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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灣社會當中掀起了一股「台客文化」熱潮，不但有越來越多人以「台客」自稱，亦有「台客」為名的書籍出版、以「台客」為名的活動舉辦，形成了一股文化「台」風，本文探究「台客文化」之社會想像的形成及其文化意義。 「台客」這個詞彙最早起自於50年代，外省人嘲笑講國語不標準的本省人是「台客」，近年來則又在青少年次文化場域中興起，指著穿著打扮很俗氣、不入流的人，多半帶有鄙視的意味。不過，2005年八月，歌手伍佰、陳昇等人舉辦「台客搖滾」演唱會，翻轉「台客」一詞原來的負面意涵，將「台客」視為一種「驕傲的認同」，聲言「在台灣，人人都是台客」、「台客就是台灣的文化」，帶動了社會中「以台客為榮」的「新台客」論述，以「台灣特色」形成「台客文化」的想像軸心，使得檳榔西施、歌手伍佰的搖滾樂、傳統的布袋戲……等均接合進入「台客文化」的想像中，形成了一股「台客文藝復興運動」。不同於當前「台客」的研究多半將「台客」的意義固定、本質化的處理，在觀察的取徑上，本文採用拉克勞與慕芙(Laclau&Mouffe)霸權／論述理論中的「空符徵」(empty signifier)概念作為切入此一現象的理論與方法，考察「台客」一詞意義流變的論述軌跡，如何從一個狹義的風格指稱，逐漸擴大成了一個促動關於「我們台灣」之文化共同體的想像的符號。 本文以為，使得「台客」擴大成為代表「我們台灣」的空符徵之所以可能，乃在於「新台客」論述將「台客」建構為一種得以與美、日、韓與之抗衡、代表我們台灣特色的文化想像，吸納了台灣社會流行文化語境當中長期以來始終處於哈韓、哈日、哈美而獨缺哈台的文化認同焦慮情緒以及隨之期望「哈台」的文化民族主義文化主體慾望，成為文化全球化衝擊之下，一種「本土化」力量的抗衡與反撲。另一方面，本文也發現，在「人人都是台客」、「台客就是台灣文化」這樣文化共同體的光明號召論述下，看似「眾聲喧嘩」的「台客文化」想像之中，仍有一個「主音」是被明顯合唱的——那麼便是將在過去國民黨語言政策下所壓制的遭到禁制的台語歌、布袋戲、歌仔戲，在這一波「新台客」論述中以「台客」之名重新被歡呼，一方面是針對「舊台客」論述當中的語言歧視問題藉著「新台客」的意義重整進行象徵鬥爭，另一方面亦顯露了「台客文化」的形構力量，除了相對於「全球化」的「本土化」意識之外，亦顯露了與「中國」相對的「本土化」力量，在兩種「本土化」的交錯張力之中，開啟了通俗文化場域當中「台灣性」(Taiwaness)的想像起點。

本研究擬從個人空間體驗出發，從其角度研究松山文化創意園區空間實際所帶給進入空間的消費者體驗為何。期望藉由消費者的觀點，讓我們檢視個案的角度與發現較貼切、細緻解決問題的方式。進而可以針對現況提出建議與未來的方案參考。為回應上述的研究目的與問題，在研究方法上採取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法並行。本研究結果顯示，整體空間的利用與運用的感受是正面的。空間的規劃一次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與提供休憩地方。在空間的規劃是否適當上內容是主要決定因素。例如展覽性質與空間性質不符合、過於商業化。商業空間內容占用整體空間比例過高。其次，利用空間時，是否尊重空間本身歷史與原貌的態度。 在消費空間的佈局設計發現，整體園區中利用不同空間組合、搭配與混搭。創造出空間的層次與體驗。形成不同的消費空間形式。最後，消費者對於文化創意園區的期待與想像，對空間再利用抱持積極與正面的態度。可惜的是，對於松山文化創意園區所延伸出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定位，與屬於我們的自身文化本質的討論是缺乏的。這也是未來可以再進一步深思研究的方向。 /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personal spatial experience toward Song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From the consumers’ point of view, we depict and review the actual spatial experience, so as to find out more detailed and appropriate observations for space utility.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finding can be used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mod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search object,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employs in-depth interview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t the same time. Major study findings are: 1.The overall experience of space usage is positive. 2.The space provides services and contents to meet different consumers’ needs. 3.The main concern of space evaluation depends on the space contents, for example, the feature of exhibitions is too commercial, and the proportion of space usage for the cultural related events is relatively low. 4.The space is designed for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objectives and thus creates different forms of consumption space. Overall, the respondents have positive and proac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 Song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space usage. However, we still need to keep in mind that, whether the true value behind the reused space reflects it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ual experience, is the subject to be pursued in the future.

「哈法」是一種存在於臺灣，在哈日、哈韓之外的文化現象，「哈法族」則是一群真實存在於我們生活周遭的人們，同時形成一種融入法國文化的生活風格，但每個哈法族會因其接觸法國文化的時間、所接受的文化資本與生活經驗而有所區別。故本研究根據10位受訪者的學經歷、法語程度、會消費的法國文化商品、日常生活實踐與對法國文化的看法，將其歸納為內化與外顯等兩類哈法族。 透過深度訪談的質化研究，以布迪厄的文化消費實踐理論與高夫曼的戲劇理論，分析哈法族習癖的養成歷程及所呈現的生活風格與自我形象，並探討這一個喜愛法國文化的族群，如何透過個人的各項資本，將法國文化、法國性與日常生活的各個場域相互關聯，得以實踐自己的法式生活。 研究發現將法國文化內化至精神態度中以呈現其生活風格的內化的哈法族與藉由法式符號的蒐集、儀式化行為的模仿來展示品味的外顯的哈法族，兩者雖皆是在喜愛法國文化這個共同前提下，但呈現出的仍是各具差異的消費心態，沒有一個完全趨同的哈法樣貌，亦體現法國文化的異質性。 對哈法族而言，法國文化不僅僅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經由各式各樣的管道接觸、理解、並消費，再透過日常生活實踐的過程，使其不斷構連法國文化與自我之間的意義。而哈法族的品味，最終演變為本質就是我的意涵。 / Some people who like French culture and connect it with their daily lives and show a different lifestyle. They are called “Francophiles” in this thes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practices of these people, using Bourdieu and Goffman’s theories as a research approach. Its goal is to give an insight of Francophile in terms of taste, capital, distinction and self-performing. According to the study, Francophile can be represented by two categories,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differentiated in their views of French culture, daily lives and ways of consuming artefacts from France. The first category, internalization, shows its “Frenchness” in lifestyle and mental attitude; while the second category, externalization, collects symbols of French culture and imitates ritual behaviors of French people from books, movies and mass media.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本研究先與過去十年政論節目的相關研究對話，統整出台灣政論節目的流變趨勢和研究成果。本研究繼而以 James Coleman集體層次觀點和Ann Swidler的文化社會學論點，從全新的角度探討政論節目集體收視升高與生活不穩定程度的關係。在認定「報紙」為呈現生活脈絡的較適媒體之前提下，本研究透過2004年三月到四月總統大選期間報紙議題的質化分析，分類出報紙呈現的政治不穩定程度。進而以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之方法，探索政治系統不穩定程度與政論節目在大選期間集體收視率升降的關係。 研究發現，若「體制內對抗既有政治典則和政制的事件，或非常態的政制執行事件」以及「體制外破壞政治社群的事件」這二種不穩定層次愈高的訊息，在眾多生活百態環伺的狀況下仍然被顯著呈現之時，則政論節目的收視率呈現集體上升。本研究也發現若這二種不穩定層次愈高的訊息聯合了「會影響國內政治系統的外圍不穩定事件」之訊息，則政論節目的收視率也呈現集體上升。相反的，與政論節目收視率看似密切相關的「執政當局的不穩定事件」，其實並不是讓政論節目收視率額外升高的主因。

在這高度強調「享樂」、「戀物」的年代，以西方為主導的名牌服飾，掀起了全球消費名牌風潮，眾家國際精品品牌更爭相炒熱亞洲市場，引爆「東亞」名牌消費風潮。同時除了穩固既有購買力金字塔頂端的客層，更紛紛進行品牌形象重新塑造，增添年輕、活力的元素，開發出新的潛在年輕名牌迷，更滿足了名牌迷共同追求心靈年輕年齡的慾望。在台灣，精品業者陸續在北、中、南部進駐全新精品店，加上傳播媒體大量與即時的報導時尚資訊，大大助長了名牌消費風潮。 □ 蔚為風潮的名牌消費現象，正印證了馬克思的商品「拜物」論述，在名牌服飾廣告長期和強力洗腦、品牌「崇拜偶像化」經營，使消費者容易陷入「商品崇拜」的狀態。也可印證布西亞(1993)提出的擬像概念(simulation)，精品工業便運用符號的「擬像」特質，再經由媒體的符碼轉譯，共同建構出夢幻的時尚符號。 □ 而國內迷的研究焦點，主要是媒介相關的特定內容的迷，如歌迷、影視迷、漫畫迷、電視劇迷、布袋戲迷等主題，如何迷「名牌」的相關探討付之闕如。同時，國內名牌消費相關研究焦點，在消費者部分，主要探討炫耀消費、物質主義；在精品產業部分，主要探討精品產業的行銷策略、時尚符號生產機制、精品空間塑造、仿冒品研究。本研究欲從「迷」的角度切入，把「商品拜物」、「商品崇拜」、「符號擬像」等概念再做延伸和探討，綜合心理、消費文化理論，從不同的角度描繪出名牌迷的面貌，進一步了解名牌迷、名牌與精品工業的從動關係，以及他們著迷名牌的經驗，探索名牌對於這群狂熱名牌迷的意義。

本研究基於對菸品開放進口後，台灣香菸廣告多元、快速發展的濃厚興趣，針對1987~2001年間，台灣香菸廣告由於不同年代、不同的菸品來源國與不同的品牌所呈現出的訊息內容進行比較分析，企圖瞭解1987~2001年間菸商如何形塑香菸廣告的訊息內容與台灣香菸廣告所呈現的風貌。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以1987~2001間（共15年）時報週刊所刊載之香菸廣告，共計576則香菸廣告為分析對象，結合Hofstede、Jennifer Aaker等人的相關研究中，所提出的文化特性與品牌個性概念，為香菸廣告訊息內容研究的分析類目基礎。 研究發現，香菸廣告中呈現「權力距離」、「個人主義」與「柔性作風」的文化特性，且「個人主義」與「柔性作風」有遞增的趨勢；在「品牌個性表現」方面，香菸廣告特別著重塑造個性鮮明的品牌，以凸顯產品優勢，而菸品的品牌個性則結合了消費者自我概念與社會性價值觀，研究結果發現－「能力」個性構面融合了階層地位的表徵，「高尚」、「優雅」個性構面融合了美麗、浪漫、夢想的價值觀，而「粗獷」、「活潑」、「溫和」個性構面則強調消費者的自我特質。 在「菸品消費文化」方面，香菸廣告偏好「個人消費」與「只呈現商品」的消費型態；其中，亞系與歐系香菸廣告以「抒情」為主要消費情境，美系香菸廣告則以「豪情」為主。 在「香菸廣告訊息構成」方面，研究發現－亞系香菸廣告中的溝通修辭偏高脈絡，歐系與美系則偏低脈絡；廣告目的以「塑造品牌個性」為主，廣告訴求則以「價值表現訴求」為主要之訴求策略；再者，香菸廣告偏好直接包裝菸品，因此，主角性別的運用受訴求對象影響，且多選用不知名的俊男美女模特兒作為廣告主角，而不同品牌的菸品多傾向採用不同的廣告色彩來凸顯其品牌個性。

伊斯蘭教入華一千三百多年來，其顯著的適應性與適應能力在歷史進程中獲得彰明。其一為其對於他文化—中國文化的適應力，中國穆斯林成為中國儒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雙重載體，於此乃擴充了伊斯蘭於中國發展延續的可能時空。其二為其振聾發聵的適應動能，每當伊斯蘭勢衰受挫時，中國穆斯林總會發起文化復興運動以振衰起敝。中國穆斯林文化復興運動與伊斯蘭教的適應性實為一體兩面，欲深究中國伊斯蘭教或穆斯林史，此議題不能不探。 迄今為止，中國伊斯蘭教／穆斯林史上曾出現三波穆斯林文化復興運動的高潮—第一波為明末清初「學人寥落、經文匱乏」、「慨道不大著、教恐中湮」之際所起的回回「文藝復興」；第二波為清末民初國勢不振，民族自信低沈之時，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一環所起的「穆斯林新文化運動」；第三波為一九七Ο與八○年代之際飽經反封建鬥爭與文革宗教壓抑後的宗教低迷氣氛中所起的「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筆者所稱）。值得留意的是，此三波文化復興運動均藉由改良式伊斯蘭教育為途徑與內涵以竟其功—第一波：經堂教育，第二波：新式回民教育，第三波：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筆者所稱）。其中第三波由當代回族主導、正方興未艾推進中的「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事關中國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少數民族未來發展前景，但學界卻尚未有人深入探究，因此筆者乃率先投入此十分重要且有幸躬逢其時的課題研究中，並以位居當代中國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核心且居領導地位的蘭州地區作為研究場域。 「文化復振／復興運動（revitalization movement）」乃指文化在不斷適應其境遇的變遷歷程中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動理現象。最早提出「復振運動」一詞的安東尼．華萊士（Anthony Wallace）為其所下定義是「社會成員的一種蓄意的、有組織的、有意識的努力以建構更滿意的文化」； 並指出復振運動非罕見現象，而是人類歷史上反覆出現的特徵，同時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當代蘭州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即符合上述定義與界說，並且屬於復興運動中的「本土運動」類型。在林頓（Ralph Linton）的定義中，本土運動乃指兩個文化接觸時，某一文化的部分成員因外來文化的壓力，企圖保存或恢復其傳統文化的若干形相之有意的及有組織的行動。 易言之，本土運動即為文化接觸變遷衝擊下所產生的一種重整反應；此種反應則常因接觸的屬性、不同的文化結構與特殊的處境而有各種不同的表現，而這些不同的表現乃是藉以瞭解文化歷程最重要的材料。 以伊斯蘭文化為本的穆斯林社會可說是中國大社會中的小社會，以「本土運動」的視角，研究「社會中社會」及其文化對外來文化的重整反應，自具有重要而特殊的現實意義與學術意義。 本論文乃以蘭州市為經，以當代「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為緯，以回族伊斯蘭教育（即復振運動的主要路徑與內涵）—為觀察核心，自民族學視閾來探究回族伊斯蘭教育多元變遷與發展的特色和意義，並自其展變遞演中分析回族的社會文化適應問題，並以此為視窗進而分析西北都市回族「族」、「教」邊界消長、族群意識與認同之動態變遷與內在意涵—從中釐清與詮釋當代蘭州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與回族伊斯蘭教育之間的互動理路與意義及其前景；也再一次梳理伊斯蘭與穆斯林民族在中國社會中的適應機制、功能與角色。 伊斯蘭教育積極尋求適應不斷變遷的社會文化場景的主要目的，往往在於促進穆斯林文化的振興，進而促進族群意識的強化、鞏固族群內部的認同，並進而促進穆斯林族群的發展。回族主導的蘭州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跨越不同性別、年齡、職業、階層與地域，帶動了當地穆斯林文化復興的熱潮，而其若與歷史上的經堂教育、新式回民教育相較，則明顯掌握了新優勢—其型式、途徑、內涵與參與者均更為多元，也擁有新條件（回族的族、教雙重身分、意識與認同）與新資源（新科技與新媒體），但卻也存在威脅與隱憂—穆斯林群體內部的衝突、官方對宗教發展的疑慮以及復振運動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等。此外，從歷史視角進一步觀察蘭州回族伊斯蘭教育的變遷，可發現其呈現「與時遷移，應『境』變化」的適應意義；歷史上與當代的蘭州穆斯林在不同歷史階段中不同「身分」的轉換與變遷（回回／回民／回族）下所開展的伊斯蘭教育均為結合了「傳統內涵」與「當代特色」的文化適應的產物。 在今日蘭州回族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的各個場域—伊斯蘭教經學院、新式經堂教育、伊斯蘭精銳與基層女學、各類社區阿文教育班、民族幼兒園、穆斯林民辦刊物、穆斯林網站與穆斯林圖書館等均可見伊斯蘭與穆斯林民族再一次展現文化復興、振衰起敝的適應企圖與能力，而筆者試圖釐清的不僅是穆斯林文化復振前景的走向，更重要的是，從中歸納分析「本土運動」視角下回族等穆斯林族群的文化變遷與重整動能、機制、歷程與社會文化適應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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