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教育学) / 甲第24862号 / 教博第296号 / 新制||教||220(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教育学環専攻 / (主査)教授 楠見 孝, 教授 齊藤 智, 准教授 高橋 雄介, 特定講師 上田 祥行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篇論文是從愛欲這項議題作為一個起點來加以開展。主要的焦點放置在為何愛欲的議題鮮少有人加以關注。究其原由，這與理性霸權的現象息息相關。啟蒙時代以來，理性作為一種認識觀，原本是人自身用來探尋世界的一種方式。然而，這樣的一種認識觀逐漸地被加以窄化，成為一種無上律令。如此一來便形成一種奇異的現象，理性要求所有的事物都必須言之有物，換言之，能提出一套解釋與說明的流程。而愛欲的議題正是在這樣的要求中，被理性斷然地棄置與否定，因而也就不受關注。對於理性而言，愛欲這種混亂、無秩序地事物僅僅只是一種例外，一種殘餘。 事實上，在此突顯出一種二元對立的框架：即理性/非理性的對立。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樣的對立並非總是勢均力敵。嚴格來說，這是一種傾斜的天平，低下的那端無疑是理性那一面向。這是自啟蒙以來的特有情況，一種理性日益獨霸的境況。然而，這種理性霸權的社會某種程度上卻是以人自身的客體化歷程作為其最終代價的。通過一種排除與納入的機制與手段，理性逐漸地將所有的萬物都屈從於自身的邏輯之下，而這樣的情況也一體適用地運用在人自身之上。職是之故，人自身也成為一個死氣沉沉地物而已，不自覺地服膺於理性的內在理路與邏輯。然而，面對這樣的桎梏，人並非總是無能為力且束手無策，至少，我們可以在海德格與巴塔耶的取徑中找到一點逃離的可能性所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若是從巴塔耶的角度來說，那種總體性的外在世界總是遠遠大於理性的範圍。因而理性在面對複雜且多變的外在世界的衝擊與威脅之時，它並非總是真正的對之提出一套正確且符應外在世界的作法，因為從邏輯上來說這是不可能的。想反地，它是透過一套排除與納入機制運作，在自身的界限之內尋求一種可替代的對象，來借指那無邊無際的外在世界。事實上，愛欲在本篇論文中便是擔負這樣的角色，是用來指越那個既不可見也不可知的外在世界。因此本論文所試圖呈現的便是理性如何通過對於愛欲等異端思想的排除與納入的手段來穩定自身的邏輯之作法的展現。 關鍵字：理性、愛欲、排除與納入

本研究主要分成三個面向來討論明代的春藥，包括從春藥本身的分析，春藥的使用者與使用脈絡（含消費者、供應者），及醫家對春藥的看法，透過這些春藥相關面向的討論，應有助於我們更瞭解明代春藥。 第一部分敘述明代當時社會上所流行的春藥內容、使用方式與名稱，從中討論這些春藥的特色。可以發現，受到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影響，當時情欲商品的消費風氣頗為發達，其中作為催情聖品的春藥，在配方內容、使用方式與名稱上，都明顯地較前代有更多的選擇，亦更加地多元化。內容上，明人不只喜愛將「珍奇異獸」視作春藥配方，甚至也有將人體排泄物作為春方的情形；在春藥的使用上，有食用、貼劑、塞劑，塗劑與洗劑等多種可供選擇的使用方法；至於春藥的名稱，不僅多采多姿、五花八門，更具備與現代商品命名所強調的認知、記憶、情感、聯想的功能。從春藥的內容、使用方式與命名等特色看來，在在都顯示出明代春藥的高度發展。 第二部分將焦點轉向春藥的使用與供應面向上。明代春藥的使用，在使用地區分布上，多以商業經濟發達的城市為主；使用者不限於上層階層，而是含括了一般百姓，甚至是宗教人士；性別上則是男性使用者多於女性的情形。而在春藥的供應上，由於明代醫療環境的競爭，因此，春藥的供應來源除了醫者之外，還有商人小販、僧人道士，以及以女性之姿，可方便出入閨房的賣婆等，可見當時春藥的來源途徑是廣泛多元的局面。 第三部分論述到當時醫家對社會大眾使用春藥的看法。由於當時社會大眾使用春藥的頻繁，因此，在醫案中，可以看到醫家將病患的病因，歸咎於病患使用春藥所致。這樣的現象，或許與當時社會所流行的春藥多為藥性劇烈，有害身體之藥方有關；又或者也與醫家有意藉由將春藥使用視作病因，作為規勸世人勿用春藥，以減少社會追逐聲色淫樂的風氣。 最後，本文希冀透過這三個面向的討論，能有助釐清明代春藥研究的面貌與內涵，進而為明代的情色文化、商品經濟與藥物消費提供一個新的理解方式。

荀子及其後學在戰國晚期與秦漢之際致力於傳承儒家經典的工作，他們傳經的心理動機是什麼？本文試圖從荀子思想本身回答這個問題。荀學儒者以傳經為其一生志業，這與荀學儒者的「自我」認識有關，因此本文將從荀學「如何意識「自我」」的問題談起。荀子的「天」與「人」都是有限的存在，人在「天命」帶來的「限制」中了解「自我」的重要性。然而，由於「情欲」是人的存在基礎，因此人必須回到歷史當中，從歷史境遇理解「情欲」的由來，方能理解真實的「自我」。透過理解真實的「自我」，掌握情欲的變化規則，人得以看見歷史的發展軌跡，從「過去」的經驗為自己的「未來」生活找到方向，歷史意識亦由此誕生。對荀子來說，「禮樂」喚醒人們的情感與記憶，人在「禮樂」的感染中了解生為人的本質，了解人性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人們對於理想的生活有著共同期待。「禮樂」讓人們互相理解彼此的心靈，一個適合人們生活的世界因而獲得實現的可能。「禮樂」來自於人們的歷史經驗，荀子認為人們應當從歷史汲取現代生活所需的資源，反映他重視歷史連續性的思維。「歷史」有賴以語言文字的形式傳諸後世，因此荀子及其後學傳承「詩書禮樂」等經典，也就是傳承人類的歷史，傳承歷史當中的情感與記憶。荀子認為人們透過經典才能充分理解自我和世界的意義，了解「人」原來具有創造意義的能力和自由。因此，歷史意識之生成，也就是自我意識的生成，荀子的歷史意識說明他深刻關懷人類的存有境況，深信人們值得過一種安樂、幸福、自由的生活。

国立情報学研究所で電子化したコンテンツを使用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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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教育学) / 甲第18737号 / 教博第175号 / 新制||教||153(附属図書館) / 31688 / 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臨床教育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松木 邦裕, 准教授 大山 泰宏, 教授 岡野 憲一郎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4958号 / 文博第928号 / 新制||文||735(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思想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津田 謙治, 教授 周藤 多紀, 准教授 伊原木 大祐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晚明受到政治、經濟與文化思潮多方因素所影響，男男同性情欲關係興盛一時，並展現在商業文本創作中，而出現以此為題材的小說專書。這樣具有先驅意義的作品所涵蓋的時代價值在近代研究中已經受到關注。諸多學者在歷史背景釐清與部分內容均有重要的成果呈現，但有鑑於在文本結構探討上的空缺，以及現有研究中對於「男色」、「同性戀」、「同性情欲」語彙指涉上的歧異，乃引發本論文進行分析討論的主要動機，並成為研究的課題。 本文藉由Greimas結構分析與兩書文本分析相互結合，對於包括文本結構、男色態度、審美與情欲書寫等面向展開探討。從中明瞭：男色態度取決於文本結構主軸的男男合理化要素，也就是與男色性質有密切關聯之所在。這樣不屬於本質性的固定態度，同樣反映在審美與情欲書寫的建構上，並由男色文本內化女性審美觀、戲擬異性情欲關係等樣貌反映出晚明男風的時代特徵。 論文的討論，最終得以確認：晚明男色活動尚未建構出二元對立的性向區分，也不存在同性戀╱異性戀概念的認知。它是眾多情欲活動的一環，與異性婚姻體制共同並存。也顯見出，同性情欲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具備不同的界定範疇與社會評價。無論是中世紀的同性情欲有罪論或近代同性戀的精神病理化，皆無法作為絕對的準則。因此，在探討同性情欲文化的歷程中，必須跳脫出本質論的侷限，才能夠以較為客觀的態度，在此類議題上尋求更適切的理解與評價。

宋儒由心性面論王述霸的觀點，主要自王安石發端，經過二程及朱熹、張栻等人，形成一條「心術」、「義利」乃至「天理人欲」的發展脈絡。這條脈絡，正與理學成形過程相互表裡，其間不但突顯了內在理路深化的痕跡，更可得見兩宋心性論述的發展，與現實環境的影響亦有莫大關係。其中，熙豐變法造成的政治效應，及對王安石理財、征利的批判，正是促成宋人將思想聚焦於「義利」的重要催化劑，進而衍成心性體系中，確保「由義行」以避免「有所為而為」情形出現的內聖理論之探究，並在皇輿南渡後，隨著復讎大義與「天理」、「人欲」的貫連論述，進一步直入理、欲的嚴格分判之內聖工夫的思考中。而本文就著王霸議題觀察到的「至誠惻怛」一詞，正是宋儒以心性觀點區別王霸之根據，或可代表理學於宋代上升的標誌，值得學界重視。 　　若就內涵來說，心性論述實突顯了有宋儒學的內聖傾向，這傾向以工夫論及相應之王道境界說為其大端，並在「道」的看法上，高標出獨立、終極之至善根據的意義，同時，亦一併突出了孟學的影響力。換言之，心性之儒強調內在工夫的要求，以確保「道」、「天理」的純粹至善之發，從而使精微之「道心」體現於人世，特別是人君身上，來敦促一道德政治──如王道<關雎>、<麟趾>及「鳶飛魚躍」之境的實現。因此他們崇尚三代、貶抑霸道，成就所謂「帝王之學」的規模，期使王道理想再現。雖然宋儒中亦存在不少反對心性的觀點，如孫復、李覯、司馬光、蘇氏父子及葉適等人，即由史實角度出發，強調「尊王」，重「名位」分別，並認為「道」之平施於天地日用、貫徹於歷史上的各朝代、各種政治間，因此他們重視功業，適度肯定霸者，不以王道為唯一圭表，更不以三代體制為嚮，甚至反對心性之儒那般著重內聖工夫的帝王學論述，從而使宋代儒學面貌，有了分立多采的呈現。然而，伴隨理學發展及日後朱學的獨大，心性觀點的王霸論暨其相關觀念，自然勢不可遏，成為了影響日後王霸探討的主要推手。 此外，應一併強調的是，今人看待思想史上的王霸論述，總後設地認為「尊王賤霸」是《春秋》大旨，更是傳統儒家的一貫看法，然如本文所言，倫理學意義上的「尊王賤霸」說自韓愈明確點出後，一直要到王安石時代，方成為宋人看待王霸關係的重要成見，而南宋以降朱學的影響力，更是此概念深入人心的關鍵。換言之，這是理學思潮下的成說，並非自古相沿的儒家定見，是故今日看待這個儒學史(或曰孟學詮釋史)上的重要問題，當更為謹慎，不可無限制地放大其解釋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