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係自我國智障福利政策出發，檢視台北市之執行現況，以探討其間所產生之差 距，並試圖尋找差距發生的原因，及未來的展望。 全文共五章，各章要點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智障福利之意義及我國智障福利政策之內容，並介紹本文之研究 重點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為台北市智障福利現況之介紹，敘述其執行機關、執行經費及執行措施。 第三章為台北市執行措施與政策內容間一致性之探討，檢視二者之間所發生的差距。 第四章為理論解釋，分別就政策內容的明確性、執行機關的能力及政策的優先性三方 面，尋找差距發生之原因。 第五章為結論，台北市智障福利施行之現狀及未來的展望分析。

無論社會趨勢主流為何，大部分的人仍會選擇進入婚姻生活。婚姻滿意度即成為衡量幸福度之指標之一，也因如此婚姻制度信任度在婚姻生活中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影響已婚者婚姻制度信任度之因素與夫妻薪資結構是否會影響其對於婚姻制度之信任度。 本研究所使用之資料是來自於「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第十三年計畫資料之資料庫，從中篩選出1667位已婚者為本研究之對象，並透過Ordered probit分析影響已婚者之婚姻制度信任度之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夫妻薪資總合、薪資差距、雙薪家庭、投資、性別、年齡、健康狀況、教育程度、孩子數、家庭生命週期、家庭生活滿意度與性別角色態度對於已婚者之婚姻制度信任度有顯著影響，且女性對於婚姻制度之信任度受薪資差距之顯著影響，而男性對於婚姻制度之信任度受薪資差距影響較不顯著。雙薪家庭者之婚姻制度信任度受薪資差距顯著影響。

自從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際貿易越趨頻繁，對外之貿易依存度也逐漸上升，而迄今已成為貿易大國。而依據國際貿易理論，在滿足了要素稟賦理論全部條件的情況之下，自由的國際貿易會造成商品的相對價格趨於均等。而像中國大陸這種勞工豐沛的大型經濟體系融入了國際貿易體系，則將會促使與中國大陸經貿往來較為密切之國家與中國大陸之薪資差距逐漸縮小。故本文將利用中國大陸貿易夥伴之實證分析來探討貿易依存度對薪資差距之影響。 本文蒐集了2000年至2011年與中國大陸貿易關係較為密切的20個國家與中國大陸經濟變數之追蹤資料（Panel Data），包括：工業化程度差距、失業率差距、女性就業人口比例差距、教育程度差距，及上述國家對中國大陸之貿易依存度及中國大陸對該國之貿易依存度作為本研究之解釋變數，並以與中國大陸之薪資差距作為被解釋變數。將各數列資料進行單根檢定，經LLC單根檢定法判定所有數列皆為定態，再將各該數列以固定效果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貿易夥伴對中國大陸之貿易依存度和與中國大陸之薪資差距，在1%的顯著水準之下呈現負向顯著影響，表示當各貿易夥伴對中國大陸之貿易依存度越高的時候，與中國大陸之薪資差距將會越小。而此結論與要素價格均等化之定理結論一致，故整體而言，國際貿易導致的薪資牽絆效果（Lock-in effect）獲得了實證上的支持。 /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Mainland China, with increasingly frequent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dependence of foreign trade is gradually rising, but so far has become the largest trading nation. An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o meet all the conditions of the endowment theory, free international trade will cause the relative prices of goods tend to be equal. And like the Mainland China such a large labor abundant economies into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you will be prompted more closely with Mainland China 's 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with Mainland China salary differences is gradually narrowing.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b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rade dependence on the use of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alary differences trading partners in Mainland China. This paper collected from 2000 to 2011 trade relations with Mainland China more closely panel data from 20 countries and Mainland China Economic variables, inclu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unemployment rate differenc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the female workforce, education differences, and the dependence of these countries on trad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Mainland China to the country's trade dependence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of this study, and in Mainland China with the salary differences is interpreted as a variable. The number of columns in each data unit root test conducted by LLC unit root test method determines all the series are stationary state, then the number of columns in each of the fixed effects model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dependence on trade of trading partner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salary differences with Mainland China, under the 1% significance level show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which means that when all trading partners in Mainland China 's dependence on trade higher time, and the salary differences in Mainland China will be smaller. And this conclus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m of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so overall, lock-in effect resulting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gained empirical support.

本文的目的在於了解南北對立的想像是如何出現在台灣社會，又是如何成為爭議的焦點。筆者從論述分析的角度出發，一方面考察南北對立想像論述出現時空與背景，另一方面則從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遷的角度，探討隱藏在論述背後的結構力量。 研究發現，當代台灣有兩股力量，都以「南／北」二元分類方式來認知台灣社會，一股是基於南部的弱勢感受，控訴資源配置不公的重北輕南論述；另一股則是為了區隔選民所產生的南北差異論述。 促使「重北輕南」感受的結構因素，遠因來自於清末日治時代台北逐漸成為台灣政經中心；近因則是1957年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之後，所獲得的財政優勢，導致其他縣市與台北市資源的落差。在高雄市改制為直轄市之後，高雄市的政治菁英漸漸感受到雖位於相同行政層級，但資源卻不如台北市，因此開始將這種狀況批評為「重北輕南」。到了1990年代，相關論述更因北高市長直選的競爭壓力而浮出檯面，成為公共議題。而相關論述之所以能獲得民眾呼應且持續受到討論，則與1980年代以來台灣產業結構轉型，導致勞力遷徙模式南北分流轉為向北部單向集中，及其引發的各種效應有關。 南北差異論述起因於國民黨內部的省籍鬥爭。以外省人為主的新國民黨連線，為了淡化本身及支持者的省籍特性，試圖將其與國民黨主流派的省籍差異包裝成地域差異，以「台北都會中產階級選民／中南部鄉村選民」的劃分方式取代「外省人／本省人」。這套原本基於政治鬥爭而出現的論述，後來隨著政黨競爭，漸漸在各項選舉中被討論與強調。2000年後更因「北藍南綠」說法的出現，而使南部人與北部人的差異廣泛被論述。 本文歸結，台灣南北爭議的發生混雜多重因素，既是族群問題的延伸，又牽涉財政分配制度，同時也與台灣產業結構變遷息息相關。

在死亡率快速下降之際，兩性零歲平均餘命差距在台灣卻持續擴大，這與不同年齡層中，兩性在不同死因上之死亡率差異有關。台灣地區自1970年代以後主要死因結構從傳染性及寄生蟲疾病轉為心臟血管、惡性腫瘤、慢性疾病。在此之中，至2007年已躍升為第二死因的心臟疾病，對國人之威脅性越來越嚴重。醫學界亦開始注意兩性因心臟疾病致死原因差異，過去認為由於女性的雌激素具有抑制細胞肥大、增加血管彈性以及抗氧化和抗發炎的特性，所以在更年期之前女性較不會因心臟疾病致死，但近年醫生認為因心臟疾病致死不再是男性的專利，反而女性由於發生心臟疾病的症狀較不典型，且目前醫學界對心臟疾病的診斷工具是針對男性的，因此近年醫學界進而開始呼籲女性（特別是更年期後）不可以忽略心臟疾病對女性所造成的威脅，然而可惜的是，醫學界在討論兩性因心臟疾病致死差異時，皆是引用美國數據以突顯心臟疾病危害女性的嚴重性。然而與台灣情況大相逕庭的美國，實際情況是，在1980年代後美國兩性零歲平均餘命差距已轉為縮小，其中男性在心臟疾病死亡率上的改善，為美國兩性零歲平均餘命縮小的最大功臣。但在文化與民俗風情不同之下，這並無法讓我們正確得知，從1970年代以來台灣地區兩性因心臟疾病致死機率的真實圖像。 因此，本文利用行政院衛生署1971到2009年的「死因檔」資料及使用1971到2009年內政部之「中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計」資料進行計算，透過心臟疾病多元遞減生命表，發現則為台灣地區從1971年到2009年間，兩性在心臟疾病死亡率上的差距，對兩性預期壽命差距所造成的效果中，從4%提升至8.8%，且在這之中，不論是哪個年齡層，亦可明顯發現男性因心臟疾病致死機率，其改善程度不比女性快速。 此外，針對活到25歲直至55歲前兩性因其他疾病致死的圖像，我們發現在台灣社會中，活到25歲的人們直至55歲前，因各疾病致死的機率，惡性腫瘤依然還是影響國人最重要的疾病，次之為意外事故，男女性皆是，僅管如此，我們也發現，心臟疾病對男性的重要程度依然有一定的影響力－從1971年到2009年，男性在這段時間內因心臟疾病致死機率皆無改善。這代表著許多家庭有可能因而失去經濟支柱的男性、家道中落，而家庭結構又是落入貧窮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於女性單親來說更是（亦即貧窮女性化），而且貧窮文化有個特點，即是落入貧窮後，其下一代亦有很大機會落入貧窮。這種現象更會帶來負面的社會經濟成本，因此我們有必要重視「寡婦製造機」此種現象。最後，女性之所以呈現較男性高死因別為心臟疾病的比例，這乃源自於女性在高年齡組（80歲以上），相較於男性，有嚴重許多的死於心臟疾病人數。

所得稅分配不均及累進程度一直以來都是所得稅研究熱門重點，過去對臺灣地區所得分配之實證研究不在少數，惟均僅對某特定年度或數個年度來研究。本研究為了解歷年臺灣地區課徵綜合所得稅後之累進程度變化情形，乃以長達33年之資料為研究對象。又本研究對於各縣市綜合所得稅金額變化及課徵所得稅後之累進程度變化情形有著相當濃厚興趣，進而欲了解臺灣23個縣市綜合所得稅金額及課徵所得稅後之累進程度變化情形。 本研究主要係透過所得差距倍數、所得份額及所得稅負擔比率，並以1979至2011年行政院主計處統計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為資料來源，觀察臺灣地區課稅前所得在最高20%之家庭與所得在最低20%之家庭與課稅後之所得分配情形變化。 本研究結果發現：綜合所得稅在所得均化功能上扮演重要角色，量能課稅效果顯著，觀察累進程度效果，累進力道則顯得些薄弱。

近年來，開發中國家由於技術落後，引發出許多相當嚴重之問題，諸如成本高昂、品質低劣，同時由於落後國家低生產力所導致低真實所得與低購買力，實無法產生足夠的投資誘因，造成了貧困的惡性循環現象(the 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 ，因之有所謂技術差距(technical gap) 之，存在，而此問題不僅牽涉到科學與研究發展問題，同時亦須注意外來技術邁入之途徑。 本文主要目的，乃在於了解各國在引進技術與研究發展上所作之努力及其所獲成果情形，並試圖以實證資料來解說技術與經濟發展是否息息相關? 技術進步對台灣經濟發展究有多少貢獻? 同時探討在過去二十年來我國各種產業技術進步是屬中性，抑屬資本集約或勞動集約型態? 最後擬將我國技術進步情形與其他主要先進國家技術進步情形作一比較，冀能由此看出台灣今後在技術上所應努力之方向。 為了估測台灣技術進步之偏向與效果，本文共採用了四種分析方法。( 一 )R.Solow 非體現技術進步測定方法。( 二 )E.F. Denidion 非體現之殘差推算方法( 三 )R. Nelson 之體現技術進步方法。( 四 )利用CES 生產函數之技術進步測定方法。

近廿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在強勢國家及國際性經貿組織的強力推動下，已於世界各國成為無可抵禦的趨勢及潮流。在新自由主義擘畫的藍圖下，政府唯有大規模轉型，揚棄傳統治理模式之制約與控制，使個體自由地創造最大的利益，進而走上經濟全球化的道路，如此方能確保人民福祉的有效提昇，並且化解種種因經濟轉型所造成之社會問題。 然而，在本研究觀察OECD各先進國家的實際情況後，吾人卻發現，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下社會問題之構成與錯誤的意識型態－如過度競爭、最大自利－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另方面經濟全球化在稅收、貿易、金融等方面所造成之影響業已使政府之治理能力遭受嚴重的削弱；此時政府若能試圖重拾主動性，適時扮演起安全網的角色，則尚可使社會問題受到控制。然而不幸的是，政府為配合經濟全球化所做之種種治理轉型其實亦受到錯誤意識型態之影響，非但沒有以積極之態度去解決社會問題，反而大幅放棄自身之職責並且過度地朝向個體利益傾斜，結果導致社會問題不但無法減輕，反而日形嚴重；易言之，儘管經濟全球化及其錯誤意識型態是造成社會問題發生的來源，但政府治理轉型的失當更是加劇這些社會問題的主要原因！而這也使新自由主義對於經濟全球化、政府治理與社會問題三者間將產生良性互動的說法為本研究所否定。是故，在得到上述之研究發現後，吾人更進一步地認為我國政府在面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時，決不能抱持著盲目樂觀的態度，對可能之危機和挑戰予以忽視，而是應該在政府治理之強化、社會問題之因應，以及全球自由市場之衝擊等方面都以主動務實的態度去面對，及早規劃並執行相關的對策，如此方能避免他國之困境在我國重複發生。 而為了使本研究之動機、目的及最終之發現和建議能清楚的呈現，本文在第一、二章中將說明研究之動機、目的、方法、範圍和限制，並且歸納整理相關之文獻；由第三章開始，筆者則先介紹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下對於社會問題、政府治理等方面之觀點，從而分析目前經濟全球化對於政府治理能力是如何予以削弱(第四章)，並更進一步地探討經濟全球化下社會問題之成因以及政府治理轉型對社會問題所構成之影響(第五章)。最後並由前述研究之發現對於我國未來之對策提出具體的建議(第六章)。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一般產業之上市公司，其分析師盈餘預測與管理當局盈餘預測間之差異，並且檢視在資本市場中是否具有抑制公司經理人員任意發佈預測之機制。除此之外，亦檢測市場達成共識之程度是否為管理者盈餘管理之誘因，以及其盈餘管理的程度與方向。 研究樣本取自我國上市公司一般產業之財務預測年資料與實際經營結果財務年資料，研究期間涵蓋自民國85年至88年止。 實證結果發現管理當局不論是對市場傳遞好消息或壞消息，皆是其盈餘管理之結果。再者，當市場預期趨近於一致時，公司管理當局愈會對市場傳遞出中性消息，亦即分析師之盈餘預測與管理當局盈餘預測趨於無差異。同時公司亦可能基於市場壓力，而利用裁決性應計項目以從事盈餘管理。當操縱前盈餘高於分析師預期之平均盈餘時且市場達成共識時，經理人員會傾向不從事盈餘管理，而在市場預期一致性程度低時，從事盈餘管理；反之，當操縱前盈餘低於分析師預期之平均盈餘，且市場預期一致性程度高時才會進行盈餘管理以增加盈餘而達成市場的預期。 / I test a market expectations and market consensus hypothesis about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aiwan's public firms from 1996 to 1999. First of all, no matter what a good news or bad news that managers spread in markets is the result of earnings management. Furthermore, when analysts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in their earnings forecasts, managers' earnings forecasts are close to market expectations as possible. At the same time, managers also have an incentive to manage earnings through discretionary accruals to achieve market expectations. Finally, all sample-corporations are split into two groups. Group 1 observations have nondiscretionary earnings below the mean analysts' forecast, and Group 2 observations have nondiscretionary earnings above the mean analysts' forecast. The results suggest the corporation managers in Group 1 make greater use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 to manipulate earnings to achieve market expectations when analysts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in their earnings predictions. Oppositely, the corporation managers in Group 2 make less use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 to save them in use of next period when analysts lacks consensus in their earnings forecasts.

本研究旨在探討宜蘭縣城鄉國中學生學習態度、家長參與及學習成就比較之研究。研究對象是以宜蘭縣各類型國中為分析單位，搜集國中學生三年前、後的學習成就比較，並透過問卷調查方式搜集所需的資料，再運用各種統計方法對有效樣本加以分析檢視，歸納結論如下： 壹、宜蘭縣國中學生在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習成就之情形 一、宜蘭縣國中不同學校類型其學習成就，都會型學校高於鄉村型學校，有顯著差異；但對高分群的學生，鄉村型學校的學生其學習成就是高於都會型學校的學生。 二、宜蘭縣不同規模的國中學校其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大型學校高於中型學校，中型學校高於小型學校；但對高分群的學生，中型和小型學校的學生其學習成就是高於大型學校的學生。 三、宜蘭縣國中越區就讀和未越區就讀學生其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越區就讀高於鄉村未越區就讀學生；但對高分群的學生，鄉村型未越區的學生其學習成就是高於越區就讀的學生。 四、宜蘭縣國中不同性別學生其學習成就在國文、英文和前後測總分中有顯著差異，女生的學業成就表現比男生好。 貳、宜蘭縣國中學生學習態度、家長參與度與學生學業成就之情形 一、不同背景變項之宜蘭縣國中學生學習態度情形： 1. 學生性別：宜蘭縣國中女學生在學習態度顯著高於男學生。 2. 越區就讀：「都會型｣學校之國中學生主動學習構面明顯高於「鄉村型｣學校生，但「都會越區｣的國中學生習態度和「鄉村型」學校並未有顯著性差異。 3. 入學成績：「高分組｣的學生其學習態度高於「低分組｣學生。 4. 升學期望：期望進入「高中｣之國中學生學習態度明顯高於期望其他各組期望之國中學生；期望進入「高職｣、「五專｣之國中學生學習態度明顯高於期望「就業｣之國中學生。 5. 家長社經：「父母高社經地位｣之國中學生學習態度明顯高於「父母低社經地位｣。 6. 學校規模：「大型學校｣之國中學生計畫執行構面明顯高於「中型學校｣之國中學生，「中型學校｣之國中學生計畫執行構面明顯高於「小型學校｣之國中學生。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宜蘭縣國中家長參與度情形： 1. 學生性別：女學生之家長親師輔導顯著高於男學生之家長。 2. 越區就讀：「都會型｣學校之學生家長參與度各層面及整體明顯高於「鄉村型｣學校之學生；且「都會越區｣之學生在家長參與度及學業參與構面高於「鄉村未越區｣之學生。 3. 入學成績：「高分組｣之學生在家長參與度各構面之得分高於入學成績為「低分組｣之學生。 4. 升學期望：期望進入「高中｣學生之家長參與度各構面皆高於其他各組期望之學生。 5. 學校規模：「大型學校｣之學生在家長參與度與學業參與明顯高於「小型學校｣之學生。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宜蘭縣國中學生，在學習成就和學業成績進步之情形： 1. 學生性別：不同性別之學生在學習成就中，國文、英文、總分等均達顯著水準，女生高於男生；但在學業成績進步的情形則未達顯著。 2. 越區就讀：「都會越區｣之學生在學習成就各科之得分都顯著高於「鄉村未越區｣之學生。且以學業成績進步情形，在都會地區學校未越區之學生其學業成績進步情形高於從鄉村越區到都會就讀之學生；在鄉村型學校，越區到都會型學校就讀的學生其學業成績進步情形，高於鄉村未越區就讀之學生。 3. 入學成績：「高分組｣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入學成績「低分組｣之學生。但「低分組｣之學生學業成績進步情形高於入學成績「高分組｣之學生。 4. 升學期望：（1）期望進入「高中｣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期望其他各類期望；期望進入「高職｣、「五專｣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期望「就業｣之學生。（2）期望能讀到「研究所｣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期望其他各類期望；期望能讀到「大學｣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期望就讀「專校｣、「高中職｣、「專校｣之學生。（3）期望進入「高中｣之學生學業成績的進步上明顯高於期望進入「高職｣與「五專｣之學生。 5. 家長社經：「父母高社經地位｣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父母低社經地位｣之學生，且在學業成績的進步上也是如此。 6. 學校規模：「大型學校｣學校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中型學校｣、「小型學校｣學校之學生；「中型學校｣學校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小型學校｣學校之學生。但對學生學業進步分數數並未造成顯著影響。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與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家長與未來研究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