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學生雖然很少有機會直接觸到美國黑人，但是他們對黑人存有刻板印象，這種刻板印象可以用凱茲與布瑞萊式的問卷調查，以形容詞的方式顯現出來。另外包格達式問卷則可以測出我國學生對黑人的社會距離 刻板印象的存在，雖然可能源於客觀的特徵，但是與我們簡化分類的認知方式，與內在挫折的投射也有關係，這兩個現象，均與專斷人格有密切的關聯性，另一個傳散刻板印象的重要來源是大眾媒介。如電影、報紙或書籍，常使閱聽人形成偏見概念。而許多研究者，也使用電影或其他媒介，進行改變刻板印象的嚐試，而獲得成果。 最近一部以黑人立場描述黑人的影片「根」在台播出。由於影片含有極豐富的訊息，及對黑人的一個新觀點，因此可能有改變閱聽人認知結構的效果。本研究以影片之暴露強度，個人專斷人格量表分數及背景資料為自變項，以刻板印象對黑人及白人之社會距離及對「根」影集之重要觀點的態度為應變項，以瞭解這部影片的效果。 本研究的重要發現如下： 一、本研究樣本與白人和黑人的接觸機會均甚少，尤其對黑人，有接觸經驗者少於1/10，受訪者對白人與黑人的一致性印象，來自大眾傳播或親友的親身傳播。 二、受訪者的專斷人格分數隨著教育程度之上昇而下降。而男女的專斷人格分數之間並無差異。 三、看過根影集之大部份受訪者對白人的印象有點變壞，對黑人的印象有點變好，表示「根」影集有說服力。但說服效果隨教育程度之升高而遞滅。 四、不同影集暴露強度之各組受訪者，對白人的印象並不因暴露強度之增高而有太大的變化，但是對黑人的印象卻隨暴露強度之增加而變好，趨勢明顯。 五、看過「根」影集四次以上的受訪者對黑人的刻板印象，遠比沒看過的受訪者為明確，也就是所選取的形容詞趨向一致。 六、在暴露於說服性傳播之後，專斷人格分數越高的人越容易被說服。本研究樣本中專斷人格高分組的受訪者中，看過根影集四次以上的人對黑人有很好的印象，對白人有很壞的印象。但是同組沒看過影集之受訪者，則對黑人有壞印象，對白人有好印象。自我報告態度改變分數與專斷人格分散，當暴露強度達到某一程度時，出現顯著之正相關，顯示出被說服性與專斷人格之間，有正相關存在。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讓受試者針對某一特定社會團體（老人），以自己的去形成有意義的次團體，來增加受試者的知覺團體變異性，看是否有助於刻板印象。研究者提出三個假設：1.從事卡片分類（自己形成次團體）的者，在知覺團體變異性上，會比只單純看卡片訊息的受試者，知覺到更多體變異性。2.從事卡片分類的受試者，會比只單純看卡片訊息的受試者，具有刻板印象。3.由知覺團體變異性的大小可以預測刻板印象的強弱。結果顯示：假設一得到部份的支持，假設二亦得到部份的支持，假設三則得支持。整體而言，本研究似乎意味著，「次類別化」(subtyping)並非如Weber與Crocker (1983)所言，無助於整體刻板印象(general stereotype)的，如果老人可以明確地分成多種類型的老人後，人們就不再存有「一概而論」的老人知覺團體變異性與刻板印象了。

廣告中刻板印象的表現已是習以為常的事，不論是女性或男性都以某種特定的樣貌呈現，儘管在兩性平權的現代社會，這樣的表現手法仍舊頻繁的出現。過去文獻發現消費者對於刻板印象廣告可能產生負面的態度，但未曾深究消費者所產生的負面態度是針對哪些刻板化的角色描繪，因此此次研究以此為核心深入探討。 本研究針對「廣告性別角色」以及「刻板印象/反刻板印象」的角度切入，根據陳正男以及譚大純(1995)兩位學者所歸納出的三種廣告性別角色，分別為職業角色、權力角色以及情慾角色，探討三種角色在刻板印象廣告以及反刻板印象廣告的呈現對於女性消費者有什麼不同的廣告以及品牌態度；此外，加入「性別意識」的個人特質作為調節變項，以探討其對於刻板印象廣告以及反刻板印象廣告的影響。 本研究共回收120份問卷，並同時利用因素分析以及回歸分析，所得結果如下： 一、 刻板化職業角色以及刻板化權力角色與廣告態度呈現負相關 二、 刻板化情慾角色與廣告態度呈現正相關 三、 不論在職業角色、權力角色以及情慾角色，「性別意識」對於廣告態度以及品牌態度不具有調節效果。

本研究以理學院大學數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在7級分以上的女大學生49名作為研究對象，操弄兩種刻板印象：『女性的數學較差』與『理學院的學生數學能力較好』，結合『刻板印象威脅』與『刻板印象提升』的概念，探討一個同時具有正負向刻板印象的當事人，當被激發不同所屬團體認同（性別/科目），對於受試者工作表現、工作選擇與自我能力評估的影響，並驗證考試焦慮與工作記憶容量作為刻板印象效果的中介變項之可能性。 本研究為單因子設計，獨變項『不同認同團體激發』有三組：性別認同組、理學院認同組、控制組。依變項則有8項指標：工作記憶容量測驗分數、數學測驗分數、考試焦慮量表分數、考試焦慮生理測量、數學測驗選擇難度、數學測驗難度評估、自我評估數學能力、刻板印象相信程度。 研究結果發現，當受試者被激發理學院認同時，他們的確會受到刻板印象提升效果的影響，造成工作記憶容量上升，但當受試者被激發性別認同時，他們在工作記憶容量測驗上的表現和控制組的受試者並沒有差異，亦即，刻板印象威脅效果沒有顯現。而接受到不同認同團體激發的受試者，儘管在自陳式考試焦慮量表上並沒有顯現出差異，然而在脈搏測量上則顯現出組間差異。 另外，在『測驗難度選擇』方面，本研究發現理學院認同組的受試者較其他組受試者會選擇較困難的作業。然而，在『數學能力測驗難度評估』、『對自己能力的評估』、『刻板印象的相信程度』這三方面，不同組的受試者則沒有顯現出差異。而本研究所提出的刻板印象效果之中介機制，並未在本實驗中得到支持。最後，研究者除了對上述結果進行討論之外，亦提出本研究的限制以及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刻板印象威脅效果是指當個人在面臨與其能力有關的負向刻板印象時，會有測驗表現不佳的現象，由於國內尚未有刻板印象威脅的相關研究出現，過去相關的刻板印象威脅研究對自我設限策略也少有探究，對於使用自我設限策略後是否讓自己表現不佳的風險更高亦少探討。因此，本研究除了探究個人在威脅情境中的「測驗表現」外，他（她）在情境中的「自我設限策略」之因應行為、及其自我設限策略的使用對測驗表現的影響亦是本研究關注的議題。 本研究為3(刻板印象威脅：威脅組女性、無威脅組女性、威脅組男性)×4(自我設限線索：宣稱組、行為組、宣稱行為組、以及不告知組)的實驗設計。其中，在刻板印象威脅部分，威脅組受試被告知「男性在此測驗中的表現比較好」，無威脅組受試被告知「男、女性的數學表現無差異」。在設限線索部分，宣稱組受試被告知「宣稱性自我設限對測驗表現有負向影響」，行為組受試被告知「行為性自我設限線索對測驗表現有負向影響」，宣稱行為組受試被告知「宣稱性與行為性自我設限皆對測驗表現有負向影響」。主要依變項有三：數學測驗分數、練習題的答題數目（行為性自我設限之指標）、宣稱性自我設限問卷分數（宣稱性自我設限之指標）。研究對象採用國立政治大學的大學女生158名與男生75名。 研究結果發現，不論設限線索的有效與否，處於威脅情境中的女性受試幾乎都比較傾向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策略」以進行因應，其測驗表現也較差。另外，在威脅情境中，自尊越低的女性受試越傾向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策略」。但不同「刻板印象威脅」組別的受試在測驗表現上無差異，亦即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現象並未在本研究獲得驗證，而各組在「行為性自我設限」的使用上亦無顯著差異。最後，研究者針對上述結果進行討論，並對本研究的限制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提出說明。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與女性領導者有關的刻板印象與偏見是否會產生刻板印象威脅效果而影響女性的領導表現，以及是否可以消除或減少它對於個人表現的影響。本研究也探討「對特定領域的認同」及「對所屬團體的認同」在女性領導能力的範疇中，是否會使得刻板印象威脅對於個人表現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效果。另外，本研究為了要更加確認威脅感的產生，故增加行為觀察的方式來測量焦慮的產生，以彌補自陳焦慮方法的不足。 本研究以60位國立政治大學女學生為研究對象，隨機分派至「激發刻板印象威脅」、「不激發刻板印象威脅」、及「減除刻板印象威脅」等三個情境。每位女性受試者另搭配一男一女成為一小組，每組由此位女性受試者擔任領導者，帶領小組討論並解決一新車分配問題。女性受試者的領導表現由自己、小組中的二位成員、以及不知道本研究目的與假設的評估者來予以衡量。另外，本研究除了由受試者及小組成員以情境焦慮量表來評估受試者的焦慮程度之外，也請不知道本研究目的與假設的評估者，以情境焦慮量表來評估受試者的焦慮程度，並觀察其焦慮行為，評量受試者在活動過程中顯出不舒服或不自然的程度及頻率。 研究結果顯示，「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與「不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的受試者在大部分領導表現變項上均無顯著差異；「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在部分領導表現變項上的平均得分顯著低於「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在本研究中，性別認同程度及領域認同程度並不會影響刻板印象威脅與領導表現之間的關係。此外，三個實驗情境中受試者的情境焦慮程度及非語言焦慮並沒有顯著差異。 本文也針對研究結果進行整體性的討論，並提出可能的研究限制，及對於後續研究的建議。

隨著兩岸的經貿關係日漸密切，兩岸的互動也愈來愈頻繁，雖然海峽兩岸共享傳統中華文化，但經過五十年的分治，文化上必然產生了不同的變化。在兩岸互動的同時，這些文化上的差異，便可能會對互動的人及組織造成衝擊甚至誤解。因此，若能對兩岸文化有更深一層的瞭解，勢必能夠提供更廣泛的視野、良好的溝通基礎以及行銷上的助益。廣告是傳播媒體中重要的一環，具有文化的承載性，更能與文化互動進而塑造文化，其中電視廣告因為具有兼具聲音及影像的特性，對文化有更深入的影響。而女性商品及女性消費力均是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故廣告中的性別議題更是不容忽視，廣告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持續的對社會大眾產生影響，也有探索的必要。 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進行海峽兩岸電視廣告中性別角色意涵之異同比較，並探討此差異的意義，希望能一方面提供廣告主制訂行銷策略之參考，減低因文化衝擊造成的誤解，二方面瞭解兩岸兩性在性別刻板印象上的現況。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台灣及大陸的電視廣告中的性別角色，由三位過錄員（包含研究者）進行內容分析。分析主體為台灣及大陸黃金時段電視各338、314支廣告，扣除無人、無明顯主角及信度使用之廣告，計有效廣告台灣223支、大陸173支，有效過錄廣告中的人次各386、311人次。 本研究結果發現：1.以Bem的性別角色量表的架構為分析類目，兩岸電視廣告中，男性角色的男性化特質皆顯著高於女性，女性角色的女性化特質亦皆顯著高於男性，包括具有親切、對他人需要敏感、具同情心等等特質；兩岸差異部分，大陸的男性化特質高於台灣，女性化特質亦高於台灣。2.以兩性在廣告中的活動場景及旁白聲音為分析類目，發現兩岸女性出現場景絕大多數為家庭中，男性出現於職場場景比例遠高於女性。純為家庭主婦之比例雖較以往研究減少，但新出現的現象則是具有職業婦女形象的女性在家仍負擔家務重擔，男性多扮演職場上強者角色、職位高、工作繁重。旁白聲音部分，大陸男性配音約為女性的兩倍，台灣則略少於兩倍，即使男女皆有配音，多半仍為男性作為訊息的解說者，女性則為訊息之接受者。3.以研究者自行編制之性別角色量表為分析類目發現，權力角色方面，女性較為依賴、男性則多是指揮別人；情慾角色方面，女性仍多以性感形象出現，以外在吸引男性，男性則較以內涵吸引女性；兩岸差異部分，大陸廣告以內涵吸引異性的程度比台灣更盛。綜上所述，性別刻板印象仍普遍存在於兩岸的電視媒體中，繼續對文化產生影響。 最後，本研究針對研究結果，進一步討論兩岸文化在共通與差異性上表達出來的意涵，以利兩岸互動與相關廣告策略之參考。

有鑑於大眾媒體往往不斷地複製性別、職業、文化、階層、種族的刻板印象，然而學齡前的幼兒，受限於識讀能力，接觸電視的時間遠遠多過閱讀書籍的時間，因此其電視觀看時間達到人生的第一個高峰，電視無疑地成為幼兒接收訊息最親密的窗口。再者，根據心理學方面的研究，幼兒期是是性別角色發展的關鍵期，他們的性別態度也特別容易受到媒體形塑的性別角色所影響，幼兒在電視或其他媒體中觀察到那些最普及的性別角色特質、互動模式或是身體形象的呈現，日積月累地在幼童社會化的過程中逐步影響他們的認知。 研究者以媒體素養內涵為出發，企圖協助幼兒建立主動思考判斷的能力，解構媒體中刻板印象的影響，以幼兒有興趣常接觸的媒體文本教學，也能有助於的提升幼兒學習的動機與成效。另外，國內外的研究也再再指出了媒體素養教育的成效，因此本研究發展一套以幼兒為對象的媒體素養教學活動，以性別刻板印象這個議題為例，以電視上幼兒喜歡及常接觸的內容為文本，進行教學研究，探討媒體素養教育對解構幼兒藉由媒體所形塑的性別角色刻板的成效。 本研究以台北市某國小附幼大班48名幼兒為對象，分成實驗組與控制組，以幼兒熟悉的媒體文本設計活動，進行12堂的媒體素養教學，於課程前後以「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測驗表」進行施測，瞭解有接受媒體素養教學的實驗組幼兒與沒有接受媒體素養的控制組幼兒在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測驗上的得分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根據資料分析，證明本研究之媒體素養教學方案對於解構幼兒性別刻板印象上具有顯著的效果。研究中也發現，以媒體文本為探討內容的課程確實能夠引起幼兒的學習動機與興趣，並且有助於他們對於解構媒體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最後本研究並對於現場教師、教育行政單位以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以作為強化教師媒體素養專業知能、使用並發展幼兒媒體素養教學課程之參考。

本研究以文本分析探究台灣戰後五十年來，具女性意識的廣告文本，期望透過分析廣告中出現的女性意識，一窺台灣女性這五十年來在社會中的生活實踐、角色與地位、女性自覺與女性意識的轉變，以探究隨著社會變遷而改變的女性意識，是否如實的反映在廣告文本中。 本研究結果歸納出五個廣告中女性角色、社會地位與意識隨著時代變遷的軌跡： 一、女性與家庭的關係隨著時代變遷，不如傳統社會般密切，而廣告中女性的家庭主婦角色逐漸不明顯，取而代之的是職業婦女／職場女強人的角色。 二、女性大量投入勞動市場，經濟上獨立自主，因而造就高消費需求與高消費能力，這些現象也反映在各年代廣告的變遷中。 三、廣告中的女體呈現，由隱晦到開放，審美觀由於時代變遷，由傳統中式的豐滿健康，轉而追求西方纖瘦骨感的身材標準。 四、台灣本土婦女運動後，女性自立自主意識提昇，在近代廣告中更常以女性自主意識作為主要訴求。 五、廣告中性別角色開始鬆動，以往代表廣告中男性、女性刻板印象的符號界線開始模糊，廣告中的女性也開始具有自信、工作能力強、自我意識為重的特質。

護理人員是國內外諸多研究關注的對象，而針對護理人員工作環境的相關研究，著重的重點通常聚焦在仍有極大改進空間的勞動條件，然而護理人員在工作上，除了提供專業且安全的醫療照護之外，同時也在進行著情緒勞動，不僅是量化研究，質化研究也相當值得重視，然而相較於國外，國內針對護理人員情緒勞動的研究，大部分為文獻研究與量化研究，質化研究則較少見。 因此本研究藉由訪談的方式，探討護理人員的情緒勞動，本研究發現：一、護理人員的情緒勞動的形塑受到學校教育、組織的情緒規範、與病患的實際互動狀況等諸多因素影響；二、護理人員對本身工作的認同與大眾的刻板印象之間的落差，以及惡劣的勞動條件則是造成情緒負荷的最大原因；三、情緒勞動帶來的負荷超載時，對於護理人員自身、醫療品質、醫院經營皆有負面影響。 最後本研究對於改善護理人員的情緒勞動處境提出幾點建議：（一）從學校教育開始正視情緒勞動（二）改變社會大眾對護理人員的刻板印象，包括從性別角度著手以及強化護理人員的專業形象（三）從護理人員的情緒勞動中得到諸多利益的院方，應負起相對的責任，包括改善情緒勞動的管理方式、持續改善勞動環境以及提供符合需求的實質支援。若能改善護理人員的護理勞動處境，對於護理人員、醫療品質及醫療院所的經營，都將有所助益。 / There has been much research about nursing, but most studies are focus on the nurses’ working conditions. However,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professional and safe medical care, emotional labour is also a indispensable part of nursing, but compared with quantitative research，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the emotional labour of nursing in Taiwan are still relatively rare. The aim of this thesis is to investigate the emotional of nursing by interview. The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included three parts: 1.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emotional labour of nursing is affected by the nursing education in school, the emotion regulations in organiz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with patients. 2. The gap between nurses’ job identification and common nursing stereotypes, and the poor working conditions are main causes of the emotional burden of nurses. 3.The work overload on emotional labour has negative impact on nurses themselves, medical quality, and hospital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emotional labour of nurs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1. In the nursing education, teach nursing students to take the emotional labour of seriously. 2. Transform the common stereotypes of nursing by reducing the gender imag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fessional image of nursing. 3. Hospitals should take the relative responsibility when they take the profit. The possible solutions include changing the management of emotional labour, improving the working conditions continuously, and providing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suppor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ituation of emotional labour of nursing will bring advantages to nurses, medical quality and hospital 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