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貿易理論認為，在完全競爭下的補貼政策，僅有扭曲資源分配，造成貿易條件惡化的效果。晚進的理論討論存在做中學效果時，政府採取補貼政策可以使國家福利增加。然而，卻鮮少進一步討論，若存在政策性互動時，補貼政策是否仍可以帶來福利的增長。本文延伸具有做中學效果的李嘉圖模型，考慮對稱兩國的策略性互動，藉以說明採取補貼政策後，兩國之福利均可增加，補貼政策並非百害而無一利。且存在混合策略，兩國均有一定機率均不補貼、都採取補貼政策或只有一國補貼。

本文利用納入外生性切割技術之李嘉圖模型，探討生產流程切割、垂直分工、福利及政府政策之間的關係。文章的第一個部份假定切割技術的取得是外生給定，藉由上述設定，本文首先探討外生性提高生產流程切割程度會如何影響兩國的分工型態及福利水準。文中除了指出兩國的生產技術及勞動稟賦差異是關鍵因素外，切割程度提高會如何影響生產階段在兩國之間的移動是另一個探討重點。相較於切割技術的外生給定，文章的第二個部份則假定生產流程切割方式為模型內生決定，除了藉此探討是否存在單一切割技術能夠替兩國帶來最高福利，還是兩國會各自偏好不同的切割技術外，亦探討本國廠商基於極小化成本所選擇的切割技術，是否同時也是提高兩國福利的最適選擇，以及本國政府是否能夠藉由限制特定生產階段外移，來迫使本國廠商採行有利於本國福利提高的切割方式。

本論文《明清小說倭患書寫之研究》係以異域書寫為核心，有別於過去聚焦於長城或四裔，展現明清以降的海洋視野，並以日本（倭）形象探究「內／外」、「我／他」、「新／舊」交纏之敘事特色。日本在明清兩朝皆曾成為中國沿海的勍敵，其中包括「嘉靖大倭寇」、「萬曆朝鮮戰爭」、「甲午戰爭」、「乙未戰爭」，皆催生了相關的小說創作。過去在研究相關議題時，多趨於斷裂式的考察，但筆者認為由明至清，日本作為「倭寇」形象之特色是深入人心的，舉例而言，晚清李鴻章曾如此向朝廷宣說防範日本之必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雖然作為自強運動之領袖，對於涉外事務亦有一定之認識，但是李鴻章仍以明朝倭寇的破壞來比擬現代化之日本，可見時人的倭患記憶貫串明清兩朝。 本論文即以此議題出發，以歷時性方式討論明清小說的日本記憶，發現到不同時期有不同時期的關注。第二章處理「嘉靖大倭寇」相關小說中的「烽火」與「離亂」。在早期文本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胡少保平倭記》，多傾向於使用抗倭將領及其幕僚之見聞，敘事上較為樸實，有「補史」的時事意義；但由於平倭名將胡宗憲與權臣嚴嵩有一定程度的依附關係，也有被視為反派的情況，如《綠野仙踪》、《玉蟾記》等，相對地「嘉靖大倭寇」中佔據領導主體的中國人盜魁徐海、王直等人（假倭），也退居二線，由日本人（真倭）擔任領導，可謂模糊史實。另一方面，包括《雪月梅》、〈楊八老越國奇逢〉等，則敘述了中國人作為「奸細／俘虜」的雙重身份。 論文第三章以「王翠翹故事」和世情小說為主。「嘉靖大倭寇」中還有為國捐「軀」的女諜粉墨登場，那就是以「公私兼盡」而作為型世楷模的「王翠翹故事」，從傳奇體、擬話本體到章回體，訴說著官方話語以外的集體記憶，也強化了性別「邊緣」對於道德「中心」的板塊擠壓，其關注亦為嚴肅。然而，隨著傷痛的遠去，「倭患」成為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娛樂資本，包括〈風月相思〉、《玉樓春》、《雪月梅》、《綺樓重夢》、《玉蟾記》、《繡球緣》以及《玉燕姻緣全傳》，在兒女、英雄的小說類型整併下，強化了才子「文武全才」的不俗身手，平倭成為取代科考以外的功勛，可見小說家不拘史實的想像力拓展。 第四章則討論「萬曆朝鮮戰爭」下，沿海編氓視「倭」為「魍魎不可知之物」，促成了神魔化的敘事傾向，有跨海擊殺敵酋的情節產生，代表作品以〈斬蛟記〉、《野叟曝言》為主，豐臣秀吉不僅被想像為中國出身的孽龍，同時帶有異端之傾向，渡海之戰映射著一場「宗教的戰爭」。另一方面，對治「非常」之物亦須有「非常」的方法，翻江倒海的鬥法於焉成為抗倭戰爭中的熱點，包括《升仙傳》、《玉蟾記》、《雪月梅》等作，出現了劍仙、玄女、黃石公，然其由「殺」到「生」的慈悲之念，則又反面訴說著中國面對倭患的「望洋興嘆」。 第五章析論甲午戰前的清代小說，以遺民之思及殖民帝國的登場為主題。明清鼎革，明遺民基於對「倭患」的痛惡及對「日本乞師」的不信任（此三桂之續也），有反寫乞師者為奸佞的文本，如《女仙外史》、《水滸後傳》，乞師者由效秦庭之哭的孤臣，變成「燕藩」及「奸臣」，小說家以「妖婦」、「賊寇」的反反者不為反，控訴滿清入關的不正當性。此外，在甲午戰爭以前的歐洲列強，也在海防經驗的因襲之下被寫成「逆倭」，象徵著中國人面對時代變遷的遲鈍，代表作品為《花月痕》，書中「逆倭」與「太平天國」及西北回亂的勾結關係，不啻為清朝版本的「北虜南倭」。 第六章介紹乙未戰爭相關小說。甲午一役由於大陸戰場乏善可陳，反而是臺灣在劉永福坐鎮之下，拖延住了日軍的接收行動，鼓舞中國大陸人民，有「劉永福」系列小說（《劉大將軍平倭戰記》、《臺戰演義》、〈劉大將軍平倭百戰百勝圖說〉）及《臺灣巾幗英雄傳》的誕生，寫出了「滅倭必矣」的樂觀想像，可謂時事小說之異調。而特別的是，《臺灣巾幗英雄傳》由孤臣遺孀克紹夫志，延續著臺島對抗倭寇的堅決意志，映襯的是淮軍「和倭」的妾婦之容，小說家在「邊疆」、「女性」、「布衣」等不同身份上尋求重振中華乾綱的秘訣，使得「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位置，再度出現充滿張力的辯證。 最後是第七章，甲午戰爭相關小說的理性檢討。早在甲午戰後不久，書坊主即重新刊刻《蜃樓外史》，該書實作於牡丹社事件前後，以嚴嵩、趙文華勾結島夷故事，影射李鴻章父子對日的卑躬屈膝，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再度問世，其諷刺易味不言可喻，卻非直指核心的檢討。在經過時間沉澱以後，小說家方能理性反省中國何以戰敗，日本如何強盛？代表作品為《中東大戰演義》（又名《說倭傳》），透過「中」、「東」的並置，標誌著中國由「天下」到「萬國」的醒覺，至此明清小說「倭患書寫」亦劃下句點。綜合來看，由明至清，「倭患書寫」之相關敘事，除了輻射出海洋視野的社會學材料外，更能映照著不同階段的小說發展，並帶給我們總結歷史教訓的省思。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18632号 / 文博第656号 / 新制||文||606(附属図書館) / 31546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歴史文化学専攻 / (主査)准教授 上島 享, 教授 吉川 真司, 准教授 谷川 穣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台灣地區人口成長快速、工商發達，促成要求都市升格改制壓力漸增，其中尤以縣轄 市即人口在二十萬左右地區增長最快。而新竹市與嘉義市縣轄市是自行政區域調整以 來首先獲得升格改制為省轄市者，其改制過程牽涉到市政需要與政治運作問題。 首先述研究方法、範圍、動機及都市升格改制義涵；第二章述升格改制發展過程及分 析獲准原因；第三章對兩市行政區域變動問題作探討；第四章探討兩市財政收支以及 爭議頗多之縣市財產劃分問題；第五章述縣市在改制時組織、職權及行政上變十；第 六章探討有關民選公職人員之安排及付會關係；第七章結論，分別由改制過程所步及 之理論、時機、問題解決、影響各方面和都市發展趨勢檢討改制案並提出個人意見。

各章要旨如下： 第一章是緒論：主要在說明研究的動機與目的：探討政令宣導的理論基礎，並依據前 人的文獻研究，提出本文的假設，以為研究的方向。 第二章是研究方法：採用社會調查法設計問卷抽樣選定嘉義縣梅山、義竹、太保、民 雄等鄉鎮三○二位農民訪問，並採卡方檢定、相關係數之簡單統計方法來分析。 第三章是調查結果：依分析資料來說明嘉義地區農民使用傳播媒介的習慣，出席村里 民大會的情形及對村里民大會的評價；接觸村里幹事的情形，及實例訪問結果得知農 民消息最先來源及與個人基本因素的關聯性。 第四章是結論：就本文資料調查結果予以檢討並提出各項建議事項，以供基層單位從 事政令宣導工作人員之參考。

經濟學派對資本主義內在問題的認識不清，造成其錯失業問題的錯誤理解。將經濟發展與失業問題混為一談，誤以為經濟發展就能解決失業問題。事實上，失業人口與產業後備軍的存在，正好方便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認識上的錯誤，非但無法解決失業問題，反而是造成更多的失業人口，並成為資產階級追求超額利潤的理論基礎。正是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為永恆、自動均衡的完善系統的世界觀，所以在政策上與理論上便受限於這樣的世界觀。而不思考其他的可能性，這也是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的侷限性。本論文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出發,有別於主流經濟學,對台灣的失業問題從不同的立場與世界觀來思考>

阿嘉莎•克莉絲蒂一般被視為是一位傳統及經典的偵探小說作家。此類小說家通常會在小說裡強調「最後的真相」以及一個穩定社會秩序的回歸。然而，在此論文中，我將試著去證明克莉絲蒂的作品其實已超越了傳統偵探小說家的境界。由於她另類地在小說裡鋪陳「不確定真相」並且展現了一個介於工業社會以及後工業「風險社會」現代化變遷過程中的不穩定社會秩序，她甚至可以說是一位「反身性」的現代主義作家(“reflexive” modernist)呈現「高度現代性」(high modernity)的社會寫實。 本論文共分為六個章節；主要探討了克莉絲蒂對英國工業社會的「現代化進程」(modernizing process)的反身性及批判性的思維。在她的小說裡，所呈現的所謂「現代化進程」，包含了對理性真理的建構、規律化的時間及空間實踐以及國家之各法制機關的運作。在克莉絲蒂的小說裡，此過程與深受資本主義所影響下的工業化以及都市化的英國社會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貝克(Ulrich Beck)對「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以及「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見解，被用來廣泛地討論克莉絲蒂的作品。此外，其他談論「現代性」的幾位學者，例如哈維(David Harvey)、列菲弗爾(Henri Lefebvre)、瑟鐸(Michel de Certeau)以及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理論也被運用來解析她的文本。之所以涉及到這幾位學者的學說的原因，主要是他們都對工業社會下的理性化及紀律化的日常生活提出他們的質疑，也對現代科技及都市生活影響下的全新空間/時間的感知，發表了他們的見解。這些都有助於以文化研究的方法來暸解克莉絲蒂在其小說裡所呈現的社會情景。 總之，本論文的主要目標是要探討克莉絲蒂的小說文本與小說的社會背景兩者的關係。以「高度現代性」的理論架構，而非以傳統結構主義以及文類研究的方式，來審視她的小說。藉此，我期盼克莉絲蒂的小說能在英美現代文學作品的研究裡，能夠被重視並且能有重新的評價。 / Agatha Christie is often regarded as a traditional and classic detective writer who accentuates an ultimate truth and promotes the restoration of a stable social order in her novels. Yet, my study attempts to evidence that, with her writings transcending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detective fiction, she acted as a “reflexive” modernist by alternatively dealing with an uncertainty truth and demonstrating a shaky social order in a transitive changing reality from an industrial society to a post-industrial risk society. My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which focus on examining her reflexive and critical consciousness of a modernizing process,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a rational truth, disciplinary spatiotemporal practices, and legal institutions in her contemporary society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capitalism. The study of Christie’s works will be based on Ulrich Beck’s notions of ‘risk society” and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The theories of other modernist scholars, including those of David Harvey, Henri Lefebvre, Michel de Certeau, and Walter Benjamin, are also applied to witness Christie’s transformation from a conventional detective writer to a modernist one. These four theorists interrogate the rational and disciplinary control of everyday life in a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deal with brand new spatio-temporal perceptions ris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modern city life. Thei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re helpful to analyze Christie’s texts. Christie’s writings exhibit a changing social reality, a change from an early modernity to a later development of high modernity. Other than applying traditional approaches like structuralism and genre study, I employ a high-modernist perspective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ristie’s literary texts and their social background. My study is expected to relocate Christie as an experimental writer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detective fiction.

清代才女左錫嘉有詩詞集《冷吟仙館詩稿》八卷、《冷吟仙館詩餘》一卷。《詩稿》輯錄之詩按時間先後次第排列，且涉及錫嘉事蹟者頗多，所分《浣香小草》、《吟雲集》、《卷葹吟》、《冷吟集》，又正代表著其人生四個重要階段，全書猶如傳記一般。《詩餘》諸詞雖無法斷定是否屬編年形式，但仍具補充《詩稿》之效。故本文乃依上述四集順序，以詩為主、詞為輔，分閨中生活、婚姻生活、跋涉生活、嫠居生活四個時期說明左錫嘉的生平境遇，旨在透過《詩稿》的特殊性質，使錫嘉數十年間的遭際和心路歷程，得到較完整的認識。 　　傳統研究清代女作家，範圍大都僅局限於其個人作品。本文承蒙林師玫儀指導，有了不同以往的論述角度，即是由女作家的家族群體特徵著眼，廣泛蒐羅左錫嘉眾親屬之撰著等資料，就家族成員進行探討，再將所獲相關人事訊息與錫嘉自敘活動經歷之詩詞結合，便可更具體地掌握這類詩詞寫作的時空背景、蘊涵的意念感觸，對錫嘉生平境遇的理解，方能更貼近實情；而錫嘉的各種生命形象、才華、思想及左氏一門的家學淵源，當亦呈現出較清晰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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