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進行政府危機事件媒體溝通研究，並以「阿瑪斯號貨輪油污事件」為例，探討事件發生時行政院環保署之媒體溝通現狀與媒體溝通過程。同時藉由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進行個案分析，以了解環保署危機時之媒體溝通問題；進而提出未來政府危機事件媒體溝通工作之建議與改善方向。 本文將危機事件媒體溝通現狀分為「公關部門角色功能」；以及「媒體溝通法令規範」兩大部分；並將媒體溝通過程劃分為「新聞資訊處理」、「新聞資訊發布」以及「新聞現場應變」三大部分，進行個案分析。研究結果： 一、環保署公關室在危機事件中角色與功能：環保署公關室角色，屬於命令式的授權功能，危機時難以發揮媒體應變功能。建議提升公關室在組織與危機應變小組中的位階，將公關室定位為同時授權功能或強制性諮詢功能，使之可以參與決策制定；甚至扮演制定決策的角色。 二、政府危機事件媒體溝通之相關機制與規範：應包括政府內部新聞通報系統，危機事件新聞應變原則以及媒體報導規範。未來除應健全政府危機事件新聞通報系統、制定危機事件媒體報導規範外；各部會亦應擬定危機事件新聞應變原則之細部規範或執行要點，作為因應危機之執行依據。 三、危機訊息處理：（1）環保署公關室與新聞局獲知「阿瑪斯號事件」之來源為媒體報導，事件發生時，環保署只重救災行動聯繫，忽略通報新聞單位；建議未來業務單位救災通報行動與內部新聞通報應並重。（2）環保署公關室與新聞局，在「阿瑪斯號事件」訊息蒐集管道，侷限於媒體報導內容，並受限於台北版面報導，忽略地方版報導內容；未來應建立多管道訊息蒐集。（3）「阿瑪斯號事件」危機問題認定，受限於媒體報導與否及報導強度，無法發揮新聞預判功能。建議未來建立「危機問題界定模式」與「新聞預判指標」。 四、新聞資訊發布：環保署公關室在媒體大幅報導「阿瑪斯號事件」前，未掌握新聞發布時機；爆發期亦未召開記者會，僅發布新聞稿說明油污處理原則，新聞發布工作過於消極。建議在爆發期應盡速召開記者會或成立新聞中心，因應媒體報導。發言人制度並未落實在「阿瑪斯號事件」實務運作上。未來應選定合適發言人選，透過培訓強化專業技能，並落實在實務運作上。 五、新聞現場應變：環保署公關室錯失新聞應變時機，「阿瑪斯號事件」直到善後期，才設置警戒線與成立新聞中心。建議新聞局未來可辦理實務演練課程以及透過各部會彼此間機會實習，強化新聞現場應變能力。

本研究以「杜邦鐵氟龍事件」為個案，海峽兩岸的媒體報導為研究對象，描述與比較媒體報導所呈現的杜邦公眾風險認知、杜邦的危機溝通策略與媒體形象報導，並以杜邦的媒體形象報導作為應變項，進行變項間的關聯性研究，藉跨地區的比較，討論背後可能的文化意涵。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結果分成三部分： （一）風險認知：研究結果顯示，「個人暴露於風險之中」「後果嚴重」「對風險有控制權」三項風險特質，最能解釋和預測公眾感到危險的程度。在杜邦與其公眾的比較上，杜邦較常採用量化或然率來詮釋風險，作為其否認風險危害的輔助工具。在海峽兩岸的比較方面，呈現在台灣媒體報導中的公眾，比較認為風險的「後果嚴重」，中國大陸的媒體報導裡，公眾則較感到該風險「可佈」、對於該風險的相關知識較低。 （二）危機溝通：研究結果發現，杜邦最常使用「否認」、「提供資訊」、「討好」策略，貫徹了「相信，而不是原諒杜邦」的訴求。此外，杜邦在二地所採取的危機溝通策略並無顯著差異，杜邦並未因應地區不同而改變溝通策略。在組織形象報導方面，分析結果顯示，杜邦在「道德」、「信譽」方面遭受到質疑，與中國大陸媒體報導相比較，杜邦在台灣媒體報導所呈現的形象，信譽較低、較不能信任。 （三）風險認知與危機溝通間的關聯：研究結果顯示，危機溝通策略和媒體對杜邦的形象報導間，並無顯著關聯，不過風險認知對於杜邦形象報導的影響達到顯著水準，當公眾的風險認知愈高，組織形象報導愈差，而風險認知影響組織形象報導的程度，台灣大於中國大陸。此外，本研究分別檢驗地區差異、風險認知作為危機溝通策略和形象報導間中介變項的可能性，結果發現，危機溝通策略和風險認知會交互影響組織形象報導，風險認知作為危機溝通策略與組織形象報導中介變項的關聯效果模式，獲得支持。 本研究根據上述發現，對「風險認知」和「危機溝通」作出理論與實務上的回應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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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超級模範公司豐田汽車，依靠著無堅不摧的豐田式管理，成功的讓豐田在1985 ~ 1995 日幣兌美元升值 3 倍的期間度過危機。也在2008 年擊敗了通用汽車成為世界第一，任誰也沒料到這麼一家在人類歷史中的特優模範公司會發生油門踏板與Prius 煞車不靈的危機，這對使用者的生命及豐田的商譽產生無可預知的未來，這是一個現在進行式。1945 年在中國是一個全民既興奮且又感動的時刻，蔣委員長所帶領的國民政府經過8 年的浴血抗戰擊敗了日本獲得最終的勝利，任誰也沒想到在 1949 年國府會兵敗大陸退守台灣。 本研究由相關的危機處理文獻之探討，推展出「危機處理架構」，並藉由 「國共內戰中的東北戰役(1945. 8 to 1948. 11) 」和「豐田危機(2009 to 2010) 」兩個個案的深入研究，試圖發現「危機處理構面」中各個構面間的相互關係並提出一些建議，所得到的結論如下： 結論 1：在組織獲得極大的成功之後，領導者危機意識會趨向不足。 結論 2：大部分的危機會是有訊號的。 結論 3：組織內部的溝通是危機處理成敗的關鍵之一。 結論 4：危機處理時，愈快讓危機處理程序有效且迅速的運轉，組織愈易度過危 機。 / Toyota is the one of the best company in 20 century, it succeed to overcome the Japanese currency appreciated 3 times from 1985 to 1995, and also beat the GM to be the number one automobile company in 2008. However, nobody could believe that Toyota faced the quality crisis from 2009 to 2010, this is a pretty serious issue which hurt human life and Toyota’s reputation; simultaneously, this crisis is not over yet. In 1945, this was a very exciting moment for all of Chinese people due to they defeated Japanese based on KMT government lead by Chairman Chiang. However, nobody would believe KMT was defeated b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49, and retreated to Taiwan. This thesis based on papers study, and then we try to construct the crisis management elements. Therefore, we could get the relations between each elements from the analysis of 2 cases; Chinese Civil War, Northeast Part (1945. 8 to 1948. 11) and Toyota Crisis (2009 to 2010); moreover, we could propose som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company which faces the crisis in the future. Conclusion 1: The executives will lack of sense of crisis after a tremendous success. Conclusion 2: There will be some signals before crisis happened Conclusion 3: The internal communication is the key step of crisis management. Conclusion 4: Whenever crisis happens, the crisis management should initiate immediately.

論文摘要 本研究旨於探討國內五百大企業危機溝通管理概況，透過問卷調方式，針對台灣五百大企業公關業務負責人進行實證調查，並將危機溝通管理過程分為預防與準備階段以及回應階段，分從議題管理、關係管理、溝通機制設立、形象修復策略使用、選取形象修復策略之考量因素、形象修復策略息之傳遞形式、以及公關從業人員溝通自主性等面向，探討國內五百大企業危機溝通管理概況。 研究結果顯示，就危機溝通預防與準備階段的議題管理而言，國內五百大企業負責公關業務的部門，有高達九成以上平時有蒐集組織或產業的相關議題或報導資訊。另外，有近八成比例的企業有專人負責執行議題偵測任務，主要利用平面媒體（報紙、專業期刊或一般期刊雜誌）作為議題偵測的來源管道。其次，就關係管理面向而言，國內五百大企業最重視的利益關係人為「顧客」，其次為「政府主管單位」與「投資者」。企業公關業務負責人，大多表示組織與利益關係人間的關係良好。在溝通機制設立上，國內五百大企業有近六成比例設有書面或具備成文的危機管理政策，另有近七成比例設有危機管理小組的溝通機制，小組成員多由組織中各部門所組成，公關業務負責人也多半身任危機管理小組成員。在設有危機管理小組機制的企業中，有近七成比例設立可供危機管理小組運作的危機管理中心，以及多數在平時握有一份最新媒體名單。 研究結果亦發現，國內五百大企業有近九成五比例設有媒體發言人，配置以1位媒體發言人為主，其中主要以公關業務負責人或執行總裁擔任。整體而言，國內五百大企業的媒體發言人，有近五成比例曾受過媒體應對之訓練。 在危機溝通回應階段方面，研究結果指出，國內五百大企業不論面對天然災害、惡意破壞、科技型、消費者使用不當、管理失當或價值扭曲等不同危機類型，較常採用「提供資訊」與「哀兵策略」等形象修復策略。另外，「建構新議題」、「承認/道歉」、「逃避責任」與「否認」策略，是企業面對危機事件時較不常使用的策略。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由外在環境所引發的危機類型，企業在面對由組織內部所引發的危機類型時，傾向採取「進行修正行動」、「形式上致意」、與「承認/道歉」等形象修復策略。 另外，在選取形象修復策略之考量因素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公關業務負責人大多同意Coombs（1995）所提的四個考量因素：危機類型、危機損害程度、證據真實度、組織過去表現。換言之，此四因素是影響企業在實際危機事件中，決定選取何種形象修復策略的重要考量因素。有關形象修復策略訊息之傳遞形式上，國內五百大企業多能達成「一致性」、「易得性」等訊息傳遞形式要求。不過，相較於組織在「一致性」與「易得性」等訊息傳遞形式上的表現，企業在訊息傳遞形式中有關「迅速性」的實際表現則屬較弱一環。最後，就公關從業人員溝通自主性而言，國內五百大企業公關業務負責人，多半具有溝通自主性，其與組織內部的法務人員在危機溝通回應階段的互動概況良好。 本研究進一步觀察企業特性與危機溝通管理的關聯性，發現企業的營收排名、員工人數、有無獨立關部門等特性，與組織危機溝通管理預防與準備之關聯。研究結果顯示，營收排名愈前、員工人數愈多的大型企業，不論是對議題偵測的重視程度、或對危機溝通機制設立，都顯示較高比例的重視情形。再者，設有獨立公關部門的企業，在以下面向上也呈現高度成效：1)提昇與其最重視利益關係人的關係管理，2)形象修復策略訊息傳遞形式的表現，顯示公關專業的確有助於提升企業危機溝通管理成效。 / none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的重要性 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9 第一節 危機溝通管理的意義與重要性 9 第二節 危機溝通的預防與準備 15 第三節 危機溝通的回應 29 第四節 企業特性與危機溝通管理的可能關聯性 51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問題 5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58 第一節 研究對象 58 第二節 測量工具與測量變項 58 第三節 施測程序 66 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研究發現 69 第一節 樣本基本資料 69 第二節 組織在危機溝通預防與準備階段的管理概況 74 第三節 組織在危機溝通回應階段的管理概況 88 第四節 企業特性與危機溝通管理的關聯性 99 第五章 結論 112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12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119 參考文獻 123 附錄 131

本研究以博士倫2006與2007年發生的兩次藥水回收事件為例，以五國的媒體抽樣報導為研究對象，結合深度訪談法，歸納分析媒體報導中呈現之五國博士倫公司風險認知、五國關鍵關係人之風險認知，並比較上述兩者間之差異。其後，以雙方之風險認知、證據真實性和媒體環境做為前置變項，對博士倫危機溝通策略運用之影響，進行理論的回應與探討，並以股價、媒體正負面報導等指標檢視該公司於兩事件中的危機溝通成效。最後，就研究發現，提出對實務面與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期盼能予後續研究者進行跨國企業危機溝通策略時之參考。 一、 風險認知對於危機溝通策略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五國關鍵關係人之風險認知、組織本身之風險認知及兩者之差異，對於博士倫之危機溝通策略運用並無影響。除了新加坡關鍵關係人的風險認知為「監管單位發佈資訊」之外，香港、中國大陸、台灣及美國關係人之風險認知，前兩名均為「風險是否涉及毒害」或「企業的形象與信譽」，縱使四國關係人與博士倫重視的屬性有先後階段的不同，然而並不影響博士倫之危機溝通策略運用。MoistureLoc事件中，五國最重要的關鍵關係人皆為「政府監管單位」。 二、 證據真實性、媒體環境對於危機溝通策略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博士倫五國之溝通策略演變，皆以美國總公司為中心，由「否認」策略移至「辨明」策略，再趨向「讓步」策略，並有同一時期呈現言語與行為策略「不一致」之情形。策略的主要依據為「證據的真實性」，包括美國官方機構所公佈的病例數據或是博士倫自行調查的結果。此外，綜合內容分析與訪談結果，本研究認為媒體環境對於企業的危機溝通策略會造成影響，而影響的程度以新加坡、香港與台灣較美國與中國大陸明顯。 三、 兩次事件危機溝通策略之比較 綜合本研究結果，美國博士倫於MultiPlus事件的處理策略，具有前一次MoistureLoc事件所沒有的特點，包括：1. 在最短時間內掌握危機狀況，積極反應；2. 迅速公佈處理情形；3. 發言人取得媒體信賴；4. 危機時間短，媒體報導篇幅少；5. 取得議題建構主動權。故博士倫於MultiPlus事件中，聲譽面及財務面皆未受影響，與前次事件相較，已然從危機中汲取經驗，可謂正面的危機學習。 關鍵詞：關鍵關係人、風險認知、危機溝通策略、證據真實性、媒體報導

本研究主要探討Facebook企業粉絲頁進行危機溝通之效果。由於企業粉絲頁在訊息與互動策略上都與傳統官方網站截然不同，其中如同朋友般對話口吻的「人性化語調」（conversational human voice），可說是現今國內企業粉絲頁的主要溝通特色。然而，在危機溝通的情境下，企業粉絲頁卻往往採用官方口吻，使用較傳統的新聞稿模式，似乎未因應粉絲頁特性而採取相適的溝通策略，其溝通效果如何值得加以探討。同時，綜觀過去危機溝通文獻，多數研究仍聚焦於驗證危機情境與回應策略間對應關係，預測危機溝通效果的實用性，並未深入討論訊息策略的內容，也尚未有粉絲頁平台上的效果研究。因此，本論文即以「人性化語調」的概念切入，檢視該訊息策略於危機情境中的溝通效果，以探討企業於粉絲專頁上進行危機溝通的可能之有效策略，以及企業於社群媒體進行危機溝通之可行性。 實驗設計主要以「產品瑕疵」為危機情境，三個操弄變項包含危機責任程度（小╱大）、回應策略（遞減╱重建）、與人性化語調（低╱高），以2 × 2 × 2之組間設計實驗設計，驗證危機溝通的效果（組織聲譽，正負面口碑行為意向）。 研究結果發現，不論組織責任大小，重建策略皆帶來正面溝通效果；而人性化語調雖然在組織聲譽、正面口碑行為意向上無顯著的效益，但能有效減緩負面口碑行為意向，尤其在危機責任大的情境下，採取重建策略與人性化語調高的溝通組合能更加強其緩和負面口碑行為之成效。顯示危機回應策略相關理論在企業粉絲專頁的情境依然適用，但在具體溝通策略與內容的設計上，必須進一步考量危機情境與所使用之溝通平台，也表示國內企業對於社群媒體之公關管理必須加以重視。 / “Conversational human voice” is one of the key features in how Taiwan’s corporations communicate on their Facebook fanpages,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how they communicate on their corporate websites. And yet, how such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work during a time of crisis remains unknown; thus,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nversational human voice in the scope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ed: human voice (low/high), crisis responsibility (low/high),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strategy (diminish/rebuild);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ed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word-of-mouth (WOM) intentions. The key finding included positive effects of constructive strategies on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WOM intention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past literature. Although human voice was found with no main effects on reputation or WOM intentions, human voice was effective in reducing negative WOM, when the crisis responsibility was high and constructiv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was employed. This implies that consumers who are exposed to more human-tone messages on the fanpages are less likely to boycott the product should there be a relevant crisis, and thus, social media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risis communication and should be valued and managed in corporate public relations efforts.

This research adds further knowledge to the crisis communication field by studying the Samsung Galaxy Note 7 issue that occurred in 2016. It focuses on social media and specifically on Facebook. This research uses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SCCT) from Coombs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ich strategies Samsung used to solve the crisis in France and in the United-Stat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amsung used Corrective Action and Ingratiation in France and added Full Apology in the United-States. This research also analyses the different comments from Samsung’s customers posted on Facebook: Samsung France and Samsung Mobile USA. Comments have been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a set of emotions that help us understand the customer’s reactions to Samsung strategies. Findings showed that customers mainly experienced anger, outrage, disappointment, anxiety, neutral emotion and/or sympathy at different stage of the crisis and according to the country analyzed. Finally, this study explains why Samsung used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France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 guidance. Results show that Power Distance, Individualism vs Collectivism, and Uncertainty Avoidance can be reasons why Samsung adapted their strategies. Marketers should keep in mind that a crisis can strike a company at any time and that strategies and messages should be fully adapted to countries’ culture. This study gives extensive explanation of Samsung Galaxy Note 7 crisis and help to market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takes and strategies for a company’s crisis communication.

本論文旨在探討台北犁記餅店在2014年中秋節前夕爆發的餿水油事件中的危機溝通策略，並檢視其危機溝通成效。為探討危機溝通中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角色區別，本論文檢視了四大報在餿水油事件中對於台北犁記餅店的線上報導、台北犁記的官方網站與相關官方文件，以及台北犁記的臉書粉絲團。研究結果發現傳統報章媒體已和新媒體高度整合匯流，因此危機事件的傳播速度比起以往更加快速、傳播範圍也更加廣泛。這樣的現象使得公關人員在面對危機事件時，必須更精準地掌握時間做出適當的危機溝通策略，並更加善用社群媒體以和關係人溝通。本論文特別研究台灣中小型本土企業在數位時代中面對危機的溝通策略與成效，提供有別於針對跨國或大型連鎖企業的分析與建議。 / This present case study of Taiwan gutter oil crisis focused on the well-known pastry bakery, Taipei Lee-Chi. This century-old bakery was involved in the food safety crisis during Moon Festival in 2014, resulting in a financial loss of more than NTD 40 million at that time. To explore how traditional and new media play roles in crisis communication for local businesses in Taiwan, the present case study examined relevant news coverage, official documents, and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on social media. More specifically, the analysis included media’s attitude toward the issue shown on major newspaper websites, the responses of Taipei Lee-Chi, and public opinions revealed on its Facebook fan page.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raditional media have converged with new media, and the latter assumes such a powerful influence in crisis communication today. It was found that similar crisis information fast transits from one medium to another, adding more pressure to public relations practitioners to respond to crisis in a timely manner. Social media in particular may not be overlooked and could serve a useful tool in managing corporate crisis. The current study also offered new insights on how local businesses may deal with crisis in the digital age, as most previous crisis studies addressed cases of large national or global corpo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