深入寫出佛僧的「人性」面。而武俠小說裡的佛門空間不再只是庇護所或遊戲場，當各大門派欲爭奪武林盟主地位時，少林寺往往也成了武林競技場，少林方丈則成了競技的見證者、糾紛的仲裁者。在金庸武僧群的生命裡，佛門，是江湖一角，也是浪蕩江湖的武林人士最終的心靈歸屬。 對經典作品與經典人物的承繼，似乎是通俗作品不可避免的過程，而通俗文化是任何美學經驗的必然起點，重複經典的通俗文化與被重複的經典文化，在兩者之間值得關注的不是其差別，而是承接上和相似性上的關係。本論文比較了不同時空下的敘事者如何處理武僧角色，探索由｢俠義小說｣到｢武俠小說｣中武僧一角的異同，也希望由類型人物的承繼與創化印證通俗文學與經典文學的幫襯關係。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地域研究) / 甲第24979号 / 地博第321号 / 新制||地||125(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研究科グローバル地域研究専攻 / (主査)教授 藤倉 達郎, 教授 速水 洋子, 教授 池亀 彩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rea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第一章：探討喇嘛教與喇嘛教傳人蒙古之情形，分為四節。包括喇嘛教的意義、派別 ，蒙古王室和喇嘛教接觸的情形，蒙古接受喇嘛教的原因，以及接受對元代王室、臣 民的影響。 第二章：探討元代喇嘛教的政治地位，分為四節。首先討論宗教與政治的關係，接著 論及諸帝王對喇嘛教的態度，與喇嘛教徒的職掌，最後析論喇嘛教政治地位的消長。 第三章：分析元代的喇嘛教政策及其影響，分為四節。包括設立掌理教務的專門機構 ，與教務的處理原則，接著才討論機構設立後僧官對政治的影響，以及喇嘛教徒擁有 特權的影響。 第四章：主要探討喇嘛教對元代政治的功過，分為五節。包括喇嘛教對元代社會、政 治方面的貢獻，以及其對社會、經濟、律法的破壞，造成政治不安的負面影響。 第五章：綜論元代喇嘛教對政治的影響，分「帝王對喇嘛教禮遇的統計分析」，及「 影響政治的因素探討」二節詳述，以為結語。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文学) / 乙第12809号 / 論文博第607号 / 新制||文||604(附属図書館) / 31296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美学美術史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根立 研介, 准教授 上島 享, 准教授 稲本 泰生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文主旨為探討戰後台灣佛教僧俗關係的轉變與意涵，時間由1945年以降，並以台中蓮社、大專青年齋戒會、香光尼僧團三個中部淨律道場為個案。首先陳述1945年後的台灣宗教環境，包括大陸僧俗來台，及既有的齋教、日本佛教、民間信仰等同時並存的情形。此期間最關鍵的二者，一為中國佛教會結合政治力量主導推動的傳戒活動，二則是大陸僧人紛紛發展其「宗教專業」，於弘法新地進一步拓展其「宗教事業」，此即建立僧俗關係的重要過程。 其次，以台中蓮社、大專青年齋戒會為例，探討其於1960年代至1980年代由僧俗合作推動的佛學教育內涵，不僅引領中部地區學佛風氣，更帶動一波大專青年學佛熱潮，其造就眾多僧俗人才，包括興起於1980年代的香光尼僧團。然其中也突顯僧俗的理念差異，包括「學佛」與「佛學」的問題，及持戒、處眾的不同風格。 1980年代至今則以香光尼僧團為例，其延續大專青年學佛運動重視青年與教育的精神，以僧俗教育為志業主軸，前者以香光尼眾佛學院為基礎，培育高學歷青年尼眾，使僧團發展方向精英化；後者則以佛學研讀班提供一般大眾基礎佛學教育，在該場域中僧俗間具體化為師生關係。由這些基礎進一步針對跨地域性信徒網絡的說法提出檢討，本文認為跨地域性的網絡確實存在，但未有明顯的信徒性質。 經由分析上述三個個案的僧俗關係，本文認為僧人專業化的取得與應用使宗教成為社會專業分工的一環，並因教育政策而漸具學科性質，僧人為「宗教師」的身分雖仍屬宗教範疇，但其「師」的角色顯然有世俗倫理的意涵，異於傳統以宗教薰陶人之完整性、作為終極關懷的神聖概念。 由本文觀察可見，戰後刻意分別的僧俗至今又再度交錯。雖然當前人間佛教風潮似乎為俗人地位之提升帶來新契機，但僧俗關係尚需更多的對話與經驗累積以縮小理想與實踐的落差，並予以僧俗彼此刺激及適應的機會。

南北朝佛教在東晉佛教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隨著寺院經濟的穩定、帝王的提倡等因素， 此時的譯經之風較之東晉有過之而無不及， 南北朝的佛典翻譯遍及大小乘，且出現了以專門研究某些經典的經師、律師、論師，諸如成實師、阿毘達摩論師、十地經論師等，這些經典皆受到中國人的發揚，成為不同的學派，這些學說不但豐富了南北朝的佛性思想，亦替隋唐時代的天臺宗、華嚴宗、禪宗預告先聲，而其中最受矚目者當屬《大般涅槃經》。 東晉法顯於印度中部華氏城取得《大般涅槃經》六卷本，於義熙十三年（西元417年）至十四年（西元418年）在道場寺翻譯完成，定名為《大般泥洹經》，此經一出，在南方掀起滔天巨浪，一時有關佛教、一闡提、判教等論題，成為眾所討論的焦點。北方則有曇無讖自中印度、于闐的《大般涅槃經》四十卷本，此本約莫在北涼玄始三年（西元414年）至十年（西元421年）譯出，是則中國僧侶對於《大般涅槃經》的研究自此二版本開始，在南北方皆出現了討論《涅槃經》的風氣。 劉宋元嘉年間，四十卷本傳入南方，除了改寫了中國人對一闡提的看法外，更將有關佛性的討論推向另一個高峰，此譯本到了南方後，慧嚴、慧觀與謝靈運等人依照已流行的六卷本《大般泥洹經》，對四十卷本加以潤色、刪改校訂成為三十六卷本。自是，三十六卷本在南方興起一波巨大的風潮，南北方皆出現眾多出色的涅槃師。除了譯經的因素外，恐怕也因為般若學說在僧肇手中已達到空前的成就，難以再轉出新說，一味說空而忽略主體與心性層面在當時已有人提出質疑， 是以對空的興趣便逐漸轉向對涅槃的研究。涅槃學在南方有竺道生與慧觀的大力闡發、北方有道朗與慧嵩的宣揚，涅槃學的討論在南北朝時期可謂是佛教研究的主流。 　　欲了解南朝時期中國人對《大般涅槃經》的理解，莫過於透過《大般涅槃經集解》。梁代所編輯《大般涅槃經集解》保留了當時涅槃師豐富的資料，讓後世得以一窺當時涅槃師如何以解釋《大般涅槃經》的甚深妙意。此書乃是梁武帝於天監七年（西元508年）敕令編撰《大般涅槃經集解》， 其主要選取了道生、僧亮、法瑤、曇濟、僧宗、寶亮、智秀、法智、法安、曇准的說法，雖然無法得知編者選取的標準為何，但由當時談論《大般涅槃經》的風氣之盛、涅槃師之多的情況，未被選錄者尚有著《涅槃略記》的慧靜、超進、僧鏡等人，便可知能夠脫穎而出，能被選錄在《大般涅槃經集解》中的各涅槃師說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加上此書乃在帝王御命下所編纂的作品，自然也可以代表此人的觀點是不容小覷的。其中，僧亮之注為所有注解條目份量最多的， 是以從分量上來看亦頗有可觀，則僧亮的《涅槃經》注在質與量上皆可說是在當時的涅槃學說中占有一席之地。 　　《大般涅槃經集解》固然提供了相當多的材料，但仍有其侷限性， 其中的不足之處，便需要借助其他資料的補充。由於《大般涅槃經》的特色在於「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因此各涅槃師對《大般涅槃經》的討論亦集中在佛性的議題上，然而經中對於佛性定義並不一致，是以各涅槃師對於佛性也有不同的詮說，這些多元的看法被保留在吉藏、均正、元曉的論著中。 唐代吉藏在《大乘玄論》中舉出十一家正因佛性說、《涅槃經遊意》有佛性「本有」與「始有」共三家、《大乘三論略章》中則列出十家說正因佛性、唐代均正於《大乘四論玄義》中有本三家、末十家的看法、元曉的《涅槃宗要》則說明六家的佛性義，這些資料對當時涅槃師佛性學說進行分類，並將之評價，雖然其選材與評述不乏編輯者的主觀意識與宗派成見，但頗能呈現當時佛性討論的基本概況，若再加上《大般涅槃經集解》所蒐羅的資料，或以足夠拼湊出當時《大般涅槃經》談論的整體面貌。然而，在吉藏、均正、元曉等人對涅槃師佛性說多集中在「正因」的討論，皆未將僧亮的觀點納入某家某派，僧亮這個留下《大般涅槃經》最多註解的人，究竟應當屬於哪家何派？ 這難道是因為吉藏、均正等人皆未見到僧亮的學說嗎？事實上，吉藏在《涅槃經遊意》與《大乘玄論》、均正於《大乘四論玄義》皆曾引用僧亮的說法，由此可知僧亮的學說在當時仍有留存，並非因為亡失而導致他們不曾見過僧亮的學說，故未對僧亮的學說進行分類。而僧亮在《大般涅槃經》的注解中亦以許多篇幅闡述佛性，則其未被判別分屬於某家某派的原因也非是由於其缺乏對佛性的論述，則為何一個學說質與量皆備的涅槃師會被眾人所忽略呢？ 　　另一方面，不只吉藏、均正、元曉等人未提及僧亮的思想，就連《高僧傳》都未見有相關描述。梁代慧皎《高僧傳》記錄了東漢至當時的名僧大德之經歷與專長，可作為另一參考的側面。對照《大般涅槃經集解》所收錄的涅槃師，在《高僧傳》中大部分會有「善涅槃」或是其他與《涅槃經》相關的描述，如僧宗便有「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 的記述、智秀則「尤善《大》、《小》、《涅槃》、《淨名》、《波若》。」 ，但自〈僧亮傳〉觀之，其內容僅描述了僧亮的神異之事，與《涅槃經》全然無關。若是依照布施浩岳的考證，認為《大般涅槃經集解》中的僧亮即道亮， 但〈道亮傳〉只言其「著成實論義疏八卷」， 則道亮所鑽研的學說亦非是以《大般涅槃經》為長。換句話說，儘管僧亮花了相當多的工夫注解《大般涅槃經》，其學說亦受到當時主流的肯定，但《高僧傳》中卻未對此留下任何記錄，吉藏、均正等人更選擇將其忽略，後世之人對僧亮學說的了解惟有透過《大般涅槃經集解》。 　　此為一相當矛盾且弔詭的現象：《集解》中的僧亮學說代表了其在涅槃師中的重要地位，但在其他資料中，僧亮學說在涅槃學似乎又無足輕重，可捨去不談。而僧亮未被劃入任何的學說或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方式：一是特殊性，一是普遍性，前者又可劃分為二，其一是僧亮學說與各家說法的殊異程度過大，以致不被時人所接受，最後趨於凋零而隱沒；其二是其特殊性與吉藏、均正等人的立場相違，是以未被收錄於其作品之中。後者則是其太過普遍，在當時未具獨立性，而終與各家說法合流。特殊性與普遍性亦是矛盾的關係，在注解《大般涅槃經》的十家涅槃師中，唯有僧亮具有如此神祕的色彩，也只有僧亮存在著矛盾的情形，此便引起筆者的好奇，僧亮究竟是如何闡述《大般涅槃經》？是什麼樣的學說能夠讓他產生如此矛盾的現象？ 　　近代對於南朝涅槃思想的研究雖已紛然雜陳，然討論涅槃師的資料多是引述吉藏、均正的作品而忽略涅槃師在《大般涅槃經集解》中所闡發的思想，故僧亮的學說一直被束之高閣，然細察僧亮對於《大般涅槃經》的注解，其自有一個完整的體系架構且不同於各家的獨立特色，是以本文試圖透過僧亮對《大般涅槃經》的注解，建構其思想的脈絡，重新拼貼出僧亮的整體思想，再進一步的對僧亮學說作出評價，望能使整個南朝的涅槃學說研究更趨完整。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地域研究) / 甲第20589号 / 地博第222号 / 新制||地||82(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研究科東南アジア地域研究専攻 / (主査)教授 速水 洋子, 准教授 片岡 樹, 教授 小泉 順子, 准教授 村上 忠良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rea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In the present study I examine the vertical bamboo flute shakuhachi, as an example of how a tradition can be constructed. There are two main issues: th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of the believed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akuhachi tradition, and how the transmission of this tradition is conducted. The first main issue is concerned with how a legendary origin, probably constructed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was disproved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tudies. According to this legendary origin, the shakuhachi was connected to Chan (Zen) Buddhism in ninth-century China. It was replaced by a nowadays commonly accepted theory of an indigenous origin, found in both Japa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contemporary writings. I discuss the legend, constructed by the so-called komusō monks of the Edo period (1603–1867), and suggest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f how they became connected to other kinds of medieval monks, so-called boro and komosō. The primary sources relating to the boro and the komosō are discussed. My analyses indicate that the twentieth-century studies created a connection to the boro and komosō as assumed devout Buddhist monks, probably for socio-political reasons. The second main issue concerns how the tradition is transmitted, and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this transmission. Some Japanese studies discuss the notion of kata – fixed forms implicitly containing essential elements of the ‘tradition’ – as a special feature of Japanese arts. I investigate how transmission is conducted, and argue against the notion that the elements transmitted from teacher to student contain the essence of the tradition. I assert that the concept of fixed forms as a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Japanese traditional arts, should be modified to a more modest ‘character of the music’ on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transmitters. I discuss the elements that are transmitted, and investigate what it is that constitutes the ‘traditional’ aspects, if any, of this transmission. / 本研究は、竹でできた縦笛である尺八の歴史とその音楽の伝承の研究である。尺八に関連する研究はそのほとんどが歴史的な考察であり、そこでは尺八の 起源、楽器としての尺八、尺八音楽について議論されてきた。初期の研究は20世紀初頭に行なわれた。これらの研究においては、江戸時代（1603〜 1867）に書かれたいろいろな記述や書物によって入念に作り上げられた尺八の伝説的な起源について反証が行われている。江戸時代には、尺八は僧侶の一つ のタイプである虚無僧(こむそう)により宗教的な道具（法器）として使用されていた。虚無僧は、尺八の起源を9世紀の中国の禅僧 Pu Hua （普化）にさかのぼるものと主張していた。それに対して、1900年代に行われた尺八の歴史的な研究において、日本の研究者たちは、江戸時代以前にさかの ぼる日本固有の起源論を提示した。そして、それが暮露(ぼろ)および薦僧(こもそう)という別種の仏教僧につながるものであると述べており、それは現在広 く受け入れられている有力な説となっている。 第4章では、尺八の伝説的な起源について紹介するとともに、上記の三つのタイプの僧が江戸時代の早い時期には同様のものとして見な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経緯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第 5章および第6章では、日本人研究者によるほとんどの研究で参照されている、暮露と薦僧に直接につながる資料の詳細な分析を行う。そこでは、これらの日本 人研究者の研究が示し、広く受け入れられている尺八の日本固有の起源論と発展の過程を分析し、それに対して反論を試みる。本論文の最も中心となる課題は、 「伝統」という概念について考察し、「伝統」が必ずしも真正の起源を基礎とするものとは限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を尺八を例として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である。筆 者の分析において、尺八には日本固有の伝統があるという考えは、おそらく社会政治的な（socio-political）理由のもとに、1900年代に行 われた尺八の歴史に関する研究の中で作り出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と論じる。 本論文中では、「伝統」の概念に関してもう一つの観点を取り上げる。それは、伝統芸能の伝承である。日本における研究では、「型」の概念、つまりその芸能 特有の特質が含まれる固定化されたフォームが日本の伝統芸能の特筆すべきものとして論じられている。筆者はその伝承がど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かを調べて考 察し、教える者から学ぶ者へ伝承される要素の中には、必ず伝統の本質が含まれるという考えに対して反論を行う。この本質主義的な観点とは対照的に、筆者が 主張するのは、伝統芸能において伝承されるのはそのような意味での「型」ではなく、それはむしろ個々の伝承者のレベルでの、より緩やかな「音楽のキャラク ター」であり、「型」はそういう意味にとらえ直されるべき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る。本論文では、伝承される諸要素について論じ、また、この伝承における「伝統 的」な様相(アスペクト)を構成しているものが、もしあるとすれば何なのかを追究する。

Comment définir ces peintures ou rondes-bosses que sont les portraits japonais figurant des moines ? Par leur forme spécifique qui, issue d’un prototype continental qui n’a pas été remis en question, est demeurée stable à l’exception de brèves périodes. Cette constance s’explique par l’importance accordée à la Chine, l’usage de modèles iconographiques (zuzō) et le recours à une réplique qui n’est jamais dénigrée. Le portrait est de plus une image au bénéfice des sectes qui la produisent. En fournissant une représentation qui ne se dégrade pas, il est aussi la preuve d’un état de sainteté, voire de bouddhéité. Quant à la fonction de certificat des portraits Zen (chinzō), elle semble rare. Portrait de groupe, rouleaux illustrés (emaki) et littérature ont également décrit des personnages à leur façon, autorisant des comparaisons. Le portrait aurait pu inventer sa propre représentation ; il a préféré emprunter aux images sacrées : figurations de vénérés, maṇḍala et illustrations de jātaka. / How can one define these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in the round that make up Japanese portraits of monks? Through their specific form that derives from a continental prototype which has never been reappraised and which remained stable except for short periods of time. Such a consistency results from a strong influence of China, and from the use of iconographic models (zuzō). Furthermore, copying a work of art has never been undervalued. Portraits are also images which benefit the sect that produces them. By providing an image or representation that never decays, they bear testimony to a monk's holiness, even buddhahood. Lastly, the Zen portraits (chinzō) are often seen as a kind of certification; however, this function seems quite rare. Group portraits, scrolls (emaki) and literature also describe people in their own way, allowing comparison with portraits. Portraiture could have followed its own path; it has preferred to borrow from holy images: deities, maṇḍala and jātaka illust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