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漢代有入獄經驗的文人及其相關作品為討論核心，藉由文人生平、作品及心態，和漢代政治學術氛圍相互參照，剖析書寫特色，交織出漢代監獄文學的梗概。研究方法以嚴可均輯《全漢文》、《全後漢文》為基礎，和史傳中文人生平事蹟相互印證，整理出漢代監獄文學作品共有15人19篇，個別分析探討，著重討論西漢初期的鄒陽、中期的司馬遷、東漢初期的馮衍、晚期的蔡邕。書寫特色從文體形式、發憤抒情、比興用典三方面，探討漢代監獄文學作品的共性與特性。 　　大一統政治集權時代，上位者的心意凌駕於法令之上，文人因受讒毀或不合上意而入獄，書寫遭遇和心情：鄒陽投奔梁孝王，見嫉入獄，〈獄中上書自明〉連用典故，語氣慷慨，具有戰國策士遺風；司馬遷為李陵說情而入獄受刑，藉〈報任少卿書〉表白心路歷程及著史志向；馮衍見疏於光武帝，因與外戚過密而入獄，幸得赦免，後以〈顯志賦〉自傷懷抱；蔡邕因金商門之禍入獄，〈戍邊上章〉寫盡不得繼續漢史的擔憂。文人以上書求得赦免，藉書信傳達感情與志向，抒發內心不遇的怨憤和對上位者的批判，例舉君臣相知的史實典故，同情共感，表白自我的信念，增強論述說服力。

摘 要 　　司馬遷思想指歸，自東漢班彪、班固父子非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後，歷代以來引發了諸多討論，不論是贊成或是反對的學者們，都想為司馬遷的學術思想找到一個定位點。本文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嘗試著從司馬遷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思想淵源入手。 　　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在政治上，由秦火之後的楚漢分裂進入大一統的漢家王朝；治術上則由秦代的法家政治轉為漢初的黃老政治，進而來到武帝的「外儒內法」；經濟上，休養生息七十年的富庶民生轉為平準、均輸的與民爭利；學術上，黃老盛行的景象在竇太后死後迅速反轉成儒術獨尊，這些急速變動的因素都對司馬遷產生衝擊；在思想淵源上，司馬遷承襲了世代史官的家族傳統，也深受父親思想教育的影響，以及從師友相益，個人行歷上得到多方的啟沃。本文即是從這樣的路徑上去探求司馬遷與儒、道思想的關係。 　　司馬遷時代的道家，即是黃老思想，司馬遷對於黃老思想的了解非常透徹。黃老的政治哲學，強調「無為因循」，司馬遷曾給予高度讚揚，並以為這種治術是呂后、文帝時代仁德政治的基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並不以黃老的「無為」政治為其理想政治的終極目標，而是將「無為」視為實現仁德政治的過渡階段，並且以此來譏諷武帝多欲政治之失。司馬遷視漢初的「無為」政治是應時代所需之下的恰當產物，這正是符合黃老「時變」的精神。司馬遷對黃老治術的肯定，在於「時變」，而這個「時變」，也是司馬遷運用在人生哲學中的一個重要觀念。黃老思想中「貴柔守雌」、「因時而動」的人生哲學，深受司馬遷的肯定，在《史記》中我們看見司馬遷將這個思想闡發的非常徹底，他並且以這套思想做為他處世哲學的基礎，藉此來品評歷史人物榮辱成敗之因，以及避禍保身之道。司馬遷的黃老思想應是深受司馬談的影響，然而他與父親不同的地方是，父親把黃老視為是最高治術，而司馬遷卻將黃老視為是處世哲學的良方。 　　司馬遷時代的儒學，已非孔子儒學原貌，而是摻雜各家思想後的雜家式儒學。司馬遷處於這個時代，其儒學必有這個時代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寫《史記》，是站在一個捍衛原始儒學為出發點的角度，來與當代變質的漢儒相對抗。司馬遷在《史記》中極力宏揚孔子的學術與理想，闡述《六藝》之義理與功用，其目的就是要實現孔子的王道政治，而這種仁德政治，才是司馬遷終極的政治主張。他自言《史記》是要紹繼《春秋》，因此《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太夫、善善惡惡的精神，就是《史記》的精神。我們可以說，《史記》就是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太史公自序〉），而依歸於儒家思想的「一家之言」。 　　《史記》是一部論治之書，司馬遷以儒家思想做為政治理想，以道家思想做為處世哲學，論治國大道則尊儒，談個人禍福則行道；儒為體，道為用；儒不黜道，道不黜儒，才是司馬遷對儒、道思想真切的態度。班固站在他所處的東漢學術環境來譏評《史記》「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的說法，於今日觀之，是頗值得商榷的。

人類在文化創造的過程中，經由許多有志之士窮盡一生的心力，才能在學術領域成就今日的璀璨局面。司馬遷身處西漢盛世，繼承史官家業，開創紀傳正史的體制，為後代留下光芒萬丈的名山事業－－《史記》。 《史記》之所以不朽，與司馬遷的時代條件、個人條件與文學條件絕對相關。西漢開國之初，強大的時代氛圍賦予漢代士人優越感，司馬遷在寫作時展現的恢弘氣度，很明顯的跟他所處的時代相關，而漢家外儒內法的本質，更是不容忽視的時代特色。 司馬遷的家世，除了為他的寫史工作奠定了紮實的基本功之外，更重要的是賦予他以修史為己任的責任感。他從二十歲開始，便陸續到各地考察遊歷，進而瞭解各地風土人情、蒐集遺文舊事、考察山川地理，司馬遷的眼光，因此更接近民間了，就在這看似平順的寫史歷程中，天漢三年（西元前98年），卻遭遇了他意想不到的苦難－－李陵之禍與宮刑。這場災難不僅使司馬遷蒙受了人世間的奇恥大辱，更使他的思想產生重大轉變，直接影響了《史記》的創作內涵，他抒憤寄託，在書寫歷史人物的同時，也同時表達了是非觀念與愛憎感情，也從而深化了《史記》的主題。 筆者企望，能夠以現代心理學的角度解釋司馬遷的這些心路歷程，探討他的人生際遇是如何影響文本的寫作，並為他何以在受難之後選擇苟活下來，並以更加堅韌的毅力來完成曠世之作提出解釋。司馬遷活下來的理由，不是為了追求快樂或避免痛苦，而是因為他找到了唯有自己才能實現的生命意義，他活著是要成就自己的獨特性、唯一性，正因為如此，他體會了全新的生死觀念：生命不可隨便犧牲，犧牲的必要條件，必須是為了更重大的理由才可為之。 司馬遷從李陵之禍的挫敗和生死抉擇的痛苦中，完成了文本的寫作，並實踐了他個人的生命意義，他以最大的毅力和決心來完成《史記》，這些幽微的的情緒，都隨著文本內容宣洩，因此致令司馬遷在書寫時，即便有些地方不符合史書撰寫的要求，也都瑕不掩瑜了。 壓力是攸關心理健康至為重要的部分，人一生的際遇中，會面臨的壓力俯拾皆是，綜觀今日社會，人類因壓力而造成的社會亂象處處皆有，面對這種情況，不停的質疑、抱怨或負面情緒，只是讓自己更往死亡的陰暗幽谷裡去，我們該以正確的行動和作為，來作為人生問題的正確解答，完成生命賦予給每個人的使命，筆者認為，這是《史記》所帶給後人，除了文本內容之外，更重要的人生哲理。 是以筆著嘗試著耙梳出司馬遷的人生際遇對於《史記》書寫的影響，冀望用不同的角度剖析司馬遷的心靈世界，更期盼以個人的淺見，吸引更多有志之士投入對《史記》相關議題的探討。

本篇論文題目為「《史記》中的復仇書寫」，共分有六章，約二十萬餘字左右。首章為緒論，略述前人研究成果與研究動機。第二章討論司馬遷與復仇書寫的關係，由司馬遷的李陵一案為起點，爬梳對司馬遷受刑後的心理，包含心理上的羞恥感、受刑之後的壓抑與苦悶的心理、背負極大的倫理壓力等，這些都使司馬遷難以承受，勢必尋求療傷止痛的途徑。司馬遷有復仇慾望是無可避免的，因此司馬遷提出「發憤著書」說，藉由書寫作為其文化復仇的方式，將復仇慾望昇華為學術生產的內在動力。第三章以迄第五章，對於《史記》中的復仇故事加以整理歸納，得出三大類型：即為己復仇、為親人復仇、為主復仇。並且就復仇事例的歷程，包含復仇者與復仇對象產生衝突，復仇者與復仇對象持續對立，復仇者透過復仇行動的實踐以取得平衡等加以分析。 其中，第三章針對為己復仇來討論，藉由為己復仇書寫之重要事例的梳理，從而分析《史記》中的為己復仇者進行復仇行動的歷程。無論復仇者與復仇對象衝突的導火線為何，復仇者都矢言復仇。復仇者多藉個人力量與第三者力量展開與復仇對象的抗衡，過當的復仇行動成為常態，復仇對象也有擴大化的傾向，復仇者與復仇對象偶有互換的情況，使得復仇行動有循環開展的現象。復仇者身分的多元，展現了復仇現象的普遍，同時復仇行動的完成兼有為己洗刷恥辱的意味。 第四章聚焦於為親人復仇之類型，司馬遷筆下為親人復仇當中，以為父母復仇者最多，尤其為父親復仇遠超過為母親。即使復仇對象與復仇者之間勢力懸殊，但復仇者的決心未曾動搖，有「匹夫報萬乘」的現象。親人遇害是否事出有因，都不影響復仇者為之復仇的行動，甚至復仇對象已死，復仇者仍將復仇利刃揮向復仇對象的子嗣，「父債子償」的現象，與古代禮書中主張的復仇不除害是相牴觸的。和為己復仇相同，為親人復仇也有明顯的過當復仇、循環復仇的現象。 第五章針對為主復仇書寫加以討論。「主」的範圍包含了國君、主君、與恩主。為主復仇者，往往犧牲個人性命，然而卻多能受到輿論的讚美與認同，例如豫讓為智伯復仇，復仇對象趙襄子許為義人。甚至連復仇者之主，都被稱許為能得人，譬如聶政為嚴仲子復仇，聶政之姐以身殉弟，天下人不惟讚美聶政姊弟，還稱頌嚴仲子能得士。加上為君主復仇與否，成為檢視忠臣的標準，在這種復仇氛圍的推波助瀾下，復仇行動也就更加活躍。復仇者之主一旦與復仇者建立恩遇的關係，復仇者即以為主復仇作為回報，也就是司馬遷所提出的「士為知己者死」的價值觀。復仇者在復仇行動中，同時完成了個人生命價值之圓滿達成。 第六章為總結論。從《史記》中的復仇書寫的類型與事例的剖析，歸納出司馬遷採取的敍事策略與修辭效果。司馬遷對於復仇者有意刻劃其正面形象，並呈現復仇對象的負面形象，使復仇行動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得到提升。加上對於復仇事例取材異於其他典籍，流露出濃厚的復仇意識。再者處理復仇書寫時，司馬遷刻意操控敍事時間，對於傳主的復仇行動，刻意描摹，而聚焦於復仇人物的復仇行動。又注意到復仇行動影響極大，牽動國際局勢，將復仇書寫與歷史發展主軸予以連結。並且藉由復仇書寫，建立其「士為知己者死」的論述。 關鍵詞：史記 司馬遷 復仇 書寫 敘事

本論文各章節的論述內容，大要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在本章中首先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及目的，其次檢視歷來學者對《史記》的研究成果，最後敘明本論文研究的章節架構。 第二章探討《史記》的五體結構。體例是一部典籍各部分之間聯繫的方式，也是作者創作思想和創作內容的表現形式。本章首先討論《史記》作史本旨，探究司馬遷的史學觀，從而剖析司馬遷採取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作為全書結構之意圖。次論五種體例不同的層面功能，觀察其聯繫關係；繼之討論五體首篇、末篇安排蘊含的意義；本章最後透過各篇篇目的次第安排，闡明《史記》篇章安排的意義。 第三章探討《史記》整體結構原則。靳德峻說：「《史記》一書，全具史公史例，不知厥例，何以知史公之史法與史意，不知史公史法與史意，何以究史公之史學乎」。因此本章由綜觀互見、重複累書、人物互襯、人事對比四點切入，剖析《史記》結構各傳之「史法」，以深究史公之史學。 第四章探討《史記》各篇章法結構。關於《史記》篇章結構的特色，余嘉錫先生認為，「司馬遷之文，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未嘗枝枝節節而為之。相其氣勢不至終篇，必不輟筆」。﹝清﹞曾國藩曾舉〈李將軍列傳〉一篇，說明「位置之先後、剪裁之繁簡，為文家第一要義也」，次序及剪裁不可隨意；今人范文芳亦認為，「最能顯示出司馬遷在文學上的成就的部分，不在《史記》的大結構，而在各篇的小布局，以及篇與篇的聯繫上」。因此本章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的次序，探究各體的基本結構模式、差異、變例及各體的結構特點。 第五章為結論。在此章中，將對本論文之研究成果與意義作出扼要的綜論及檢討，並指出此一論題可繼續深入研究之處，以供未來研究之參考。

黃學明. / 據稿本複印 / 論文(哲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學系,1992. / 參考文獻: leaves 394-414 / Huang Xueming. / 前言 --- p.1 / 前言註釋 --- p.5 / Chapter 一 --- «史記» 單用« 國語» 之部分 --- p.7 / 第一部分註釋 --- p.156 / Chapter 二 --- « 史記» 兼用« 國語» 、« 左傳» 之部分 --- p.175 / 第二部分註釋 --- p.355 / 結論 --- p.386 / 引用書目 --- p.394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Chinese

梁德華. / "2007年8月" / "附錄1: 《漢紀》、《漢書》、《史記》三書比勘表"--P. 1-873 (2nd group). / 論文(哲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 2007. / 參考文獻(leaves 197-209). / "2007 nian 8 yue" / "Fu lu 1: 'Han ji', 'Han shu', 'Shi ji' san shu bi kan biao"--P. 1-873 (2nd group). / Abstract also in English. / Liang Dehua. / Can kao wen xian (leaves 197-209). / Lun wen (zhe xue shuo shi)--Xianggang Zhong wen da xue, 2007. / Chapter 第一章： --- 引言 --- p.1 / Chapter 第二章： --- 荀悦生平及其學術背景 --- p.2 / Chapter 第一節： --- 荀悦的生平 --- p.2 / Chapter 第二節： --- 《漢紀》、《申鑒》引書硏究 --- p.5 / Chapter 第三節： --- 「荀悦曰」與儒家典籍之關係 --- p.35 / Chapter 第三章： --- 《漢紀》用《史記》考 --- p.48 / Chapter 第一節： --- 前人硏究《漢紀》史源槪況 --- p.48 / Chapter 第二節： --- 《漢紀》用《史記》集證 --- p.53 / Chapter i. --- 《漢紀》用《史記》官名、數字及人物例 --- p.54 / Chapter ii. --- 《漢紀》據《史記》補充史料及文句例 --- p.61 / Chapter iii. --- 《漢紀》直用《史記》文辭例 --- p.69 / Chapter iv. --- 《漢紀》據《史記》改寫文辭例 --- p.77 / Chapter V. --- 《漢紀》與徐廣所見古本《史記》相合例 --- p.88 / Chapter 第三節： --- 結語 --- p.91 / Chapter 第四章： --- 《漢紀》用《漢書》考 --- p.100 / Chapter 第一節： --- 化紀傳體爲編年體 --- p.100 / Chapter 第二節： --- 通比其事 --- p.104 / Chapter 第三節： --- 《漢紀》、《資治通鑑》比事硏究 --- p.106 / Chapter i. --- 取材問題. --- p.109 / Chapter a. --- 《漢紀》弓懺《漢´書Ø志》、〈表〉之文句不見於《通鑑》例 --- p.110 / Chapter b. --- 《漢紀》引錄《漢´書Ø傳》之內容不見於《通鑑》例 --- p.118 / Chapter ii. --- 紀年問題 --- p.125 / Chapter a. --- 論《漢紀》記事以人物爲中心而《通鑑》以時間爲中心 --- p.127 / Chapter b. --- 論《漢紀》記事連類相及而《通鑑》繫年於確實年份 --- p.131 / Chapter 第四節： --- 《漢紀》整理《漢書》之方法 --- p.133 / Chapter i. --- 《漢紀》迻錄《漢書》原文例 --- p.133 / Chapter ii. --- 《漢紀》以通假、同義、近義詞改易《漢書》文句例 --- p.135 / Chapter iii. --- 《漢紀》删削《漢書》人物對白例 --- p.139 / Chapter iv. --- 《漢紀》删削《漢書》情節例 --- p.145 / Chapter v. --- 《漢紀》因删削而失《漢書》原文文意例 --- p.152 / Chapter vi. --- 《漢紀》槪括《漢書》文句例 --- p.156 / Chapter vii. --- 《漢紀》修飾《漢書》文辭例 --- p.160 / Chapter viii. --- 《漢紀》改寫《漢書》文句例 --- p.165 / Chapter ix. --- 《漢紀》補充《漢書》例 --- p.172 / Chapter X. --- 《漢紀》倂合《漢書》不同篇章例 --- p.178 / Chapter Xi. --- 《漢紀》據其他古籍改易《漢書》文句例 --- p.186 / Chapter 第四節： --- 結語 --- p.192 / Chapter 第五章： --- 結論 --- p.195 / 參考書目 --- p.197 / Chapter 附錄一： --- 《漢紀》、《漢書》、《史記》三書比勘表 --- p.1-837

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是反對漢武帝中央集權下「與民爭利」的對撞產物。武帝為政時期，發動頻繁的漢匈戰役，致使國庫空虛，財政大臣桑弘羊便開設一系列增稅、鹽鐵官營、均輸平準與幣制改革等相關政策來因應。然這些措施，短時間內能增豐國庫，但長期執行時會減弱國家的競爭力，因此司馬遷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的善因論，即自由經濟主張。 司馬遷認為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也是亂源的開始，唯有讓人民的趨利性合理化，同時以禮義教化人民，才能營造一個富而好禮的社會，故富裕是穩定社會秩序的基礎。唯有讓經濟領導政治，才是長期保有國家競爭力的良策。至於該如何提倡自由經濟？司馬遷認為應從重視商業活動開始，讓商業探測市場需求，來帶動其他產業的產能。他對政治家范蠡與民間企業家白圭兩人相當推崇，佩服他們治國或是治家的本領。他認同白圭所說，治生有方的人需具備「智、勇、仁、彊」的人格特質，故將春秋戰國與西漢前期，一些具有這些特質的富商大賈，選入〈貨殖列傳〉，給予「素封」的封號，認為這群貨殖人物，不靠爵位、仕途，憑自己的巧智與努力，享有不輸君王般的富貴與尊榮。 司馬遷因遭遇李陵之禍，在「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的窘境下，被處以宮刑。他省思當朝的財經政策，諸多策略是應戰爭需求而籌措的經費，而他遭遇宮刑不就是因為漢匈對戰，才引發的連鎖效應嗎？這層層的思考，啟動他對政治、經濟議題的敏銳思維，他把這些歷史寫入〈平準書〉中，大談武帝在位期間的重要財政改革，又在《史記》之末書寫〈貨殖列傳〉，將治生有方的良賈事蹟，寫入史書，樹立貨殖人物的典範，以供後世參考，期許每人都能用財自衛不被侵犯。 司馬遷是中國史上第一個將民間企業的活動寫入史書的史學家，從他撰寫的角度可知他見證到國家在寬鬆制度下的市場活力，當國家對財經制度的掌控越低，越能產生一些優秀的貨殖家。 司馬遷身處西漢時代，他已嗅到戰國時期商業興盛的氣息，藉著早年遊走大江南北的旅遊經歷，對秦時已開發的水利工程，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感觸甚深。他體悟到都會地區的經營能帶動文化事業的發展，故好好經營城市，讓文明的輻射源，從城市往外拓展，便能提升人的精神層次。 綜觀司馬遷談經濟議題，其終極目標是想推行仁政，他感受到國家執行的每一財經措施，無不影響人民的生活品質，認為經濟是民生大事也是國家大事，施政者需體會到唯有民富才能國富。 / Sima Qian's economic thought was the product of the collision which the country competed with the people for the interest. It was also the product that opposed to Han Dynasty’s centralization. During his reign of Emperor Wu-ti, he launched frequent campaigns and resulted in the void of the state treasury. The Minister of the Finance, Sang Hong Yang, set up a series of polices related to tax increases, government-run salt, public procurement and stabilizing prices to cope with it. However, these measures could only increase the nation’s wealth in a short time, they would weaken the country's competitiveness in a long-term. So, Sima Qian put forward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han Yin.” The best way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was to follow the free market; the second was to guide the people; the third was to teach them; the forth was to restrict them with the law; and the fifth was to compete the profit with people. Sima Qian thought that the pursuit of interest was human’s nature, but it also was the source of society’s chaos in the beginning. Only when people made the profit to be rationalized, and people be taught with the manner and rituals did government make a rich, propriety society, and ethical society. Therefore, richness was the foundation for a stable society and country. The best policy for the country to maintain the long-term national competition was to let the economics lead the politics. As for how to promote the free economy? He thought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business activities to let commerce explore the market demand and boost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other industries. He highly praised both two people (politicians, Fan Li and private entrepreneur, Bai Gui). He admired them for their abilities of statecraft and managing the household. He agreed what Bai Gui said, “The one who maintained livelihood in the right way needed to has wisdom, courage, benevolence, and perseverance personality.” By choosing some wealthy merchants who met with these genius as the paradigm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arring States and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he booked them into the “Huo Zhi Biography” in Shihchi ; and gave them the title of Su-Feng ( powerful person without the title of nobility). According to Sima Qian’s opinion, they didn’t rely on the birth of nobility and official career. They depended on their own ingenuity and hard work to obtain the upper position of dignitary and wealth as kings. Sima Qian suffered implication by vindicating for Li Ling who had surrendered in the war ,and was punished to be castrated because he couldn’t afford to pay for the ransom. After that, He stated to make the reflection about the country’s finical policy and found out that a lot of tactics of fund-raising were merely for the war. His personal suffering (being castrated) was the best evidence to prove one of the Chain Reaction of results that caused by launching the campaign with its enemy-Hsiungnu in Western Han Dynasty . These clues helped him to light up his keen thought about politics and economic issues ,and record these history in the “Book of Stabilized Prize” in Shihchi. He discuss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fiscal reform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Wu-ti in Western Han-Dynasty and put the“ Huo Zhi Biography” in Shihchi. He wrote down the stories of the Business men who held livelihood in the right way in the history ,and set up the pattern of “Huo Zhi Biography”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latter generation. He hoped that each person could use the wealth as the self-defense weapon and not to be encroached by other people or countries. Sima Qian was the first Historian who had recorded the activities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of the ancient China on the book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From his point of view, we might learn that he had witnessed the market vitality under loose system. When a country takes the loose policies to the finance and economics system, some outstanding entrepreneurs will be developed. Though, Sima Qian was born in Western Han Dynasty, he had become aware of the messages of commercial prosperity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By taking the trips around, he gained some travel experiences ,and had a great stirring of emotion about the Hydraulic engineering that had been constructed in former Qin Dynasty. For it could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e figured out that if the government managed the Metropolitan areas well, it could prosper cultural establishment. Therefore, to operate the city well is the good way to let the source of the civilized radiation explore everywhere and upgrade the level of human’s spirit. To sum up, the goal of Sima Qian’s economics issues is trying to carry out the policy of benevolence and good administration. He thought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nancial measures would all affect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In addition, the economics was a great event for both people and the country. It not only influenced people’s livelihood but power of a nation. The governor needed to understand that only when people were rich, the country could be powerful.

潘銘基. / 呈交日期: 2005年11月. / 論文(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2006. / 參考文獻(p. 1266-1277). / Cheng jiao ri qi: 2005 nian 11 yue. / Electronic reproduction. Hong Kong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System requirements: Adobe Acrobat Reader. Available via World Wide Web. / Abstract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 Lun wen (zhe xue bo shi)--Xianggang Zhong wen da xue, 2006. / Can kao wen xian (p. 1266-1277). / Pan Ming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