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所探討的重心為公司接管策略之賽局應用，首先解釋公司接管時可採行的方法有那些，之後再將賽局理論導入不同的接管方法中，我們試著從賽局的理論模型中得到一些關於公司接管策略較強的結果。 公司接管之可採行方式有自集中市場買進股權、公開收購、委託書收購，資產收購、策略聯盟 …等，而這些策略所面對的參賽者是有所不同的，譬如股權收購為目標公司股東，資產收購和策略聯盟為目標公司管理當局。因此我們可運用不同的賽局理論模型來解釋這些策略的進行過程及其結果如何。因此本論文擬應用的賽局模型有：訊號賽局、出價賽局、Kalyan C. & Larry S. (1988)談判賽局及Rubinstein (1985)談判賽局。 更進一步，我們希望能獲得關於接管者的管理能力大小是如何影響公司接管的策略？於是本論文最後結論證明結果為：當接管者的管理能力（綜效水準）很強時，建議他採股權收購；當接管者的管理能力綜效水準）很弱時，建議採取委託書收購；然而當接管者的管理能力不強不弱時，則採策略聯盟。

邇來，數家壽險公司，包含2009年之國華人壽、2014年之國寶人壽與幸福人壽以及2016年之朝陽人壽，陸續遭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宣布接管，並委由保險安定基金辦理國華人壽、國寶人壽與幸福人壽之標售退場程序。上開問題壽險業之資本適足率未達法定標準或淨值為負時，金管會與相關單位未立即積極處理，甚而遭監察院糾正金管會未正視問題保險業退場法制之缺失並加以修正改善。面對問題壽險業失卻清償能力之窘境，立法機關在問題保險業退場法制上有幅度甚廣之修法，先後自2014年6月4日公布調整安定基金之權限與問題保險業之監理措施，以及參照外國立法例增訂過渡保險機制；2015年2月4日則修正公布資本適足率標準之分級，進而明確制定主管機關得採取之監理措施與其效果。 　　然而，其中有關過渡保險機制之立意雖屬良善，相關法制架構，付之闕如。考察美國、加拿大與日本等國家之保戶保障機制，有以過渡保險機構處理問題壽險業之經驗與制度，為貫徹有效維持保戶保障之處理原則，若我國保戶保障機制除承接問題保險業之保險契約外，另設過渡保險公司承接問題保險業之資產、負債與營業，具有重大實益。參酌他國之實務經驗與制度，本文建議《保險法》第149條之2第3項規定，對於所謂過度保險機制應提高位階，修改為以保險法明訂或以保險法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立法方式，授權主管機關得就過渡保險機構之具體內容與範圍加以明訂相關辦法。另考量我國保險法制與監理環境，且實務慣例上多委託保險安定基金擔任接管人，由其發揮過渡機構之功能而自行承接問題保險業之保險契約，實乃治絲益棻。本文建議未來管理辦法應應以保險安定基金透過設立過渡保險公司承接問題保險業之資產、負債與營業為宜。

從日治中期以來就對殖民地政府財政貢獻卓著的臺灣煙酒專賣事業，於1945年10月底政權易手後，依然為新統治者所倚重，在終戰初期的財政上繼續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純就歷史的角度來看，以煙酒專賣事業在近代臺灣財政上所佔的份量，理應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唯因戰後千頭萬緒又百廢待舉，新來政權行政效率欠佳也無心兼顧，任憑許多與臺灣國家社會政經建設有關的資料散佚流失，終致釀成一段令人扼腕的歷史空白。 基於尊重史實的態度，本論文乃從紮下臺灣專賣事業雄厚根基的日治時期談起，但旨在探討國民黨政府的對臺接收政策、戰後如何接收原屬於總督府公產的臺灣專賣事業、接掌之後如何維持營運、又曾經面臨哪些難題，以及終戰初期臺灣煙酒專賣收益對政府歲入的重要性等等議題。 終戰初期，在積極復元的過程中，臺灣社會同時也出現嚴重的適應不良症候群，尤其是國民黨政府若干罔顧民情民意的政策與作為，導致政局動盪，經濟更形蕭條，民怨沸騰。終於1947年2月27日傍晚，經由一起武裝緝私員警取締人民販售私煙案現場處理失當而引爆震驚國際的慘劇──「二二八事件」，當然也在本研究檢視之列。 本論文試圖結合當年有限的史料，以及解嚴後陸續出土的官方檔案文獻與民間研究成果，期能以較為寬闊而多元的視野，重新呈現臺灣煙酒專賣事業在終戰初期的樣貌，俾補綴這一段現已鮮為人知或疏忽遺漏的臺灣現代史，甚且充實現階段「臺灣研究」的內涵。 / The monopoly of tobacco and wine in Taiwan has been a major source of revenue for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since the middle period of its occupation. After Japan ceded Taiwan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f China in October 1945, it continued to be the policy of the new ruling power, the result of which greatly redounded to the new government’s fiscal income, especially during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As the monopoly policy has left a deep imprint on Taiwan’s economics, it should have been the focus of much attention.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ruins ravaged by the war and the ineptitude of the government, a lot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concerning Taiwanese socie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re lost, leaving a blank of the history of the monopoly policy. This dissertation aims to survey the history of tobacco and wine monopoly in Taiwan. Starting with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which laid down a good foundation of the monopoly policy, my research would then focus on the policy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ward Taiwan after reclaiming its territory, the way the new government took over the monopoly business and kept it running, the kind of problem it confronte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onopoly business in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government’s revenue. The author would also examine the political incident related to the monopoly business, arguing that the real cause of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known in Chinese as the “2-2-8 Incident”), though triggered by an anti-smuggling crackdown on February 27, 1947, was Taiwanese refusal to accede to the peremptory policies set by Kuomintang(Nationalist Party or KMT) Government. This research is done based on the limited first-hand documents and the newly released governmental archives, besides some non-governmental documents.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the tobacco and wine monopoly business in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with a view to enriching the Taiwan Studies.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18026号 / 法博第159号 / 新制||法||147(附属図書館) / 30884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中西 康, 教授 山本 克己, 教授 笠井 正俊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論文係以工程風險及我國工程保險之現況與發展作為基礎，先予敘明目前當代工程保險的起源與趨勢，鑒古知今，推論出工程保險應回歸以安全檢查與損害防阻作為思考核心，並強調工程風險管理的重要性，進而有發展工程界與保險界聯合行動模式之可能性，使工程從策劃階段即獲得風險管理，而保險人亦得依保險法第九十六條以下之規定，於施工過程中介入安全檢查措施，共同防範出險。 再者，就工程保險之本質以言，應強調工程保險係屬於損失填補保險，故於處理相關實務爭議時，必須考量到工程保險應受到損失填補原則之限制。且因工程保險係採取全險保單的方式為之，是以，本文認為應得參酌美國立法例，而特別強調保險利益有無之判斷。 此外，現今工程保險實務上所面臨之諸多爭議，實得以「保險責任期間」作為軸心而貫穿之。即本文認為，應辨明保險期間並非完全等同於保險責任期間，而於探究保險人是否應負理賠責任時，其重點之一應係在於保險責任期間是否開始、終止或延長。對此，本文認為，應可從下列幾個主要之面向加以觀察：一者，若自工程契約之關係以論，首須探討者，係民法相關概念（如交付、受領）與工程實務上所使用之「啟用」、「接管」、「驗收」之概念是否相同？有無歧異之處？更為重要者，係工程風險究應如何合理分配？二者，若自工程保險契約之角度以觀，則需分析保險契約所承保的危險是否增加？保險利益是否變動？具權威性之地位，而被譽為工程契約「聖經」的國際規範FIDIC標準契約條款之相關內容為何？ 本文認為，由於判斷工程保險契約時往往將受到工程契約內容之影響，而工程契約又多係由定作人一方所主導擬定，故而在判定保險人是否應依工程保險契約負擔理賠責任時，毋寧應本著公平合理之精神，配合工程慣例，從工程契約、工程保險契約所關涉之定作人、承攬人，以及保險人三方關係而為綜合審酌認定。換言之，不應使業主人有機會利用工程契約之約定，而將本應由業主承擔之風險移轉至承包商一方，進而間接地影響保險人應否理賠之判斷。 歸納以言，本文認為，我國工程保險實務爭議的解決方向，應以保險責任期間作為保險人是否需予理賠的主要判斷基準之一；再者，並應認知到工程保險本質上係屬於損失填補保險，而需受到損失填補原則之限制；另參酌美國立法例，需強調工程保險之保險利益有無之判斷；又於配合我國國情之前提下，應得適時適度地引進國際規範FIDIC標準契約條款之相關內容，以使我國與國際之接軌能更為緊密切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