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由於理念型這種特殊的性質，使其在科學研究中的功能與理論有所不同。它的功能是界定研究者的概念，作為研究的概念工具（Conceptual instrumcnt）。為了說明如何界定研究者的概念，作者列舉了建構假設，分類與比較，解釋與預測，系統研究來加以說明。總之，凡是社會研究都需要以理念型作為工具，因此，凡是社會科學都需要建構理念型。根據第二個分析角度，作者認為韋柏是在方法論上有系統的討論類型的第一人，而稍後柏克（Howard Becker）、派生斯（Talcott Parsons）、馬肯尼（John C.Mckinncy）都提出其修正意見。建構類型法的知識也就不斷進步。在現代的社會科學領域中，建構類型法已成為最重要的研究法之一，□類型也在社會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本論文之撰寫過程中，承蒙許多人的幫助，其中指導教授易師君博之諄諄教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文崇一先生之協助與鼓勵，所主任江師炳倫之督導與啟發，是作者感激不盡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允許作者進入翻閱書籍亦在此一併致謝。 四、作者對本論文的內容並不滿意。一、作者不懂德文，因此無法翻閱韋柏的原著，也無法閱讀許多極為重要的參考資料。 二、我國學者討論韋柏的著作甚少，作者只得以英文著作為主要的參考資料。由於語文程序的關係，許多特殊的用語與字句，作者不太了解，也無法適當的加以翻譯。三、理念型牽涉的範圍甚廣，而作者的方法論的基礎不夠，以致無法處理許多問題。四、作者對許多社會學常見的名詞，並沒有深入的了解，以致無法充分了解許多特殊的概念。五、由於表達能力與組織能力的關係，作者無法妥善的處理題材，並明白的加以表達。由於以上幾個原因，本論文絕對不是一篇合格的著作。所幸，尚有聊可自慰者：作者以初學者的身份，戰戰兢兢，努力不懈，儘力閱讀所尋獲的資料，撰寫論文，小有心得，提供於後。尚祈諸位先進，體諒作者才疏學淺，不吝批評與指教。

本論文旨在對台灣區企業施行藝文理念行銷活動作實證研究，以建立企業藝文理念行銷行為模式之觀念架構，並以Sull之關鍵成功因素模式，求得企業藝文理念行銷之關鍵成功因素。本研究選定誠品書店、裕隆汽車、Agnes b.、圓神出版事業機構、以及荷蘭銀行等五家施行藝文理念行銷的企業作深度訪談，除提出企業藝文理念行銷修正後之觀念架構，並發現當理念行銷以「藝術文化」為主題時，應將Kotler主張的參與形式重新定義。 本研究另針對藝文理念行銷的構面影響提出命題，概述如下：企業主題推廣仍為企業建立品牌、知名度塑造時的基本方式，但現有的趨勢漸漸向聯合議題推廣靠攏；企業最在意藝文夥伴與其形象及目標市場是否相合，最重視企業夥伴或公部門夥伴的資源多寡；企業藝文理念行銷動機強調經營者興趣與認同者，活動類型較為多元，最重視議題的獨特性，較不重視議題與產品的關聯性；藝文理念行銷動機強調短期自利或長期自利的企業，活動類型較單一固定，最重視議題的社會顯著性與產品關聯性；另，對議題性質的謹慎選擇搭配靈活的時間運用、整合行銷傳播、本身及合作夥伴的資源分享，為台灣企業施行藝文理念行銷最重視的共同關鍵成功要素。 本研究並對實務界提出以下建議：1. 具通路特質的企業，可善用體驗行銷並持續性舉辦長期或短期活動；2. 注重與合作夥伴目標市場的分享以擴大市場；3. 掌握整合行銷傳播的關鍵為：快速的內部溝通及不輕易更改的核心策略。

在現今社會，科技的發達帶給人類富裕的物質生活，但隨著科技發展的腳步愈來愈快，自然資源也被大量而快速地掠奪，地球生態環境已遭致嚴重的破壞，人類的未來著實令人擔憂。同樣地，在人際關係的層面上，理性與效率的計算也日益加深人與人之間的鴻溝，競爭、傾軋腐蝕了人性良善的本心，最後的結果是人人慨嘆世風日下、個個感覺心靈空虛。 　　在十七世紀的西方，尼采(F. W. Nietzsche)宣判「上帝已死」，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宗教卻每每撫慰了無數人的心靈，成為他們生存的重要依歸，這清楚顯示了「上帝未死，佛陀仍在」。而在台灣，若干大型佛教團體因其理念吸引了近百萬善男信女的衷心護持，志願奉獻金錢與心力投入關懷社會的行列，這樣的宗教感召力量由衷令人驚嘆，也不禁讓人肅然起敬。 　　法鼓山的精神導師──聖嚴法師，以終生還報三寶恩的願心，海內外奔波弘法，實踐其「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並以「禪修」接引大眾「提昇人的品質」。法鼓山以「心靈環保」的推手自我期許，十數年來持續不斷地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推動「心靈環保」的觀念；並以聖嚴法師所揭示的「三大教育」──「大學院教育」、「大普化教育」、「大關懷教育」來落實「心靈環保」。而在迎接千禧年的前夕，法鼓山提出了「心」五四運動，以「四安」、「四它」、「四要」、「四感」、「四福」所涵攝的觀念與方法，做為因應二十一世紀的新生活主張，目的在將深奧艱澀的佛法用淺顯易懂的語言讓大眾受益。因此，法鼓山所傳揚的佛法是生活化、人性化、人間化的，這的確印證了一句話：「佛法不離世間覺」。 　　本研究植基於對法鼓山理念向外推展運作的關注，憑藉社會改革的重要策變工具──社會行銷做為切入點，系統性地剖析了法鼓山理念的社會行銷過程。而本文在研究的路徑上，乃先針對社會行銷的重要理論做一檢視；而後蒐羅相關資料以瞭解法鼓山的背景，並探研聖嚴法師的思想脈絡，從而釐清法鼓山理念的內在意涵與外延意向；之後，更深入訪談了法鼓山體系中與本研究旨趣相涉之重要單位的內外部人員，復藉由社會行銷的分析架構，以總體、個體兩個層次，分別就法鼓山整體的理念行銷運作，與具體的活動個案，深入分析其實際運作過程。誠然，在研究分析之後發現，法鼓山的理念正如前述所說的，雖是源自於佛法，卻相當生活化、平易近人，因此很容易被大眾所理解及接受；至於其理念的行銷運作方面，也確有諸多可資其他組織借鏡之處，例如聖嚴法師一再期勉法鼓山弟子們要學習菩薩的慈悲與智慧，要從己身做起，進而影響他人。此外，在筆者實地參與觀察之際，深深感受到法鼓山信眾們的奉獻精神，也發現聖嚴法師本人具有強烈的「葛理斯瑪」（charisma），他從容自在卻悲天憫人的氣質，以及對青年學子開示時的幽默風趣、妙語如珠，不僅擄獲了法鼓山全體弟子們的尊崇，也征服了年輕學子們的心。 　　至於後續研究的方向，建議深入探究宗教領袖的「葛理斯瑪」是否能在組織領導走向「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過程中完整被承接，而不致「政隨人亡」，這應該是一個頗值得深究的主題。

文革結束後，中共於一九七九年地進行擴大國營企業經營理念自主權改革，這項改革雖然以企業擴權為對象，但也將擴及中共所秉持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及依此而建立的經濟管理體制。因此探究國營企業擴權改革，必須把企業經營、經濟管理體制及經濟思想三者聯繫起來，才完整的理解改革的全貌。本文藉由企業管理體制改革的觀點，主要從企業經營型態、物資流通、利潤分配、勞動工資及經營決策管理來探討中共如何探索與重建一個適合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的國營企業經營理念。研究的發現與成果評析： 一、擴權改革是理性而謹慎的。主要表現在雙重體制的設計和運作，即一方面維持原有計劃管理體制的架構和運作，但逐步縮小計劃管制的範圍；另一方面則引介及運用市場機制，藉以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改善企業經營體質，增進企業經營活力。 二、擴大改革效應大。雙重體制運作的結果：使國營企業喪失競爭的優勢，開啟集體、個體、合資、外資等非國營經濟生存的空間，形成活路的商品市場，及導致中央集權管理體制解構的局面。 三、擴權是過渡性的變革。擴權改革是要創造一個給合計劃管制和市場機制的管理體制。但這兩種企業經營管理體制立論完全不同，欲藉由雙重體制的運作方式，去尋求國營企業發展的新途徑，基本上是試檢性的、暫時性的及過渡性的，市場機制終將企業管理體制運用的主要手段。 四、企業擴權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的格局，注入了市場經濟經營理念，如市場、盈利、成本、效益、服務、品質等觀念，有助於新的國營企業經營理念的形成。 五、擴權改革最大的瓶頸在於企業產權不明確，而產權能否透明化、法治化，正是企業是否擁有自主權的關鍵。因此，可預見的是，產權問題將是企業管理體制改革最終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無論是台資企業、陸資企業、國外的百年企業，都有其興衰的過程，有的企業還在困境中找出路，有的企業正開始扶搖直上向高峰發展，有些百年企業經過組織變革重新調整戰略而存活下來，但也有不少品牌企業最後走向衰敗。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力特說：「唯一持續不變的事情就是變」，當環境在變、科技在進步、人類的消費行為在改變時，企業該如何掌握未來，並得以在詭變的環境中開創新局。 本研究在探討個案公司成長轉變的歷程，由貿易商一路演進到有研發能力的製造商，其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的累積資源、吸收市場資訊、透過與顧客的合作開發提升自身的研發技術能力，透過學習來強化其核心能力，並在快速變遷的產業環境中，隨時調整其應變能力，來因應環境的考驗，有學者稱此能力為「動態能力」，透過動態能力在定位、程序及路徑的持續演進與發展來累積及強化企業競爭的核心能力，漸漸地與競爭對手拉開距離。 近來大陸的競爭對手陸續冒出，以削價競爭方式掠奪市場，在低階產品已成一片紅海。個案公司有鑑於消費者對於更小且更快的電子產品需求，將會帶動新的創新進展，並進一步由於電腦、通訊設備產業上溫度控管解決方案的需求擴大面向及LED照明散熱墊、熱傳導材料的需求增加，很多民生用電子產品和通訊設備、電源單位、航太等各種產業都需要導熱介面材料。削減能源消費量的節能型設備的需求，使得市場需求愈來愈大。個案公司該如何避開紅海競爭，並在專注核心產品的開發、核心能力的積蓄及動態能力的培養，這將是促成其成長的主要動能。

台灣DRAM晶圓廠目前所面臨的經營環境完全不是企業本身所能掌握的，但從發展的過程、歷史的軌跡及可能的演變，可觀察到台灣各晶圓廠，其實早已蘊釀且發展出”符合”自己的策略。本研究從基本供需問題為出發點，以影響決策之所處經營環境為背景，發現三點結論：第一、資源受限，限定策略彈性：台灣DRAM業者，在進入產業後因產能與資源有限，使經營規模受到限制，往往面臨環境變化時，用以抗衡變化的資源限制了策略彈性，也弱化應變的企業能力，半導體晶圓廠需要規模經濟藉以配置資源來因應變革，那一個晶圓廠在成長過程中的資源彈性越大(如組織資源之產能擴張、資產、能力交互運用)，企業日後的發展就易順遂；第二、企業經營者有其絕對的影響力，影響企業存活的手段：企業經營者在面對策略決策點時，誰的洞悉力夠、誰較有見解、誰愈能分辨產業潮流觀念的真偽(如十二吋廠趨勢)、誰具備較高風險承擔的能力，誰就能帶領企業走向活路，經營者的策略執著與一定程度的策略彈性同等重要，但在缺乏策略彈性及企業能力被弱化的前提下，很難兼顧到既要營運卓越，又要技術創新，遑論做好整合的工作，唯一可確定的是，企業領導人務必要求變、要創新，以求企業之生存；第三、策略聯盟合作模式：為了彌補前兩點的不足，台灣DRAM業者勢必要與產業內的佼佼者合作，不論技術研發、產能分享或分擔風險，誰的組合最好，誰就能勝出。至於選擇何種技術研發標的(即企業能力)、如何尋找好的技術合作夥伴、如何集中資源即時開發、並進一步擴大產品線組合規劃以回收投資或避開風險，是每一個台灣DRAM晶圓廠過去幾年來走過的歷程，也是未來幾年在思考企業策略時的必要方向。

自1980年代以降，私有化成為跨國、跨區域的全球化現象。在各種國公營事業私有化中，電信私有化堪稱是其中最具政治意涵的項目之一，其遭遇的政治阻力也最大。有鑑於過去相關研究多半側重意識型態、制度或利益團體等單一途徑，本研究嘗試統合理念、制度與利益等途徑，以完整的政治分析架構來解釋影響電信私有化三面向－進展速度、成功機率與順暢性－的最重要條件，建構電信私有化的政治理論。 衡量理念的兩項指標為「電信私有歷史遺緒」與「執政者（黨）連任勝選幅度」。衡量制度的兩項指標為「政治權力融合」與「資本市場體質」。衡量利益的兩項指標為「首次釋股套利誘因」與「全民與員工釋股」。若研究個案同時具備這兩項指標或表現較優，意味該個案在該面向上的表現也可能較佳。若個案不具備這兩項指標或表現較遜，意味該個案在該面向上的表現也可能較差。若個案僅具備其中一項指標或僅一項指標較佳，意味該個案在該面向上的表現可能持平。 作者發現，從英國、俄羅斯與台灣電信私有化過程的實際表現而言，理念、制度與利益確實能解釋三國在電信私有化進展速度、成功機率與順暢性上的差異。換言之，若欲迅速、成功與順利推動電信私有化，端視該國的理念、制度與利益而定。雖然理念不易改變，但政府可先從制度與利益著手。制度對電信私有化政策發揮「制度承諾」的效果，而利益則扮演策略性誘因的角色，對電信私有化政策發揮「利益分配」的效果。尤其，利益分配愈普遍、愈讓全民與電信員工有利可圖，電信私有化愈能獲得市場與投資人認同，愈能化解阻力。本研究建議，政府應逆向思考，唯有在首次釋股時先「賤賣」電信資產給全民與員工，電信私有化方能順利推動。 / Privatization has becom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regional phenomena since 1980s. Among the privatizations of all state-owned and public enterprises, telecom ones can be described as one of the most political implications, facing more political resistance than others.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past researches mostly focused on such single approaches as ideology,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 groups, this study tries to integrate idea,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into a poli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hopes to answer the key prerequisites affecting telecom privatization’s three dimensions-speed, success and smoothness,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elecom privatization. Two indicators of measuring “idea” are “telecom assets historically privately-owned” and “re-elected ruler (or ruling party)’s winning margins”. Two indicators of measuring “institutions” are “fusion of political powers” and “health of capital markets”. Two indicators of measuring “interests” are “arbitrage incentives during first shares sale” and “offering shares to individual investors and employees”. If the case is simultaneously qualified for two indicators, it means the case could perform well in that dimension, and vice versa. If the case only satisfies one indicator, it means the case could perform intermediately. The author found that as far as the results of telecom privatizations in United Kingdom, Russia and Taiwan are concerned, idea,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actually are able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 of the three cases in terms of speed, success and smoothness. In other words, a speedy, successful and smooth telecom privatization depends on idea,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change idea, the governments can begin with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Institutions play the “commitment” role, and interests show the “allocation” effect. In particular, the more broadly interests being allocated, and the more profitable individual investors and employees obtaining from telecom privatization, the less opposition the government encountering.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think of telecom privatization reversely. Telecom privatizations can be pressed ahead smoothly only with “cheaply selling” telecom assets to individual investors and employees during first shares offering. Keywords: Telecom privatization, idea, institution, interest, arbitrage.

高等教育改革在20世紀後不斷推陳出新且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項目之一，世界先進國家無不投入大量的經費和研究在發展高等教育上。從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來看，市場的要求成了改變高等教育的主要推動力，而各個高等學校國際化的程度也成了大眾選校和評估職業發展的標準。研究發現，德國在統一以後不但高等學校增加，大學生人數也提高，其改革的真正動機就是國際化，目的是為了維持高等教育在歐洲乃至於全球的競爭力。德國統一以後最大的高教改革特色是引入學士碩士兩階段學制以和國際接軌，同時更積極在各校推行績效責任制度和評鑑以提升教學品質和落實辦學成效，最後更藉由擴大學校的自主管理為發展學校特色的手段，用來達到競爭的目的。德國的做法其實並不異於其他國家，而波隆那進程在促進歐洲高等教育區的發展更適時地給予了德國聯邦政府這麼做的理由。德國聯邦政府為了保障其高等教育在歐洲框架下的「地位」，必須將自己放入歐洲高等教育區的系統中，讓德國高等教育的體制與歐洲其他國家的標準相互連接起來。德國聯邦政府認為歐洲高等教育區在未來會是全球化的一個縮影，而德國各邦高等學校願意妥協也是因為意識到唯有將自己放入一個競爭的系統中學校才會更具吸引力。 /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ed to emerge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for a country. Advance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invested a lot of their time in funding,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their higher educational program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oint of view,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workplace are driving the changes in higher educational programs. Indeed,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also affect how a school will be judged by students wanting to develop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both the number of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nd also the number of student enrollments in Germany have been increasing since Reunificati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reform is to internationalize the higher educational system with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the competitive potential of German students. Germany has opened up access to a new bachelor-master-system in order to more readily connect students to international programs. The new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processes have been instituted in order to rais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schools. Germany's approach is not different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Bologna Process, which is a guideline for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gave the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a reason timely to modernize it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f the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had not addressed the accords, Germany would have lost its stature and fall behind European trends and development within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The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is aware that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will be a small microcosm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future, and local Germ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lso realized that they can be attractive only when they put themselves into a competitive international system.

近年大專學生擔任志工進行服務學習的風潮甚盛，越來越多的青年透過一己之力，幫助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而研究者亦在大學時擔任過志工，並在大學畢業後持續投入，更因八八水災而成立夢想之鄒志工團，實際參與其運作，在社會服務有深刻且具體的經驗。 回顧自我的服務過程，最初為提出一個理想，付諸行動加以完成它，很多過程與創業相像，但除了具有非營利的性質之外，在社會服務團隊的創始經驗中，也更多的摸索、學習、成長與調整，並非一開始便知道路要怎麼走，而是一段：走上自己的路，一路上學習與成長的發展過程。 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夢想之鄒志工團的發展故事敘述，深入了解一個以社會服務為主之學生團體，如何從無到有、從個人到團體，並一步步地走向更成熟的團隊，從以下三個方向，進行討論： (1) 探討「團隊」：從重大事件描繪團體，並了解團隊如何往前進 (2) 探討「理念」：整理不同時期的理念，了解團隊如何決定前進的方向 (3) 探討「成員」：透過深入了解成員，了解團隊最重要的動力來源 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回顧為基礎，以自己為出發點，訪談多位成員，之後將眾多材料進行整理、分析、討論、反思及編排，透過故事的敘述及分析來進一步了解隊一步步地成長、理念一層層地深入核心、及如何讓團隊成員充滿動力。 本研究對於社會服務團隊、大專學生志工型團隊所獲得之研究啟發，為以下三點： (1) 做中學，是最好的地圖 (2) 用心體會每一步路，多走一步會多有收穫 (3) 力量，源自於自己 社會服務的路，是一條漫長的路，永遠沒有最佳解、只有最適解，無時無刻都需要自我突破，期待本研究的故事，可以為服務所奉獻的人盡一點力。

日本在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兩次石油危機後，實現經濟高度成長的奇蹟，許多學者認為日本企業的經營管理特色是重要關鍵。眾多研究顯示，卓越企業相較於一般企業對於經營哲學與文化有獨特的認知與信念，經營哲學與思維是成功經營的核心關鍵，也是21世紀經營者的重要經營課題與管理趨勢。 對日本企業而言，企業的經營理念有極高的重要性，許多經營者認為企業若缺乏經營理念，就如同沒有自覺性的經營，尤其日本的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與經營之聖稻盛和夫都強調，經營哲學是企業經營的根基，也是企業最高的指導原則，近年來兩位經營者的經營哲學更受到日本、臺灣與中國大陸的企業家廣泛學習與討論。本研究針對日本松下與京瓷之經營哲學進行溯源探討，從經營哲學的核心價值、經營哲學的特質、經營哲學對運作制度之影響及其對社會之影響四個層面進行分析討論。本研究發現，兩位企業家的經營哲學根源於對人生與經營深刻的思考與體悟，具有以人為本的經營管理思維及利他的思想，重視人才的培育發展、全員參與與自主經營、社會與國家的發展，經常思考企業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並透過經營哲學理念與經營管理制度兩者的運作，在企業內創造協調一致的力量，持續推展企業的發展，最後本研究經由研究結果給予臺灣企業經營管理的具體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