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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石化產業欲著重於永續發展，就必須能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而環境議題(尤其是其中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相關議題)是台灣石化產業在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中最大的挑戰。 從石化產業之各利害關係人之角度(包括政府、社會、石化產業本身，供應鏈，資本市場等)分析，石化產業欲能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領域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是需靠政府、社會、學術界及石化產業本身共同努力方能得之；政府及社會大眾可扮演監督、鼓勵及協助石化產業之角色；學術界可和石化產業共同研發相關技術或產品，共同創造經濟及分享經濟；石化產業本身亦可設置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專責人員或組織進行資訊揭露，並將企業社會責任內化及協助供應鏈做好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或整治工作。 目前台灣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場址有部分是石化產業相關之場址，若台灣之石化產業能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領域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則對台灣的環境必定有正面的影響，而台灣石化產業之永續發展是指日可見的。

本研究主要以土壤污染問題為探討對象，並採用Milbrath「新環境典範」（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之概念，以及Jacobs「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土地利用計畫概念作為理論基礎，對土壤污染的形成原因；政府、污染者（廠商）及民眾之間在土壤污染事件的互動情形；以及土壤遭受污染後，其土地應如何再利用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辯及探討。 為瞭解上述各項問題，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乃採取個案研究法，選擇桃園縣蘆竹鄉鎘污染事件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經由對蘆竹鄉個案的深入研究，本研究有著如下發現及主張：首先，在政策層面上，本研究發現政府及專家們仍然習於環境問題化約為科技問題，往往以科技指標為其解決環保問題及土地利用問題的最佳憑藉。故而，本研究認為，政府此種基於主流社典範的思考模式，是造成蘆竹鄉的鎘污染問題遲遲無法解決之主因，必須予以揚棄，而試著納入新環境典範中之各項重要概念。 其次，本研究發現鎘污染的元凶「基力化工公司」乃以極為不負責任的態度來面對無辜的受害民眾，對於已發生的污染，並未設法加以補救，以致於鎘污染範圍一再擴大，其間僅象徵性的給與農民微薄的賠償及補貼金，並在民國77年停工後，完全跳脫其任何賠償責任。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工業界不負責任的本質，也可以因此理解此等市場運動的可貴處與不得不然，因為法律與政策所保護的竟是污染性的工廠，在此等情況下，唯有藉由民眾的直接抗爭方足以使得生存環境不再惡化。 最後，在土地利用政策上，本研究認為政府及各界不應再奉科學方法為圭臬，並且純然的由科技專家來掌控，在新環境典範及後現代主義的階段，土地利用政策的決策權力應適度下放至地方及社區，並讓地方民眾的意見進入政策制訂過程之中，並且，土地利用政策也應該是一個政治及社會辯論的重要場域，服膺「民主」、　「公平」及「正義」等社會上的重要價值。 基於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乃提出下列的政策建議： 一、在蘆竹鄉個案問題的解決上：環保署及政府其他單位應對蘆竹鄉當地農民將鎘污染土地予以變更使用之期盼予以回應。至於，變更之方法應採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新編都市計畫等何種手段，可以與當地民眾充分進行溝通後決定。 二、在土壤污染的防治上：政府相關應該加強台灣島肉工業污染的防治，讓生產者負擔起其應負的責任與環保改善成本，不再允許其任意污染島內珍貴的環境資源。而且，不應再以科技方法，作為解決土壤污染問題的唯一手段。 三、在土地利用政策上 （一）政府應將權利適度下放：政府應拋棄「由上而下」的政策制訂模式，改以「由下而上」的方式，將權利下放適度至地方及社區，聽取地戶及民眾對土地利用政策上之意見，並可提供辯論的空間，尋求最符合民眾利益之政策走向。 （二）政策規畫者應追求社會價值：政策規畫者在參與政策制訂過程時，應是帶有價值的，應試圖將民主、公平、正義等社會價值納入政策之中，而非僅一味盲從於科技及專家之意見。 （三）專家應調整社會定位：專家們應積極涉入土地利用政策之政策制訂過程，並其中教育民眾，幫助民眾瞭解政策制訂上之問題，而非用高深的理論，將民眾意見完全排除於決策之外。

電鍍是一種經由金屬表面處理技術以達防蝕、除鏽、著色、裝飾、美觀提升產品機能與產值為目的之工業。工廠遍佈全省各地，北至基隆，南至高雄，規模大小不一，百分之九十以上屬小型，多設於都市計劃住宅、商業以及農業區，污染相當嚴重。除燻煙污染作業環境外，排放廢水不當及污泥任意棄置，都會經由河川、地表等各種不同擴散途徑釀成土壤污染。不僅影響作物生長，同時累積在土壤中的微量重金屬，經食物鏈作用一旦進入人體即無法去除，長期蓄積危害甚巨。 懍於工業污染是造成生態環境損害主因之一。本篇論文係本著外部成本內部化的基本概念，以電鍍工廠產生含重金屬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之例為分析重點，依循消減污染源、污染物之回收再利用、污染物的處理與處置三方向分析，揭示「預防為主，治理為輔」的防污理念，藉由直接控制與經濟誘因兩大類政策工具之研究來探討對政府防治工業污染的可行性。 直接控制政策工具係指政府管制擬關為環境品質訂定一個標準，對污染物排放數量直接加以控制，限制被管制的廠商採行特定措施，用以達成防污目標，這些防污措施指示都具強制性。在本文中將探討規範性管制、排放標準及清理等三種直接控制的政策工具；而經濟誘因政策工具乃指政府管制擬關要把各種自然資源納入市場體系，間接對財貨和勞務的價格進行干預，以經濟手段建立改善污染誘因，解決工業污染問題。 在本文中將討論課徵污染稅、補償、出售污染權與補貼等四種經濟誘因的政策工具。 經由各種政策工具的分析、討論及比較得知任何政策工具都有特點與使用限制。沒有一項工業污染防治的政策工具是完美無缺的。透過選擇的標準，採用不同政策工具常被追求相同政策問題的解決且是並行不悖、相輔相成。職是之故，同時採行數種政策工具是最適當的。

筆者於擔任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委員會組長之過程中，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責任議題未能清晰於環境作用法中明確規範其範疇，致使被論列污染行為人之責任分擔產生公平性上之危機，亦深切感受到，執法過程諸多窒礙。本諸職責所在，於民國93年起開始著手研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修正草案，並辦理研商、座談與公聽會議，廣納各界意見，終於於99年1月8日完成二、三讀之程序，並於99年2月3日由總統公布施行。亦將過程中所收集到之資料，由實務及理論之角度切入探討現階段之實務困難以及學理上各國之理論納入可能性分析，再進而闡出落實受污染土地整治再開發之必要以及提出相關配套之修法建議，完成本論文。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主要交代研究動機、目的、範圍與方法，第二章為環境權之論述：由該權限發展之歷程、各國立法例之參酌以及我國實務上案例中附近居民及環保團體之主張，確認環境權存在之價值。第三章為國家對於環保之憲法義務：第四章為受污染土地再利用法制上之研析：針對國外立法例之褐地制度及規範統合成國內未來得以參酌之制度，第五章為我國受污染土地行政管制規定及相關問題之說明：除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行政管制之手段逐一作說明外，探討違反責任之論述，區隔狀態責任以及行為責任，並且援引國外立法例及我國實務上之判決釐清及說明責任歸屬，第六章為結論。

針對「有害廢棄物污染與環境管制政策」的論述主軸，本研究除歷史地探究戰後台灣有害廢棄物污染問題的形成脈絡之外，並選擇「桃園RCA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為研究個案，探究在該等污染事件發生之後，如何被定義及解決的具體過程，並闡述地方社區民眾的訴求與心聲；最後則是總結前述研究結果，論述研究個案的政策意涵，並針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及相關的環境管制政策建構提出批判性的思索。 首先，本研究指出有害廢棄物污染此一結構性的問題其實反映了戰後台灣所謂「優良投資環境」的利基之一－相對低廉的環境成本，表現於外便是長期放任與形式化的環境管制。並且，在相關污染事件陸續爆發的1990年代，事態的嚴重性已然超乎政府的能力所及，故而在「私有化」的政策取向之下，政府企圖利用各種「獎勵投資」的策略，例如稅賦減免、放寬 / 簡化土地使用管制、國營事業土地釋出、加強查緝以穩定廢棄物的供給量等措施，藉以扶植民營廢棄物清理業者，並且巧妙地將廢棄物的生產與整體的資本擴大再生產連結了起來。可以預見的是，此一策略或許在短期內可以稍微抑止事業廢棄物流竄的問題，然而卻更進一步地深化了「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棄置」的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絲毫無助於更積極地從源頭減少污染危害的產生。 其次，透過對「桃園RCA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的考察，本研究指出戰後台灣具有強大相對自主性的政府雖然以各種政策工具創造出所謂「優良的投資環境」，但是彼等所依恃的環境管理體系偏重「事後管制」而無力於「事前預防」，使得鄰近污染場址的社區民眾、農民與勞工成為環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在跨國資本「賺飽就跑」的移動邏輯，並將污染惡果轉嫁予地方社區之下，後者無異是與總體之「發展」脫勾的。繼而，觀諸污染整治之過程可知，該污染事件徹底地被設定為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由於風險詮釋權力的偏差動員，政府與資本藉由特定科學知識的引介與轉譯所啟動的「技術動員」，其實亦代表了特定「利益動員」之實現。換言之，在「權力動員 → 技術動員 → 利益動員」的過程中，與資本再生產攸關的變更開發利益被普遍化、極大化，地方社區民眾所可能遭致的污染危害則是被選擇性地詮釋，甚至於忽視。此一過程除體現出環境風險「在地化」的脈絡，亦隱含著環境污染所肇致的決策權力不平等，因為民眾們失去了直接參與瞭解，並決定攸關其生活之行動方針的權利與能力。而該等污染事件除指涉環境惡物的生產與分配外，更是和勞動安全、民眾健康、性別平等、社區發展、權力分派等關乎社會正義的問題密切相關，是一個「多元不平等」的公共議題，要解決環境污染所肇致的不平等，便不能忽略其他的社會不平等問題。 基於前述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下列政策建議： 一、在相關污染整治的問題方面： 當污染場址受限於整治技術無法回復至先前狀態，污染行為人亦不須就損害負起賠償責任時，讓受污染土地變更使用應是可以接受的原則，否則土地的閒置將使地方社區再次成為最無辜的犧牲者。不過，為了使環境風險與開發利益能夠得到衡平的考量，整治決策及土地使用變更審議過程中應適度納入民眾參與機制，其意見亦應被尊重與採納，而不是被選擇性地忽略或詮釋，以強化決策之正當性。 二、 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之修正方面： （一）管制手段應考量整體工業體系之生產過程，俾積極地從源頭減少 污染危害。 （二）應以「無過失賠償責任」作為追索污染責任之原則，而溯及既往責任應擴及污染之損害賠償責任，賠償範圍亦應增列自然資源之損害。 （三）在公害行政救濟上，相關之污染受害賠償法制、污染補助（償）基金及環境損害強制責任保險等制度，應儘速予以研訂。 （四）在資訊公開與民眾參與方面，應在肯認受污染影響之地方社區民眾擁有「充分資訊的權利」、「公開聽證的權利」、「民主參與及社區團結的權利」、「賠償的權利」，以及「污染清除與被破壞環境復原的權利」等公民權的基礎之上進一步予以強化。 （五）中央政府應適度下放人力、財力與權力，以強化地方政府執行污染防治或整治之能力。 （六）結合污染整治與土地再利用之原則應以更積極、實質的民眾參與為主導。 三、在相關環境管制政策之建構方面： （一）為了打破決策權力不平等所加諸於弱勢者的「環境不正義」，本研究主張政策的制定 / 執行通常是一種主觀的價值選擇，而非如科技決定論者所謂的客觀事實之認定。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選擇的權力應該保留在民眾的手中，也唯有經由民主的參與才可以促進理性目標的達成。 （二）在相關污染事件的整治過程中，科技專家的角色應該不再是決策的「仲裁者」或「決定者」，而是各種民眾參與機制的「促進者」；並且，彼等的基於高深的統計數據或模式之論述典範亦應稍作轉化，俾使民眾能夠更清楚地瞭解科學論述的意義，而非反倒成為其參與之障礙。 （三）正因有害廢棄物污染危機實源自於資本的生產決策（其將污染惡物之處理成本外部化），進而在既有環境管理系統無法控制經濟事務的窘境之下，唯有藉由民眾參與的不斷實踐來尋求「生產的民主化」，讓資本自行擔負起應有的處理責任，才是解決當前困境之道。質言之，民眾參與除了技術層次的探討（如哪些人參與？如何參與？參與程度為何？）之外，更應肯認的是其實質定位與意義（如決策權力的賦予或分享、風險論述之地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