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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0114号 / 文博第739号 / 新制||文||644(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歴史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中砂 明徳, 教授 吉本 道雅, 准教授 髙嶋 航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關於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是否與其融資的方式無關，一直為財政與經濟爭論的焦點。直到Barro於1974年提出"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一文中，進一步闡述李嘉圖等質定理的真義，又引起學者的廣泛討論。李嘉圖等質定理的意義是說在政府支出既定之下，政府以課稅或發行公債來籌措財源，對總體經濟影響的效果相同，與融資的方式無關。因為現在若以發行公債代替課稅來融通政府赤字，消費者會察覺未來的租稅負擔將增加，才足以償還公債的利息及本金，因此減稅以用發行公債來融通政府支出，不會改變私人部門的跨期預算限制式，對消費、產出、利率水準及投資不會造成影響。但許多學者認為李嘉圖等質定理所隱含的假設並不切實際，若將其基本假設放鬆，往往導致李嘉圖等質定理不成立。假設的不同會得到不同的結果，所以欲探討李嘉圖等質定理是否成立，可能必須從實證分析著手。 　　本論文是從理論面的探討，並將其原始假加以放鬆，以求李嘉圖等質定理理論之擴充。進而利用台灣總體經濟資料從事實證分析，檢定租稅、政府公債餘額及赤字等經濟變數，對私人消費支出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李嘉圖等質定理在我國並不成立，表示政府融資的方法對總體經濟會有不同的影響，以課稅或發行公債來融通政府支出，兩者的效果並非全然相等，故在財政政策工具的運用上，必須審慎考慮當前的經濟情勢，以及欲達成的政策目的，而採用不同的融資方法。

《漢書》作為專門之學，自東漢至隋均有注解，至唐顏師古為之作注，諸家之解釋盡歸於一，顏《注》之地位自此歷久不衰。清代「漢學」大興，清惠棟以來，諸儒均不滿意顏《注》，遂相繼而起，匡正與訂補之，重新注釋成《漢書補注》一百卷。本文欲以此脈絡作為清代《漢書》學之切入點，觀察清儒在「漢學」思潮影響下，如何解決《漢書》的詮釋問題，並回應《漢書》學史。 清代《漢書》學之核心，厥在於「匡正顏《注》」，以訓詁作為解釋《漢書》之基礎，依循舊注之說，廣採先秦兩漢群書中之古訓加以疏通證明，利用完整的史學研究方法，注重《漢書》典章制度、史事探佚方面的考察，從訓詁及於制度，突破顏《注》之限制而超越之。從研究歷程上而言，何焯、陳景雲、齊召南等人校訂《漢書》板本，惠棟促成轉向，乾嘉諸儒如錢大昕、錢大昭、沈欽韓等推進研究，周壽昌、王先謙等補充、整理前人之說，總結一代《漢書》之學，次序井然，脈絡連貫。 清儒重新注釋《漢書》之脈絡非僅突破顏《注》，更在板本、校勘、訓詁、制度等各方面對《漢書》進行全面的整理、檢討與總結，以回應《漢書》學史，亦開啟民國以來漢史的研究。要言之，清人治《漢書》學，是在「漢學」思潮的學術背景下，對《漢書》進行的考索與整理。同時，與清儒撰述諸經新疏有異曲同工之妙，反映了「漢學」解釋典範由經學擴展至史學的歷史過程。

清代是中國經學集大成的時代，乾嘉時期又是清代經學極盛之時，戴震則是乾嘉時期經學的領袖人物，故了解戴震的經學，對於掌握乾嘉經學乃至整個清代學術之發展，實具有關鍵的地位。戴震的經學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科學性的考據工作上，建立了嚴密的解經方法；其次，其經學更能由考據進至義理哲學的建立方面，樹立清代義理學的典範；最後，戴震的經學不純粹是「考古」，亦關心現實的社會問題，具有「經世」的觀念，觀其「理欲一元」與「達情遂欲」的主張可證。因此，綜合戴震訓詁考據與義理哲學，才能了解其學術主張之全幅，進而掌握「清學」發展之脈絡。

論文摘要 清代學術發展，乾嘉時期以惠棟、戴震為首的學風，高舉漢學旗幟，對理學進行批判與揚棄，打破宋明以後理學的思想箝制，營造拔宋纛而立漢幟的局面，形成「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燦然中天之盛況，走向對傳統學術的全面整理和總結。 漢代尊尚象數易學，歷經學術演變與時空因素，典籍散佚，漢《易》衰竭，千百年來，難成明白清晰的脈絡，今日能見漢代易學的詳略輪廓，必因清代樸學家窮其精力對漢《易》的宗崇與推闡之有功。當中，惠棟即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但是，惠棟在清代學術史上並沒有相對得到較多正面的青睞。 惠棟「以博聞強記為入門，以尊古守家法為究竟」，即在詁詮經典上，以「尊尚古學」為志。力圖重返漢《易》的本來面目，採集自漢魏諸家《易》說，使學者「疏其源而導其流」，窺見漢儒解《易》之門徑，以荀爽、虞翻等《易》論為主，融會其說，推闡古義，一字一句，具有淵源，故「不可謂非一代之儒者宗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臧庸難其「好用古字，頓改前人面目，以致疑惑來者，亦非小失」。王引譏諷其「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陳澧《東塾讀書記》指陳其「自伸其說，卒之乖舛疊見，豈能掩盡天下之目哉」。梁啟超稱其「凡古必真，凡漢皆好」，「功罪參半」，尤其罪在致使「啟蒙時代之懷疑的精神，批評的態度，幾夭閼焉」。反思惠氏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此等迥異的褒貶，耐人尋味，疏理真象，躍躍欲試，為研究之重要動機！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一、認識惠棟易學思想內容，董理其易學所表現的主要特質，特別從象數與義理兩大方面進行陳述。二、藉由惠棟對漢《易》之考索，探述漢魏諸家之思想內涵，認識漢魏易學家主張的關係。掌握惠氏對漢代《易》家易學所持的觀點，作為探尋漢人理解《易經》的本然特性，以及疏理漢代易學源流的重要參考。三、評述惠棟易學對漢代易學的復原價值。四、釐清有清一代易學的發展，惠棟易學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清代易學史上的定位。五、檢討惠棟治《易》的通盤得失，期能獲得客觀之允評。 　　本研究主要探討之內容： 一、考索漢代諸家《易》說之重要內涵，主要針對孟喜、京房、虞翻、荀爽、鄭玄諸家之述評。 　　二、惠氏述《易》之主要特：（一）文字訓詁之法。（二）群籍眾說之文獻運用。（三）《易緯》的重要地位。（四）經文之改易。（五）之卦訓義之法。（六）卦爻象釋義之法。（七）互體取象之法。（八）爻位述義之法。（九）半象、兩象易、反象、旁通、震巽特變等其它象數主張。 　　三、探討惠棟的義理觀，主要內涵包括：（一）宇宙觀、（二）《中庸》與《易》理融攝。（三）《易》與禮、史會通。（四）其它如有無的概念、虛、「道」與「理」的概念、日月為易等等。 　　四、校勘與輯佚之檢討。 五、述《易》上的文獻運用缺失：未原本原說而斷作剪裁；轉引古說而未明出處；所明出處錯誤或有瑕疵；引用內文改易或闕字；改易所引原文為古字。 六、惠棟易學的評價與影響。從純粹漢學的歷史意義作評價；立於惠棟立場的正面評價。在主客觀的因素下，這某些學術必然被冠以主觀上價值低廉的標籤。在這種情形下，在強勢的主流價值之壓迫下，那些被視之末流者，很快就流失殆盡，那些原本可以多元豐富的文化內容，將在一波波的新的價值取代下，「傳統」漸漸渺茫，歷史的軌跡漸漸模糊；從文化發展與傳統承繼的角度看，這是我們所不願樂見的。從一個人治學的普遍性看待，一個人治學處事，終有未竟全功，亦有瑕陋不當之處，不能強求臻於完美。平心待之，用心體會，從惠棟的角色觀照惠棟，會得到較真實的惠棟易學。 七、從象數思維的定位與詮釋學思潮反省惠氏易學。 關鍵字：惠棟、乾嘉、象數易學、易漢學、周易述

清代山水詩以知識性最能展現其獨特的風貌，所謂知識性主要根源於乾嘉時期重視知識學問的學術思想，具體而言則可析為兩端，一是對應於實事求是的方法，採取歷險考察山水的觀點，二是對應於博學多識的涵養，融入富厚的山水知識。清人重智崇學的傾向在乾嘉時期達到高峰，山水詩之知識性也以此時最為光采耀目，故本論文以乾嘉時期山水詩為研究對象，分別從知識背景、觀點、知識內涵、藝術特色等方面探討其知識性。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對山水詩及知識性提出明確定義，並且說明研究旨趣、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從學術風尚、詩學流派與社會背景三方面，探究清代乾嘉時期山水詩富涵知識性的原因。 第三章為清代乾嘉時期山水詩的知識性觀看。第一節分析乾嘉詩人如何以親歷、探險、求真的心態與方式來觀看山水。第二、三節分別探討清代乾嘉詩人觀看山水的特殊面向：第二節著重於乾嘉詩人如何以帝國知識分子的視野觀看山水，第三節則著重於詩人如何在圖書典籍與現實山水之間相互印證。 第四章為清代乾嘉時期山水詩的知識內涵。第一、二節分別從山水的空間知識與時間知識兩方面，分析乾嘉詩人如何將自然地理知識與人文地理知識融入山水詩中，並且運用史地掌故與人物故實，營造與古人古事同遊山水的情境。第三節為山水紀實，探討乾嘉詩人如何透過名山大川與僻遠山水的辨證，展現其為山水紀實的企圖，呼應前述空間、時間知識的運用。 第五章為清代乾嘉時期山水詩的知識藝術特色。乾嘉山水詩在背景、觀點、內涵皆具有知識性特點，更有一套相應的藝術表現方法，具體而言，則為長篇組詩的形式、客觀精細的描繪、典故逸事的融入、類比映襯的運用。 第六章為結論，歸納清代乾嘉時期山水詩知識性的因緣背景，與清代乾嘉時期富涵知識性的山水詩之內涵旨趣與藝術特色。

賴子清出生於嘉義地區文學世家，乃日治時期以降之古典詩人。從日治時期至民國六十八年，一生發表近三百首詩作，此外，賴氏在日治時期以及戰後，編纂《台灣詩醇》、《台灣詩海》以及《台海詩珠》等著名詩歌選集，戰後更汲汲營營於詩話與史料保存等文章之書寫，對台灣古典詩界貢獻甚多。因此，本論文以賴子清為觀察對象，對其生平、詩歌選即以及文章撰寫加以分析探討，期能更深入瞭解其人其詩以及其文在台灣文學的地位與價值。 本論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資料與研究方法，並對前行研究做一回顧。 第二章「賴子清之生平」，先論其出生之文學世家背景，接著介紹其文化工作與文學活動之詳情。 第三章「從『嘉義』到『台灣』─詩歌選集之編纂及其意義」，針對其所編纂詩歌選集之內容大要，與師集當中所呈現詩人眼中之「台灣」，做一分析討論。 第四章「建構一部『台灣古典詩史』─文章所呈顯之詩史樣貌」，針對其所撰寫之詩話與史料蒐集之相關文章，分析其特色與意義。 第五章「從日治到戰後之古典詩探討」，探討其詩作創作面向與藝術特色，並討論其詩作價值。 第六章「結論─一個未完成的台灣古典詩史的計劃」，總結其人其詩以及其文在台灣古典文學史上之意義與貢獻，並對其未竟之功業，做一統整與評價。

在科技與文明的高度發展下，人對自身能力產生前所未有的自信，甚至自命為神，希望取代上帝來主導與改變世界。在這種想法驅使下，人的意志超出過去以上帝為基礎的道德價值體系束縛，漸漸失序。俄國小說家杜斯妥也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1821-1881）觀察到這個現象，並在小說作品《群魔》（Бесы, 1872）中將其命名為「人神」。 本論文以別爾嘉耶夫（Бердяев Н. А., 1874-1948）的自由哲學為立論基礎，探討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三部作品《地下室手記》（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 1864）、《罪與罰》（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1866）與《群魔》所呈現出的人神自由思維。除緒論與結論外，本論文文分三章，第一章闡明自由概念與其演變，第二章論別爾嘉耶夫視野下的杜斯妥也夫斯基自由觀，第三章則以別氏詮釋杜氏之自由觀為基礎，進行杜氏於《地下室手記》等三部作品文本中的人神自由思維探討。

<<辨識櫻桃的性別>>一書充滿嘉年華化的元素：兩個時空的對話，鑲嵌的文類，圖片，童話故事，烏托邦，扮裝，怪誕的肉體形象等等。在一個上下到錯的世界裡，溫特森徹底顛覆現實世界中所信奉的真理與事實。在這本小說中﹐溫特森主要在探討同性戀與性別混淆(gender blurring)的議題。本論文旨在分析性/性別議題，指出傳統上女性情慾與身體是如何被呈現，以及如何從女性主義的觀點重塑之。 本論文以女性主義對話論為基本理論架構。論文主體可分文三部份。第一部份旨在分析小說中的對話關係，包括了鑲嵌的文類間的文本交互指涉，及角色間的對話關係。第二部份是分析女性如何在嘉年華化的世界裡建立女性的語言。第三部份，旨在分析扮裝，詭異的肉體形象與雌雄同體等概念。 在溫特森的小說世界裡，性/性別的二元對立基礎受到質疑。隨著二元對立基礎的瓦解，對於另一種選擇的渴求應運而生。另一種選擇是一個混合物(hybrid)，屬於雌雄同體。小說中，溫特森以"接枝過的櫻桃"(the grafted cherry)來代表這種混合物。藉著認定混合物是屬於較優良的品種，溫特森也間接說明了她對多重性/性別的肯定立場，許給讀者一個美麗新世界。在這個美麗新世界中，多重性/性別認同都應被接受。 / Sexing the Cherry is a novel that smacks of carnival elements: suggestive dialogues of two epochs, incorporated genres, illustrations, fairy tales, utopia, cross-dressing, the grotesque body, and so on. In such a turning-upside-down world, Winterson screws up the truth and reality that stabilize the world we live in. In the novel, Winterson’s high concerns are the issues of homosexuality and gender blurring. My thesis aims to tackle gender and sexual issues and to indicate how woman’s sexuality and body have been traditionally represented and of how they could be rewritten with a feminist awareness. The idea of Feminist Dialogic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y thesis. The main body of the thesi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ly, I will examine the dialogic relations of incorporated genres and characters. Secondly, I will probe into the topsy-turvy world, a carnival world in which women can create a female language. Thirdly, the issues of cross-dressing, the grotesque body and androgyny will be elaborated. In a Wintersonian world, the dichotomy of gender and sex has been questioned. With the breakdown of the binary foundation, an appeal for a third choice emerges. The third category is a hybrid, an androgyny. Winterson uses the grafted cherry to embody the image of the hybrid. By suggesting the hybrid as a better alternative, Winterson celebrates the flexible gender and sexual positions and promises readers a brave new world, in which people accept multi sexual and gender ident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