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浪潮已經席捲世界各個角落，特別自80年代以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和國際競爭的日趨激烈，國際產業轉移技術之路徑亦發生重要的變化，由原來著重在母國研發以對外進行技術投資的組織形式，慢慢轉變為直接在地主國從事研發。而中國長期以來一直為台商單一地區投資比例最高的區域，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台商早期進去中國多以傳統製造業為主，屬於勞力密集高之產業，而後期則逐漸以資本及技術密集產業為主，顯示在不同時期，台商對中國投資特性之改變。 本文從研發全球化及研發區位選擇相關理論作延伸，同時以創新系統的觀點切入，並輔以問卷調查結果，探討台灣企業研發部門投資兩岸區位選擇。因此，在第一階段將研發區位選擇地區廣泛地分為中國大陸和台灣；其後，第二階段則針對台灣部分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將台灣分為北部、中部以及南部地區。而在實證變數方面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包含廠商基本屬性以及區位選擇原因、第二部分為創新系統相關變數。實證結果顯示就兩岸而言，兩部分的變數皆會影響台灣企業研發部門的區位選擇，而若就台灣地區而言，則屬創新系統相關變數影響最為深刻。 最後，根據本研究之結論，從宏觀面向來看，建議台灣未來宜加強其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的部分，以增進其海外研發能力；就微觀層面則建議未來應強化中部與南部的創新環境、建構完善的三螺旋合作網絡、並進一步強化廠商研發意願。

臺灣自2009年合法開放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來臺投資後，陸資來臺投資件數逐年增加，陸資投資事業來臺設廠投資將可帶動臺灣進出口、提供就業機會及增加地方政府稅收，對於臺灣地方經濟發展將有正面效益。由於中國大陸已成為世界主要的對外投資國之一，如何吸引陸資投資將是未來積極討論的重點，本研究將以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13年「陸資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表」資料，針對108家廠商填答之問卷結果進行實證研究，運用Stata軟體設計及Probit Model進行迴歸分析，探討「廠商特性」、「投資動機」、「原料來源」、「政治風險障礙」及「投資時間」等因素對陸資來臺投資區位選擇決策的影響。由實證結果發現，「組織型態」、「經濟動機」、「原料來源」及「投資時間」是影響陸資在臺灣北區或北區以外地區投資的因素。當組織型態為獨資、在臺採購原料比例越高時，廠商較不傾向於北區投資；當投資動機為經濟動機、投資時間為於第一階段開放時（2009年6月至2011年3月間）來臺投資者，則越傾向於北區進行投資。

我國廠商自198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台幣升值、工資上漲、環保意識抬頭以及土地取得不易等因素導致競爭力下降，紛紛至國外投資設廠生產，此時台商對外投資的區域大都集中於東南亞和美國。1987年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使香港亦成為台商投資大陸的中繼站，1991年政府更直接開放廠商前往大陸直接投資；而日本的投資案件也伴隨市場開放逐漸增加。隨著歐洲聯盟的經濟暨貨幣聯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EMU）的醞釀與開始運作，以及中、東歐的共產封閉經濟體系逐漸向外開放，自1990年起台商也逐漸增加對歐洲的投資。因此，瞭解影響台商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本研究以1988-1997年經濟部投審會所核准的對外投資廠商作為實證研究對象，投資區位則依地主國地緣位置及經濟發展程度劃分為北美洲、歐洲、亞洲已開發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以及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等四大區位。並以McFadden（1974）的Conditional Logit Model作為實證模型，探討勞動成本、資金成本、市場大小、基礎建設、及群聚效果在台商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選擇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勞動成本方面，低廉的工資對赴大陸與東南亞國家以及歐洲投資的台商有吸引力。在資金成本方面，除了租稅競爭的亞洲國家之外，低稅率是吸引台商前往海外投資的一大因素。在市場要素方面，龐大消費市場的潛在商機不容許台商忽視其存在。基礎建設的良窳僅影響台商對北美洲投資的意願；對其他區域而言，中央政府經濟事務性支出愈高或許代表著當地基礎建設的不足而阻礙了台商的投資意願。至於群聚效果則是影響台商對外投資區位選擇的要素之一，但對於至亞洲已開發或新興工業化國家投資的台商而言，群聚負效果是他們望而卻步的。

全球經濟生產及市場組織產生重大轉變，製造業廠商從過去設計、生產、行銷一貫作業的大量生產模式，轉向消費者導向生產模式的同時，需要大量策略性服務的投入，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的使用。從彈性生產理論觀念說明專業化分工的有利發展，但事實上製造業廠商對於生產性服務並非皆如其所言皆轉包委外至專業化獨立的公司，生產性服務的使用也存在於製造業廠商的內部。 　　本文探討台北都會區製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二者關係與製造業廠商區位選擇得到以下結論： 　　一、從總體資料分析： 　　　（一）台北都會區製造業場所單位家數、員工數以都會區外圍比重較高，但員工數有向都會中心集中的現象。 　　　（二）生產性服務業場所單位家數、員工數以都會中心比重較高，但有向都會中心外圍分散的現象。 　　二、從個體廠商調查發現： 　　　（一）製造業廠商對生產性服務使用受廠商屬性及生產性服務業別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一般而言，製造業對生產性服務的使用委外生產比例較高，服務來源區域以台北市居多，但生產性服務以傳統生產所需服務投入為多，除資訊服務外，近三年來未能在其他迂迴投入有所增強。 　　　（二）生產性服務的輸出以製造業與服務業為主，並以都會區本身為主要輸出地。透過製造業總管理單位及服務業本身的分化，使二者生產流程的串聯更為緊密。 　　　（三）以羅吉特模型實證發現製造業廠商選擇接近生產性服務業區位之機率，受地方市場及土地持有方式影響較為顯著。 / The structure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market has changed overwhelmingly. The old-fashioned mass production mode on design, manufacture, and selling has been turning into the consumer-oriented production mode. At this turning point, lots of strategic service, especially producer service, is needed. The idea of flexible production explains the beneficial development of specialized division of labor. However,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manufacturers do not contract out all their needs for the producer service to the specialized independent companies according to the flexible production theory. The departments inside the manufacturers also supply a certain part of the producer service for their relative departments. 　　I hereby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ufacture and producer service inside the Taipei Metropolis, and the location choosing of the manufacturers. My conclusions are: 　　I. Analyzed from the overall data: 　　　　A. In the Taipei Metropolis, the percentage of the number of establishment units and persons engaged of manufacturing is higher in the suburbs than in the downtown area. Yet, there is a tendency for the persons engaged to be gathering toward the downtown area. 　　　　B. The percentage of the number of establishment units and persons engaged of producer service is higher in the downtown than in the suburbs. Yet, there is a tendency for them to be gathering toward the suburbs. 　　II. Found from the survey on individual manufacturers: 　　　　A. The manufacturers have various influences on the use of producer service,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natures and the kinds of producer service. In general, more manufacturers prefer to contract out their needs on producer service, which are mainly supplied from the downtown of Taipei City. Yet, the producer service has devoted more into the traditional manufacture. Except for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the other indirect devotion has not been increased in the latest three years. 　　　　B. The output of the producer service is mainly on manufacturers and service industry with the metropolis as its main target. Through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manufacturers' general managing departments and the service industry, the series connection between their productive procedures is reinforced further. 　　　　C. Proved by the Logit Model experiment, manufacturers are found more vividly influenced by the local market and land possession styles when they are choosing if they want to be close to their producer service suppliers.

本研究引用2006年經濟部「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的廠商問卷資料，以255家實際赴中國大陸和香港（西進）、東南亞國家（南向）投資之民生工業廠商為實證對象，運用EViews和Stata軟體設計經濟計量模型，建立Prob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探討廠商特性與優勢、投資區位優勢及網絡連結關係，在民生工業廠商對外投資區位選擇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由實證結果得知，當民生工業廠商決定在中國大陸及香港（西進）、東南亞國家（南向）進行直接投資時，廠商重視網絡連結關係，為建立上下游產品鏈結而「配合國外客戶要求」對外投資，並利用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語言溝通容易」及「基本設施完備」等區位優勢條件，以其自身所擁有「製造及銷售自有產品」的專屬優勢經營海外事業，會傾向選擇西進投資中國大陸及香港。

為研究地主國租稅環境對台灣跨國企業海外子公司區位選擇的影響，本文以巢式羅吉特模型研究 2001 年至 2013 年間台灣上市櫃公司海外關係企業（排除金融保險業和 F 股）的資料。相對於過去探討海外子公司區位選擇的文獻僅著重於地主國稅率和地主國是否有反避稅制度（移轉訂價制度和資本弱化條款），本文首度加入租稅協定相關的變數：「地主國是否與台灣簽訂租稅協定」和「地主國租稅協定網絡」，探討兩者與海外子公司區位選擇的關係。 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地主國與台灣簽訂租稅協定並不能增加海外子公司在該地設立的機率，反而可能因租稅協定中的資訊交換條款而降低在該地設立子公司的機率；地主國租稅協定網絡愈豐富則是會增加跨國企業在該地設立海外子公司的機率，表示跨國企業可能藉由設立在租稅協定網絡豐富國家的海外子公司，適用該國的租稅協定利益。其他與地主國租稅環境相關變數的實證結果為潛在地主國稅率愈低及無反避稅制度的國家會較吸引海外子公司的設立。 / Using nested logit model, the thesis examined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axation on location choice of Taiwanese multinational firms from 2001 to 2013. Compared to previous studies that only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tax rate and anti-avoidance legislations (transfer pricing rule and thin capitalization prvision), the thesis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tax treat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tion choice and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tax trea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untries which had tax treaty with Taiwan did not attract Taiwanese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possible reason was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rticle in tax treaties.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more tax treaties one potential host country had, the higher probability of Taiwa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setting up subsidiaries in that host country, which suggested that Taiwa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ay have the behavior of treaty shopping. Other results related to tax variables showed that potential host countries with lower tax rate or with no anti-avoidance legislations would attract Taiwanese multinational firms.

台商製造業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區位選擇行為，依個體選擇理論來說，是受到廠商本身的特性與區域條件兩者的影響，本研究的重點放在區位條件的影響上。但由於台商也是中國大陸FDI的一環，因此在參考過去其他地區的FDI區位選擇實證後，本研究將針對台商研究中較為欠缺的區位選擇行為，架構出台商投資中國大陸的個體選擇模型，並以更細化的產業別分類探討各區域條件的影響效果。最後再透過訪談的過程，針對實證的結果加以再驗證，得到完整以區位條件為觀點所架構出的台商製造業區位選擇模式。 由本研究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發現，台商還是延續了過去在台灣的生產模式，凸顯了台商對於中國大陸的投資重視聚集的特性。但在勞力因素、商業服務的集中度、國家高新政策上，則因產業別的不同而產生出較大的歧異。訪談的結果也顯示出勞力條件的影響將會在未來日漸弱化，這種趨勢是和生產要素的移動性息息相關。但台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已注意到市場潛力的需求，也成為近來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區位選擇時的重要轉變。另一方面，在基礎建設的投資與國家產業政策的投入對各產業別的影響上，顯示不見得政府的投資與廠商的投入有絕對的正向關係，這可能和投資的效率性有關，必須更進一步探討；但就整體台商而言，則驗證了人為扶植的產業政策的確可以為地方帶來廠商的聚集，且訪談結果更認為產品性質的差異，會影響到廠商在區位選擇時，考量基礎運輸設施種類的需求，這一部份也因為投審會資料的限制而無法得到量化模型證實。而稅的負擔經過模型校估後得到顯著的負相關，在訪談的結果中，發現跟台商在會計上的習慣可能也有關。台商通常會以作帳的方式產生負債經營的狀況以隱藏實際獲利情形，使實際的所得稅負擔遠低於應負擔金額。 總之，本研究雖然是以各省市所能提供的區域條件來看待台商的區位選擇。但如勞力等生產要素在在流動性逐漸增強的趨勢下，的確可能削弱了地區條件的優勢，可是由政策與聚集所創造出來的地域條件，卻是不容易被替代的。本研究的結果證實的這樣的觀點，至少在目前台商投資大陸的情形中，還是深受這種創造出來的地域條件所影響，一旦聚集形成，就傾向於自我延續下去，強化了由地域觀點的角度來看廠商區位選擇的理由。但政策的介入卻要注意效率性的問題，這也是未來的研究可以發展的方向。

綜觀台灣過去數十年來的產業經濟發展歷程，在國際間有許多正面的評價，稱之為「台灣經濟奇蹟」。在政府政策致力於塑造有利於科技產業發展的環境下，製造業為台灣產業帶來重大的貢獻，當我國不同的產業類別之製造業發揮其優勢競爭力的同時，亦使得台灣地區北、中、南三大區域發展出各自獨特且具有潛力的製造業特性。 事實上，區域產業特性與賦能之優劣將可透過區域中廠商與行動者的活動來表現，尤其是區域中的模範角色，是檢視區域中有無可學習的模範者和模仿其整體投資階段過程的重要指標，對於區域內外企業進駐和設立工廠的組織決策相當重要（Bandura, 1986; van Praag, 1996; Kriegesmann, 1999; Fornahl, 2003）。這樣的仿效行為將指向區域中旗艦廠商投資設廠區位選擇與組織決策行動，換句話說，旗艦廠商（flagship firm）是區域發展中重要的模範角色（role model）（Fornahl, 2003），而其區位選擇與組織決策行為對於區域發展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另一方面，過去傳統投資區位選擇的討論，多論及單一廠商設立工廠在地理空間的決策行為。然而本研究認為旗艦廠商多工型工廠（multiplant）的特性在組織決策上的區位選擇行為，面對各區域經濟與產業發展特性的差異，應有不同於過去文獻與理論的考量。 是故，本研究透過天下雜誌公佈台灣地區2007年製造業1000大廠商，聚焦台灣地區製造業旗艦廠商面對投資母國區位選擇的考量，透過旗艦廠商在台投資多工型工廠歷程決策之整體分析，藉由投資時間與空間區位，以及廠商組織型態面向的討論，了解台灣地區旗艦廠商投資多工型工廠於母國區位選擇之因素。透過多項羅吉特模型的實證研究，本研究歸納研究成果，提出下列政策建議： 一、推動企業總公司在地化發展，有助區域內旗艦廠商再投資母國之活動 二、透過旗艦廠商在區域內之投資經驗，引導再投資活動，以利區域發展 三、區域內產業特性強化與升級，以加強區域高科技產業支撐力 四、科學工業園區與區域內科技基礎產業優勢分進合擊，提升產業關聯性 五、提升區域總體經濟發展，有助於吸引區域內高科技產業再投資之活動

在經濟全球化潮流下，企業透過跨國投資活動拓展經營規模，利用企業組織優勢，配合當地生產稟賦，進行跨界生產活動。而台灣在經濟發展逐漸穩定成長，國內市場面臨飽和及投資環境變遷等因素，已有不少廠商向外進行投資活動，尤其是中國大陸地區。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台商早期進去中國以傳統製造業為主，屬於勞力密集高之產業，後期則逐漸以資本及技術密集產業為主，顯示在不同時期，台商對中國投資特性之改變。 本文從FDI理論作延伸，以經濟地理學、企業管理學角度切入，探討台灣知識密集型製造業集團投資中國區位選擇。以台灣知識密集型製造業集團作為研究標的，其目的在於反映台灣目前企業組織變化及產業動態，而研究區位則依研究目的，分為台灣地區、渤海灣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及珠江三角洲地區。實證模型採多項羅吉特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實證變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廠商變數，放入集團產業類別、投資時間及投資經驗，第二部分為區位變數，放入薪資、市場規模、工業化程度、專利產出強度及外資投資強度。實證結果顯示集團對於區位條件較重視，且會因本身活動不同，而對市場規模、外資投資強度會有不同表現。依相關研究推論，投資珠江三角洲地區之集團以出口導向為主，對於外資投資強度為正向反應，市場規模則為負向；而渤海灣地區則剛好相反為內需型；長三角地區之集團則為兩者兼具。同時從結果亦發現地區之專利產出強度對於內需市場型集團為正向反應，映證地區創新表現越高，則企業將有意願在該地投資，因該地之創新氛圍有助於企業產品或技術創新，滿足當地市場需求。 因此從成本優勢來看，中國三大地區僅管勞工薪資不斷成長，但仍比台灣地區更具優勢，市場規模也是如此。但若以專利產出強度來看，台灣過去累積多年的創新活動，政府支持企業創新研究，並以國家機構帶領民間企業進行創新研發，輔以高度教育之人才，使得台灣地區在創新研發競爭力上比中國較具優勢。而台灣作為跨國企業集團母國地位，除透過開拓海外市場、拓展生產基地外，在母國進行投資活動有利於企業核心競爭力維持，確保跨國企業總部握有關鍵技術，維持台灣地區競爭力。

當投資環境發生變化時, 某些企業便會出現移動現象, 尤其受到全球整體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下, 企業營運的快速因應更是重要。 中國自1979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歷經將近40年的發展，中國藉由低廉的勞動人力帶動經濟高度成長，吸引了全球各國目光，紛紛到中國投資。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優勢不再，整體營運成本上升，政府要求企業產業轉型升級等，對台商在經營上產生很大的影響。而許多資料也指出，在面臨中國整體運營成本上升時，不少台商選擇到具備低廉勞動力成本和人口紅利優勢的東南亞國家進行投資設廠。 本研究結合企業成長理論、資源基礎理論，並配合區位選擇理論和生產力工資理論，探討台商在大陸經營成長過程中，面對中國投資環境改變，對於區位選擇的策略影響。期望藉由本研究提供未來台商在區位選擇上的參考。透過個案公司的深入訪談，本研究發現台灣中小企業受限於企業規模及營運資金規模，加上大環境是連動、相互影響的複雜動態系統，許多決策是多面向且多變的，因此台商在思考區位選擇時，除了首重關注勞動成本，也需考量目標市場及產業特性和其他因素的影響。 / When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changes, some enterprises will experience a transformational phenomenon,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hat business operations rapidly change in response to such influences. After nearly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Deng Xiaoping promoted an economic revolution in order to help the economy in 1979, now China become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high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as driven by low labor force an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from all of the world and started to invest. After the advantage of labor cost gradually disappear, the overall operation cost increase, and the government ask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or enterprises, these factors brought a large burden on business operation. And many information also pointed out that many Taiwane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hoose to invest and relocate the factory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hich have cheaper labor force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 advantage when they face the constrains in China. This study uses business growth, resource-based, location select and productivity wage as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discuss Taiwane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growth process in China, the impact of location select strategy when their fac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changes in China.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Taiwanese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location selection.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 with case compani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aiwane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re limited by the size of enterprise itself and the scale of operation capital, in addition, the environment is the complex dynamic system with linkage, complex and interaction. Many decisions ought to be made by cogitating in the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in addition, the labor cost is the priority when Taiwanese enterprises select the location, but also consider the target market,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