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的發展已從傳統的撤除邊界措施演變至以國際競爭為重心的市場開放。「市場可競爭性」的政策理論顯出貿易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衝突，為後鳥拉圭回合時期全球市場亟須面對的重要議題，尤以反傾銷法為然。 本論文旨在以競爭法之角度，探討反傾銷法與競爭法之互動關係與其調和之道。首先，反傾銷法的正當性基礎將自經濟學、法律學及政策面的層次予以檢視。其次，反傾銷措施的反競爭效果及其與反托拉斯法的緊張關係為論述重點。再者，反傾銷程序對競爭因素之考量、區域性貿易協定以競爭法取代反傾銷法之實證及多邊貿易體系下的整合方案，皆將依序加以分析與評估。末則就我國反傾銷法與公平交易法之調和及反傾銷政策之定位提出個人建議。

低放射性廢棄物的最終處置是我國目前面臨的棘手公共問題之一，縱使政府於2006年制定出「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作為選址依據，但至今選址業務推動仍然窒礙難行。為解構此政策難題，本研究共提出三個研究問題：一、選址草案在立法過程中有什麼爭議？最終選址條例運用哪些政策工具處理低放核廢問題？二、選址條例在執行過程中民眾如何看待選址所遇到的難題？又提出什麼樣的建議方案？三、綜合上述多元利害關係人對於選址條例的意見陳述，顯現出我國的政策過程存在哪些侷限？分析過程中，研究者以Elmore所提的四種政策工具為分析架構，探究此四種工具在選址條例中之運用情形與爭議。研究結果發現，最初行政政院版選址草案僅運用到強制規範、誘因、能力建立此三種政策工具，最後立委堅持新添入具有系統改變工具概念的地方性公投機制。除此之外，草案於立法審查過程中，另三種工具也發生爭議討論，強制規範概念的選址準則便被批評行政裁量範圍過大、忽略台灣獨特脈絡、缺乏課責機制。誘因概念的回饋金被詬病規劃過於模糊粗糙。能力建立概念的傳遞資訊與回應民意部分，則是在立委要求下明訂對全國民眾公佈資訊與回應提問的方法。將此立法審查爭議對照於民眾所提之意見，發現部分民眾意見其實立委也曾提出要求討論，可惜當時並未被採納，甚至是忽略。由此顯現我國目前代議政治之缺失，即民意代表並無法在政策制定過程全然地反應民意與調和真實社會的多元價值觀，導致所制定之政策與現實社會脫節，無能順利執行。為解決選址爭議，研究者彙整民眾意見提出之建議如下：坦誠公佈處置場與回饋金的負面影響資訊、藉由公正第三方舉辦雙向溝通的討論會、賦予民間組織監督處置場的權力、交代清楚選址條例與原住民基本的衝突關係等，以消弭當地居民的鄰避情結，促進選址政策執行。另外，為彌補現今代議政治之缺失，建議往後於選址政策的修訂或決策過程中，能援引更多元且富創新的途徑獲取廣泛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使得選址過程能更臻民主精神，而選址結果也更能被民眾所接受。

本研究以ECFA政策作為探討之個案，探析主要負責行銷政策的陸委會與經濟部如何運行政策行銷以協助政策的推動，並於過程中面臨到哪些難以解決的限制與問題。研究發現，兩部會透過民調、座談說明會與出席立法院會等方式進行政策調查分析與行銷評估回饋，依靠政策專業與經驗擬定行銷策略並透過廣告文宣、網路資料與活動、公關機制及各式面對面宣傳活動來行銷ECFA。但在過程中，遭遇到組織環境面與分析執行面上的限制，突顯我國政府在進行政策行銷時仍有多項問題有待解決。因此本研究的結論認為，政府於政策行銷時，重點在於（1）提升其行銷論述能力；（2）應對公共資訊傳播的競爭；（3）能揉合政策專業與經驗並學習企業行銷專業能力以建立適合於我國的政策行銷模式。 總體來說，本研究透過政策行銷理論文獻與政府實務政策作為的整理與分析，將應然面與實然面作比較，一方面倡議學界能夠換個角度、集中思考如何建立適合政府政策行銷的模式；一方面也希望透過研究所得替政府挖掘行銷上的問題，並思擬應對方向。

位於北歐的瑞典以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與開放包容的形象所聞名於世，故自二戰以來，便持續地吸引著外來移民向瑞典移入。瑞典分別於1995年加入歐盟與2001年加入申根區，在人民有自由移動權利之歐盟原則與開放國界邊境之《申根公約》的情況下，瑞典將必須面對更多的外來移民。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中東地區的動亂導致每年向歐洲國家尋求庇護的難民持續地增加，並因此形成了歐洲難民危機，若以2016年難民獲准庇護的人數並透過各國總人口之人均比例加以觀察，瑞典乃位居各成員國之冠。直至今日，在瑞典全國具有外國背景之人口已約占總人口五分之一，惟如此眾多的外來移民能否順利地融入瑞典社會與當地人民能否接納外來移民，這都將會是個很重要的課題與挑戰。 本研究以多元文化主義為研究途徑。多元文化主義強調在一個國家或社會內部中的各類民族或族群應能保留其獨特的文化特色，而彼此之間乃立基於平等的立場，相互尊重與和諧共處，其不僅僅是一種理念，同時也是國家或政府對於國內少數族群的具體政策執行。故本文即透過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來探討瑞典的移民政策有何特色，而能夠促使外來移民向瑞典產生移民的行為。最後，本研究發現瑞典的移民政策於二戰以來至2016年為止，在以追求多元文化主義為理想之下，並未有劇烈性的變革，且若依瑞典國內政治與社會對於外來移民的態度而言，其政策方針與執行規劃乃是優於其他歐盟成員國的。 / Located in northern Europe, Sweden is known for its impeccable social welfare system and an open and inclusive image, so it has been attracting immigrants to Sweden since World War II. Sweden joined the EU and the Schengen Area in 1995 and 2001 respectively. Under the EU principles that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be free to move and the Schengen Convention that led to the removal of border controls between countries, Sweden will have to face more immigrants. In 2010, the Arab Spring outbreak that the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resulted in more and more asylum seekers i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us forming a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On a per capita basis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countries, Sweden has taken in far more refugees granted asylum status i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 Until today, the population with a foreign background has accounted for about 1/5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Sweden, but it will be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challenge whether so many immigrants can smoothly be involved in the Swedish society and local people can accept immigrants. This study takes multiculturalism as the research approach. Multiculturalism emphasizes that various nationalities or ethnic groups should be in a position to retain their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a country or society and they are based on the position of equality, mutual respect and harmony. It is not just a concept, but also the specific executive policy of the national or government for ethnic minorities. Therefore,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wedish immigration policy to promote immigrants to Sweden through multiculturalism. Finally, this study finds that Swedish immigration policy has not a drastic change betwee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2016 in the pursuit of multiculturalism as the ideal. And according to the Swedish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social attitudes to immigration, its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is better than any member state of the EU.

2014年10月環保署實施「細懸浮微粒(PM2.5)」，教育部於開始實施「校園空氣品質旗幟宣導試辦計畫」。2014年至2016年10月主要參考空氣污染指標(PSI)以及細懸浮微粒(PM2.5)指標併陳，依據每日不同狀況升起不同顏色的旗幟，主要目標係強化校園師生對空氣品質的重視，藉由旗幟示警的功能，進行健康防護作業，進而提升校園師生對於空氣品質有更正確的知能。然而，在執行過程中，還需要主管環境教育的環保署共同治理，以及地方政府機關善用自治權使執行成效提升，並且需要學校的能動性，才能使空品旗計畫成效加倍。 基此，本研究主要探討中央部會(教育部與環保署)如何推動空品旗政策？地方政府(台中市、雲林縣、嘉義縣)如何執行空品旗政策？學校單位又是如何執行？上述單位在執行過程中面臨的各種問題為何？並試圖釐清相關機關之間的權責關係，進而提供政策的改善建議方向，嘗試找出影響執行的各種因素，並反饋回政策問題核心，希望藉由空品旗的執行，能更切中環境教育的本質並且達到環境永續的目的。 本研究發現該政策屬於「由上而下」的執行模式，並且分為三個層次，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執行，再由地方政府權責辦理至所屬學校機關，最後由學校單位內部落實。過程中面臨行政整合的難度，包含中央政府共同治理的問題以及地方政府自治權的應用，並且環境教育本身屬於環保署業務，而空品旗計畫屬於教育部辦理，在資源以及資訊的協調上，環保署應主動積極協助教育部執行，然而，本研究發現行政機關反而因為權責疆域界線而容易處於被動消極的處置方式。空品旗政策必須倚賴各單位之間的跨域治理，提高各個環節的能動性，才能使政策目標發揮價值。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3261号 / 人博第976号 / 新制||人||231(附属図書館) / 2020||人博||976(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相関環境学専攻 / (主査)教授 佐野 亘, 教授 浅野 耕太, 准教授 見平 典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地球環境学) / 甲第17843号 / 地環博第110号 / 新制||地環||22(附属図書館) / 30658 / 京都大学大学院地球環境学舎地球環境学専攻 / (主査)准教授 森 晶寿, 教授 劉 徳強, 教授 植田 和弘, 教授 小畑 史子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本研究では、近年登用が進んでいる自治体幹部として登用された人材の意義と役割に注目した。条件不利地域に立地する中小規模の基礎自治体を対象として、自治体外部登用人材の意義と役割という視点から外部登用人材の有効性及び自治体行政のあり方を考察し、地域の持続的な成長のためには自治体における外部人材登用の枠組みが必要であること、自治体における外部人材登用を支える人材育成の枠組みが必要であることを主張した。 / 博士(政策科学) /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Policy and Management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4251号 / 人博第1056号 / 新制||人||247(附属図書館) / 2022||人博||1056(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相関環境学専攻 / (主査)教授 佐野 亘, 教授 小畑 史子, 准教授 見平 典, 教授 森 裕亮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Benabou與Ok 提出POUM理論架構以分析民眾流動性預期以及重分配政策偏好之間的關係，渠等指出人們即便目前的社經地位低於社會平均，但如果預期將來自己會向上流動到高於社會平均，則這股向上流動的預期會削弱他們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同樣的，Piketty認為人們在成長過程的經歷會影響到他們成年後的重分配政策偏好；也因此人們目前的重分配政策偏好，是受到他們過去的流動性經歷以及未來的流動性預期所形塑。本研究利用TEDS2013年面訪資料庫，以敘述統計與二元羅吉斯迴歸分析臺灣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是否受到他們的流動性認知所影響，經過實證分析後，有下列幾個研究發現：第一，臺灣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會因政策不同而不同。第二，有樂觀的流動性認知者的確較反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第三，個體層級的流動性預期較總體層級的流動性預期更具影響力。第四、和流動性經歷相比，流動性預期的影響力較具有邏輯與一致性。這些發現有助於將來臺灣更多研究來檢視POUM理論以及流動性認知與重分配政策偏好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