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用實地實驗法和故事實驗法，分別以128 位及240 位六年級的國小學童為受試 ，在班級領導權的推派情境中，驗証程序公正的團體－價值理論與認知參照理論。結 果發現： 1.推選程序的公正知覺高於指派程序的公下知覺。 2.推選程序下的受試對權威的信服度高於指派程序下的受試。 3.推選程序下的受試的結果公平知覺高於指派程序下的受試。 4.推選程序下的受試的情緒反應評量比指派程序下的受試更為正向。 5.當選者的能力高低會影響受試的結果公平知覺：高能力組的結果公平知覺要高於低 能力組；且推選╱低能力組的結果公平知覺要高於指派╱高能力組。 6.推選程序下當選的受試的情緒反應要比指派程序下當選的受試更為正向。 上述的研究結果支持了Tyler & Lind的團體－價值理論，同時也支持了Folger的認知 參照理論。上述的結果意含在權力分配的情境中，民主程序的執行與否往往關係著團 體成員對權威的信任和支持，而個人的利得立場及當選者的能力雖然對結果公平知覺 的判斷及情緒反應的評量上有一定影響，但是，當我們將程序的公正性列入考慮時， 可以明顯看出程序的公正性佔決定性的作用。 本研究建議國小學生的潛在課程應注重『過程』的教育，諸如學校週會、班會、辯論 會、班級活動、運動競賽、課堂發言討論等，都是學生學習尊重、依循合理公正的團 體程序所做成的決策之大好機會；學生們對民主程序和法則的實際運作將有助於民主 性格的養成。另一方面，本研究對民主革的運動也建議須從『程序的公正』上著手， 而程序的公正性端看該程序是否依循大多數的民意。 "

資本利得課稅的問題，在各國間一直被猛烈的爭論著，或以失之過寬，或以失之過嚴 ，立場各異，見解自殊。然而，經濟在進步，觀念在改變，稅制亦隨之革新，本文乃 以客觀立場，對有關問題，加以多面的探討。 全文分為六章十八節及附錄一則，合成一冊，近六萬言。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研究動機與全文結構。第二章，由資本利得的本質；應否課稅 ；應輕稅或重稅，來探討資本利得課稅在理論上的一些爭議。第三章，分別就資產流 通、投資結構、消費與儲蓄、所得分配、經濟成長等因素，探討資本利得課稅在經濟 上的影響。第四章，探討資本利得稅有關的三個重要觀念－－資本利得額、實現率、 有效稅率。第五章，就我國行資本利得課稅制度加以詳盡分析與檢討。第六章，本文 結論及建議的提出。另外，附錄一則，利用各種數學上的證明，驗證Jerry R. Green 及Eytan Sheshinski兩位教授所提出的各種最適資本利得課稅方法的可行性。

本文在Arkolakis et al.(2009) 模型架構下，經由簡化而一致的貿易估計式，以較少量的數據資料，得到1981年至2012年間的台灣貿易利得，分別在單一產業單一要素、多產業單一要素及多產業多要素三種形式下，其對應的完全競爭與獨佔性競爭的估計結果。實證結果顯示，三種形式下的貿易利得起伏不盡相同，但大致呈現先降後升的一致走勢，表示貿易利得同樣受到1980-2012年間的重大總體經濟事件影響。 在1980 年代，主因第二次石油危機，以及台灣匯率急速升值，導致出口疲弱，貿易利得持續下降。1990年代，則在台灣歷經產業升級調整後，高科技產業使出口增加，進而提振貿易利得逐年上升。進入2000年後，台灣貿易利得隨即因2001年爆發的美國網路泡沫造成衰退。在2002年，台灣加入WTO後，隨著貿易障礙的逐漸移除，貿易利得也有顯著的成長。直到2008年，金融海嘯造成全球景氣衰退、需求疲軟，進而使台灣的貿易利得也巨幅下挫。

Kyoto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16857号 / 工博第3578号 / 新制||工||1541(附属図書館) / 29532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電子工学専攻 / (主査)教授 野田 進, 教授 川上 養一, 教授 藤田 静雄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創業天使(business angel)是一種新興的融資管道。以往創新產業利用創投事業募集創業基金，進行投資的工作。近年來創投的生態漸漸改變，除了資金挹注集中在營運中後期，創投事業也不再扮演提供管理諮詢的關鍵者角色。這時，創業天使的出現，不僅解決創業公司種子期資金不足的窘境，且積極涉入公司經營、提供產業諮詢，以增加企業的附加價值。 以往創投事業及創業公司的文獻中，僅就資本利得稅對雙方的投入影響作討論。而Elitzur and Gavious(2003)則試著加入創業天使的角色，利用三方模型衡量創業天使的加入能否對創投與創業公司間因道德危機問題產生的無效率有所改善。 本文以Elitzur and Gavious(2003)文章為基礎，加入政府的租稅政策，藉以衡量政府的介入是否對三方的投入有所助益。本文研究結果發現，只要政府課徵資本利得稅，將會使三方的投入水準減低；即使採取預算平衡的租稅政策，仍無法改變投入無效率以及創新產業收入過低的情況。因此，在現實社會中，政府不應課過重的資本利得稅，以期能使整個產業營收增加。如果採取對創投事業及創業天使資本利得補貼並搭配對投資之課稅，政府的原意乃是提高各行為參與者之資本利得，以增進效率水準；然而因課稅的過程中產生誘因降低的情況，最終反而會使三方的資本利得減少。唯有對單一參與者個別給予資本利得補貼並搭配課徵對誘因沒有影響的總額進入稅，才會使整個計畫的利得增加，達到有效率的投資水準。是故，政府的租稅政策對創業天使、創投事業及創業公司三者並不一定會達到較有效率的結果。

無 /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model of the stock market involving the rational speculator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imposition of tax on capital gains can reduce the market volatility. The finding is that the effect of tax on the stock price volatility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types of shocks hitting the market. In the cases of the issuing shock and the dividend shock, raising the tax rate could be a way to stabilize the stock market. On the contrary, when the margin-rate shock occurs, it tends to magnify the effect of the shock and therefore increases the market volatility. Thus,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tax rate may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stock price volatility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unexpected shocks.

本文以Sandmo引進勞動供給的租稅逃漏模型為基礎，以是否具有其他所得來區別社會上的富人或窮人，富人可以在勞動市場中投入勞動供給賺取勤勞所得，或是將勞動供給投注在以其他所得做投資的投資行為上，賺取資本利得；但是窮人只能將其勞動供給投注在勞動市場中賺取勤勞所得，在雙方決定勞動供給以追求效用極大化下，可決定彼此的所得差距。 由於所得稅具有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因此我們首先比較在不同所得稅制下的所得差距，以得知所得稅是否達成其重分配功能。結果是：僅課徵勤勞所得稅時的所得差距會大於未課稅時的所得差距，勤勞所得稅反而使所得情形惡化，因為富人可藉由移轉勞動供給的方式規避稅負；而同時課徵勤勞所得稅及資本利得稅後之所得差距會小於僅課徵勤勞所得稅時的所得差距，代表資本利得稅可有效改善所得分配惡化的現象。 政府除了可以用所得稅的手段改善所得分配外，也可以以移轉性支出的方式達到相同目的。第一個情況是假設目前僅課徵勤勞所得稅，所得差距情形惡化，當政府決定將全國所收取的勤勞所得稅做為移轉性支出平均分發給窮人時，會得到不一定可以改善所得差距惡化現象的結果，必須視窮人對消費和休閒的替代彈性，以及替代效果與所得效果的大小而定。第二個情況是假設目前同時課徵勤勞所得稅及資本利得稅，並以富人所支付的資本利得稅做為移轉性支出平均分發給窮人，此時的移轉性支出能夠進一步改善所得差距惡化的情形。由以上兩段可知，若政府要有效地改善所得差距惡化的情形，最好的辦法是課徵資本利得稅，並將資本利得稅做為移轉性支出的財源。 / In this paper we use a Sandmo’s (1981) type tax evasion model to discuss the effects of proportional income taxation on income distribution among the riches and the poor. The rich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in that only the former have exogenous income which can be invested to obtain capital gains. Therefore, while the riches choose between allocating their time to make labor income or to make capital gains, the poor can only attribute their time to making labor income. The tax system treats labor income and capital gains differently.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among the riches and the poor is determined by the difference in total incomes. We first show that when only labor incomes are taxed, the income tax worsens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as compared to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when there is no income tax. In other words, an income tax system with preferential treatments on capital gains is detrimental to income distribution. This result is intuitive because the riches can switch their labor supply from making labor income to making capital gains for tax avoidance, while the poor do not get to do so. An income tax system is beneficial to income distribution when capital gains are taxed at the same rate as labor income. Second we discuss the role of income transfer program 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how that if the government uses labor income tax as the only financial source for the transfer, the effect of such income transfer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is ambiguous. It is decided by the magnitude of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leisure, and the net effect of the substitution and the income effects. To improve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best scenario is to use tax revenues from capital gains as the financial source of income transfer.

我國在民國102年復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其本質屬於資本利得稅，本文欲探究資本利得稅對資產選擇之影響，再進一步將閉鎖效果納入資產選擇模型，討論課稅實現原則下，資本利得稅的稅率對資產選擇的影響。 本文假設兩項資產，分別為無風險性資產與風險性資產，發現在資本利得稅、資本損失可完全扣抵的情況下，政府擔任分散風險的角色，財富的風險性下跌，代表性個人增加風險性資產持有份額。納入閉鎖效果討論課徵資本利得稅下的資產選擇，設立兩期模型，代表性個人分配財富於無風險資產與風險性資產。若要代表性個人在第二期轉換投資組合，則代表性個人將要求新投資組合之報酬高於原資產之報酬加上處分原資產所產生之資本利得稅，而代表性個人可透過改變風險性資產持有比例調整新資產組合之報酬。研究發現，新投資組合的風險性資產持有比例受到原資產之資本利得稅率影響，原資產的稅率越高，則新投資組合的風險性資產持有比例越大，主因稅率越高，閉鎖效果的強度越強，因此若代表性個人要轉換資產的話，可透過增加風險性資產持有比例來增加新投資組合的預期報酬，亦表示代表性個人之風險承擔意願增加。

本研究嘗試就資本利得是否為經濟學上的所得、是否為稅法上的課稅所得及世界各國稅制上對資本利得之對待等三方面加以剖析與說明。 首先，經濟學上國民所得之概念，產出當等於所得，此為供給面與需求面恆等式。因此在證券市場買賣證券，只是屬於所有權的移轉而已，對產出沒有影響，意味著所得沒有增加，故資本利得非為經濟學上所稱之所得。 其次，在文獻回顧上，提供英國、德國及美國學者在時間沙河過程中，探求應納稅所得額概念之思想形成的脈絡足跡，且歸納「泉源週期說」、「勞務流通說」及「淨資產增加說」三種稅法上的所得定義主流學說。資本利得不具規則性及重發性而排除於「泉源週期說」課稅所得中；非消費能力的表現亦不為「勞務流通說」所接受不將其視為所得；唯獨「淨資產增加說」的所得概念包括了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所得額總和。 第三，本文研究世界各國對資本利得之租稅處理，包括英國、美國、新加坡、香港及澳大利亞等五個國家。香港及新加坡基於特殊目的，給予具有鼓勵性質之免稅措施。英國採分類所得稅制單獨課徵，而美國及澳大利亞則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稅中徵收。各國對資本利得不僅只就已實現之利得課徵，而且大多採取輕稅簡政的措施。

本文從台灣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2項條文規定出發，探討擴大利得沒收之概念、性質及其適用要件。釐清目前各國就某「高度懷疑來源自不法」的財產所具有的不同處理方式，大致可區分為兩種：以德國法為例的擴大利得沒收及以英美法為例的非以定罪為基礎之沒收。通過了解德國新舊刑法中關於擴大利得沒收的規定及變化，嘗試回答台灣法中的擴大利得沒收制度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有何修正空間。其中，就台灣擴大利得沒收條文中所設置的「常習性」、「集團性」兩大限定要件進行了具體分析，明確其意涵。最後，對擴大利得沒收遭受的相關疑義進行了回應，肯定其作為沒收類型之一而具有一般性，應當納入刑法典。 / This research starts from the article 18(2) of the Money Laundering Control Act, trying to discuss the concept, the nature and the usage of the extended confiscation. Basically,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ways to deal with the property which are under highly suspicion that it is derived from criminal conduct. One is the extended confiscation represented by German law, and the other one is the non-conviction-based confiscation represented by the U.S law. Taiwan uses the same way as German, thus the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German law and Taiwanese law, trying to find out the suggestion for revi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