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已婚婦女知覺之夫妻性別角色、成就差異與其成功恐懼 的關係本研究的受試為３２８位已婚的職業婦女，資料的收集是採用問調 查法，根據成就差異問卷得到的資料，將受試之夫妻成就差分為妻優組（ 妻子成就高於丈夫）及夫優組（丈夫的成就高於妻子）；並根據性別角色 態度問卷把受試之性別角色加以配對得到四種類型：夫妻皆現代、妻現代 夫傳統、妻傳統夫現代及夫妻皆傳統，成功恐懼量表則分為家庭生活、配 偶相處、工作壓力、生活情趣及人己關係等五個向度。結果分析採用２ｘ ４（妻優或夫優；夫妻皆現代、妻現代夫傳統、妻傳統夫現代及夫妻皆傳 統）的變異數分析。依變項為成功恐懼的五個向度分數及整體態度分數。 結果發現，不同之夫妻性別角色配對，夫妻皆趨於現的婦女在成功恐懼的 五個向度及整體態度上，普遍較其他三種配對的婦女為低。而妻優組的婦 女在成功恐懼的幾個向度上則高於夫優組的婦女。另外，婦女個人之性別 角色態度的傳統性與其對成功恐懼之整體態度以及各個向度均呈顯著正相 關，亦即性別角色態度愈傳統的婦女，其成功恐懼傾向愈高。婦女知覺到 丈夫之性別角色態度與婦女之成功死懼的關係亦是如此，即婦女知覺到丈 夫的性別角色態度愈趨向傳統，則婦女便愈會擔心追求事業成功可能會帶 給自己多方面的困擾。本研究亦對以上之研究結果進行討論。

評估俄羅斯菸盒警示圖文之警示效果研究 / Nowadays tobacco use leads to one of the most common reasons of preventable deaths. According to the Global Adult Tobacco Survey, in 2012 Russia has moved to the first place as a most smok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Since 2013 Russian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reduce smoking in the country. There is not much research done to analyze one of these methods, graphic warning labels on cigarette packs, which were implemented in Russia more than one year ago. Therefore current study aims to evaluate how college students in Russia react on these warning labels. Using fear appeal theory and Witte’s 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 (EPPM), this research explain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graphic warning labels in Russia. Focus group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each of 12 graphic warnings. According to the focus group participants, the paradontosis, stillbirth, oncological diseases, and prematurity were the labels that made them feel concerned. The participants felt that these topics were very important, as the pictures were unpleasant, scary, or disgusting. However, topics, such as impotence, suffering, and emphysema were evaluated as indifferent, irrelevant, and not impressive. Also it has been noted that there is lack of knowledge among Russian college students about the harmful consequences of smoking. Topics, such as early aging and impotence were evaluated as they make no sense and irrelevant to smoking.

本研究旨在探討具有溝通恐懼的國中生，由於對溝通情境採逃避、畏縮、沉默等消極 方式，對其學業成就、自我概念、自我坦露之影響，並提出具體的建議。 本研究採隨機取樣，以台北市南門、和平、萬芳國中；台北縣重慶、五峰國中，五所 學校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計取得有效樣本８３９人。研究工具包括溝通恐懼量表 、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自我坦露量表、各科學業成績，以及智力測驗分數。經採MA NOVA、ANOVA 、多元逐步迴歸、典型相關方法分析，得到下列主要結果： 一、高溝通恐懼的學生在學業成就各科的表現比低溝通恐懼者差，尤其在語文、社會 等科差異特別顯著。二、以智力當共變數分析，高低溝通恐懼的學生，在學業成就上 的差異程度減低。三、高溝通恐懼者在自我概念總分及各層的自我分數皆較高，其中 社會我一項，最為顯著。四、高溝通恐懼者在自我坦露總分及各層面的坦露分數均較 低，但只在總分及數量兩層面，差異達到顯著水準。五、兩人互動的溝通恐懼對學業 成就、自我概念、自我坦露的高低最具有預測力。 綜合上面的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建議如下： 一、對教育與輔導方面的建議： （一）在輔導上，利用系統減敏感法，認知重組等方法，以減低溝通恐懼。 （二）在正式課程上，調整教材組織結椪，以利討論式教學。在非正式課程上，鼓勵 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增加人際互動運用演說辯論等方式培養學生溝通能力。 （三）在教學上，以多向溝通的方式取代單向的演講法。教師對高溝通恐懼的學生應 避免給予負面的期望，以免因負增強而導致自我應驗。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以溝通恐懼為依變項，學業成就、自我概念為自變項，探討其結果的差異。 （二）探討學生溝通能力與溝通恐懼的關係。

自從智慧型手機普及以來，儼然已經成為每個人生活的必需品。根據資策會的報告，2014年臺灣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率已達65.4%，且每年都快速地攀升。正因為有如此龐大的需求和商機，智慧型手機廠商不斷地針對產品進行升級，提升產品的技術規格、增加許多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創新功能、改善外型款式讓手機更加新潮時尚⋯⋯，也因為智慧型手機市場有如此多的選擇，消費者越來越容易產生產品過時恐懼，導致智慧型手機的平均換機時間越來越短，不再像以往一樣使用到損壞為止。 本研究即以智慧型手機為例，透過文獻回顧擬定假說後，再以實證資料分析新奇追求、從眾行為及獨特性需求三種消費者行為特性對產品過時恐懼的影響；產品過時恐懼對消費者智慧型手機相對持有時間比的影響；新奇追求及相對持有時間比對智慧型手機產品升級意願的影響，以及相對持有時間比對智慧型手機品牌面置換決策（再購買意願、轉換意願）的影響。 本研究所得到之研究結論如下： 1. 新奇追求、從眾行為及獨特性需求越強，皆會使消費者心理性過時恐懼越強 2. 消費者的從眾行為越強，其經濟性過時恐懼越強 3. 心理性過時恐懼及技術性過時恐懼越強會使相對持有時間比越大 4. 消費者的新奇追求程度越高，則產品升級意願越高 5. 消費者的相對持有時間比越大，則產品升級意願也越高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一般人對電視犯罪新聞的認知與態度，是否存在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 effect），以及第三人效果是否會導致人們支持限制電視犯罪新聞。Davison在1983年提出的第三人效果假說指出，人們會傾向認為，媒介訊息對自己的影響比較小，對他人的影響比較大。當媒介訊息使人們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知時，人們會採取對應行動，為了保護他人不受訊息的負面影響而支持限制媒介。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訪問大台北地區969位大學生，結果發現受訪大學生傾向認為，電視犯罪新聞對自己的負面影響比較小，對他人的負面影響比較大。其次，受訪大學生人認為電視犯罪新聞對他人的負面影響愈大，愈傾向支持限制電視犯罪新聞。 本研究較特別之處，是探討犯罪受害恐懼感（fear of crime）、第三人效果與支持限制電視犯罪新聞的關係。本研究發現，受訪大學生的犯罪受害恐懼感愈高，愈傾向認為電視犯罪新聞對他人有較大的負面影響，也愈支持限制電視犯罪新聞。 本研究是國內第一個以「電視犯罪新聞」為主題的第三人效果研究，除了再度驗証了第三人效果理論，也對未來的相關研究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和方向。

戰爭不會無故發生，和平也不會從天而降。沒有辛勤的灌溉，哪有豐盛的果實！你要坐困愁城，還是破繭而出？這正是近幾年兩岸關係發展過程的最佳註腳。2008年以前兩岸相互敵視，臺海上空始終籠罩著戰爭的陰影，2008年以後則在馬英九就任總統起，對中國大陸採取務實、彈性又具謀略的作為，終使兩岸撥雲見日逐漸看到和平的曙光。但也由於某部分因素，看似光明的前景卻又沉浸在茫茫白霧之中。 「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是國家間用來降低緊張局勢，並避免戰爭衝突危險的工具；CBMs並不是直接用於解決已發生的衝突或對立，而是建立一套架構用來避免或降低，由於不確定和誤解所產生的衝突或對立。而「軍事互信機制」即是整個「信心建立措施」最重要的核心，因為其他型式的信心建立措施固然可以降低雙方敵意，卻不具化解危機與防止戰爭的功能。「軍事互信機制」可視為軍備管制的一種型式，藉著刻意設計的、明確的合作方式，使得參與各方的軍事意圖變得明確清晰，降低軍事行動的潛在性威脅以及對發動奇襲或使用武力威懾形成制約。 兩岸間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複雜程度，在國際間可說是前所未見，因為影響的因素多元且難解。它包含有國內的因素如安全威脅的認知、嚴重的政治分歧、領導人的風格特質等；也有中共的關係如長期威脅、政治企圖、終極目標的不同；更有國際間的角力，以美、日為其代表，美國尤居最重要的關鍵。也因此，造成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多重困境，如共通性的問題、美國的因素，加上筆者獨特認為難以理解之恐懼的謬誤（先政治後軍事、共識問題、美國軍售、信心危機、軍力比較等）。以至於開創兩岸新局，成就歷史大業的契機，正慢慢的流失。 對於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不論學、政界各方均有相當的論點，也由於立場與角色的不同而隨之變化。經筆者的整理與研究，在目前的環境下其進程仍宜以穩步為基礎但可多變的方式進行，區分近、中、遠三個階段實施。初期嚴格以純軍事議題為主，後續則依進展的程度與當時的環境，適時加入非傳統軍事的因素；同時以積極不致爭議如授權智庫、培育談判人才等的作為充實之。總之，兩岸信心建立措施的推動是受到許多主、客觀因素的限制，臺海兩岸若欲獲得維持一個長久的和平與穩定之環境，避免不必要的軍事衝突，亦唯有戮力於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規劃與運作方可見效。兩岸關係能否更進一步的改善，「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具絕對的關鍵指標，更是政治協商前的最後一哩路。

2003年傳染病SARS流行期間，媒體在指稱此疾病時，出現許多不同的名稱，本研究認為名稱不只是用來指稱事物、也反映社會文化的想法，更可能遮蔽了真實，帶來了想像，這本論文即是嘗試描繪這個過程的痕跡。 研究者在文本中採用Norman Fairclough的批判論述分析方法，從中發展出語言、媒體論述及社會文化三個分析層次，觀察在SARS發展的過程中，媒體上出現的疾病名稱如何形成及轉變、媒體論述和整體社會氣氛如何因應隨之改變的動態過程；再輔以深度訪談法，瞭解報社編輯在處理SARS新聞時面對的情形和自身想法，而這些因素又如何影響了他/她們對疾病名稱的選擇。 研究分析發現，SARS名稱的變化可略分為三個時期：在官方尚未確定疾病名稱前，名稱強調的多是疾病的不明、外來和可怕，報導內容中有相當部分用來描述一般民眾的恐慌情緒，編輯則著重在新聞報導中找出新奇吸引讀者的觀點來形容此一新興傳染病，略為誇張也在可接受範圍；第二個時期官方名稱出現，媒體漸漸出現統一的名稱，不過在其中個別媒體組織的立場仍然可能影響名稱變化的速度，但代表專業共識和官方力量的名稱則是影響名稱最有力的因素，報導內容也以醫療專業觀點為多數；第三個時期傳染範圍擴大，媒體紛紛改以讖諱風格鮮明的「煞」字來指稱疾病，編輯除了提及諧音運用，也有將自身對疾病感知到的負面形象轉移到文字上的作用，連帶在圖片的選擇上也以除煞驅魔為主。 研究者嘗試指出，疾病名稱不是理所當然，而是新聞室內編輯在諸多考量下所做出的選擇，包括消息來源的不同、市場利潤的追求、組織意識形態的影響、社會文化概念以及個人主觀的感受等，這些都會進而影響到閱聽眾對疾病的認知。研究者試圖以此提醒新聞從業人員對事物的命名保持反思，閱聽眾在接收訊息時則必須時時保有批判性的覺察。

根據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1986）人們會適時地管理死亡想法的威脅，故Pyszczynski、Greenberg及Solomon（1999）依據此理論提出了一套雙元歷程模式來解釋人們的防衛方式：近端防衛與遠端防衛。在遠端防衛中文化世界觀尤為重要，在過去的西方研究之中，發現人們常以對自身文化世界觀持正向或偏好的態度，來防衛死亡想法的威脅；然而這樣的現象卻在亞洲研究中難以得到驗證，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於重新檢驗文化世界觀的防衛方式。本研究操弄參與者的死亡想法，並藉由分心作業的方式，使其死亡想法掉入意識邊陲之中，以探究遠端防衛的本質。本研究除了以偏好的評估作為依變項外，且從認知的注意力面向出發，探討文化世界觀與防衛死亡想法之間的關係。本研究設計兩個實驗：實驗一以視覺搜尋作業的派典進行研究，以對自身文化的偏好、正確率與反應時間當作依變項。結果發現當參與者進行遠端防衛時，會對於與自身文化有關的線索，表現出較高的正確率，但在對自身文化的偏好，與反應時間的變項上，未能發現有顯著差異。實驗二以眼動追蹤儀器當作研究工具，並以眼動指標中首次凝視位置的數量，以及凝視時間作為依變項。結果發現當參與者進行遠端防衛時，會對於與自身文化有關的線索，表現出較長的凝視時間，但在首次凝視位置的數量上，亦未能發現有顯著差異。因此，綜合以上兩個實驗，本研究並未能完全支持文化世界觀的遠端防衛效果。 / According to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1986), people can manage the threat from death thought. Thus, Pyszczynski, Greenberg, & Solomon (1999) proposed a dual-process model to explain how people defend the death. There are two defense routes: the proximal defense and the distal defense. The culture-worldview is an important function in the distal defense. In the western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people were more positive or preferred to self-culture-worldview. However, there are mixed findings in the eastern research.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istal defense mechanism, this study manipulated participants’ death thought, and let the thought drop into the unconscious level via a distracting task. Furthermor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e-worldview and the death defense from attentional paradigms. We conducted two experiments.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we adopted the visual search paradigm, and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self-cultural preference, reaction time and the rate of accuracy. We found it was more accurate when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search the self-related cultural cue after reminding one’s death comparing to those are not reminding about death. But they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elf-cultural preference and reaction time.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we adopted the eye-tracker as the instrument, and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the index of number of first fixation and the duration of fixations. We found the fixation duration was longer for the self-related cultural cues than for the non-self-related cultural cues when participants being reminded about one’s death. But it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first fixation. So, through these two experiments we found an inconsistent result in the distal defense.

「腦力激盪技術」(brainstorming)是 Osborn(1957)所提出的思考或開會技巧，並且被廣泛地使用，特別是用於進行團體創造。但晚進關於腦力激盪的研究發現；傳統腦力激盪團體（真團體，面對面接觸、互動式團體）的創造力表現不如名義式腦力激盪團體（假團體，結合個別腦力激盪成果）的原因之一是：受試者在真實的團體中會害怕被評價，因此，Camacho(1991)探討評價恐懼(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與腦力激盪形式的交互影響，而 Dennis 和 Valacich (1993)則設計了一個避免評價恐懼的實驗，將電子暨運用於腦力激盪團體，稱之為「電子腦力激盪」(electronic brainstorming)。 本研究主要是綜合 Camacho (1991)與 Dennis 和 Valacich (1993)的研究為基礎，以 312 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 2 （高、低溝通恐懼）×2（互動式、名義式腦力激盪）×2（電子、非電子）之三因子受試者問實驗設計，探討溝通恐懼、腦力激盪形式、採用電子腦力激盪技術與否對於團體創造力與成員對團體歷程感受的交互作用之影響。經分析後所得到的結果如下： 1.當 4 人一組時，低溝通恐懼組的團體創造力顯著高於高溝通恐懼組，且對於團體歷程的感受有：自在、放鬆、興奮，較喜愛在團體中進行腦力激盪，認為其他成員可以刺激自己想出更多的觀念等。但高溝通恐懼者對於團體歷程的感受則有：擔心、煩躁不安、焦慮，較喜愛獨自進行腦力激盪，且在意其他成員認為自己的觀念是「愚蠢的」等。 2.電子式腦力激盪的團體的創造力顯著高於非電子組，且電子組在互動歷程中較機警、有壓力要和別人想出的觀念一樣多，較容易擔心、焦慮。 3.名義式與互動式腦力激盪的團體創造力並沒有顯著不同，但成員對於團體歷程的感受卻有明顯差異。受試者在互動式腦力激盪團體中會有：緊張、煩躁不安、焦慮、不自在、怕難為情等感受，且容易因為擔心其他成員給予自己負面的評價，因而不敢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相對地：名義式腦力激盪組的受試者對於團體則有機警、鎮定、放鬆、隨時覺察到自己、興奮等感受。 4.不論受試者溝通恐懼的程度如何，採用電子腦力激盪技術時，互動式與名義式腦力激盪組的團體創造力並沒有顯著差異，但互動組顯著出現緊張、煩躁不安、不自在等感受。而當不採用電子技術時，名義式的團體創造力則顯著高於互動式腦力激盪組。 5.對低溝通恐懼者而言，使用電子腦力激盪時，無論腦力激盪形式（互動式或名義式）為何，團體創造力都顯著地較未採用電子技術時好，且成員對於在團體歷程中較容易隨時覺察到自己。而對高溝通恐懼者而言，雖然使用電子技術時，受試者容易對團體歷程產生：緊張、煩躁不安、焦慮、不自在、怕難為情等感受，但只有採取「電子--互動式」腦力激盪時，才能提昇高溝通恐懼受試者的團體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