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體制國家中，遊說行為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故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或多或少會受到利益團體所影響。本文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採用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模型來探討政治獻金如何影響政府對最適民營化程度之決策。由本文之分析可知，民營化程度的高低取決於政府對於社會福利的相對重視程度 (相對於政治獻金收入)。當政府完全重視社會福利時，其所制定的最適民營化程度與傳統不考慮遊說行為下所制定的程度相同。此外，當政府某種程度上重視政治獻金時，其最適民營化程度會比沒有遊說行為下之最適民營化程度高，這說明了遊說行為的存在將促使公營事業民營化的程度更加提升。再者，隨著政府重視政治獻金的程度逐漸提高時，其最適民營化程度也會上升。當政府相對重視政治獻金的程度高於某個程度時，會產生公營事業完全民營化的現象，甚至使非常重視政治獻金的政府反而收取不到政治獻金的窘境。

利益團體在影響政府制訂貿易政策上, 經常採取給予政治獻金的做法, 而政府為了增加繼續質性的機會, 也樂於接受利益團體的捐獻, 在政策上作某程度的偏袒與退讓。 但因利益團體與政府的勾結可能會使全民福利的減損, 所以人民對於利益團體的行為常常以法令規章的形式來予以限制。 本文以王智賢 (2001) 及 Wang, Koo and Chen (2003) 的模型構想為基礎, 加入政治獻金限額的考量, 探討面對政治獻金限額時利益團體的政治獻金及價格的提案如何改變, 以及社會福利是否真能獲得改善, 達到訂定政治獻金限額的目的。 由本文的討論中發現, 當原先得標之部門所提的政治獻金較高時, 面對政治獻金限額的限制時, 無論是否會造成得標部門的逆轉, 都會有改善社會福利的情況。 只有當原先得標之部門所提的政治獻金較低時, 也就是原先得標部門所提之價格能夠比原輸標之一方所提之價格帶來更高的福利時, 若出現原輸標的部門逆轉得標的情況, 社會福利不但可能無法獲得改善, 甚至有惡化的可能。 至於對於原先得標之部門而言, 若能繼續使政府接受其提案, 則可能因獻金給予的減少而獲得更大的利潤。 大體來說, 政治獻金限額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政府對於政治獻金的收取能力, 確實有可能使社會福利增加。 雖然現實上可能非如本文所認為的只有兩利益團體參與遊說, 但現實上相對立兩方向之團體組合的政治角力是常見且普遍的, 所以在真實社會上的情況應有相同的印證。

在「商標」與「知識」等無形資產逐漸成為經濟社會中重要生產要素的今日，保障其所有權是維持市場秩序的重要方式之一，為此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與智慧財產相關法律均有相關規範。本文由政治獻金遊說的角度出發，探討當此類無形資產掌握在外國廠商手中時，本國民選政府如何制定最適的仿冒查緝率。本文研究發現，在沒有利益團體遊說的情況下，本國政府的最適查緝率為零；然若外國正版商的參與政治獻金遊說，即使本國政府對全國福利的重視程度相對於政治獻金兩倍以上，外國正版商的遊說仍可能大幅改變本國政府的選擇，使查緝率大幅提升至仿冒能夠在市場生存的查緝上限；若外國正版商與本國消費者均付出政治獻金遊說，則雙方將會落入類似囚犯的困境中。

雖然傳統的國貿理論認為，自由貿易乃至於關稅減讓必對貿易的雙方均有利，但若引入公共選擇學派的概念，結論或許便不大一樣了。因此本文的目的在於引入利益團體競租行為的概念，且摒除政府只以人民福祉為考量之傳統想法，來研究在何種條件下，參加關稅減讓談判對雙方政府均有利，且加以闡述此條件。最後再試圖以此模型對中美農業談判，提出一些解釋。 本模型採用兩層次賽局(即第一層為兩國政府之間的賽局 ,第二層為各國內利益團體之間的賽局)的架構來分析國際經貿談判，可得下列結論： 一、影響政治獻金的因素： 1、生產者團體的政治獻金較消費者團體的政治獻金為多，且兩者呈正向的關係 這可能是由於生產者團體所得到的利潤較消費者團體所得到的消費者剩餘來得大，所以其願意付出亦較多；而當消費者團體的政治獻金增加，造成關稅可能下降時，生產者團體為避免關稅下降致使利潤減少，於是更提高政治獻金。 2、當消費chip的邊際效用(MU=m-bz)增加時，兩利益團體均會增加政治獻金。 由於消費chip的效用增加，人們便會將其所得多花一點在chip上，對apple的消費減少；對兩利益團體而言，因邊際成本不變，而邊際收益增加 (即chip消費的增加，會使利潤、消費者剩餘增加)，因此兩者均會增加政治獻金，使邊際利潤增加。 3、即生產邊際成本降低時，兩利益團體均會增加政治獻金。 由於生產邊際成本減少，邊際收益不變下，邊際利潤便會增加，因此會增加產量，而在其它條件不變下，產量的增加更使利潤、消費者剩餘增加，對兩利益團體而言，等同於是邊際成本不變，而邊際收益增加，會使兩者增加政治獻金，使邊際利潤增加。 二、政府在決定合作或不合作時，所考量的因素： 對於各國而言，若存在一有公信力之世界性的經貿組織，能夠防止雙方背信且可公平分配總利益，由圖可知，合作策略下之政府支持均比不合作策略下之大。由此可知，此一世界性的經貿組織，如WTO之重要性。 三、中美農業談判 若以此模型對中美農業談判提出一些解釋，可得下列結論： 在不合作下，由於我國農業的生產邊際成本可被視為大於美國農業的生產邊際成本，因此我國的關稅會較高。而合作後，我國的關稅會降低。

在民主政治當中，金錢與選舉在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選舉必須依靠金錢才能推動，缺乏金錢是無法從事競選。而金錢也對選舉造成影響，其正面的影響是能夠幫助候選人從事競選、宣傳、以及向選民推銷自己；其負面影響則是可能出現政府或候選人貪污以及圖利特定團體的情形。此外，競選經費過高將形成另類的參選門檻，不利於選舉競爭。所以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方法，情況嚴重甚至會侵害民主政體的正當性。於是，如何有效的處理金錢在選舉中帶來的問題，已是民主國家當中的重要課題。 各國通常透過制度的設計來面對金錢在選舉中帶來的影響，讓金錢在使用上發揮正面的效用，降低負面影響。1960年代起所出現的公費選舉制度便是為了達成上述目標，在歷經時間的發展，受到所處政治環境與價值的影響，使得各國公費選舉制度發展出不同面貌。美國公費選舉制度是從自由權與平等權之價值觀出發，然歐洲國家對於公費選舉制度之設計，則著重在多元政黨體系之價值。 反觀台灣現行公費選舉制度的設計，卻無法發揮應有的功效來解決金錢在選舉中帶來的弊害。本研究初步發現支出愈高的候選人，其當選的機會愈大。由於台灣公費選舉制度是採行選後補助，本文也進而發現擁有較多資源者（現任者、大黨和有能力負擔高競選支出的候選人）傾向獲得較高選票而當選，選後又往往會獲得公費補助。此種選後補助方式的問題在於無法補助選前有才能卻少有資源的候選人，其補助結果反而更強化原本就具有金錢實力的候選人，而不利於公平選舉與甄選人才之目的，顯示現行台灣公費選舉制度設計有其問題。本研究最後參考美、德兩國公費選舉制度設計，經由美、德、台三國比較提出改良台灣公費選舉制度具體之道。.

利益團體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在各國均時有所聞。本文主要探討當政府面對利益團體的政治獻金操作時，在謀求社會福利水準極大下，將如何影響污染管制政策的制定。藉由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所建立之政治獻金模型為架構，分析利益團體如何藉由政治獻金的捐獻來達成影響政府制定最適污染管制政策的目的；並藉由此一模型分析政府如何在考量政治獻金的收入下，訂定最適污染管制政策。我們發現廠商及一般民眾所提供政治獻金的多寡及最適污染標準的高低，受到政府對全國福利水準重視的程度，及一般民眾組成利益團體的人數所影響。當一般民眾組成利益團體的人數愈多時，政府制定之最適污染標準將愈趨於嚴格，尤其全體民眾組成一共同利益團體時，最適污染標準值將與未收受政治獻金時之數值相等。然而一般而言，政府所制定最適污染標準值卻是較有利於廠商。 /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interest groups use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to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 optimal control policy of pollution. We find that both the optimal control of the pollution and the amount of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are affected by the weight that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puts on the social welfare and the population. When the weight is larger, the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of interest groups will become smaller. Secondly, the more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pollution, the more strict the optimal control of the pollution will be. Moreover, in general, the optimal control of the pollution tends to favor the manufacturer.

政府制訂政策時往往有許多考量，尤其是面對外人直接投資時，政府的政策規範常會因為國內發展情況不同而有所調整，本文嘗試站在政府的角度，以兩種情況討論關稅的訂定與開放外人直接投資的決策。首先，我們以Grossman ＆ Helpman (1994) 之政治獻金模型為架構，考慮兩國廠商各種遊說的情況，藉以訂出最適關稅。我們發現，政府將會選擇兩國廠商一起遊說。其次，我們考慮本國政府可以開放外國廠商進入本國直接投資，同時我們假定外國廠商擁有技術優勢，進入本國直接投資後，對本國廠商會產生一技術外溢效果 (Spillover effect)，使得本國廠商邊際生產成本下降。最後，我們比較上述兩種情況之下之政府效用大小，並發現本國政府越重視國內福利相較於政治獻金時，將會傾向開放外人直接投資。 / Since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can choose the optimal policy instrument to maximize the social welfare,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a domestic government sets the policy abou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beginning, we use Grossman ＆ Helpman (1994) political contribution model to endogenize tariff policy in a duopoly composed of a domestic firm and a foreign firm, where both firms affect the domestic government’s tariff policy via their contribu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will choose both the domestic firm and the foreign firm apply contributions. Then, we consider a spillover effect when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decides to let the foreign firm with superior technology undertak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inally, we compare the government’s utility in the two situations above and find that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tends to open FDI when it puts much weight on the social welfare.

政府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往往會受到利益團體影響。我們藉由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所發展的政治獻金模型為架構，討論在國內生產具有負面外部性的情況下，政府決定是否開放具有生產優勢的外國廠商進入本國生產的決策。我們發現開放外人直接投資與否，受到政府對社會福利重視的程度所影響。在政府極端不重視社會福利且生產完全無生產技術外溢時，政府將不會選擇開放國外廠商進入本國投資，而一般情況下，當市場規模夠大且政府重視社會福利有一定程度時，生產時所造成的負面外部性愈大，本國政府將傾向不開放外國廠商進入本國直接生產。 / Since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can makes its choice between alternative policy instruments to maximize its’ welfare,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a domestic government makes the policy abou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political contribution model. It shows that opening FDI or not is affected by the weight that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puts on the social welfare. We found that domestic government tends not to open FDI when it puts little weight on the social welfare. In this case that the weight and market are large enough,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tends to open FDI as the pollution externality increases.

本文採用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所建立的政治獻金模型為架構，來分析國內外廠商如何透過政治獻金的捐贈，以達到影響政府對於貿易管制政策中關稅或配額政策的偏好，進一步我們可得出關稅與配額等價性成立與否之結論。本文研究發現，首先，在兩國廠商皆無政治獻金遊說的情況下，關稅與配額等價性的命題不會成立。其次，在兩國廠商有政治獻金遊說的情況下，除了一個特例的情形外，本國政府均會偏好採用從量關稅政策，此時，關稅與配額等價性的命題將無法成立。 / This paper applies the original model of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and analyzes how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firms may influence the incumbent government’s choice of trade policy via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Besides, we can examine whether the arguments for the equivalence of tariffs and quotas, may in fact hold or not given the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It is shown that in the case of no campaign contributions, the equivalence of tariffs and quotas will not hold. Furthermore, when the firms in the two countries lobby by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will adopt a tariff policy except some special case. Then the equivalence of tariffs and quotas will not 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