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主旨，在採討非指導性諮商技巧，對普遍具有權威性人稱的國中學生，其運用的效果如何。 因此我們要研究諮商技巧與諮商效果的關係，在諮商技巧方面，我們控制三項非指導性諮商的主要技巧即; 投契、反映與解釋。在諮商效果方面，我們根據諮商服務評量表(CSAB)把它分為三個因素。利用實際的諮商情境，來研究此三項諮商技巧與三項諮商效果的標準是否有相關。受輔人諮商理由不同，在諮商效果的評分上是否有差異。諮商技巧的是否合乎標準、受輔人性別的不同，在諮商效果的評分上是否有差異。 有六所國中參與本研究，七位在國中服務的指導活動老師，為本研究的輔導員。到參與本研究的國中指導活動國中指導活動中心接受諮商的學生，為本研究的受輔人。 本研究共收集了三十五個諮商的錄音個案，由一位教授兩位研究生當裁判，根據研究者所修訂的諮商技巧評量表，加以評量。此量表經過信度與效度的考驗，都超過01顯著度。裁判的評量結果，分為三項諮商技巧分數。以諮商技巧在標準分數以上的個案之分數，和受輔人於接受諮商後，在諮商服務評量表的評分，所得約三項諮商效果分數，分別求相關。 受輔人接受諮商的理由不同，其在諮商效果上評分的差異，則用單因素變異數分析法加以研究。 諮商技巧的是否合乎標準、受輔人性別均不問，在諮商效果評分上的差異，則用雙因素變異數分析法加以研究。 研究的結果有如下的發現: 第一、諮商技巧與諮商效果之間有顯著相關。 第二、諮商技巧「技契」，與諮商效果的標準「獲得資料」、「諮商助益」之間有顯著相關。 第三、諮商技巧「反映」，與諮商效果的標準「獲得資料」、「諮商助益」之間有顯者相關。 第四、三項諮商技巧與諮商效果的標準「解決衝突」之間均無顯著相關。 第五、諮商技巧「解釋」，與諮商效果的三項標準之間均無顯著相關。 第六、受輔人接受諮商的理由不同，其在諮商效果的評分上，無顯著差異。 第七、諮商技巧的是否合乎標準，及受輔人的性別不同，在諮商效果的評分上，無顯著差異。 研究發現的結果，在本文中並詳加討論。

本文乃根據國外盈餘品質分析常用之指標，試著從國內上市公司公開的財務年報中，擷取和盈餘品質攸關之訊息，配合盈餘非預期變動的高低，研究是否具有解釋股票報酬之能力，以提供盈餘品質與股價關係的直接佐證；接著分析盈餘品質與盈餘反映係數(Earning Response Coefficient)之關聯，研究是否盈餘品質較好之公司會具有較高的盈餘反映係數；再者根據不同的總體經濟環境，檢視各種盈餘品質指標之相對重要性，以調整盈餘品質指標之權重，俾能更真確地反映公司整體的盈餘品質；最後乃進一步將結果轉換成投資策略，形成投資組合，衡量投資組合績效，並分析該策略所承擔之風險，以探討是否可獲得超額報酬。 研究結果得到以下幾點結論：(1)8種指標中有6種的確與股票報酬成負相關(4種達到統計顯著)，顯示盈餘品質分析在國內股市應有一定的效果，值得投資人重視。(2)盈餘品質好壞會影響盈餘反映係數，盈餘品質較好之公司，具有較大的盈餘反映係數，也就是股價反映盈餘非預期成長之幅度較大。(3)利用盈餘品質分析，配合非預期的盈餘成長來形成投資策略，可獲取相當的報酬，且即使調整了風險因素，仍能獲取超額報酬(但未考慮交易成本)。(4)總體經濟環境變化，對盈餘品質指摽之影響並不明顯，亦可能是選樣期間只有五年，且各年度總體經濟環境之變化不大，以致不易觀察其對盈餘品質指標之影響。(5)研究中所用的資訊全部是公開的財務報表資訊，卻仍能解釋股票未來的報酬，顯示公開資訊仍有一定的訊息內涵，也就是目前的股價並未反映所有已公開的資訊，似乎代表台灣股市的效率性不足。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公司治理機制對盈餘保守性之影響。在經營權及所有權分離的情況下，代理問題因此而生，公司適當的採用保守原則可以緩和代理成本的問題。同樣的，公司治理機制之強弱與治理風險的高低也與代理成本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藉由檢視盈餘對訊息反映之不對稱性與公司治理機制間之關係，以探討治理機制是否會影響公司盈餘之保守性，本研究亦探討近年來我國整體外在訴訟環境之轉變，對於公司盈餘保守性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公司盈餘之保守性隨著外部法律環境漸趨嚴格，而日益增高。在先天治理風險較高的情況下，例如：董監質押比率、大股東持股比率愈高，公司盈餘之保守程度愈高。另一方面，董事及經理人整體權益誘因較高的情況下，盈餘保守程度較低。在外部治理機制方面，機構投資人持股愈高，盈餘偏向不保守；負債比率較高之公司，其盈餘則偏向保守。在董事會治理機制對盈餘保守性之影響方面，除董事會規模愈大，盈餘愈趨保守外，監察人規模及獨立董監對盈餘保守性之影響並不顯著。 整體而言，我國公司運用保守原則來緩和代理問題的情況確實存在。但我國公司治理機制對盈餘保守性之影響，可能主要來自於先天治理風險之差異，後天治理機制之影響效果則尚不顯著。 / Past research shows that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produces earnings that reflect bad news faster than good new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More specifically, we use several variables, including board and ownership structures, outside shareholders and independent director and supervisor, to assess a company’s characteristic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nsitivity of earnings to bad new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lower) for strong (weak) governance risk firms and the asymmetric timeliness of earning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the sample firms in recent year. More specifically, we find that (i) the number of board directors, the percentage of outside directors’ shareholdings and the pledge rate of directors’ shareholding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nservatism, and (ii) the percentage of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conservatism.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at a company’s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can improve the conservatism in its earnings. Our results hold after controlling for firm size, growth opportunities, industry, and audit quality. Overall, our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notion in Watts (2003) that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plays a rol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本研究之樣本取自1991年7月1日至2010年3月之月資料，探討各總體經濟變數包括：利率、匯率(美元對新台幣)、M1B、出口、GDP、領先指標綜合指數與大陸及美國兩股市，對台股指數之影響。實證結果顯示，道瓊工業指數為影響台股加權指數最具代表性與領先的指標，大陸股市則非如一般所預期對台股指數變動有重要解釋能力。且道瓊工業指數、利率、M1b、GDP對台股具有領先的單向因果關係。 在衝擊反應函數及變異數分解中，除了道瓊工業指數為判斷台股指數變動最重要因素外，利率與貨幣供給則扮演著解釋台股變動另一重要的角色，利率調升對台股指數之影響為先正後負，當利率調升前，投資者會事先反應，但調升後便會開始調節，反而對台股造成負向影響；而GDP及出口在變異數分解中占台股變異數比例是相對次高的比重，說明台股的變動反應了經濟的基本面因素，台股的變動亦會受其影響，惟此二項變數屬於落後指標，只能用在事後分析。而(美元兌新台幣)匯率及領先指標綜合指數則對台股變動無顯著解釋能力。

所謂「預測」，是建立在對特定事物認識的基礎上所做出的預估，而預測的準確與否關鍵即在於預測者對資訊的掌握程度。長久以來，由於未來一直是人類亟欲征服與掌握的目標，因此預測也成為一普遍存在的行徑。有別傳統預測方法的諸多限制，「預測市場」藉由網路參與者主動參與價格為訊息加總等特色，可以更全面的涵蓋不同來源的資訊並進一步轉換為一個量化的指標，以達到更準確的預測。本研究藉由「未來事件交易所」中兩岸相關協議的個案分析，發現市場在預測的過程當中，價格除了藉由公開資訊的反映出來以外，其中亦包含了大量私人資訊的反映，兩者反映所有資訊次數的比例大致維持著4：6的關係，而這結果也代表了在兩岸議題當中資訊並未大幅被揭露，欲準確預測事件的結果仍須多方仰賴私人資訊的貢獻。此外，根據個案分析的結果，本研究也發現兩岸協議確實適用於兩岸議題的應用。 / Prediction is an anticipation based on specific events. The key point of correct prediction depends on the level controlled by predictors. For a long time, future has been a target for human to control and overcome. Thus, prediction becomes a way to explore future events. “Prediction markets”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way. It gets rid of many restrictions. It transfers all diverse information from participators into a quantification index to predict more correctly. This research analyzed by Cross-Strait Agreements on Xfuture.com finds that market price is reflected by not only public information but also private information. The ratio of public information to private information is 4 to 6.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information is not disclosed completely in Cross-Strait Agreements. By solving this problem, we should use private information to predict more precisely. Furthermore, Cross-Strait Agreements certainly applies to Cross-Strait Affairs according to this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