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福利國家興起，戰後經濟榮景帶動並加速各國的社會安全支出，然龐大的社會福利支出卻逐漸成為政府財政的沈重負擔，高額的租稅與保費，打擊了人們的工作意願、降低了儲蓄率，進而阻礙資本形成，不利經濟成長，於是福利國家面臨了嚴苛的挑戰。1970年以來，福利思潮轉向，政府角色漸縮，國家財政無力支撐長期下老年人的經濟需求，各國政府為因應變局紛紛採行增加保費收入、減少給付支出的策略，但這些方法只能治標卻不能治本，故學者專家開始鼓吹一項新的解決對策，即公共年金保險制度的「私有化」。 在邁入21世紀的時刻，此股「私有化」的風潮正席捲世界各國，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趨勢，然而「私有化」並非意味著政府角色的全部移轉，而是將原本屬於政府的負擔，有系統地移轉到私部門的過程。由於各國原先存在的年金保險制度不同，所以遭遇問題後所採行的「私有化」改革方法也不同，如：美國正積極研擬以個人帳戶為基礎之社會安全制度私有化的改革策略；英國則藉由SERPS透過契約外包方式進行私有化；澳洲的私有化則是在1991年引進「政府委託、民間經營」的退休所得制度--「退休金保證」開始；拉丁美洲各國年金改革的基本特徵為利用「個人儲金式年金計畫」取代「社會保險式年金制度」。這些不同的「私有化」模式，對正在積極規畫國民年金制度的台灣而言，極具參考價值。 我國的國民年金制度自舊政府時代至今規畫了九年（民國82-90年），然不論是舊政府時期「業務分立、內涵整合」的國民年金，或新政府規畫的甲乙兩案，全為公營、單一機構管理的制度，與全球公共年金「私有化」改革趨勢相悖，引用一句來台參加研討會的歐洲學者所言：怎麼當所有國家都在苦思脫身之計時，台灣卻急著跳進去？前車之鑑由不得我們不加警惕。根據本文的分析，筆者建議未來的國民年金制度可以朝以下兩個方向修正：不整合現行職域社會保險之國民年金與整合現行職域保險之國民年金，希望藉此能為我國困境中的國民年金制度找到新的出路。

台灣經過政府於70、80年代有系統設立經濟特區的架構，搭上全球電子產業的發展浪潮，讓台灣經濟透過這二次成功的特區經驗而在電子產業鏈中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由於兩岸的政治因素，台灣在過去10多年間的封閉而使得產業無法有效的運用產業分工模式，將70年代由歐、美、日相關產業移植到台灣，使電子產業蓬勃發展的作業模式得以複製到大陸，並為達到產業最大的效益，企業將研發及高端作業留在台灣，而將製造端之技術層次較低階的部分轉由大陸生產，但這不僅使得台灣本地在製造端的競爭力落後亞洲四小龍各國，也使得台灣資本市場的表現被香港遠遠的抛諸於後。 　　2008年後，政府除致力於投資法令的放寬及調整，希望能將已落後香港資本市場很遠的部分活絡起來，這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即是，吸引海外經營有成的台商回台上市，或是已在海外掛牌的企業回台發行TDR等商品，其主要著眼於台灣資本市場不僅發行成本低、投資人對產業的熟悉度、參與度高的優勢，以及兩岸ECFA的簽定後在市場流動性、P/E值高的有利因素下,更能吸引國際資金的投入而形成聚市效果，使台灣資本市場的特色更能有效的展現出來。 　　本研究以一家已在香港上市的台商，在考量前述的各項因素，及在香港的股價表現不如預期的情況下，大股東擬規劃經由協議安排的收購作業，透過股東會及公司設立地法院的同意，以價金支付予小股東的方式，將上市公司先行私有化；爾後再依台灣相關上市法令，向台灣證券交易所(或櫃買中心)申請上市掛牌的作業模式，予以有系統的整理及歸納，以最經濟有效的方式來選擇或改變最適合的掛牌地，符合在法令上的限制、並減少上市費用的支出、作業時間。藉由本研究的案例探討可提供政府未來在吸引台商回流施政之參考，以及有此需求的企業相關之建議，不管是在資金需求面、法令配合面、股本規劃面等議題之考量，同時企業本身也需考量自身的產業特性、產業位階及獲利狀況等各方面，以確定申請掛牌的地點是否符合企業真正的需要。此外，企業不僅對於去海外上市要審慎評估其利弊得失，於經濟情況改變而需考量轉換交易市場時，亦需兼顧原上市地的股東權益及成本負擔等各項因素，才能真正符合企業轉換上市地點之利益。

自1980年代以降，私有化成為跨國、跨區域的全球化現象。在各種國公營事業私有化中，電信私有化堪稱是其中最具政治意涵的項目之一，其遭遇的政治阻力也最大。有鑑於過去相關研究多半側重意識型態、制度或利益團體等單一途徑，本研究嘗試統合理念、制度與利益等途徑，以完整的政治分析架構來解釋影響電信私有化三面向－進展速度、成功機率與順暢性－的最重要條件，建構電信私有化的政治理論。 衡量理念的兩項指標為「電信私有歷史遺緒」與「執政者（黨）連任勝選幅度」。衡量制度的兩項指標為「政治權力融合」與「資本市場體質」。衡量利益的兩項指標為「首次釋股套利誘因」與「全民與員工釋股」。若研究個案同時具備這兩項指標或表現較優，意味該個案在該面向上的表現也可能較佳。若個案不具備這兩項指標或表現較遜，意味該個案在該面向上的表現也可能較差。若個案僅具備其中一項指標或僅一項指標較佳，意味該個案在該面向上的表現可能持平。 作者發現，從英國、俄羅斯與台灣電信私有化過程的實際表現而言，理念、制度與利益確實能解釋三國在電信私有化進展速度、成功機率與順暢性上的差異。換言之，若欲迅速、成功與順利推動電信私有化，端視該國的理念、制度與利益而定。雖然理念不易改變，但政府可先從制度與利益著手。制度對電信私有化政策發揮「制度承諾」的效果，而利益則扮演策略性誘因的角色，對電信私有化政策發揮「利益分配」的效果。尤其，利益分配愈普遍、愈讓全民與電信員工有利可圖，電信私有化愈能獲得市場與投資人認同，愈能化解阻力。本研究建議，政府應逆向思考，唯有在首次釋股時先「賤賣」電信資產給全民與員工，電信私有化方能順利推動。 / Privatization has becom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regional phenomena since 1980s. Among the privatizations of all state-owned and public enterprises, telecom ones can be described as one of the most political implications, facing more political resistance than others.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past researches mostly focused on such single approaches as ideology,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 groups, this study tries to integrate idea,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into a poli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hopes to answer the key prerequisites affecting telecom privatization’s three dimensions-speed, success and smoothness,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elecom privatization. Two indicators of measuring “idea” are “telecom assets historically privately-owned” and “re-elected ruler (or ruling party)’s winning margins”. Two indicators of measuring “institutions” are “fusion of political powers” and “health of capital markets”. Two indicators of measuring “interests” are “arbitrage incentives during first shares sale” and “offering shares to individual investors and employees”. If the case is simultaneously qualified for two indicators, it means the case could perform well in that dimension, and vice versa. If the case only satisfies one indicator, it means the case could perform intermediately. The author found that as far as the results of telecom privatizations in United Kingdom, Russia and Taiwan are concerned, idea,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actually are able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 of the three cases in terms of speed, success and smoothness. In other words, a speedy, successful and smooth telecom privatization depends on idea,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change idea, the governments can begin with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Institutions play the “commitment” role, and interests show the “allocation” effect. In particular, the more broadly interests being allocated, and the more profitable individual investors and employees obtaining from telecom privatization, the less opposition the government encountering.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think of telecom privatization reversely. Telecom privatizations can be pressed ahead smoothly only with “cheaply selling” telecom assets to individual investors and employees during first shares offering. Keywords: Telecom privatization, idea, institution, interest, arbit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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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率與經濟公平，是經濟學中最具爭議性的議題之一。俄羅斯自1992年開始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政府的首要目標就是追求經濟效率的提升，相較而言對於經濟公平的問題較不重視，因此，在轉型的過程中社會所得分配差距持續擴大，最終導致兩極化分配結果。 本文透過文獻整理和統計數據對比分析論證方法探究1992至1997年間俄羅斯轉型政策對其所得不均惡化之影響。首先，藉由俄羅斯轉型前、後所得不均指標之對比，以及其與同時期其他中所得國家和轉型國家之比較，暸解俄羅斯所得不均情況，證明俄國轉型後所得分配惡化程度。其次，由私有化政策、自由化政策、穩定化政策以及社會救助政策等四個層面，分析俄羅斯轉型政策如何影響其所得分配。最後，說明已經是市場經濟體且被譽為金磚四國之一的俄羅斯，其近年來亮麗的經濟成長表現和普欽總統之社會救助政策，對其所得不均皆尚未產生改善效果，故1998年後的俄國所得分配狀況仍値得改以市場因素和相關政策等方面作為觀察重點，進行後續研究。 關鍵詞：俄羅斯、所得不均、私有化、自由化、穩定化、社會救助政策 /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quity have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the economics. Russia bega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planne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since 1992, 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e Russian government was to enhance economic efficiency, by contrast, the economic equity was less emphasized. Therefore, the inequalit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had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At the end, it led to the polariza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is study, literature review,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methods will be used to explore how Russian transformation policies had resulted in the aggrava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1992 and 1997. First of all,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ncome inequality in Russia, some income inequality indexes of Russia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will be compared, and by the comparison with other mid-income and transformation countries in the same era, we can identify the aggrava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Secondly, how Russian transformation policies had influenced income distribution will be analyzed from four aspects: privatization policy, liberalization policy, stabilization policy, and social assistance policies. Finally, author interpret that although Russia has moved towards a market economy and become one of the BRICs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its brilliant economic performance with Putin’s social assistance policies have not yet improved the situation. Therefor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Russian income distribution after 1998 is better to focus on market factors and related economic policies. Keyword: Russia, Income Inequality, Privatization, Liberalization, Stabilization, Social Assistance Policy

本論文為管理層收購法律規範理論與實務之研究，比較台灣與日本兩國法律規範及實務運作方式，借鏡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及管理層收購發動背景與我國相似之日本，檢討我國管理層收購之相關法規範，並試提出修正建議。 在管理層收購下，管理層一方面為收購方，一方面亦為目標公司之決策機構，其間之利益衝突不言而喻，且管理層收購亦伴隨著逐出少數股東之下市交易，如何能確保交易公平並保障少數股東之利益，為各國法規範管理層收購之一大重點。 本文以2011年國際私募基金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 L.P.來台收購我國半導體大廠國巨股份有限公司一案帶入我國管理層收購之法規範及實務運作，並點出該案及其後一連串之修法下我國法仍存在之問題，再探討日本法下管理層收購之相關規範及實務運作模式，並以日本兩實務案例：日立集團旗下之日立機材株式會社創始股東聯合國際私募基金凱雷集團發動管理層收購事件、日本判決著名案件Rex Holdings管理層收購事件兩案，深入探討日本法之管理層收購實務運作及相關判決，最後則以兩國實務案例比較，進一步檢討我國法之問題。

將公營事業民營化已非口號而已，它已成為許多國家既定的政策之一，我國也不例外。鐵路交通運輸事業亦屬公營事業之一環，為改善台灣鐵路的經營效率低落與服務品質欠佳及財務狀況不良等問題，將其民營化似乎是唯一途徑。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探討台鐵為何必須民營化、如何民營化及其方式；另外並以事後回溯研究之方法舉出已民營化十餘年的日本國鐵為例，概略說明其民營化之經過，且也對其做了一番檢視，俾作為台鐵民營化時的參考，於探討台鐵民營化相關課題時，先就其組織與人事、營運策略、財務狀況等三方面說明台鐵目前所面臨的經營困境，進而導入其民營化之課題，最後並說明改善經營困境之作法，以為其後之民營化鋪路。 本文所獲之主要結論如下： 一、 以不完整財產權的觀點，「民營化」與「私有化」是兩個不同的名詞，兩者間係本質上之差異，亦即以公營事業所有權的移轉與否為區分。 二、 改善公營事業的財務狀況應是民營化的目的之一，非其原因，公營事業的盈虧狀況無關乎是否將其移轉民營的問題。 三、 民營化後的日本國鐵並未達成改善原國鐵財務虧損之目的，其主要原因應為（一）舊有債務未歸零；（二）經營安定基金成效尚待斟酌；（三）私有化方式欠妥。 四、 台鐵應可考慮採車路分離之方式民營化，將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並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組織之調整及其公司化；第二階段為將鐵路公司之營運項目透過特許權授與之方式移交給民間經營，政府仍保有其所有權，由鐵路公司擁有經營權，各司所職，以明權責。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前言與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3 第四節 本文架構……………………………………………………………… 3 第二章 文獻回顧…………………………………………………………………4 第三章 理論基礎……………………………………………………………… 8 第一節 民營化之意義………………………………………………………… 8 第二節 公營事業與民營化………………………………………………… 19 第三節 民營化之方式……………………………………………………… 25 第四節 公用事業與公營事業……………………………………………… 35 本章註釋……………………………………………………………………… 37 第四章 國外實例：日本國鐵之民營化…………………………………… 39 第一節 引言………………………………………………………………… 39 第二節 日本國鐵民營化之經過…………………………………………… 41 第三節 檢視日本國鐵之民營化…………………………………………… 50 本章註釋……………………………………………………………………… 59 第五章 實務檢討：台灣鐵路之民營化…………………………………… 61 第一節 台鐵經營現況分析………………………………………………… 62 第二節 台鐵民營化之主客觀優勢………………………………………… 99 第三節 台鐵的車路分離……………………………………………………106 第四節 台鐵經營困境之改進………………………………………………113 第五節 本章結語……………………………………………………………121 本章註釋………………………………………………………………………123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126 參考文獻………………………………………………………………………… 129

本論文主要在探討俄羅斯聯邦於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七年間，所推行的各項經濟改革政策及其經濟實況。本論文嘗試著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剖析俄羅斯經濟改革與政治發展間的互動，以宏觀的手法探討俄羅斯經濟改革政策，並分析影響俄羅斯經濟日後發展的因素，從而預測俄羅斯日後政治經濟發展的趨向。 本論文共分為伍章: 第壹章為緒論，敘述本論文之研究動機、研究途徑、研究架構、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第貳章探討俄羅斯經濟改革的背景與特徵。本章主要先論述蘇聯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形成以及其特徵，並依時間順序介紹蘇聯時期歷次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大要。先了解整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特徵與弊端，然後再探討俄羅斯經濟改革的背景與必要性，以及俄羅斯經濟改革的特徵；第參章剖析俄羅斯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首先探討俄羅斯經濟改革理論的演進，描述俄羅斯經濟改革策略由蓋逢時期的激進、快速的「休克療法」演變成契爾諾米爾丁時期的緩進、折衷的經濟改革策略的演變過程。然後詳細地論述俄羅斯經濟體制各領域的改革內容，包括：所有制變革、價格自由化、金融體制改革、社會保護制度改革、財稅體制改革、貿易體制改革、住屋制度變革、以及農業與上地私有化方面的改革措施，木章最後再論述契爾諾米爾丁於一九九六年底所提出修正的經濟改革措施，以瞭解今後俄羅斯經濟改革的方向；第肆章論述俄羅斯經濟改革實行結果與影響，提出其經濟改革之結果與影響、以及在俄羅斯經濟改革過程中不斷出現的兩難困境，與俄羅斯日後推行市場經濟的阻力；第伍章為本論文之結論，本章主要是論述俄羅斯經濟改革的前景，並在此章節中提出筆者個人的研究發現與建議未來俄羅斯經濟改革的改善途徑。 在研究過程中筆者發現，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往往與俄羅斯政治的權力鬥爭相互影響。經濟改革並非是單純的經濟改革，往往是政治因素左右了俄羅斯的經濟政策走向；而政治勢力的消長，亦因為經濟表現的優劣而隨之消長。尚有相當多的因素影響到俄羅斯的總體經濟表現，諸如：社會治安因素、外援、通貨膨脹等等。因此，政治的考量打亂了經濟改革的原有計劃除此之外．加上上述各方面的影響之下，俄羅斯的經濟成長根本無法如預期般地好轉，即使時至今日也難以紓緩。 / The main role of this thesis is the Economic Reform of Russian Federation, from 1991 to 1997. This thesis applies the Kremlin politics approach and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Russian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and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factors on reform from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There are five chapters in this thesis. Chapter One is introduction ,which include the problems, purpose, scope and the approaches of this thesis. Chapter Two is the motives of Russia economic reform. Chapter Three is the contents of Russia economic reform from 1991 to 1997.Chapter Four is the results and impacts of Russia economic reform. Chapter Five is conclusion of this thesis. After discuss this thesis, the author find that reform has resulted in a large slide in living standards, a big jump in inflation, and critical deviation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wealth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e basic reason is that the Russian government has not been able to take positive control of economic activity, as the process of privatization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wealth has created mistakes. National enterprises have fallen under the hands of bureaucratic and managerial apparatu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privatization. Economic reform has also involved some problems, including a huge debts, capital outflow, increasing crime, growing unemployment, and heavy export dependence on raw materials and energy. Although the policy of economic reform has been revised several times, it still has not deviated from its basic design. Offi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al strategy thus seems to have a gap with the factual situation, with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not yet strengthened. In the next ten years, it will therefore be difficult for the Russian economy to quickly develop, though it possesses tremendous potential and resources. After review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of Russia from 1991 to 1997, it is determined that political factors and President Yeltsin himself are the major culprit that forestalled the realization of reform goals.ln short,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disrupted the original reform plan. As a result, Russia from 1991 to 1997suffered from galloping prices and declining production that have not significantly abated to this date.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韓國公共電視之一的MBC，因新聞報導立場不公、社長金在哲利用人事權力不當解雇批判執政黨的製作人與記者，造成MBC喪失公正放送的意義，員工為捍衛公共電視的價值，在工會的帶領下，於2012年1月底展開長達170天的罷工。為了解這場罷工的前因後果，以及對台韓媒體工會運動帶來的意義，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與次級資料分析，檢視2012年MBC罷工的事前、事中與事後經過。 　　研究發現，導致MBC工會發起罷工的事前原因，來自於MBC政治朋黨化下親執政黨立場的管理階層，與李明博政府欲將MBC私有化而影響MBC節目內容走向的舉動，破壞了MBC身為公共電視應保有的「公正放送」價值。而罷工當時，MBC工會成員的高度參與，社會大眾與其他媒體工會的聲援，促使這場罷工得以延續長達170天。可惜的是，罷工結束後，MBC不僅無力保障公正放送，阻止MBC的政治朋黨化與私有化，更造成勞資間原有的團體協約中斷；MBC工會認為，短期之內可藉由社長選任制度的改革著手，而長期則要仰賴執政者對公共電視獨立地位的認可，才有希望達到公正放送的目標。 　　另外，這場為捍衛「公正放送」而展開的罷工行動，也可發現除了薪資與福利之外，媒體工作者的「專業價值」也是工會在意的勞動條件；這就是本研究在分析2012年MBC罷工後，所觀察到工會在「民主性功能」的展現。同時，民主性功能也是未來台灣學術研究上，可以用以分析媒體工會的另一觀點。 / As one of the public TV networks in Korea, MBC has lost the impartiality of broadcasting for its biased news reports and the unfair dismissal by the MBC’s president, Kim Jae-Chul, of producers and journalists who criticized the government. For protecting the value as a public TV, MBC employees ,led by the MBC union, started a 170-day strike in January, 2012.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is strike,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media union movement both in Taiwan and Korea, this study will examine the causes, the processes and the effects of the strike by using in-depth interview and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data, the causes of the strike were due to political factions of MBC’s executive management and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MBC by Lee Myeong-Bak Administration; those two causes destroyed the impartiality of broadcasting, which was the central value that the public TV was supposed to protect. The strike had continued for 170 days with a high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from the MBC union and the supports from other media unions and the citizens. Unfortunately, after the strike, MBC was still neither able to protect the impartiality of broadcasting nor to maintain the organizational contract between the union and the management. Talking about the protecting of the impartiality of broadcasting, the MBC union considered that it could be a short-term target to reform the election system of president in MBC, but in the long-term, it needs the ruler to take the public TV as an independent media. Besides, through the strike which was started by protecting “the impartiality of broadcasting”, we can find out that not only the wage and welfare, but the professional values of media workers is the working condition that a union will be concerned about. And it’s so-called “the function of democracy” of the union which is a research finding by analyzing the MBC strike in 2012. Furthermore, the academic circle in Taiwan can also take the function of democracy as another viewpoint to analyze the media u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