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財產稅率雖然以法律條文明文規定各縣市的財產稅率一致，並不允許各地方政府依照自己地方的自然環境特徵、政治、人文偏好，訂立差異化的財產稅率以符合地方自己財政的需求。有違憲法所賦予的『地方自治精神』和理論上地方財政的租稅競爭均衡。可是事實上，在我國稅法上，計算財產稅的倍數累進稅基基準，各縣市政府都不同。在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是依照各縣市官方所發佈的『土地公告現值』作為計算的稅基基準；課徵地價稅是依照各縣市的『公告區段地價』作為稅基；課徵房屋稅是依據各縣市政府所評定的『房屋評定現值』作為課徵基礎。可是由於各縣市都市化程度不同，所以各縣市間的公告現值、公告地價和房屋評定現值差異很大，再加上地價稅各縣市間的倍數累進課徵起點都不相同以及課稅的評估價值與市價的差距，如此一來，使的各地土地交易所需負擔的有效土地增值稅賦、持有土地所課征的有效地價稅率及持有房屋的有效房屋稅率各縣市間均有顯著的不同。本文嘗試從個體交易資料分別推估台灣各縣市對於持有土地、房屋時所需實質承當的有效稅率。藉此來釐清各縣市間雖然有一致的『名目』財產稅率，可是實際上各縣市人民所需承受的『實質』『影子價格』是不同。此外，在推估台灣地區財產的有效稅率後，本文藉由比較國際間各國財產的有效稅率，說明台灣地區財產有效稅率有明顯低落的現象。本文估計出實際上台灣地區住宅區有效地價稅率的約為0.0243%、住宅區有效房屋稅約為0.2252%。而地價稅的有效估價率約為0.12，低於房屋稅的估價率0.23。從區域分佈及各縣間分佈來分析，發現房屋稅較地價稅分佈更符合租稅課徵的公平和效率。 　　此外，整體來看，有效地價稅率是呈現『先累退，在逐漸累進』的現象。至於23個縣市間，地價稅的累進、累退或一致性則呈現相當分歧的結果。

在全世界競爭的經濟環境下，各國莫不致力於降低公司租稅成本以增加資金的注入及吸引海外投資。為降低企業稅負，透過租稅天堂進行轉投資儼然成為跨國企業的趨勢。然而，租稅天堂子公司設立的密集度是否會影響公司盈餘管理行為是本文的重點。本文使用台灣經濟新報2005年－2012年財報資料，以台灣上市電子工業公司為研究對象，使用不平衡追蹤資料之固定模型進行估計。本文模型有二盈餘管理模型及有效稅率模型，並且因租稅天堂種類的不同區分成租稅天堂及基地天堂兩情況。 　　模型一盈餘管理模型實證結果發現，租稅天堂及基地天堂子公司密集度向下影響母公司裁決性流動應計數不明顯；然而，在公司有關係人交易情況下，租稅天堂及基地天堂子公司密集度會影響母公司操縱流動應計數的行為，母公司有降低盈餘的租稅動機。模型二有效稅率模型實證結果顯示，母公司當期有效稅率會受租稅天堂或基地天堂密集度影響而下降。最後，同時觀察兩個實證模型的情況一及二可以推論租稅天堂或基地天堂密集度較高的公司，有降低盈餘及租稅成本的租稅動機。

綜觀過去國際租稅競爭的文獻，發現自Goodspeed（2002）之後國際租稅競爭的文獻皆是探討OECD的國家間租稅競爭，直到Minz and Weichenrieder（2010）、陳香梅與翁逸珊（2013）開始針對全球70個國家探討租稅競爭，但是該兩篇文獻皆針對企業法定稅率進行分析。且過去國際租稅競爭文獻的研究方法多使用工具變數法（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最大概似估計（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或是一般化動差法（GMM）進行估計，可能會忽略區域中的國家間其被解釋變數及解釋變數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認為企業法定稅率並無法真實反映企業的租稅負擔，故本研究利用企業有效稅率分析國際租稅競爭，然而世界各國企業有效稅率無法用一致的標準判定，最後採用世界銀行統計的企業租稅負擔率替代企業有效稅率進行分析。且為了避免忽略區域中的國家間其被解釋變數及解釋變數的互動關係，此互動現象稱為「空間自我相關（spatial autocorrelation）」。透過本研究將「空間自我相關」納入國際租稅競爭對企業租稅負擔率影響的實證模型加以分析，並且探討哪些因素會影響企業租稅負擔率。將使用2006至2012年全球141個國家建構追蹤資料（panel data），進行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本國因政府預算的僵化以及為減輕貧富不均的現象，造成政府對外國租稅政策變化延遲反應，導致世界各國租稅策略以「乘坐蹺蹺板（riding on a seesaw）」的方式形成租稅差異化。

資本利得課稅的問題，在各國間一直被猛烈的爭論著，或以失之過寬，或以失之過嚴 ，立場各異，見解自殊。然而，經濟在進步，觀念在改變，稅制亦隨之革新，本文乃 以客觀立場，對有關問題，加以多面的探討。 全文分為六章十八節及附錄一則，合成一冊，近六萬言。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研究動機與全文結構。第二章，由資本利得的本質；應否課稅 ；應輕稅或重稅，來探討資本利得課稅在理論上的一些爭議。第三章，分別就資產流 通、投資結構、消費與儲蓄、所得分配、經濟成長等因素，探討資本利得課稅在經濟 上的影響。第四章，探討資本利得稅有關的三個重要觀念－－資本利得額、實現率、 有效稅率。第五章，就我國行資本利得課稅制度加以詳盡分析與檢討。第六章，本文 結論及建議的提出。另外，附錄一則，利用各種數學上的證明，驗證Jerry R. Green 及Eytan Sheshinski兩位教授所提出的各種最適資本利得課稅方法的可行性。

由相關文獻發現，地主國市場規模、經濟成長率、勞動成本、借貸及租稅成本、地主國幣值、開放程度等為影響外人投資的因素。本研究除了對這些因素進行實證研究外，尤其針對租稅因素作深入探討，以邊際有效稅率做為衡量投資決策時的租稅負擔，分析台灣的租稅獎勵政策對外人來台直接投資的影響；主要利用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通過之外國人投資資料，觀察期間為1971~2006年，以迴歸方程式分析外人來台直接投資之整體、三大來源國以及四大產業的決定因素。 由研究發現：不論就整體投資、不同來源國及產業別的FDI流入而言，我國市場規模確實為吸引外人直接投資流入的重要因素。就租稅因素的分析結果而言，台灣的邊際有效稅率對於美國、電子電器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以及金融產業的FDI流入有顯著的負向關係，表示若台灣租稅獎勵政策越豐富、外資適用稅率越低，皆可吸引FDI流入。新台幣兌美元匯率則為批發及零售業投資台灣的重要決定因素，若新台幣貶值，則其投資金額將增加，表示在台批發及零售業者的外銷型態多以台灣出貨為主。最後，本研究亦發現政黨輪替對於整體來台外人直接投資與歐洲地區國家FDI流入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關鍵詞：租稅獎勵、外人直接投資(FDI)、邊際有效稅率。

影響公司資本結構的理論大體可區分為由租稅、稅盾和破產成本間的互抵關係（trade-off）、由經理人、債權人、以及股東間因利益衝突所引發的代理成本（agency cost）、以及融資順位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等觀點來討論。其中，租稅因素包括有效稅率、以及投資抵減、租稅損失遞延等非負債性稅盾因素。而另一方面，影響有效稅率的因素則包含了公司的資本結構、公司規模、盈餘變動、各項租稅優惠等因素。很明顯的，資本結構與有效稅率兩者間有互為因果、以及聯立的關係存在。但在過去的研究中卻均未考慮到此點，目前的文獻或只論及有效稅率對資本結構之影響，或是資本結構對有效稅率之影響，均為單一方向的考慮，忽略了兩者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因此所得之實證結果也必然有所偏誤。 因此，本文以一全新、與以往不同的聯立方程系統，而非尋舊有兩條分立之模型的方式，就實證結果來分析效稅率與資本結構之間真正的關係，並同時以橫斷面、及Panel Data之固定效果模型來進行迴歸分析。其主要結論為：我國公司之有效稅率與資本結構只存在負相關之結果，當有效稅率愈高（低），公司之舉債愈低（高），也就是說，利息費用所帶來的租稅節餘利益並不影響我國上市上櫃公司之資本結構。此結果不僅與理論不符，也與國內之前之實證研究結果相異。本文推論，這可能與投資抵減所帶來的所得效果、以及股票市場之之蓬勃發展有關。 另外，本文亦針對台灣資本市場以及稅制環境之特色，納入台灣目前停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及土地交易所得稅之因素。實證結果顯示，免稅之證券交易所得與資本結構為負相關，反映出了台灣近幾年股票市場交易熱絡，以及公司以此作為其財務融資來源的特色，租稅因素對於公司融資行為之影響由此可見。這對於租稅中立的追求來說，並不是一個令人樂見之結果。

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後，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被統一，不一致的情形被消弭，稅收優惠的政策也從對外資企業的普遍優惠制轉變成以產業為導向。凡此種種改變，皆對中國大陸上市企業之有效稅率產生影響。本文以2003年-2010年中國大陸上市企業的財務資料做實證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的課題有三：一、探討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前後稅前扣除規定對有效稅率的影響；二、新企業所得稅法中規定的反資本弱化條款對企業有效稅率是否有影響？；三、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之後，各地區是否仍有顯著的稅境差異？ 第一個課題用兩個變數來捕捉，一個是薪資費用，一個是營運費用。薪資費用在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前與有效稅率為負相關。本文推論該情形因為高階管理人員的薪資沒有正常列報，而可能的原因有三：一、租稅規劃原因，二、避免薪酬過高引起社會各界關注，故分配在各個關係企業，三、國家對國有企業的高階管理人薪資有限制。 營運費用在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前與有效稅率為正相關，與假說預計情況相同。這部分可用財稅差異的觀點來解釋。而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之後，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規則更為公平合理，故營運費用對有效稅率的影響為負相關。第二個課題是討論資本弱化條款的問題。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之後，該變數之係數呈現顯著正相關，代表中國大陸在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之後，反避稅措施的實施已然有些成效。 第三個課題是稅境差異的問題。本文地區性虛擬變數的設置以西部地區為對照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之前，較明顯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地區是西部地區與經濟特區，故東部地區與中部地區的係數顯著為正，而經濟地區呈現不顯著的狀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之後，地區別的稅收優惠政策只剩下西部地區中的鼓勵類產業才能享受，而實證結果也明確顯示中國大陸政府預期的結果。 / After new enterprise income tax law enacted , income tax law applicable to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owned enterprise are unified,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ose income tax law are gone. The new law scraps the original emphasis on regional incentives in favor of industry-oriented incentives supplemented by regional ones . All of these changes affect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of China Listed companies . This study used the sample of china listed companies spanning from 2003-2010. This study have three main topics : First, to discuss how the pre-tax deduction rules affect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Second, does the anti-thin capitalization rule in the new law have some effect to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Third,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are there still big difference between regions? This study used two variables to examine first topic-salary expense and operating expense. Salary expense ha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befo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I consider it came from salar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senior executives which could be explained in three ways. First, tax planning purpose. Second, in case of drawing attention from publics, part of salary were paid by affiliated companys. Third,the country imposed caps on senior executive pa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perating expense had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befo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which is the same as hypothesis. It could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book-tax differences.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rules for computation taxable income are more fair and reasonable. As a result, operating expense has a negative relation with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The second topic discuss about anti-thin capitalization rule.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the variable standing for anti-thin capitalization rule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It represents that,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China authorities make progress in anti-tax avoidance. The third topic is about tax burden between regions. This study used western region as a control group. Befo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were subject to western region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For this reason, the region dummy variables—central China and east China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but the coefficient of western region dummy variable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fter implemention of the new law,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is subject only to domestic enterprises belonging to the category encouraged by the State in western reg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conform to the anticipation of China authorities.

本研究以民國86年至民國93年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探討我國企業赴中國大陸投資相關因素對有效稅率的影響。經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有赴中國大陸投資的上市公司其有效稅率低於未赴中國大陸投資者；上市公司透過間接方式投資大陸地區之比重愈高者以及大陸地區投資獲利愈高者，由於有較多租稅規劃的空間，其有效稅率愈低。整體而言，在研究期間中，我國上市公司之平均有效稅率明顯低於營利事業所得稅名目最高邊際稅率；公司規模對有效稅率有負向影響，符合政治權力假說；本研究以長期負債、固定資產、存貨、研究發展費用做為投資理財決策的代理變數，皆與有效稅率呈現負相關，因此投資理財決策具有稅盾效果，可以降低公司稅負；另外，上市公司的獲利能力愈佳，有效稅率也愈高；證券以及土地交易所得等免稅所得較多的上市公司，有效稅率較低。上述分析顯示，上市公司赴中國大陸投資因素對於其租稅負擔有顯著影響，值得政府有關單位做為研擬相關法規的參考。 / This study uses 1997-2004 financial statement data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effective tax rates (ETR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aiwa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has a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TRs. This study finds that ETRs is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the scale of in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level of profit of subsidiaries in Mainland China, perhaps due to a higher flexi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ax planning. Our results also reveal that average ETRs of listed companies are substantially lower than the statutory tax rate of the Income Tax Act of R.O.C. Small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greater ETRs, supporting the political power hypothesis. Moreover, because of the tax shield effects, long-term debts, fixed assets, inventories, and R&D expenses, all as proxies for the financial decisions, have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ETRs of listed companies. Finally, ceteris paribus, profitable companies tend to have higher ETRs, and tax-exempt capital gains from stock and land transactions also reduce the ETRs of listed companie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by listed compani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tax burdens, and this fact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by the government in devising future tax reforms.

為分析長期與短期公司避稅行為之決定因素以及相關產業效果，本文以實證 方法檢視租稅規避行為之決定因素，並以現金有效稅率及調整後財稅差異作避稅 指標，研究對象為 2002 年至 2012 年之台灣上市櫃公司，同時排除性質特殊之金融業以及臺灣存託憑證(TDR)。 首先，本文採固定效果模型進行短期避稅行為之分析，其實證結果顯示當企 業知名度較高、研發投資較多、負債資產比較高、投資損失較多及關係企業設立 在租稅天堂時，企業積極從事避稅行為的可能性較低。另一方面，結果顯示當企 業持有固定資產較多、投資利益較多、獲利較多及有前期淨營業損失時，企業積 極從事避稅行為的可能性較高。 其次，本文採普通最小平方法模型進行長期避稅行為之分析，其實證結果顯 示當企業長期知名度較高、負債較多、投資損失較多及獲利較多時，企業積極從 事長期避稅行為的可能性較低。另一方面，結果顯示企業長期固定資產較多、研 發投資較多及投資利益較多時，企業積極從事長期避稅行為的可能性較高。 最後，為觀察個別產業之避稅行為，本研究進行平均值差異數 T 檢定、長期 普通最小平方法回歸結果以及 F 檢定，結果顯示：半導體業、建材營造業等產業 積極從事避稅行為的可能性較高。另一方面，觀光事業、油電燃氣等產業積極從 事避稅行為的可能性較低。

財產稅分成單一稅率財產稅制以及雙率財產稅制。財產稅稅基依賴的是評估價值，稅基通常沒有正確反應市價，雙率的財產稅制在有效稅率以及評估比率估算上皆較單一稅率稅制複雜；此外，房價居高不下之下，財產稅資本化效果的探討更有其必要性，因此本研究選取財產稅制度已實施雙率稅制數十年台灣的首都台北市，並且選取自用住宅為樣本，探討在雙率稅制下，衡量「1－評估比率」、財產稅有效稅率、以及探討財產稅資本化效果。 有效稅率以及評估比率方面，結論可以得知台北市及12個行政區之「自用住宅」財產稅有效稅率皆有極為偏低的現象，以及台北市以及每一個行政區的平均「1-評估比率」都至少有七成以上，這表示政府相關單位必須要將評估比率提高，提高財產稅有效稅率，才能有效降低稅基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偏離程度。此外，土地與房屋分離課稅，地價稅的稅基土地公告地價以及房屋稅稅基房屋評定現值由不同評價委員會估價之下，容易產生評估比率偏低狀況，因此建議將不動產評議委員會以及地價評議委員會合併成單一的委員會，在評估價值的誤差應該會有顯著的降低。 財產稅資本化效果方面，發現台北市自用住宅的財產稅稅賦負擔太輕，尤其是地價稅，因此無法透過提高財產稅的方式來抑制房價。此外，根據分量迴歸的結果發現，房屋稅支出愈高，低房價的房屋總價會降低，這結果表示在低房價房屋稅的租稅負擔是高於最適水準；然而高房價的房屋總價會因房屋稅支出愈高反而愈高，這結果表示在高房價房屋稅的租稅負擔是低於最適水準。因此透過這些發現，建議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應將高房價的房屋稅租稅負擔提高超過最適水準，藉由此才能有效的抑制房價的上漲。 /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assessment ratio, effective property tax rate and property tax capitalization for owner-occupied residential houses in Taipei, which employs a split-rate property tax system.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effective property tax burden is lower in Taipei. Therefore, the tax authority should work to raise the effective property tax rates and minimize the biases in order to raise assessment ratios. Ideally, if the committees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a single committee, assessed value biases may be able to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property tax capitalization, we find that current property tax rate is smaller than the optimal one in Taipei. Current property tax burden especially from the land value tax is too light, so a higher property tax rate cannot be negatively capitalized into the house prices. Moreo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house tax capitalization only for the high value houses, but a negative house tax capitalization for low value houses. These findings imply that Taipei authority has to raise the property tax burden especially for high value houses to be above the optimal level if it wants to effectively cool down the rising house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