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外匯市場中從1983年11月至2015年10月期間的利差交易策略是否存在超額報酬，並進一步解釋造成利差交易超額報酬的原因，使用61個國家之貨幣建構投資組合，從交易成本、景氣循環波動以及套利限制三個方面來解釋利差交易超額報酬的存在。實證結果發現，以較短月期的遠期外匯建構投資組合，這樣的利差交易策略可以得到較高的報酬，相反地，若以較長月期之遠期外匯建構投資組合，利差交易報酬較低，同時也發現利差交易的超額報酬可以被交易成本部分解釋，景氣循環變數亦可解釋利差交易超額報酬，逐步迴歸結果篩出之總體經濟變數與利差交易超額報酬呈現顯著結果，最後將套利限制加入考慮後，發現投資人在從事利差交易策略時並不會被套利限制所阻擋，貨幣之國家風險與異質性波動度皆不會影響投資人從事套利行為。

儘管自１９７３年以來，一些主要的國家紛紛將匯率制度從固定匯率移轉到浮動匯率 制度。但時至今日，仍然約有一百個國家利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維持其本國匯率的價 位。 一個國家能夠成功地維持其本國匯率固定的能力，主要是決定於本國信用擴張的政策 。在大多數實施固定匯率政策的國家，常常由於國內信用地過度擴張而導致央行外匯 不斷的流失。一旦央行所持有的外匯用盡，則央行勢必被迫停止在外匯市場上的操作 ，在匯率的浮動或者重新訂定較高的匯率。 在有關探討匯率制度崩潰的文獻當中，大多假設資本完全移動，根據利率平價學說而 忽略了貿易帳以及政府支出的影響。本文試就這些地方加以改進，探討當考慮貿易帳 以及政府支出時，對放匯率制度的崩潰有何影響。 本文主要分成三章。第一章針對以往的文獻作一概略性的說明。第二章是模型的設立 以研究的結果。第三章是結論。

在國內一片高喊自由化與國際化的呼聲中，隨著貿易順差的逐年擴大與外匯存底的快 速累積，我國也面臨了更多的國際競爭與挑戰。而其中對我國經濟發展最為重要，影 響層面也最為廣泛者，便屬中美貿易談判（略商）了。 本論文擬就我國歷年來與美國在經貿事務的談判經驗，試圖歸納出影響整個經貿談判 之成因、過程以及結果的因素，並逐一加以深入分析、探討，期為將來我國面臨更多 的經貿談判擬出一套最佳的因應對策。 論文內容共分八章：第壹章緒論；第貳章影響中美貿易談判的因素，分別就經貿關係 、法律規範、政治環境、社會（民間）反應、認知差距、談判代表（機構）、文化等 七大因素逐一加以分析；第參章至第柒章為個案探討，分別就中美紡織品配額談判、 中美煙酒談判、中美工具機、鋼鐵ＶＥＲ談判、中美農產品貿易談判、中美智慧財產 權談判等，依第貳章的影響貿易談判的七大因素，分別深入探討；第捌章結論。

本篇論文共一冊，文中計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旨在說明研究目的與本篇論文結構 。第二章則為文獻回顧部份，說明不同的計算匯率影子價格之方法。第三章則在建立 一多部門的一般均衡模型，並使用Newton's iteration method 來求解此一般均衡型 之內生變數解。第四章則說明在求解過程中的資料處理，並且作比較靜態分析，設政 府自發性進口需求增加，對所有內生變數的影響，而將有關部份的變動代入計算匯率 影子價格的公式中，而求出台灣外匯的影子價格。最後一章，即第五章為結論，並提 出本文對未來改進方向之建議。另在最後加入附錄，說明有關之方程式及參數的估計 。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於民國86年6月發布了第27號公報「金融商品之揭露」，該公報要求財務報表需將公司所操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情形提出說明，目的是希望能改善長久以來相關衍生性商品資訊之不足。然而，自公報發布以來，諸多國內的研究指出，企業財報的揭露有遵循程度不足的問題，報表使用者能否由目前揭露的水準明瞭公司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表外交易的情況仍有待商榷。本研究在檢視公司年報之附註揭露時發現，台灣企業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最主要為規避外匯波動所帶來的風險，因此本研究在公報所規範的架構下，以現行財報揭露的水準為依據，研究企業所揭露之衍生性金融商品資訊與投資人所認知的外匯風險是否存在關聯，藉以討論目前所揭露的相關資訊是否為投資人評估外匯風險時的重要依據之一，供主管機關與準則制訂機構在往後監督與公報修訂上的參考。 本研究參考Franco Wong（2000）所提出的研究議題與模式，並依據國內的情況作部分的修改，研究的重點在於公報中基本揭露事項之數量性資訊，其中最主要的部分為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合約金額、公平價值與操作損益三者。 故研究討論的主軸有四：一、投資人是否運用合約金額資訊進行企業外匯風險的評估，二、投資人是否運用了操作損益資訊對公司的股價作調整，三、在合約金額與操作損益之兩項資訊皆揭露的情況下是否同時為投資人所參考，四、按不同金融工具種類揭露之資訊是否對投資人產生參考的價值。 研究的結果顯示，非電子業之合約金額資訊不為投資人所參考，非電子業也不同時使用兩項資訊，電子業則不參考操作損益資訊，也不同時使用兩者揭露的資訊。但在多數的情況下，不論是電子業或非電子業，投資人會部分運用到合約金額、操作損益與按種類揭露的資訊，故第27號公報之數量性資訊揭露在現行企業財報揭露的水準下仍有其參考的價值存在，惟參考的程度不高，尚有改善的空間。

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於近年來成為一項廣受討論的國際議題。且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與戰略地位的提升，使得人民幣匯率之變動參雜許多政治與經濟因素的考量。本文首先探討有關匯率決定的經濟學理論，說明現行的相關理論尚不能對人民幣匯率提供完美的解釋，故須從更深層次之政治經濟觀點討論一國匯率的決定因素。其次探討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之內外部因素的形成，包含來自西方強權國家之國際政冶壓力及中國本身強大的經濟成長，雙重壓力下將促使人民幣匯率產生變動。最後將探討人民幣升值後，現階段以及未來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各會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 本文將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歸納為：中國經濟表現及國際政治因素等二項。中國於這段期間的經濟表現，包括：貿易出口旺盛，外商直接投資不斷進入，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及高度的經濟成長率，結合各項經濟指標的凸顯，更使人民幣有著升值的壓力；在國際政治因素方面，嘗試透過國際政冶經濟角度探討，來瞭解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政治壓力如何持續呼籲人民幣應當升值。全文結合政經分析之觀點，認為西方國家之持續要求人民幣升值，事實上是出於抑制中國的戰略考量。 中國終於在2005年7月21日對人民幣匯率體制變動與微幅升值，踏出長期逐漸升值的第一步，在未來人民幣將逐漸往適當價位移動的過程中，將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對於人民幣幣值走向及匯率制度的調控，仍舊是一項值得長期深入觀察及探討之議題。

本研究之目的在檢驗國際銀行於外匯市場中競爭力的來源。研究的資料來自於歐元雜誌每年針對外匯市場作的調查，並且採用1996年至2006年各個銀行量性或質性變數。實證結果發現分行分佈的廣度、公司規模大小、併購事件和母公司的當地貨幣強勢與否，與國際銀行在外匯市場的競爭力有顯著的正向關係，然而法律的影響力較不顯著。此外發現金融控股公司和投資銀行比商業銀行在外匯市場更具有競爭力。 /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the sources of bank competitiveness in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Using Euromoney’s annual survey of foreignexchang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we test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f bank competitiveness using data from 1996 to 2006. Results show thatinternational branch networks in major financial centers, firm size, M&A activities,and home currency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international banks’competitiveness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The impact of law origin contributes less to bank competitiveness. We also find that bank holding companies and investment banks are more competitive than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本篇研究利用2004年1月至2007年12月的日資料探討台北外匯市場的波動性與交易量關係，實證結果與過去的研究相符，本文發現交易量與波動性呈現正的關係。本文亦將交易量拆成「預期到」與「未預期到」的部分，實證結果發現未預期到的交易量與波動性呈現正的關係，此結果與混合分配假說的預期相符，表示當新的資訊流入市場時，交易量與波動性會同時受到衝擊；此外，預期到的交易量與波動性的關係不顯著，因此沒有證據可推測台北外匯市場是否有效率。 / In this study, I examine the interaction of volume and volatility in the Taipei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over January 2004 to December 2007. Consistent with empirical results of previous research, I find a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total trading volume and volatility. I also decompose total volume into expected and unexpected components. I find a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unexpected volume and volatility. This 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MDH, which supposes that volume and volatility are both driven by a common and unobservable factor that reflects the arrival of new public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expected volume, a weak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volatility was observed. There is weak evidence that the Taipei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s efficient.

2007年是中華電信企業民營化的第二年，如同以往地在業務面及財務面締造了佳績。然而，在2007年9月時，中華電信與香港高盛簽下一紙長達10年期的外匯避險合約，使得中華電信在隔年第一季公佈高達新台幣40億元的未實現匯兌損失，引起市場一片譁然與投資人的輿論，認為此合約讓收入多以新台幣計價的中華電信陷入了不必要的衍生性商品陷阱之中。本個案讓閱讀者以當時中華電信財務長謝劍平的角度，帶領閱讀者解構、分析這個極具爭議的的結構型商品。過程中牽涉到避險決策、契約評價、代理問題、公司治理、外匯預測、市場效率性等議題。2008年10月契約觸及匯價32.7終止，中華電信最終獲利新台幣3010萬元出場，新台幣10多億的帳面損失也全數回沖。個案閱讀者能從中學習到重要的思考過程，並做出權衡之下對股東利益最好的決策，我們發現這個外匯避險契約本身並無絕對好壞，因為這是一個風險控管與節省成本的抵換關係，端看決策者的出發點、需求及風險偏好決定。 / 2007 was the second year after the privatization of Chunghwa Telecom,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was strong as usual. However, on September of the same year, Chunghwa Telecom had signed a 10-year currency hedging contract with Goldman Sachs, which leads to NTD 4 billion unrealized book losses in the first season of 2008. Investor and the public were shocked about it, because it wa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company’s corporate image, and the book losses was too huge. Many public opinion criticized that it was a big mistake for Chunghwa Telecom, which let them fall into the trap of financial derivatives. This case put students back to the scenario of September 2007, played the role as Chunghwa Telecom’s CFO, CP Shieh. The case will guide them understand how to decompose and analyze a tailor made structure product provided by investment bank. In the analyzing process, readers will involve many interesting issues, like hedging decision, contract valuation, agency problem,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ex forecasting and market efficiency. October 2008, the contract knocked out by reaching NTDUSD quote 32.7. Chunghwa Telecom end up gained NTD 30.1 million from the contract and over NTD 1 billion unrealized book losses were also reversed. Case readers can acquire important intuition during the analyzing process and make decision based on the shareholder’s best interest. There is no absolute answer to dictate whether this hedging contract was good or not, because it was a tradeoff between risk control and cost saving. It depends on the decision maker’s point of view, demand and risk preference.

在觀察匯率市場是否具有效率性時，大部分文獻透過檢定「遠期匯率是否為未來即期匯率的不偏估計值」來驗證，然而實證結果多不支持。探究原因後，部分學者於是提出，可能是在效率市場的假設上出了問題。原效率市場假設理性預期與風險中立，可是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行為大多顯現風險趨避的特質，學者因而推論「風險溢酬的存在」或許正是造成遠期匯率偏誤的原因。 　Lucas（1982）在跨期資本資產訂價理論推導中證明出，風險溢酬具有因時而異的性質。Domowitz and Hakkio（1985）對該理論做進一步設定後，得到風險溢酬為兩國間貨幣政策波動差異的函數，因而改良風險溢酬模型為受到匯率預測精確性影響，並以ARCH模型估計。 　本文承續Domowitz and Hakkio（1985）的理論設定，以市場風險解釋風險溢酬，同時引進馬可夫變換模型，用以捕捉因時而異的風險溢酬，並且將其與ARCH-M模型所估計出的風險溢酬加以比較，期望能找出一個對風險溢酬解釋力較佳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