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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善治』論中國漸進式改革」，本論文研究目的是從「善治」角度，論述中國漸進式改革模式的精義。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濟崛起為世人共識。從國家層面看，「治理」良善與否，已成一國家是否走向「善治的指標。從全球來看，「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也取代過去國家扮演單一行動者角色功能，而成為新的研究發展趨勢。從本論文研究發現，在政治體制、社會發展領域，卅年下來中國已獲致許多進展。更重要的是，中國「治理」的發展不同於西方，植根於「中華傳統文化」數千年的中國，加上半世紀「社會主義」浸漬，已從中吸取雙向優勢，發展出自我成長的「治理」框架與模式。 本論文透過作者自制之治理框架矩陣圖及指標，建構研究中國民主及社會、經濟治理的新框架，期望由此對中國未來發展前景提出新的方向，並建構新的研究領域。

本研究認為創造顧客價值為企業之主要競爭來源，故以顧客為核心，結合顧客資源生命週期模式、價值說及企業流程改造觀點，提出顧客滿意導向之企業營運流程改善程序。同時，本研究認為：策略層次的顧客價值考慮因素與營運層次的決策因素及企業流程三個策略元素間，有著正向補強及反向削弱等不同的影響關係，故進一步藉著替代、抑制、補強、衝突、互斥及同向等六種基本結構及互補、互抑制、單方抑制等三種組合結構的搭配，探討策略要點與營運要點間的協同一致性，以追求企業營運的整體性績效。 本研究藉著建立顧客價值考慮因素、決策因素及企業流程間正向補強及反向削弱舟影響關係，整合企業策略層次及營運層次，進一步發展顧客滿意導向之企營運流程改善步驟，探討企業流程在傳輸及處理實體及資訊兩種物件下的五種流程負面效度：中判度、協調度、負荷度、重覆度及遲滯度。師納出流程改善主要在降低流程的總體負面效度，並據以發展流程改善的14項操作性原則及各項原則的適用歹機。 本研究與一般流程改善方法之主要不同處，便在分解企業內部流程的同時，也分解顧客資源流程，並辨識出兩者的接觸點，再鎖定顧客認知的關鍵路徑(Critical Path)，作為各項流程改善原則及評估的標的。

過去數十年來，當社會福利的觀念盛行於歐美各國時，台灣仍處在經濟起飛的階段，為了致力於經濟繁榮而忽略了人民的福祉。近幾年來，台灣的經濟發展已經到達一個穩定的階段，人民在滿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後，也開始重視自身的福利；促使政府轉而將政策目標集中在社會福利制度的推行。在國外實行了社會福利數十年的今天，累積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提供台灣在政策制訂上的一個參考，社會福利制度的效益廣及全國大眾，影響層面既深且巨，我國政府在社會福利的推動上面，不可不仔細評估。 政府為了鼓勵人們從事慈善捐贈行為，利用所得稅的扣抵方式使得人民的捐贈價格降低，如此一來，捐贈價格的降低將會提高人們捐贈的誘因。在國外，許多的學者利用所得稅資料庫和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庫，針對人們的慈善捐贈動機估計其價格彈性和替代彈性，以驗證政府制訂所得扣抵以提高捐贈誘因的政策有效性；實證結果大多同意所得稅抵減的政策有效性。在台灣，政府的所得稅抵減政策適用對象除了從事慈善捐贈，尚且包括政黨捐贈、私立學校捐贈等各種非慈善捐贈，其政策目的各有不同。因為資料特性的緣故，本文僅利用台灣地區的個人所得稅資料對於台灣地區的慈善捐贈進行價格彈性和所得彈性的估計；並同時對於捐贈的各種誘因進行實證上的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慈善捐贈價格彈性為-4.0768，相對於國外而言，捐贈價格的變動對於個人的捐贈金額似乎有更大的影響力。當捐贈價格越低，則對於慈善捐贈的誘因確實有提高的效果；是以如果政府致力於社會福利規模的增加，為了能使慈善團體不至於因為經費不足而面臨縮減規模或是關閉的命運，在不增加政府的負擔的情況下，可以租稅減免做為鼓勵的手段以達到鼓勵捐贈的政策目的。 在所得分層估計的實證結果方面，所得介於175,000∼400,000的階層的所得彈性估計值不顯著，其餘的所得階層的所得彈性估計值均為顯著且正向關係，且所得彈性隨著可支配所得越高而隨之提高；再觀察價格彈性，只有可支配所得介於900,000∼1,800,000的樣本其估計值顯著，其餘的所得階層其估計值均不顯著。隨著所得階層越高，其所得彈性彈性隨之提高，反之其價格彈性則相對降低。此估計結果和國外文獻的結果不謀而合。 迴歸式加入其他的列舉扣除一併探討其他列舉扣除額對於慈善捐贈的影響時，發現生育醫療費對於慈善捐贈金額的大小影響並不顯著；而人身保險費則對於慈善捐贈金額的大小有顯著且負向的影響，並且和本文的理論模型結果吻合。 最後在針對納稅義務人從事慈善捐贈與否的二元選擇模型中，結果發現配偶薪資所得對於納稅義務人從事捐贈與否雖然有顯著的結果，但是根據其邊際效果觀之，兩者對於納稅義務人是否慈善捐贈的機率影響不大，年齡和受扶養人數也同樣存在著顯著的結果，相對於配偶和本人薪資所得總額的邊際效果而言，其對於從事慈善捐贈與否的機率影響較大。婚姻狀況是此迴歸模型關注的焦點，結果發現，結婚與否對於納稅義務人從事慈善捐贈與否的確有較大而顯著的影響機率；已婚的納稅義務人較未婚的納稅義務人有較大的機率去選擇從事慈善捐贈行為，其直觀的原因應該是已婚人士的生活穩定，收入來源也較為穩定，心態上和經濟上都較單身者有較大的意願從事慈善捐贈行為。至於捐贈價格對於納稅義務人從事慈善捐贈與否有著極大的邊際效果，也就是說捐贈價格的減少對於人們從事慈善捐贈有著極大的機率，此結果再次印證了政府的所得稅扣抵政策對於鼓勵捐贈的有效性。

財務報表查核簽證審計業務具有服務無法規格化、標準化與高度應用專業判斷等知識服務產業特性。基於這些特性，本研究納入品質成本管理觀念，並參考Tsaih and Lin (2006)提出之整體企業流程資訊有機體模式，另行提出審計作業流程建置方法論。透過該方法論建置之審計作業流程主要係將審計流程中需要仰賴專業判斷、具關鍵性之知識服務提供作業點予以辨認出，並於該作業點發展客製化且具修正彈性之指引表，協助審計人員於執行知識服務提供活動時使用，以確認審計品質。基於品質成本管理觀點，納入預防性控制性質的指引表之審計作業流程，預期將較目前以複核程序為主之事後偵測性控制活動及事後更正性活動的審計作業流程更具效率與效能。 / Characterized with features of the knowledge-based service industry, the financial audit process performed by the accounting firm is difficult to be standardized and required exercise of high degree of professional judgment. Under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ith an application to concepts of quality cost and the Process-Wide Information Organism (Tsaih and Lin 2006) approach, this study proposes an Auditing Business Process Set-up Methodology (ABSM) to analyze the financial audit process. Based on the ABSM, key activities that required exercise of professional judgments in the audit process are first identified. Highly tailored guidance tables corresponding to the activities identified are then developed to provide guidance to auditors in order to assure the quality of audit. The provision of guidance tables is in nature a preventive measure, while the common practices of reviewing process which requires giving and clearing review notes are detective and corrective measures. In the context of quality cost management, a preventive approach is mor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本文嘗試重建荀子哲學的人觀，並以此為核心，反思荀子哲學的歷史定位、其道德規範之依歸、道德哲學之性質、道德理想在修養與教化上扮演的功能，以及反思荀子哲學中人與世界的關係。首先指出歷來對荀子人觀的詮釋局限於性惡論，如此的詮釋在文獻依據與理論需求上均有待補充。隨後嘗試說明其道德哲學除了追求正理平治的社會生活之外，更可能還包括人格之提昇；而此分別以「善」之兩重意義為代表。在道德修養中，「聖」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兩重；一方面是作為修養方向的最高理想，另一方面是以具體的歷史人物作為典範。最後，在天人關係上，本文提出人能夠認識的世界，是「天」在人之經驗中呈現的現象，人據以認識世界、利用資源所需的自然法則，也是累積長久的觀察之後以某種建構方式得到的。

詩人筆下構築了一個繽紛多彩的二元符號世界，其作品中二元思維模式運用之繁富，是中國文學史僅見的，其中無論是歷史道統喻、香草喻、禽鳥喻、道路喻、修為喻、器用喻、工具喻、自然現象喻等，莫不呈現了二元之間對比之分明、色調之濃烈與文字之瑰奇。而且，在詩人作品裡，往往還可以看到詩人思維出入於自然與人生、古往與今來，站在生命有限性的門檻上思索著生命之本質與死亡之本質，並試圖尋求在生命有限性之外的永恆存在。同時，在其作品裡，時間的跨度由幼及老，空間的跨度則自俗世到崑崙。如此從幼年的壯志到年紀漸長的無奈、身處江湘異域的終窮到遊走崑崙聖域的索求，這種在時／空的流轉間所透露的今昔之思與聖俗之感；在家國危難之際所形成的國愁、個人現實遭遇之下所形成的身愁這樣的雙重憂慮，在在於篇中構築成高揚與低沉的心靈迴旋，交織成力動的反差與對抗。可以說，也就是因為詩人如此強烈而分明的二分思維，以及對生命本質、神聖境域、個人處境等的思考與求索，才能鮮明而清晰地將詩人的「自我精神」凸顯出來。 　　是以本文即聚焦於詩人之「自我」處於當時特定時空環境下所面臨的各種衝突，從而彰顯的二元分類思維模式，並由善惡、聖俗、生死關乎屈子精神的三個面向來剖析屈原作品的深層意蘊，探索詩人在善／惡之間對芳潔、善美一面的永恆渴求；思辯詩人於聖／俗之間的辯證與掙扎；檢視詩人於生／死之間意義的認知與最終的抉擇；而由善惡、聖俗與生死所交織出來的核心議題是：詩人崇善棄惡、強烈的好善惡惡情志；對神聖境域的渴求，卻又忘懷不了認同的原鄉之不遷精神；以及對生命本質、死亡本質如此人生最高層次的思索與抉擇。在此間，詩人面臨各種二元衝突時所呈顯的情緒，如期待、焦慮、失落、絕望等都紛紛呈顯，而詩人的個體精神也由是呈現。是故，透過二元思維的聚焦，不僅能探討詩人個體面臨生存困境時的衝突與矛盾，更可從中看出詩人的信仰與堅持，從而我們可以發現，詩人作品展現的是中國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詩人精神。同時，在二元思維由「對立→辯證→超越」的流動進程裡，亦逐漸型塑出一個詩人不凡與高潔的「自我形象」，如此的形象，已在後代凝聚成一個詩人的典型。

近幾年來，台灣企業逐漸有品質意識，但在品質技術的落實有待加強。本研究將品質技術實際運用在電子廠的生產線上，利用QC七大手法，實施一連串製程改善活動。又由於市場結構的改變及消費型態的轉變，導致工廠的生產方式也有很大改變，過去單一批量的生產型態已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混合生產線的生產型態，此公司亦是混合生產線的生產型態，若採用傳統Shewhart管制圖以控制製程，既費時又費成本，因此本研究採Farnum提出的短程管制圖(Short-run control chart)來控制製程。接著引用更新理論方法建立一個非機遇因素成本模式，藉著最佳化技巧可決定np經濟管制圖的最佳設計參數值。最後，Shewhart np管制圖與np經濟管制圖間的成本比較，顯現出前者有顯著地改善。

本論文以「善的信徒」為例,旨在探討艾利斯.摩達克的倫理學系統。摩達 克認為,當今西方世界的道德淪喪,人類心靈的荼毒,價值觀的幻滅與善惡 分野的喪失,其根本原因,全都肇因於基督教傳統神學的沒落。面對懷疑主 義與虛無主義的挑戰,基督徒對上帝與耶穌基督的信仰已無法提出令人信 服的佐證,也導致由宗教戒律衍生而出的倫理學系統崩潰瓦解。於是人迷 失了對自己的認識,也不再了解自己存在的意義。要解決人類心靈及精神 的危機,其根本之道,就在於重新確立人生的價值與生命的意義。因此摩達 克提出重新詮釋基督教神學的必要性,並闡述以善為中心的倫理學,以因應 當前社會文化的劇變。她的學說融合了柏拉圖的道德哲學與近代心理學家 對人性的分析,駁斥康德「絕對義務」的律令(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與意志自由的主張,並反對沙特存在主義中以人為一切道德律 令之創造者的觀點。摩達克認為康德與沙特對人類的理性與意志過於樂 觀,忽略了人往往沉溺於自我塑造的假象中。摩達克以「善的信徒」說明 善代表了至高無上的絕對真理,而以善為出發點的倫理實踐也摒棄了傳統 基督教神學中祈求救贖與靈魂永生等等以自身利益為前提的道德行為。她 並闡述愛具有雙重本質, 一為高貴純淨;另一為肉慾之愛。摩達克強調,只 要人的心靈一旦被為善的熱望所趨使,就可以獲得真知,不再為事物的假象 所蒙蔽;只要有心為善,人人都可以成為耶穌基督。相對於為善的信仰者, 藝術家則多半以自我為中心,創造戲劇化與情緒化的幻象而沉醉其中。史 都亞特.古諾即為摩達克之倫理體系中典型的為善人物。其謙卑純真的性 情與無私無欲的大愛不但使他能洞察事物的真相,更能滌淨藝術家的靈魂, 使他(她)走出幻影,勇敢面對事實與自身的責任。此外本文也運用米歇爾. 傅柯的觀點,對於小說中人物所呈現的性意識加以分析。 / This thesis aims at explorating Iris Murdoch's ethical system. For Murdoch, the great crises in modern society arise from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precepts of religion. When the superhuman power of providence is questioned, it follows that the moral system which strictly attaches its codes to Christianity to regulate humankind will be challenged ineluctably. With the decline of religious observance, the yardsticks for moral comportment give way to skepticism and nihilism.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Christianity have now become partial and ineffective, Murdoch propounds the pressing necessity to reinterpret Christianity and re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Good. In contradiction to Kant and the existentialists who identify a moral agent with unlimited freedom and rational will, Murdoch poses a problem of human nature. She insists that man has a strong propensity for being self-contained and self-interested. In The Good Apprentice, Murdoch highlights the supremacy of Good and chants the eulogy of the good figure Stuart Cuno. Deeply rooted in Plato's moral philosophy, Murdoch's ethical system expatiates on the dual nature of Eros. Whereas the saint is activated by the purified Eros moving toward the transcendent reality of Good, the artist indulges himself in the dramatized fantasies. Murdoch accentuates that once man is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for good, he can unmask the veiled consciousness and procure the ability to perceive the turth.

在進行捐贈行為時，若以極大化個人效用為出發點，捐贈者首要應以慈善組織的理念與關懷對象與自身關懷對象是否相近為主要考量，本文將此關懷對象的定位定義為慈善組織的區位，討論慈善組織在競爭上的區位策略。除此之外，同時也將慈善組織的規模與公信力對捐贈者的影響力納入考量。 本文以線性城市（linear city）模型補捉捐贈者與慈善組織的關懷對象的區位，並考慮到捐贈者對於慈善組織規模的考量，將傳統應用在電信產品的「網路效果」引入捐贈者的效用函數中，同時考慮區位差距與組織規模對捐贈者的影響。本文研究後有幾點發現：第一，慈善組織為了避免過度的募款競爭，會避免服務對象的性質過度重疊；第二：網路效果的引入會加劇慈善組織之間的競爭進而提升慈善組織的募款努力程度；第三：當慈善組織之間的網路效果規模有差距時，捐贈資源會集中到規模較大的慈善組織，同時規模較大的慈善組織會擴大其服務對象的範圍，而規模較小的慈善組織所得的捐贈資源也會因此減少。 / Naturally, utility maximizing donors first consider charities sharing their same ideology towards those in need of helps. Therefore, in setting up fund-raising charities, the choice of “location”, in the spectrum of all potential donees, will have effects on the fund-raising results. In addition, donors also often take into account operation scales and credibility when it comes to choosing among different chariti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model that the location choice of two homogenous charities is captured through a linear city framework, and a “network effect” in the utility of donors is introduced to account for the influence of scale and credibility of charities. Several findings emerge. First, in equilibrium, charities differentiate in the choice of location to avoid intense competition in fund-raising efforts. Second, the existence of network effect drives competing charities to exert more fund-raising efforts. Third, asymmetric network externality has the effect to redistribute donations away from the small network charity when the large network charity moves towards to “center” of the market. Finally, some welfare implications are explo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