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參與觀察及深入訪談兩種研究方法，以後現代及迷研究的相關理論為出發點，試圖分析： （一） BL衍生迷文本創作者及讀者的形成原因及條件為何？ （二） 藉由參與觀察及深入訪談，描述（describe）並辨識（identify）BL衍生迷文本創作者／讀者的本質，探討其迷的現象？（what？）、如何迷？（how？）、為什麼迷？（why？） （三） 進一步分析BL衍生迷文本作／讀者從事迷文本的意義，及從事迷文本創作／閱讀時的愉悅為何，是逃避性／生產性的愉悅、或是其他未被提及的愉悅？ 以外顯而言，BL衍生迷並沒有統一、絕對能區辨的特徵，迷對BL衍生的喜愛以其他行為表現，如創作、購買迷文本及與同好討論，在匿名環境、隱秘性高的網路上，可以找到許多BL衍生迷聚集的空間，而他們會有所謂「一般禁」的自主規制，希望不了解BL衍生的人不要進入及觀看相關內容。因為觸及到性別及道德層面，因此與其他「迷」不同，BL衍生迷對不了解BL衍生文化的人通稱為「外人」或「一般人」，通常不願意讓身邊的家人或好友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公共場合提起相關話題時也相當隱諱，也就是所謂的「一般禁」。 受訪者則是因喜歡故事中描寫男性角色間之友情或衝突的場面，而開始有閱讀或創作BL衍生的意願。至於BL衍生與原作之間喜愛程度的關聯性，多位受訪者表示她們是否閱讀、創作BL衍生，與是否喜愛原作其實並無一定相關性，甚至對衍生作品的喜愛程度勝於原作。 BL衍生迷外在行為包括購買、創作及閱讀BL衍生迷文本、參與同好團體與聚會。針對曾有從事創作及出版同人誌經驗的受訪者，深入了解是否曾由商業出版社出版過原創的BL作品或是否曾經考慮過以從事BL創作為職業時，受訪者多對環境不穩定抱持悲觀的態度。目前多數受訪者選擇先透過不需透露自己身份的網際網路如BBS、相關WWW網站認識同好，進一步深入認識後可能會以電話、E-mail或其他方式相約見面。還有些會選擇加入相關的社團，如漫畫社，從社員中找尋同好。內在行為方面，受訪者以「萌」來表達對BL衍生的喜愛程度及興奮情緒。受訪者在接收到原作中的男性角色間表達友情或衝突的場面時，容易產生「萌」的情緒，進而去尋求能更表達出角色之間關係糾葛的BL衍生作品閱讀、或產生創作BL衍生作品的靈感、及與同好討論等上述外在行為。 部份受訪者對「過度」一詞表示不舒服的態度，研究者本身也開始對「過度」一詞在迷研究使用是否適當表示懷疑。迷並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是「過度行為」，本研究中的受訪者在「區辨」自己是否為迷、或區辨其他迷與自己的不同時，多採用消極地態度隱瞞或否定自己是「迷」、是「腐女子」。 進一步再探討時可發現： （一） 讀者積極的誤讀與玩弄 本研究中試圖了解的BL衍生迷有多數堅持以「忠於原作」為他們閱讀或創作BL衍生迷文本的選擇標準，他們延續著原創劇情發送人所製造的訊息，而從中創造出愉悅，甚至回過頭來解讀原作的生產者，認為迷文本的一切創作線索，皆奠基於作者提供的所有線索，不認為自己顛覆了文本。也有受訪者認為，原作是有意識地與閱聽人共同玩弄虛構。 （二） 對「男性情誼」過度想像的愉悅。 承上，BL衍生文本是此族群在接收原創劇情內容時，對男性角色間關係的過度想像，無論是正面的友情或負面的仇恨衝突，BL衍生迷都將原作中欲表達男性情誼的劇情認為是愛情關係的「曖昧」，而從訪談中可發現，BL衍生迷了解這些純屬非現實的想像，也認定這種從曖昧關係想像延伸出的BL衍生文本，與同志文學不同，而不斷在不同原創作品中尋找、分析、創作及閱讀曖昧關係，正是此族群迷行為的實踐。 BL作品是女性對「理想男性情誼」的想像出發的作品。創作及閱讀BL及BL衍生作品不涉及性向認同，創作者也多為喜愛異性的女性，多因為欣賞及喜歡男性，希望能與男性擁有平等地位，才能對男男產生想像。

過去「迷」的研究，對象是以大眾文化迷為主，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小眾樂迷中的爵士樂迷，針對爵士樂迷與爵士樂文本的三種互動方式：聆賞爵士樂、消費爵士樂唱片與生產延伸文本創作進行研究，分別探討三種外在行為的內容細節，及其對於爵士樂迷的內在意義。 在聆賞生命史的部分，爵士樂迷將爵士樂視為一種必須深入鑽研的學問，同時也主動學習知識、蒐集資訊；樂迷將理解抽象、前衛的爵士樂表達視為一種挑戰與使命，並且在超越之後得到挑戰成功的喜悅。研究者發現，受訪的爵士樂迷皆是擁有較多文化資本的社群，累積爵士樂知識也是累積文化資本的過程，但是其知識並非由家庭培養，而是靠自己學習。爵士樂迷的文化資本則可以幫助其在樂迷社群中獲得聲望與信譽，並且有可能轉化為其他的社會資源。 在消費的部分，研究者整理了一套爵士樂迷的唱片消費行為，發現爵士樂迷在消費行為上相當地積極、主動；在投入的時間與金額上，則呈現過度的特質。多數受訪爵士樂迷都有超過一千張的唱片收藏，並且有部分樂迷為了收藏的完整而重複購買，反映了符號消費勝於商品實質的特色。爵士樂迷的過度消費行為反映其價值觀，爵士樂迷也因為自我的過度著迷，遂以理解的心態看待其他的迷社群。 在樂迷社群集結的部分，社群能夠使樂迷互相討論、交換資訊，也部分改變樂迷的消費行為，雖然對內在聆賞的部分影響有限，但是多數樂迷都對樂迷社群的集結抱持正面的看法。在延伸文本創作的部分，樂迷的創作動機：私人方面為抒發聆賞的感想、使自己在社群中被區辨、認同；公眾方面則希望建立中文化的爵士資料、並培養樂迷社群成為一個積極的討論空間。延伸創作有聆賞心得寫作、樂評、側標寫作以及廣播節目製播等，不論何種形式，閱聽眾的回饋都十分重要。

為瞭解不同國籍（台灣、日本）大學生網路沈迷行為與人口變項（年級、性別）、網路使用行為（有無自己電腦且有無連線、常上網地點、上網環境、使用時間、有無網友）、網路使用活動及上網動機的關係，乃以大學生490人（台灣大學生321人、日本大學生149人）為研究對象，經採用個人基本資料表、網路使用問卷、中文網路成癮量表等研究工具，獲得所需資料，再以Pearson積差相關、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雙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等的方法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 1台灣大學生的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顯著的比日本大學生多。 2國籍不同之大學生，年級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3國籍不同之大學生，性別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4國籍不同之大學生，有無自己電腦且有無連線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5國籍不同之大學生，常上網地點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6台灣大學生，上網費用花費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存有正相關的關係。 7日本大學生，上網費用花費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存有負相關的關係。 8台灣大學生，塞車程度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存有正相關的關係。 9日本大學生，塞車程度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並沒有相關的關係。 10台灣大學生，上網隱私性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存有正相關的關係。 11日本大學生，上網隱私性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存有正相關的關係。 12台灣大學生，上網受到干擾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存有負相關的關係。 13日本大學生，上網受到干擾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存有負相關的關係。 14國籍不同之大學生，上網時間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存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15國籍不同之大學生，有無網友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16台灣大學生，網路使用活動（E-mail（傳遞色情類的檔案或圖片）、E-mail（傳遞色情類之外的東西）、一對一交談（色情類的話題）、一對一交談（色情之外的話題）、隨意瀏覽WWW（色情類）、隨意瀏覽WWW（色情之外）、在BBS的討論區或News group裡閱讀或張貼文章（色情類）、在BBS的討論區或News group裡閱讀或張貼文章（色情之外）、搜尋特定主題的資訊（色情類）、搜尋特定主題的資訊（色情之外）、下載（色情類）、下載（色情之外）、MUD、網路麻將、虛擬賭博、線上拍賣、購買）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存有正相關的關係。 17台灣大學生，網路使用活動（玩股票、線上多人交談（色情類的話題）、線上多人交談（色情之外的話題））與網路沈迷行為間並沒有相關的關係。 18日本大學生，網路使用活動（E-mail（傳遞色情類之外的東西）、一對一交談（色情類的話題）、一對一交談（色情之外的話題）、隨意瀏覽WWW（色情類）、隨意瀏覽WWW（色情之外）、在BBS的討論區或News group裡閱讀或張貼文章（色情類）、在BBS的討論區或News group裡閱讀或張貼文章(色情之外)、搜尋特定主題的資訊（色情類）、搜尋特定主題的資訊（色情之外）、下載（色情類）、下載（色情之外）、線上拍賣、購買)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存有正相關的關係。 19日本大學生，網路使用活動（E-mail（傳遞色情類的檔案或圖片）、線上多人交談（色情類的話題）、在BBS的討論區或News group裡閱讀或張貼文章（色情類）、MUD、網路麻將）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並沒有相關的關係。 20台灣大學生，上網動機（打發時間、替代傳統書信、打電話聯絡方式、結交異性的朋友、結交興趣相同的朋友、可以藉此感受到他人關心、可以對眾人發表自己的意見、尋求他人對自己意見的支持、可以將平時自己隱藏的另一面表現出來、在孤獨時利用網路找人陪、追隨目前的流行話題與事件、可以避免面對面談話時的尷尬、資訊傳佈很快速、滿足好奇心、可以不具真實的身份，暢所欲言、尋找刺激、處理生理需求）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存有正相關的關係。 21台灣大學生，上網動機（不需跑去外面，立即可以搜尋資料）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並沒有相關的關係。 22日本大學生，上網動機（替代傳統書信、打電話聯絡方式、結交異性的朋友、結交興趣相同的朋友、可以藉此感受到他人關心、可以對眾人發表自己的意見、尋求他人對自己意見的支持、可以將平時自己隱藏的另一面表現出來、在孤獨時利用網路找人陪、追隨目前的流行話題與事件、不需跑去外面，立即可以搜尋資料、可以避免面對面談話時的尷尬、資訊傳佈很快速、滿足好奇心、可以不具真實的身份，暢所欲言、尋找刺激、處理生理需求）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並沒有相關的關係。 23日本大學生，上網動機（打發時間）與網路沈迷行為表現間並沒有相關的關係。 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針對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及未來研究等三方面，提出數點建議，以供後續研究與預防大學生網路沈迷行為表現方案規劃的參考。

消費社會的今日，歌迷俱樂部此社群認同意識的建立，以及流行音樂工業，尤其是唱片工業對於歌迷俱樂部有形與無形的影響。希望呈現歌迷俱樂部形成之後成員主動參與加上流行音樂工業的影響，歌迷俱樂部的認同所產生的愉悅，以及歌迷俱樂部對流行音樂工業的反抗。 本研究認為歌迷俱樂部的儀式成為儀式的原因即是其中有情感交流與意義的產生，都是經由歌迷俱樂部象徵物或行為來表示，並非直接說明或宣告。透過這些儀式，成員相互之間建立了言語所不能表達的情感，也透過這些儀式，歌迷俱樂部的社群認同可以更加鞏固。偶像歌手與這些儀式行為構成象徵物，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歌迷俱樂部的成員想要獲得的象徵意義以及想要傳達的象徵意義。象徵性的意義經由社群的儀式行為，創造了可具體使歌迷結成俱樂部並生存的社會空間，俱樂部的成員分享對偶像歌手的共同信念，且對於歌手的標示與著迷，顯出其與主流文化即與其他不同歌手的歌迷俱樂部有所區別，此種群體認同的運作，使其建立此社群的次文化地位。 還有雖然歌迷俱樂部有選擇的自由，但歌迷俱樂部的社群認同形成，就是唱片工業劃定了選擇範圍，塑造出易於讓閱聽眾喜愛的歌手形象，運用媒體強化認同。歌迷俱樂部的社群為滿足成員的需求，也為了歌迷俱樂部的生存，不得不與唱片工業有所接觸，但又必須面對唱片工業營利為主的考量，常使歌迷俱樂部的幹部感到相當無奈。因為製造偶像歌手的流行音樂工業，乃依照閱聽眾喜愛的形象來塑造出來，基本上有許多相似之處。而當歌迷俱樂部選擇了某位歌手而成為其中一員之時，不只在意識型態上受到流行音樂工業所控制，也使得歌迷俱樂部的成員在行動上為了所喜愛的偶像歌手，必須與流行音樂工業配合與妥協，仍受制於流行音樂工業。 最後是歌手與歌迷俱樂部的會長或幹部的關係，以及歌手對待歌迷俱樂部成員的態度，會影響唱片公司對於歌迷俱樂部的方式。如果歌迷俱樂部的會長或幹部本身與歌手的私交很好，歌迷俱樂部的有些事務則無須透過唱片公司傳達，而是直接與歌手溝通，更有利於事務的推動。歌手如果較重視歌迷俱樂部的成員，也會使唱片公司比較重視歌迷俱樂部成員的需求，例如對歌迷俱樂部在活動上或經濟上的援助。歌迷俱樂部有足夠的組織性，使歌迷俱樂部可以更強大，應該就常常會有一些媒體報導此歌迷俱樂部。其實本研究發現大多數的歌迷俱樂部的組織性相當薄弱，有的空有組織之名卻無組織之實，有的甚至沒有組織性，因此難有產生任何力量抵抗流行音樂工業。當歌迷俱樂部具有組織性時，流行音樂工業較不敢忽視其影響力及傳播力。

當某一個人或某一部機器告訴我們一件以前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時，我們就得到了消息（Information）。嚴格地說，任何一項傳達的動作（Communicative acts），只有在它能減少我們對某一件事物的無知或不確知狀態（Ignorance or uncertainty）時，才會帶給我們消息。假定我們投擲一個兩面都是人頭的銅板，在它未著地之前，我們已確知它的答案了，因此縱然觀察到這個動作的結果（Out come），也無任何消息可言；假定我們所投擲的銅板，一面是蘭花，另一面是梅花，則它在未著地之前，我們無法預知向上的一面到底是蘭花，或者是梅花，我們就有某一程度的不確知狀態（Some degree of uncertainty）。當我們觀察其結果，原有的不確知狀態就消失了或減少了。也就是說，我們得到了消息。 從這個觀點，消息之所以發生，乃在於我們預先存有某一程度的不確知狀態。而所謂消息量，就是指不確知狀態所減少的量。因此，就量而言，這兩個概念－消息與不確知狀態－實在是指同一件事情。 Sha nnon(1948) 定義不確知狀態的量（Amount of uncertainty）為： U=-πPi 1og2 Pi， 其單位為bit。 U是不確知狀態的測量（Measure of uncertainty）。 Pi是屬於 i 組之訊號將會發生的可能率。 藉此公式，我們可以把消息加以數量化（Quantification）。 在心理學上，刺激與反應的歷程，比之傳達理論（Communication Theory）中輸入與輸出（Input and output）的歷程是頗為吻合的。我們可以把它們看成各有一個消息空間（Information spce），也就是說各有一組可供選擇的事物，互斥並各有其發生的可能率。（A set of alternatives,mutually exclusive events,with a probability assigned to each of them） 假如消息的概念對人類的行為是有意義的，則在任何抉擇的情境（Choice situation）中，可供選擇之事物的數量（Number of alternatives）對於行為必定有很重要的影響。例如我們想知道被試對某一刺激的反應有多快；他認清一刺激的準確性有多高；及在刺激消失了幾分鐘後，他還能正確回憶的可能率有多大（How quickly a subject will respound to a stimulus, how accurately he will identify a stimulus, how likely he is to remember a stimulus correctly a few minutes after its disappearance）。這些問題不但刺激的性質所影響，同時也要看所可能出現的刺激（或反應）有多少，以及各刺激（或反應）出現的可能率有多少。換句話說，上述的各種測量都與被試的不確知狀態有關。（G．A．Miller,1956;Broadent, 1958） 另一方面，假如我們希望不同程度的不確知狀態或消息量對人類行為有意義，則首先我們必須能表明出整個消息空間，亦即指出所有可供選擇之事物的數量。不確知狀態的量若為無窮，或無法表明（infinite or unspecified），則為無意義。（Cane and Horn, 1951） 從以上的論述，我們知道不確知狀態的概念意含抉擇或辨認（Choice or discrimination）。因此在任何涉及抉擇或辨認的行為情境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對不確知狀態的測量。無疑的，大部份的學習都包含抉擇或辨認的歷程，故只要能指出有多少可供選擇之事物，則反應前不確知狀態的程度必然是學習的一個重要變數。 在一般語言學習（Verbal Learning）的實驗中，我們通常呈現給被試一列表的項目（a list of items），讓他重覆看過幾次，然後要他依項目次序預測下一個將出現的項目，如串系學習（Serial Learning）；或者是要他對出現的刺激字做正確的反應，如配對聯結學習（paired-associates Learning）。被試所可能做的預測（Anticipation）或反應，必定取樣自某一消息空間（Sampling from an information space）。這個消息空間乃由所學習列表中的可能反應所形成。因此，從被試的觀點，其每次做預測或做反應之前，必有某一程度的不確知狀態，此與消息空間有直接的關係。故消息量無疑是語言學習中的一項重要變數。 Riley在1952年利用配對聯結的方法研究在不同情境下的學習。他以八個不同的無意義音節（Nonsense syllables）為刺激字，令被試以預測的方式學習另外八個與原來刺激字各自相對的反應字。他把被試分成三組。在第一組中，如果被試所預測的反應字是不正確的，則一個正確的反應字就顯現出來；在第二組中則顯示兩個可能的反應字；第三組則顯示四個可能的反應字。然後比較三組被試學到一次完全正確反應（One perfect response）所需的平均嘗試次數（Mean trials to-criterion）。結果發現第一組成績比第二組好，而第二組又比第三組好。亦即反應不確知狀態（Response uncertainty）的程度增加，則學習的速率就減慢。 Brogden 和Schmidt在1954年也做過類似的實驗，但所用的材料為各種不同的語言迷宮（Verbal maze）。在實驗中，他們改變迷宮每一選擇點的選擇數（Number of choices at each choice point），結果發現在兩個至十二個選擇數中，學會迷宮所需的時間，和迷宮中每一單位之選擇數的多寡，幾乎是成一直線的函數關係。如果以全部的錯誤次數做為測量之標準（Criterion measure），則所得的結果大致相似。 再考慮另一個問題，我們知道在學習一列表的無意義音節或單字中，列表長度（Length of list）一向被認為是學習的重要因素。但是Adelson,Mucker和Williams（1955）卻發現在語言學習中，假如列表的長度固定，則反應不確知狀態就成為一重要之變數。在他們的實驗中，列表的長度都保持十五個項目，但是構成每一列表所用的字母數量卻各不相同。其第一個實驗，情況較為簡單，一共使用四種列表，分別用二、四、六或十五個字母所編製成。在編製列表時，各字母出現的可能率都相等（Chosen at random with equal a priori probability）。最後一個列表因此就包括了所有的十五個字母。實驗的結果指出字母數量增加，則學會該列表所需的次數就隨之增加，除了第四個列表外，幾乎是成一條直線的函數關係。 讓我們來看看第四個列表的情況。由於列表的長度固定為十五個項目，且字母的選取都會經加以平衡（Balanced），因此第四個列表就包括了所有的十五個字母。列表的項目繼續出現，則愈到後來，被試不確知狀態的程度就愈來愈小，這我們可以用統計上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的概念來加以了解。故整個列表雖由十五個字母所編成，其平均的不確知狀態的程度（Average uncertainty）卻遠少於log215。例如在出現七個字母後，只剩下八個可能性，此時不確知狀態的量為3bits，而不是3.907bits。 本實驗為了避免上述的困難，使用三個單位的項目（Three units items）來編製列表。改變可供選擇之事物的數量，如五或十，並且項目之形成乃從所有可供選擇之事物中每次取三個，每一個選擇事物（Alternatives）的出現可能率都相等（Equal probabilities of occurrance）。 本實驗之目的，在於研究消息量對語言學習之影響。本實驗並借用劉氏（Liu, in press）的研究方法，在檢驗學習程度時，令被試從所學過項目中的某一片斷（Fragment）去回憶整個項目，希望研究不同大小（0,1,2）的片斷線索（Fragment cue）對回憶之影響，藉以了解學習的歷程。 此外，我們知道在一般語言學習的實驗中，列表之編製通常以英文字母（Alphabet）為單位。但我們也知道字母對被試而言，都是早已建立習慣的單位。假如我們使用被試未曾建立習慣的單位，如無意的圖形（Nonsense designs）□□□等，則對學習之影響，或與字母不同。換句話說，消息量對語言學習之影響，可能與消息本身之性質（意指被試習慣與否）有相互作用（Interaction）的關係。 底下因此而引出三個實驗。

快樂丸文化已是台灣社會中不可忽視的一項次文化，它的使用者遍及多個人口學變項，並且具備異於它類藥物的文化特性。如今，為了理解這麼一個特殊的用藥文化，論者無法再光以青少年問題或社會偏差名之，傳播媒介也不該一味地採納主流的醫學、犯罪學觀點或狹隘的道德化論述來框架我們對快樂丸文化的想像。 為求一個面向事實的觀照視野，本文主張研究者必須主觀涉入快樂丸文化，在田野探訪的過程中實踐「現象學還原」的哲學態度，基於理性的直觀對藥物文化進行描述、體驗與闡述，藉此反思常民之見，揭櫫嗑藥的神秘面紗，同時驅散縈繞在用藥文化周遭的論述迷霧。 對快樂丸文化長達兩年的考察是一次民族誌的洗禮也是身體的迷幻現象學之旅。正因如此，筆者脫離了單純的文獻爬梳，穿梭多個藥物文化場合，融入他人的視域，遭逢無數個「活生生」的用藥者，更在親身的迷幻經驗中覺察身體與意識的質變，並從中發掘可資與身體哲學對話的經驗與料。 本研究認為，藥物文化身後隱藏著兩大主題：身體與藥物。除了身體問題之外，藥物與人類之間長達上萬年的古老情誼實也不容忽視，藥物在人類世界所造成的糾葛與兩難古今皆然，人類只能思忖對策應付之，而不宜以論述或懲罰等規訓暴力鏟除之。本文發現，即便是娛樂性格濃厚的快樂丸、K他命、大麻等藥物，在某些使用脈絡下也蘊涵程度不一的啟迪性質。 然而，藥物終究是柄雙面刃，它在對人透露存有的秘密之際也能戕害人安身立命的理性基礎。換言之，在藥物經驗中，身心損害與精神啟蒙是並肩走來的，而隨著施用次數的增長，前者將凌駕後者。這暗示著，任何關於藥物解放的基進主張與主張禁絕的主流論述一樣，皆必須對於既定社會脈絡下的事實有所體悟，才能進一步思索處理藥物問題的應對之道。 本研究是一份筆者自身揮別「迷幻異域」的告別作，也是一次連結迷幻經驗與身體哲學的粗淺刺探，更可以是一趟老掉牙的、灑狗血式自我追尋；當然，若要說它是份用藥者的自白，筆者認為其實也不為過。

「都市」在許多作家的心目中象徵著罪惡、慾望與權利等負面事物，使人門迷失心志，更是許多作品中攻擊的目標。但是，在林燿德的多篇作品中，他書寫的目的地指向了現代人所居住的都市，以擁抱都市的姿態書寫都市令人生厭一面，他不批判，也不讚賞，僅僅藉由文字引領眾人探索著都市的樣貌。 而在林燿德所有作品中，「小說」的時空經營與意象描繪最令人著迷，更確實的實踐了他的創作理念，不論是轉為原住民視角，重新詮釋二二八事件的《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或是科幻未來與權利慾望爭奪的《時間龍》與《大日如來》，時間仍然指涉「現在」，空間仍然是我們所生長的「都市」。林燿德惡狠狠的揭示了都市中的現實，企圖解構台灣鄉土作家夢遊式的懷舊作品，每一本小說都是要讀者正視都市所帶來的善與惡，回歸現實的省思，如此才能真正認清自我。 空間不再只是時間的附屬品，不再被動的被時間中的人、事、物所填充，空間意象重新被定義，能主動實踐與再現社會生活與人群間的複雜關係。而人生活在都市之中，都市的空間感更是迅速清晰且立體呈現的，隨著經濟的快速起飛，都市面貌迅疾的變化著，從空間中我們得以窺探都市人群的生活與情感，更反映都市人群的「集體潛意識」。敏銳的林燿德便感受到空間的深層意涵，以獨特的視野掃瞄都市。林燿德從人性中權力、慾望、性愛、死亡等議題著筆，也描述都市的繁華璀璨所帶來的疏離與困惑，人生存在其中，空虛的情緒找不到出口，於是，人生活的都市，成了牢籠般的「迷宮」。林燿德更洞見都市與人類的未來，所有的事物在城市中的命運只能迅速凋萎，而一切繁華經過沖刷，最終仍舊會成為「廢墟」。它們不只是表象意涵，進而立體的承載了都市中人們心靈的荒蕪與控訴，更顯現林燿德對於都市生活的獨特時空觀，也更加確立了研究與探討迷宮與廢墟意象的必要性。 林燿德的小說透過了都市繪圖、歷史神話、科技文明、人心異化、幻滅重建……等主題揭示來深入探討最真實的事物面貌，更運用了後現代、魔幻寫實、後設、解構……等手法來呈現都會文化中生活的流動狀態，他刻畫小說中人物的殊相，進而掌握人類生命的共相。林燿德啟蒙、引導了都市文學，影響力更向四面八方擴展。林燿德的相關研究更有持續深入的價值與意義。因此，希望能透過全面關照林燿德小說創作的歷程與意圖，探討散見於林燿德小說中迷宮與廢墟意象的真正意涵，深入去剖析兩者所承載意義，更希望能藉由此論文定位林燿德小說作品的座標，再一次印證其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價值與意義。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探討陳水扁支持者（扁迷）對阿扁之情感與認同，二是檢討傳統迷文化理論和Laclau與Mouffe論述理論在分析扁迷現象時的可能缺失，並提出一個新的整合性理論架構。以深度訪談作為方法、傳統迷文化理論作為背景理論，本研究發現扁迷們透過身體實踐，表達自己對阿扁本人與其背後符號意義的支持；這些意義包括台灣國族意識、公平正義、偶像特質與青年認同。除上述意義之外，「為了自己」、「為了社群」是扁迷支持阿扁更核心的驅力；前者顯現在扁迷的各種認同與防衛機制上，後者則展現在其政治理念成形時的親身傳播中。然而，傳統迷文化理論卻無法解釋阿扁符號意義與扁迷情感／認同的變遷過程，Laclau與Mouffe的空符徵架構雖然得以適切說明意義與認同改變時遭遇的符號與自我分裂，但亦無法真正指出符號變遷時的關鍵因子。本研究認為，唯有整合此二理論、強調符號論述的開放性與主體之能動性，並體認符號文本、個體與社群三者缺一不可的緊密相關性，才能真正完整地說明、解釋此一政治迷（扁迷）現象。同時考量上述條件，我們將獲得一個新的、三重三元性（3 x 3）的整合式理論架構；而任何得以此架構解釋分析之個體行為，我們稱之為「道德實踐」。這不僅強調個體進行道德抉擇的能動性，亦強調其背後以各種符號秩序中介的社群規範。扁迷作為一種道德實踐，並不在正當化扁迷所認同之價值體系為一普遍性道德「內容」，而在說明扁迷，在本質上，即為一種道德實踐「形式」。 / Two aims the present research has. The first is to investigate the feelings and identifications of President Chen Shui-Bian’s (A-Bian) supporters (Bian’s fans). The second is to discuss the suitability of applying traditional fan culture theory and Laclau and Mouffe’s discourse theory in explaining this political-cult phenomenon, and to propose a novel, integrated one. Using in-depth interview as research method and fan culture theory as base, the pres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rough body practices, Bian’s fans actualize their support toward A-Bian and various symbolic meanings behind him. These symbolic meanings include Taiwan nationalism, justice, idol characteristics and youth identifications. Besides these meanings, ‘for self’ and ‘for the community’ are more the core motives of supporting A-Bian. The former could be observed in the identifications and defense mechanisms of Bian’s fans, while the latter is concluded both from the importance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from the role of communities in the political-ideas modeling of Bian’s fans. As for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traditional fan culture theory fails to explain the conversion of A-Bian symbols and that of Bian’s fans’ identifications. Although Laclau and Mouffe’s idea of empty signifier can properly illustrate the symbolic and self divisions in those conversions, it still fails to designate the key element triggering this process. The pres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only combining these two theories (that is, stressing not only on the openness of structures as Laclau’s discourse theory does, but also on the agency of subjects like fan culture theory does), and recognizing the intimate connection among symbols, subjects and communities, can we thoroughly and really understand this political-cults phenomenon. Considering the principles above, we shall eventually infer a new, integrated, triple-triplets (3 x 3) theory. Every action explainable by this frame could be termed as ‘moral practice’ not only for stressing on the agency in subject’s moral decision making, but also for emphasizing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social norms behind it. Regarding being Bian’s fans as a moral practice is not justifying the values they hold to any universal ethic contents, but illustrating that being Bian’s fans is essentially a form of moral practicing.

近年來，科幻這一源起於西方的文類，隨著新科技在世界範圍內發展和傳播，開啟了它全球化歷程。在中國大陸，其熱度也隨好萊塢科幻影片、外國科幻影集的流行，以及國內科幻作家在海外獲獎而逐年增加。但對閱聽人來說，在其強調「幻想全人類未來」的宣言背後，卻有著不易察覺的界線，無論是在性別、國族還是類型內部的分野。這種「名不副實」一方面反映出充斥在這個世界中複雜交錯的社會脈絡和權力關係，另一方面又在悄然形塑著閱聽眾對特定主題的話語、認同和想象。 隨著全球化在世界範圍內的加深，這種現象應當引起重視，特別是在對科幻的跨文化閱讀中。但是，由於該類型在中國大陸尚屬小眾文化，未能在大眾流行文化傳播和閱聽人研究中引起關注。 本文運用俗民方法論中的質性深度訪談法，聚焦中國大陸女性科幻迷這一閱聽群體，探看她們如何在這種傳統上被認為是「西方的」、「陽剛的」文化領域內進行跨文化閱聽和著迷實踐。嘗試描繪她們在性別界線、國族界線以及科幻類型邊界與社會脈絡的交織中，如何實踐和理解自身認同、迷/群與社會，以及科幻類型本身。 本研究中的中國大陸女性科幻迷在倚賴網路科技進行科幻閱聽和著迷中，表現出一定的主體意識和能動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踐Donna Haraway 所謂的「混淆界線」，並從中獲得歡愉。但另一方面，她們也受到其所在的社會脈絡的限制，而無法完全察覺科幻對於「全人類幻想」承諾背後的陷阱。此外，她們對迷/群的認同與互動，體現出一種對當代大眾流行文化迷/群和網路迷/群的迴避與疏離。總結來說，她們在閱聽、著迷科幻的愉悅和協商中，表現出一種「愛恨交織」的心理。

布袋戲於臺灣已近百年歷史，它勇於就地謀生，汲取民間養分、庶民文化之特質，將流行元素置於文本結構、角色人物當中，使其歷百年而不墜，隨時代變遷而演進更生。本研究以霹靂布袋戲迷為主體，探討霹靂布袋戲迷文化之生成，為何而迷，著迷之物，以及迷、偶、官方—霹靂國際多媒體三者之關係。戲偶對於布袋戲迷而言並非死物，它趨近「仿人」式的擬真動作，即便在形體、動作上有其限制，該限制卻同時為發展之契機。經由霹靂國際多媒體塑造之偶，經由布袋戲迷及官方對偶之想像，賦神於偶，使「它」→「他」，「偶」→「偶像」。「偶」作為迷與官方之間的關鍵連結，雙方對「偶」的想像使三者形成密切網絡，迷與官方之間因「偶」的作用導致關係複雜多變。霹靂布袋戲迷透過迷活動實踐過程，將無生命之「偶」賦予生命，予無情者有情。 / Glove puppet drama in Taiwan has a rich history around one hundred year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bsorbing nutrition from folk and popular culture, and also integrates with popular elements into texts and structures. This feature helps puppet drama to live and improve with the wheel of time turning.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issue of Pili-puppet drama fans, including the discussion of Pili-puppet drama fan culture, process of being fascinated by the “puppet”,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hree: fan, puppet, and Pili Multimedia Inc.. To Pili-fans, glove puppets are not inanimate objects however, they are idols with feelings. Though puppets are limited in doing some gestures, the limitation is the turing point on the contrary. Being structured by Pili Multimedia Inc., embraced with the imagination and fantasy by official organization and fans, puppets are empowered with spirits through transformation, the object “it” becomes “him/her”, “puppet” then becomes “idol”. The Pili puppet is a crucial element connected with fans and the producer. Moreover, the relation between fans and the producer is incredible complicated because of the “puppet”. Pili-fans empower the spirit on puppets with practice, making inanimate objects alive and with feelings, al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