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從公司治理、資產規模與外資進入的角度說明銀行經營績效。首先，公司治理不彰，管理者可能產生高道德風險行為，進而傷害銀行經營績效，因此本論文分別以國際方式(MH I)及台灣情況(MHⅡ)衡量道德風險，並以台灣的銀行業為例，發現二種道德風險都會影響影響銀行經營績效，尤其以台灣董事為基礎的MHⅡ對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更是顯著。其次，資產規模及外資進入都可能藉著影響銀行的市場競爭程度來影響銀行經營績效。關於資產規模，本論文探討依據學術文獻以資產規模定義的大銀行及小銀行績效，是否受到銀行集中度、市場占有率、成本效率與規模經濟效率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大銀行須藉由其資產規模優勢，發揮大量資產的規模經濟效率，才會有較好的經營績效。小銀行雖然無法因為其資產規模達到規模經濟效率，但仍可以藉著達到成本效率，進而得到較高獲利。本文也依照世界的銀行資產排名，選出大銀行與小銀行，並與台灣銀行業進行績效比較，發現大銀行的資產品質、管理能力、獲利穩定性、資產及存款成長率都較高，可能是因為其擁有國際觀及強勁的競爭力與研發創新力。但其獲利卻沒有最好，可能是其資產龐大的稀釋效果、負有執行政策的使命、政府對大銀行有太大以致不能倒閉(too big to fail)的心態、合併後的文化整合問題、或報告單位篩選資料的結果。總之，影響銀行經營績效的原因除了資產規模，還包括銀行管理技術，經營效率，創新能力及法規限制。最後，外資進入可能透過影響銀行的公司治理及市場競爭程度，進而影響銀行的經營績效，本論文以中國的銀行業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總體而言，開放外資戰略投資者進入中國銀行業，將有利於銀行經營績效。但增加個別銀行的外資持股卻不見得會立即提升各項績效指標，可能是因為外資持股比例增加初期，會更願意投資人事、設備等各種支出，以致利潤無法立即提升。

本研究欲探討兩岸資訊科技產業之公司治理與經營績效之關聯性，運用資料包絡分析法評估西元2002至2006年兩岸公司之技術效率，並使用Tobit迴歸分析兩岸公司治理機制對其經營績效之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兩岸資訊科技產業分屬不同效率前緣，且台灣之技術效率優於大陸之技術效率。公司治理機制中，經理人持股率、國內機構法人持股率與獨立董事比例與台灣公司之經營績效呈正向顯著關係，國外機構法人持股率、淨董監事持股率與台灣公司之經營績效無顯著關係；國外機構法人持股率與大陸公司之經營績效呈正向顯著關係，國有股比例與大陸公司之經營績效呈負向以及倒U型之關係，經理人持股率、國內機構法人持股率與獨立董事比例與大陸公司之經營績效無關。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與兩岸公司之經營績效皆無顯著關係。 關鍵字：公司治理、經營績效、資料包絡分析法 /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and compa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fficiency perform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We use DEA to measure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ompany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nd adopt tobit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variables which affect the efficiency performan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 First, we find that the efficiency frontier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re different, and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Taiwan is better than Mainland China. Second, the management,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hareholdings and the percentage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companies in Taiwan. The state-owned an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hareholdings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companies in Mainland China. Finally, the dual position of board chairman and presidency i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companies in both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Key words：corporat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DEA.

本研究以1994至2008年4月30日間之國內上市（櫃）公司為樣本，探討盈餘品質、公司治理、分券制度與公司債初級市場信用價差間之關聯性。 本文分別以Modified Jones Model及Dechow-Dichev Model來衡量盈餘品質，並引用林嘉生（1998）之研究結果，使用二階三個參數之多項式函數來推估公債殖利率曲線函數，對應公司債之Macaulay Duration來計算信用價差。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盈餘品質、大股東持股比例、法人持股比例、董監事持股質押比例及分券發行與公司債信用價差間具有顯著關係。即盈餘品質愈好、大股東持股比例、法人持股比例愈高、董監事持股質押比例愈低及採分券發行者，公司債信用價差愈低；董監事持股比例、外國法人持股比例、控制股東股份盈餘偏離倍數及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則對信用價差無顯著影響；控制變數方面，信用評等、擔保發行及發行規模則皆達顯著水準，且符合本文預期。

在台灣地區，由於社會變遷亟遽，經濟高度發展，人口增加與都市化的發展，竊盜犯罪問題日益嚴重；根據民意調查分析，國內民眾最為關心的，除了「經濟發展」就是「治安良窳」的議題。台灣地區自1999至2003年，每年至少有18萬輛以上的機車失竊，約有8萬輛以上找不回來；每年機車失竊，約流失新台幣152億元，因此機車竊盜問題值得深究。而，台北縣為全國人口的第一大縣，縣民幾近於每2人即擁有1輛機車，故以台北縣作探討，可以做為典範。 本研究透過三角交叉檢視法，以自行編制機車竊盜問卷之量化研究為主，有效問卷400份，再輔以參與觀察法及訪談法。訪問對象為國內實際操作之在職基層警察。 本研究重要發現：將機車竊盜問卷資料歸類成專業技能、防竊觀點、肅竊經驗、心態反應、服務品質與自我期待等區分六項。就基層警察使用電腦資訊而言，可推論仰賴「機械的垂直思考模式」的被動性，較「廣泛的水平思考模式」主動性為高。造成機車竊盜破獲率低的相關原因，有「不了解機車竊盜者，竊盜機車的過程」、「員警心態消極」、「法律審理流程冗長」、「贓物保管不易」、「追贓能力不足」以及「不了解機車竊盜者竊盜機車後的銷贓管道」等因素。大多數基層警察對研究機車竊盜問題之意願低落，陷入「想做，但不會做；想問，又不知怎麼問？要問誰？」的迷思。 另外；在基層警察問卷調查的回應中顯示：對於執行「行政介入」工作，感覺並不困難，但並不能真正了解以行政手段取代司法強制的意涵。基層警察受理報案的觀念正確而又積極；造成犯罪黑數，發生遲、匿報的原因，非在個人懶惰及想卸責、推諉、怕麻煩等因素；並從員警根本就不願意吃案，認為「提升警察專業能力」，可以提昇民眾對治安的滿意度。 本研究結果，具體提出了「行政介入」的刑事策略等防範竊盜的措施之道。「行政介入」的刑事策略，預期可使機車竊盜的發生率降低；那麼，民生痛苦指數必然是下降的、民眾對治安的滿意度也將會提昇，不啻是民眾、政府與警察間的的三贏，「優良治理」的刑事政策，會影響改善治安的期待效果，將獲得更進一步的確認。因而，本文具有理論以及實務上的貢獻。 / The theft crime is getting worse in Taiwan due to rapid social chang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According to public opinion polls, Taiwanese are concerned deeply about ei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public security. More than 180 thousand motorcycles have been stolen during 1999 to 2003. Among these amounts, about 80 thousand motorcycles cannot be found thereafter. The average cost of those missed motorcycles is approximate 15.2 billion NT dollars every year. Therefore, the topic of preventing motorcycle from theft has to be further researched. Taipei County was selected as a case in this research for the reason that it is the most populous county in Taiwan and nearly one out of two residents owns a motorcycle. This research adopted the triangulation approach mainly by quantitative research with questionnaires.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400 copies.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also used th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ing as the auxiliary method. The defined interviewees to be sampled were the practitioners from the local police forces. The significant finding from this research: the questionnaires are categorized into six sections including professional skill, anti-theft awareness, theft tackling experience, emotion expression, service quality and self expectation. According to the custom of local polices using computer information the local polices could be inferred that they depend on the inactive「mechanical vertical thinking pattern」 more than on the active「wide lateral thinking pattern」. Several reasons cause the low clearance rate such as they don’t realize the thief and process of motorcycle theft, passiveness, lengthy judiciary process, difficulty to keep loots, incapability to trace the source of loots, not realizing the way how to sell loots and etc. Most of local polices have low intention for doing research on the motorcycle theft problem. They are facing the dilemma of incapability to solve the problem or no access to consultant. Furthermore, the response from questionnaires reveals that it is not difficult for local polices to acknowledge executing public intervention. However, they cannot comprehend the meaning of using public intervention to substitute for the judiciary enforcement. The conception of local polices for receiving theft cases is rarely accurate and active. The reasons causing dark figures of crime, delay cases and concealment are not because of local polices’ laziness and irresponsibility. The local polices are unwilling to cover up the reported theft cas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promoting police’s professional capability could uplift the satisfaction in public security from the citizens. The research finding has provided concrete solutions for theft prevention through the penal strategies of public intervention. The penal strategies in public intervention could be expected to reduce the motorcycle theft. Therefore, the misery index would be decreased and the satisfaction in public security will be improved. It is a win-win strategy among the public, government and police. The good governance in penal strategies can affect the expected results in bettering public security. This outcome will be further verified in the research. Thus, the research has i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Key words：public intervention good governance

本研究透過文獻的檢閱，將治理能力區分為政策能力、行政能力與制度能力等三大構面。欲藉由2003年台北市發生的SARS疫情的個案，探究這三個構面的能力關係。 本研究藉由紮根理論的研究策略，進行深度訪談與分析，結果發現： 一、制度能力部分 關係資源與動員能力彼此影響，換句話說，市民是否願意接納公共政策，會參照網絡中的關係資源，且彼此相互增強，進而選擇如何應對。 另外對於知識的掌握程度亦是接納公共政策的關鍵因素之一。 二、政策能力與行政能力 相對於文獻所建構的治理能力，透過本研究所建構的治理能力模型，人民（受訪者）對於政策能力與行政能力的認知似有落差。人民對於運作過程似乎漸感無奈，取而代之的是立即的感受（回應力），中期的願景（透過政策行銷）以及長期的能力養成（公民教育）。 本研究共討論、歸納了三種治理模式其一是「企業型政府模式」其二是「公共行政發展模式」第三則是「國家—社會互動模式」。 企業型政府模式實則以市場機制、管理主義為前提，因此可以被涵容在公共行政發展模式中市場治理模式中。國家—社會互動模式中說明了國家行動者存在之必要性，以及社會行動者扮演的角色。 在政策執行工具的選用上，公共行政發展模式無疑給了一個最好的方向，因此本研究以為公共行政發展模式中的三種模式是可以並存在同一個時空下的，無論國家的政治體制或意識型態為何。就層級模式而言，其治理工具便是偏向威權、獨斷的工具；市場模式就是透過競爭與誘因機制設計的工具，而網絡模式的治理工具偏向信任的建構即公民教育。以本研究的個案為例，層級模式的思惟適合用在SARS疫情的控制上；政府無須藉由市場力量，更不用期待社會行動者的利他與信任，因為這是不明的疫情，人民沒有任何的知識基礎應對；而市場模式的思惟可以用在醫療資源的使用與配置上，不使強調競爭面，而是重視流通效率；前者易產生投機（如口罩囤積）後者則仰賴政府統一指導（如資源利用與分配）；網絡治理的公民教育適合於復原的社會價值重建，其效果在之後的公衛體系與人民對醫療衛生的風險意識增加。 本研究由「公民認知途徑」為始點探討治理能力的建構，就鑲嵌在網絡當中的行動者而言，其被動員的原因若從治理模式來看無非是：強迫、誘因與信任。最難的部分應該就是信任的建構，此更涉及了公民教育的政策工具介入。 基於公民途徑建構的治理能力，本研究對於政府行動者的期許在於： 1. 加強政策行銷能力：在政策方向上短期內可以促進政策效果亦可為長期治理能力建立良善基礎。 2.公民教育與公民意識的培養，不應只在發生重大的治理議題之後，例如SARS。公民教育可以長期改變公民文化與增進公民意識就網絡治理而言，社會資本等相關論述便是透過公民教育而來。國家身為一個較具一致性的行動者，對此應積極進行投資。 3. 企業型政府所謂競爭機制與管理主義真正的內涵在於：內部競爭係建立在對外展現的效率上，而非官僚本質的改變。許多文獻將官僚自利與人性自利等歸咎於管理主義盛行，有失公允，這種誘因機制的創造應建立在政策議題上而非本質改變上是未來政府可以努力的目標。

「定時編製、查核及揭露會計資訊」是促進現代經濟有效率運作的重要制度之一，現代社會設計了種種機制，希望使「定時編製、查核及揭露會計資訊」這個制度可以順利發揮原先預設的功能，例如利用國家公權力強制營利事業提供財務會計資訊，並制訂財務報表編製規範。另外，在公司法制上安排各項制度，要求經營階層提供及時、允當表達的財務報表給不參與經營的外部人。最後，針對財務報表不實表達課予刑事責任，以警示財務報表編製者不要輕易違反財務報表編製的規範。 財務報表不實表達是指財務報表所記載的內容，與實際存在的事實不符，或不按「一般公認會計準則」編製。以編製者主觀要件為故意或過失為標準作分類，可分為財務報表舞弊（故意）及錯誤（過失）。基於故意所發生之財務報表不實表達，造成的傷害極大，而且較難於事前發現而予以防範，因此法律制度特別針對這種不法行為課予刑事責任，並依照對個人、社會利益傷害的大小，分別於《商業會計法》與《證券交易法》訂定不同刑度的刑事處罰。本文探討的焦點集中於因故意而發生之財務報表不實表達。 公司之經營階層負責編製財務報表，傳遞財務會計資訊予外部人，該外部人包括不參與經營之出資者及債權人。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基於人性自利之前提，公司之經營階層在編製財務報表時，並不必然會提供及時、允當的財務會計資訊，而可能透過編製不實表達的財務報表，謀取不正當之利益。公司治理之研究範圍，即在討論如何合理及有效的控制經營階層之管理權限，促使經營階層為公司全體利益努力，降低經營階層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侵害公司利益的可能性。《證券交易法》於民國95（2006）年1月經過大幅度的修正後，正式引進獨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及審計委員會（Audit Committee）制度。其中，審計委員會均由獨立董事擔任，其獨立性與監督能力均較先前之監察人制度提高許多。另外，審計委員會可參與財會主管、稽核主管及查核會計師之選任。此項制度上之變革對於公司的正當經營與財務報表的允當表達應有相當的助益。 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範，《商業會計法》第71條「財務報表不實登載罪」與《證券交易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財務報告虛偽記載罪」是針對不實財務報表編製者之刑事處罰規定。《證券交易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財務報告虛偽記載罪」相對於《商業會計法》第71條「財務報表不實登載罪」，屬於法條競合的特別關係。《刑法》第215條「業務文書登載不實罪」相對於《商業會計法》及《證券交易法》之財務報表不實表達，屬於同一類犯罪之基本類型，基於法安定性之考量，同一類型犯罪之犯罪構成要件的規範與解釋上，《刑法》、《商業會計法》與《證券交易法》三者之間應有相當之一致性。因此，本章擬以《證券交易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財務報告虛偽記載罪」為中心，說明財務報表不實表達之犯罪構成要件，旁及說明《刑法》215條「業務文書登載不實罪」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財務報表不實登載罪」之犯罪構成要件。 回顧民國93（2004）年6月爆發的博達弊案，93（2004）年第一季的財務報表明明記載尚有銀行現金約新台幣六十三億，最後卻無聲無息的消失，就是一件典型財務報表不實表達的案例。本文擬以博達這個實際案例作為探討的主要對象。蓋博達事件之舞弊方式與財務報表不實表達有密切的關係，應可多方面展現財務報表不實表達的不同樣態，同時亦可瞭解我國刑事法律體系對於財務報表不實表達的適用狀況。

本研究主要動機源自於觀察到國內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公司，多數視發行可轉債為現金增資的替代融資工具，且不論其宣告發行時短期股價表現，亦或是發行後長期營運績效皆有持續惡化的現象，顯示投資人視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為一不利訊息；另外由於可轉換公司債具有股票、債券雙重特性，不具管理公司之權力，且票面利息極低，對持有可轉債之債權人而言存在著一些代理問題，發行公司亦可能藉由這些代理問題而存在盈餘操弄或是利用發行可轉債進行套利的可能性，故利用公司治理變數檢視對宣告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的宣告效果與可轉債發行公司發行後長期營運績效改變之影響。 本研究以1997年至2008年曾向證期會申請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並核准發行之上市（櫃）公司為對象進行分析，並根據本研究目的及實證結果歸納以下結論： 1.利用事件研究法觀察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之宣告效果，發現宣告後發行公司股價有顯著負的累積異常報酬，累積至發行後30日仍持續下降，並無恢復至正常股價之趨勢；觀察長期營運績效變化，發現發行後當年度及後一年之績效表現皆持續惡化，與國內外實證結果一致。 2.利用多元迴歸分析檢視公司治理對長短期績效之影響，發現董監固定薪酬、董監持股比率以及席次控制權與直接持股偏離程度對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公司發行後之長期營運績效具顯著影響，對短期績效影響則不顯著。 3.進一步利用門檻回歸分析檢視是否公司治理惡化至某一程度時，對長短期績效才具有顯著影響，發現公司治理變數具門檻效果，自然人持股與董監席次對短期績效具顯著影響，董監固定薪酬、董監持股比率、以及席次控制權與直接持股偏離程度則對長期營運績效具顯著影響。 以上結論符合本研究假設，即在公司治理惡化至某一程度時，隨公司治理越差，代理問題越大之可轉債發行公司，其發行後長短期績效衰退情形亦越嚴重。

本研究以民國91年至97年私募增資之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私募折價幅度與自我利益及公司治理之關連。 研究結果發現，私募期間過長或私募比例越高，則折價幅度越大，此外當應募人為公司內部人，且私募期間過長，其折價幅度越嚴重。顯示若私募期間過於冗長，則有心人士從中操控股價，套利的空間及能力越大，特別是公司內部人基於資訊的優勢，圖利自我的能力會較其他類型之應募人強。若再輔以大量的私募股份，即可從其他股東竊取大量的資產，對小股東傷害甚深。 有關公司治理方面，董(監)持股比例越高，則折價幅度越大；設有獨立外部董(監)事之公司，其折價幅度較小；而控制股東擔任董(監)事席次的比例與折價幅度則呈反向關係。顯示相較之下，外部獨立董(監)事是較佳的公司治理機制，能夠有效保障小股東之權益。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self-dealing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price discount in private placement. Thre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volume of private equity offering and the offering duration are both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rice discount. When private equity is offered to insiders with long duration, it creates a compound effect, thus making price even lower. However, the existence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or supervisors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price discount. The evidence shows that regulation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could lessen self-dealing and board with independent directors or supervisors provides a better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on pricing in private placement to protect shareholders’ interest.

公司治理的主要目的在於建立公司適當內部與外部機制，以保障公司資金提供者之權益。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其運作效能會影響其功能之發揮，而董事會成員之專業性是影響董事會效能因素之一。近年來，企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越趨頻繁，涉及之交易金額及風險通常較為重大，一旦失利，影響資金提供者甚巨。因此，本研究探討董事及監察人之專業性與企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決策之關聯性。 本研究以企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決策行為為應變數，主要之解釋變數為董事及監察人之會計專業及財務專業，並納入公司治理特性控制變數及公司特性控制變數。 實證研究結果顯示，董監事具備會計專業與企業是否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沒有顯著關聯性，但董監事具備財務專業則與企業是否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呈顯著負向關係。此外，董監事具備會計專業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金額呈顯著正向關係，而董監事具備財務專業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金額則呈顯著負向關係，兩者具差異性。最後，董監事具備會計、財務專業雖皆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損益呈正向關係，惟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本研究探討非營利組織設立基金保管與治理機制之關聯性。非營利組織接受社會捐贈成立，以達成設立宗旨為目標，對財產的保管與運用效率負有責任。在文化藝術財團法人的財務資源保管方面，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藝術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規範基金會需要將設立基金以定存等相關方式保管，並接受主管機關的監督。 研究採用隸屬於文建會之財團法人組織為樣本，探討與董事會組成結構之關聯性。本研究以民國97年訪視文化藝術財團法人，是否採用與營運資金分離的定期存款帳戶保管設立基金，衡量財團法人是否妥善保管設立基金。在董事會組成結構方面，採用董事會規模、內部董事、執行長是否兼任董事、發起人是否亦為董事及監察人之人數衡量。 實證結果顯示：首先，董事規模與是否善盡財務保管之責為負向顯著關係；其次，執行長是否兼任董事與是否善盡財務保管之責為負向關係；第三，發起人亦為董事與是否善盡財務保管之責為正向顯著關係；最後，當發起人亦為董事情況下，董事規模越大將減低管理者不善盡財務保管之責。本研究發現董事會組成結構與財團法人是否採用定期存款方式保管設立基金間存有關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