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第一階段農地改革後，逐漸有為降低生產成本與提高農民收入之大規模策略出現。本研究定義出台灣歷經包括農業生產專業區、農地利用綜合規劃之共同經營班與其後之產銷班、稻米產銷專業區與農業經營專區等四種大規模策略之農地集團化利用階段，是在公共秩序之法規命令，與集團成員契約簽訂所建立之私人秩序下而得以成立運作，符合混合式治理的特徵；而此治理理念的應用，可以新制度經濟學中微觀的角度，對組成各階段公共秩序和私人秩序的規則和執行機制，進行治理結構之比較分析。此係分別展現公共秩序與私人秩序規則中，誘因和安全措施是如何的賦予，與集團運作時是藉由第三者執行或自我執行之執行機制，以分析各農地集團化利用階段所採行的混合式治理，其治理結構如何具有階層與市場屬性程度的差異，進而探討所呈現的變遷趨勢，供政府對農地集團化利用輔導之策略擬定，與營運主體設計契約化私人秩序時之參考。研究發現在市場越來越競爭之下，台灣各農地集團化利用階段之治理結構，不僅於規則中誘因的提供與安全措施的設置朝向由私人秩序賦予，更從集團之規劃召集、與集團成員行動的裁決等，都趨向依私人秩序訂定條款，由集團成員自我執行。故政府對農業經營的混合治理，在逐漸有由營運主體自發地根據公共秩序組織集團，擬定私人秩序自我執行運作的趨勢下，建議可增強公共秩序需對私人秩序治理結構之支持，並於公共秩序執行排除考量給予改善之機會，讓農地集團化利用更具競爭力與建立永續發展的空間。 / In Taiwan, after the first farmland reform, an integrated strategy has been adopted to pursue lower production cost and higher agricultural profit. This study defines four stages of integrated farmland use in Taiwan, i.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pecial District, Agriculture Production Section and Production Group, Rice Production Special District, and Special Agriculture Enterprise District. Those stages of integrated farmland use have characteristics of hybrid governance which are established under laws i.e. public ordering and contracts among members of groups i.e. private ordering. The idea of hybrid governance, derived from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s a micro-analytic point of view and can be employed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s, namely the rules and the enforcement mechanism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ordering of every stage, a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How incentives and security measures are adopted in the rules and whether third party enforcement or self-enforcement is used in the enforcement mechanism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ordering are provided. After the analysis of hybrid governance structures, differences on their hierarchy and market orientation will be revealed. In Taiwan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s of integrated farmland use has a tendency of market orientation and private ordering. The result can be considered by the government in deciding the policies for integrated farmland use, and can help the operating group to formulate private contracts for their own private ordering.

全球能源消費大國之中，日本的低能源蘊藏量以及高能源利用率常引起多方研究。本文從蒐集並整理日本戰後至2011年間的能源政策、比較311前後兩個執政黨（民主黨、自民黨）的能源政策立場，到探究日本於311後能源政策轉折的方向及原因、並且進一步推敲出日本的能源治理模式。因此發現，日本在二戰之後就開始運用一系列的政策手段與能源市場干預途徑，突破低能源蘊藏量之先天不利條件，達到高能源利用率之後天技術優勢所創造的經濟成長。而當日本經歷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震災後，政府更強烈介入能源市場，希望進行能源結構的轉型，使得日本得以維持能源高自主率與溫室氣體低排放率的目標。本文因此結論，日本雖然身為能源匱乏國，但是它的能源政策充分體現出了國家介入能源市場由上而下治理模式的特性，使得日本得以突破能源約束，在諸多能源不利之條件下開創了近半世紀的經濟高度發展期。此外，本文亦結論日本於全球能源治理的角色可以歸納為三：（1）全球溫室氣體減量暨全球能源安全提升的追隨者；（2）區域性能源合作的示範者；（3）全球核能安全建立的示範者等三種角色。 / Japan is noted for its low energy endowment but high energy efficiency among the global top energy consuming nations. In this study, collection of the past Japanese energy policies from 1945 to 2011, comparison of the political stances on the energy strategies between the two Japanese ruling partie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investigation on factors causing a change of Japan’s energy policy post Fukushima contributed to outlining the pattern of Japan’s energy governance. This study found that Japan’s intervening in its the post-war domestic energy market by means of a string of policy instruments has successfully made Japan overcome the predicament of high energy demands out of low energy reserves, further achieve the edge of high energy efficiency, and therefore create its outstanding economic growth. Nevertheless, after experiencing another energy predicament post Fukushima, Japan made more effort on the intervention into its energy market to transform its domestic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with a view to maintaining high energy self-sufficient rates and low GHGs emissions. To conclude, although Japan is a nation of insufficient energy resources, its energy policies reveal the trait that the state intervenes in the energy market by the top-down governance approach to make its way to break through the energy constraints, creating a nearly half-century’s economic prosperity. Besides, we also conclude that Japan plays three major roles in the domain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1. a follower of global GHGs emission abatement and global energy security enhancement, 2. a demonstrator on reg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and, 3. a model of building global nuclear power safety.

一九八○年代迄今，對英美語系和歐陸等先進工業民主國家的政府部門而言，是一個治理模式變革的年代。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波政府改革運動的持續力和影響層面是歷史上少見的，驅動改革的相關理念亦有脈絡可循，並且已經浮現出若干明顯的新治理模式。可惜的是，這一波政府改革風潮雖然有著許多不同而動人的稱號（如新公共管理運動、政府再造運動），以及眾多令人目眩神迷的改革策略（如顧客導向的服務、簽約外包、組織精簡等），但是針對各類新的治理模式或各種改革方略所進行的分析及評估卻不多。本文將嘗試由治理（governance）概念發展出一套評估性的分析架構，以作為檢驗這些新的治理模式或改革策略的工具。這一套評估性的分析架構包括三個部分：治理工具的選擇、治理過程的互動關係及治理能力的評估指標。 目 錄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8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流程 ‥‥‥‥‥‥‥‥‥‥‥‥‥‥‥‥‥‥‥11 第四節 治理概念的界定 ‥‥‥‥‥‥‥‥‥‥‥‥‥‥‥‥‥‥‥13 第五節 研究限制 ‥‥‥‥‥‥‥‥‥‥‥‥‥‥‥‥‥‥‥‥‥‥19 第二章 西敏寺型式的改革 ‥‥‥‥‥‥‥‥‥‥‥‥‥‥‥‥22 第一節 西敏寺民主模式的特徵及其困境 ‥‥‥‥‥‥‥‥‥‥‥‥22 一、西敏寺模式的主要特徵 ‥‥‥‥‥‥‥‥‥‥‥‥‥‥‥‥22 二、西敏寺模式的困境 ‥‥‥‥‥‥‥‥‥‥‥‥‥‥‥‥‥‥24 第二節 柴契爾革命的背景 ‥‥‥‥‥‥‥‥‥‥‥‥‥‥‥‥‥‥29 一、經濟和社會的壓力 ‥‥‥‥‥‥‥‥‥‥‥‥‥‥‥‥‥‥30 二、政治和行政的困局 ‥‥‥‥‥‥‥‥‥‥‥‥‥‥‥‥‥‥34 三、歐洲化的衝擊 ‥‥‥‥‥‥‥‥‥‥‥‥‥‥‥‥‥‥‥‥35 四、柴契爾個人的意志 ‥‥‥‥‥‥‥‥‥‥‥‥‥‥‥‥‥‥37 第三節 新右派的改革理念 ‥‥‥‥‥‥‥‥‥‥‥‥‥‥‥‥‥‥37 一、自由主義和保守哲學 ‥‥‥‥‥‥‥‥‥‥‥‥‥‥‥‥‥38 二、奧地利學派和芝加哥學派 ‥‥‥‥‥‥‥‥‥‥‥‥‥‥‥40 三、公共選擇理論 ‥‥‥‥‥‥‥‥‥‥‥‥‥‥‥‥‥‥‥‥42 四、管理主義 ‥‥‥‥‥‥‥‥‥‥‥‥‥‥‥‥‥‥‥‥‥‥49 第四節 保守黨政府的改革行動 ‥‥‥‥‥‥‥‥‥‥‥‥‥‥‥‥53 一、改革紀事（1979-1997） ‥‥‥‥‥‥‥‥‥‥‥‥‥‥‥‥53 二、改革歷程及其重點 ‥‥‥‥‥‥‥‥‥‥‥‥‥‥‥‥‥‥57 第三章 治理概念的分析架構 ‥‥‥‥‥‥‥‥‥‥‥‥‥‥‥60 第一節 治理概念途徑的內涵 ‥‥‥‥‥‥‥‥‥‥‥‥‥‥‥‥‥60 一、治理概念的七種用法 ‥‥‥‥‥‥‥‥‥‥‥‥‥‥‥‥‥60 二、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間的差異 ‥‥‥‥‥‥‥‥‥‥‥‥‥64 三、治理概念的五個命題 ‥‥‥‥‥‥‥‥‥‥‥‥‥‥‥‥‥66 第二節 治理工具的類型 ‥‥‥‥‥‥‥‥‥‥‥‥‥‥‥‥‥‥‥71 一、從政策工具到治理工具 ‥‥‥‥‥‥‥‥‥‥‥‥‥‥‥‥71 二、四種治理工具 ‥‥‥‥‥‥‥‥‥‥‥‥‥‥‥‥‥‥‥‥72 三、四種治理工具的比較 ‥‥‥‥‥‥‥‥‥‥‥‥‥‥‥‥‥77 第三節 治理關係的層次 ‥‥‥‥‥‥‥‥‥‥‥‥‥‥‥‥‥‥‥79 一、從政府統治到多層治理 ‥‥‥‥‥‥‥‥‥‥‥‥‥‥‥‥79 二、三個層次的治理 ‥‥‥‥‥‥‥‥‥‥‥‥‥‥‥‥‥‥‥81 第四節 治理能力的指標 ‥‥‥‥‥‥‥‥‥‥‥‥‥‥‥‥‥‥‥85 一、善治的參考指標 ‥‥‥‥‥‥‥‥‥‥‥‥‥‥‥‥‥‥‥85 二、動態指標的建構 ‥‥‥‥‥‥‥‥‥‥‥‥‥‥‥‥‥‥‥88 第五節 研究架構的提出 ‥‥‥‥‥‥‥‥‥‥‥‥‥‥‥‥‥‥‥92 第四章 財務管理改革 ‥‥‥‥‥‥‥‥‥‥‥‥‥‥‥‥‥‥94 第一節 績效責任導向的財務管理 ‥‥‥‥‥‥‥‥‥‥‥‥‥‥‥94 一、效率稽核 ‥‥‥‥‥‥‥‥‥‥‥‥‥‥‥‥‥‥‥‥‥‥95 二、財務管理方案 ‥‥‥‥‥‥‥‥‥‥‥‥‥‥‥‥‥‥‥‥96 三、市場測試 ‥‥‥‥‥‥‥‥‥‥‥‥‥‥‥‥‥‥‥‥‥‥98 四、績效責任審計 ‥‥‥‥‥‥‥‥‥‥‥‥‥‥‥‥‥‥‥‥99 五、強化會計功能 ‥‥‥‥‥‥‥‥‥‥‥‥‥‥‥‥‥‥‥‥101 第二節 治理工具的選擇 ‥‥‥‥‥‥‥‥‥‥‥‥‥‥‥‥‥‥102 一、層級節制為體，市場機制為用 ‥‥‥‥‥‥‥‥‥‥‥‥‥103 二、官僚經驗與管理文化的變革 ‥‥‥‥‥‥‥‥‥‥‥‥‥‥104 第三節 治理過程的互動關係 ‥‥‥‥‥‥‥‥‥‥‥‥‥‥‥‥109 一、官僚與廠商的競爭 ‥‥‥‥‥‥‥‥‥‥‥‥‥‥‥‥‥‥109 二、內部審計重於外部審計 ‥‥‥‥‥‥‥‥‥‥‥‥‥‥‥‥111 三、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拉鋸 ‥‥‥‥‥‥‥‥‥‥‥‥‥‥112 第四節 治理能力的評估 ‥‥‥‥‥‥‥‥‥‥‥‥‥‥‥‥‥‥114 一、從政治理性出發的問題診斷 ‥‥‥‥‥‥‥‥‥‥‥‥‥‥114 二、柴契爾優越的統理能力 ‥‥‥‥‥‥‥‥‥‥‥‥‥‥‥‥115 三、仍須強化的回應力 ‥‥‥‥‥‥‥‥‥‥‥‥‥‥‥‥‥‥116 四、改革效益大於改革成本 ‥‥‥‥‥‥‥‥‥‥‥‥‥‥‥‥119 第五章 組織結構的變革 ‥‥‥‥‥‥‥‥‥‥‥‥‥‥‥‥124 第一節 市場模式的組織結構 ‥‥‥‥‥‥‥‥‥‥‥‥‥‥‥‥124 一、民營化 ‥‥‥‥‥‥‥‥‥‥‥‥‥‥‥‥‥‥‥‥‥‥125 二、續階計畫 ‥‥‥‥‥‥‥‥‥‥‥‥‥‥‥‥‥‥‥‥‥127 第二節 治理工具的選擇 ‥‥‥‥‥‥‥‥‥‥‥‥‥‥‥‥‥‥133 一、從層級節制到市場機制 ‥‥‥‥‥‥‥‥‥‥‥‥‥‥‥‥133 二、組織經濟學的論證 ‥‥‥‥‥‥‥‥‥‥‥‥‥‥‥‥‥‥135 第三節 治理過程的互動關係 ‥‥‥‥‥‥‥‥‥‥‥‥‥‥‥‥138 一、國家空心化（hollowing-out） ‥‥‥‥‥‥‥‥‥‥‥‥139 二、行政執行機關與部會的互動關係 ‥‥‥‥‥‥‥‥‥‥‥‥140 第四節 治理能力的評估 ‥‥‥‥‥‥‥‥‥‥‥‥‥‥‥‥‥‥144 一、特定系絡下的問題診斷 ‥‥‥‥‥‥‥‥‥‥‥‥‥‥‥144 二、梅傑與柴契爾在統理能力上的比較 ‥‥‥‥‥‥‥‥‥‥‥145 三、回應力與反作用力 ‥‥‥‥‥‥‥‥‥‥‥‥‥‥‥‥‥‥147 四、效益遞減、成本遞增 ‥‥‥‥‥‥‥‥‥‥‥‥‥‥‥‥‥148 第六章 文官制度調整 ‥‥‥‥‥‥‥‥‥‥‥‥‥‥‥‥‥152 第一節 人力資源管理取向的文官制度 ‥‥‥‥‥‥‥‥‥‥‥‥152 一、富爾頓報告的遺緒 ‥‥‥‥‥‥‥‥‥‥‥‥‥‥‥‥‥‥153 二、人事行政機關的改組 ‥‥‥‥‥‥‥‥‥‥‥‥‥‥‥‥‥155 三、雇用制度的變革 ‥‥‥‥‥‥‥‥‥‥‥‥‥‥‥‥‥‥‥157 四、訓練制度的發展 ‥‥‥‥‥‥‥‥‥‥‥‥‥‥‥‥‥‥‥163 五、文官員額精簡 ‥‥‥‥‥‥‥‥‥‥‥‥‥‥‥‥‥‥‥‥166 第二節 治理工具的選擇 ‥‥‥‥‥‥‥‥‥‥‥‥‥‥‥‥‥‥167 一、從人事管理到人力資源管理 ‥‥‥‥‥‥‥‥‥‥‥‥‥‥168 二、人力資源管理的內涵 ‥‥‥‥‥‥‥‥‥‥‥‥‥‥‥‥‥170 三、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省思 ‥‥‥‥‥‥‥‥‥‥‥‥‥‥171 第三節 治理過程的互動關係 ‥‥‥‥‥‥‥‥‥‥‥‥‥‥‥‥173 一、部長責任制與文官政治中立 ‥‥‥‥‥‥‥‥‥‥‥‥‥‥173 二、政治控制與文官特權 ‥‥‥‥‥‥‥‥‥‥‥‥‥‥‥‥‥174 三、續階計畫與行政課責 ‥‥‥‥‥‥‥‥‥‥‥‥‥‥‥‥‥175 四、核心主管部門與高級文官的決策角色 ‥‥‥‥‥‥‥‥‥‥177 第四節 治理能力的評估 ‥‥‥‥‥‥‥‥‥‥‥‥‥‥‥‥‥‥179 一、難以周全的問題診斷 ‥‥‥‥‥‥‥‥‥‥‥‥‥‥‥‥‥179 二、梅傑與柴契爾在統理態度上的比較 ‥‥‥‥‥‥‥‥‥‥‥181 三、遲來的回應力 ‥‥‥‥‥‥‥‥‥‥‥‥‥‥‥‥‥‥‥‥182 四、潛在的成本與潛在的效益 ‥‥‥‥‥‥‥‥‥‥‥‥‥‥‥183 第七章 結論 ‥‥‥‥‥‥‥‥‥‥‥‥‥‥‥‥‥‥‥‥‥187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88 第二節 研究建議 ‥‥‥‥‥‥‥‥‥‥‥‥‥‥‥‥‥‥‥‥‥200

本研究以2003年到2012年國內上市上櫃公司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公司治理與公司績效之關聯性，以及家族與非家族企業公司治理對於公司績效之差異性。公司治理衡量方式是參考葉銀華、李存修與柯承恩（2002），設定一個公司治理綜合指標，綜合指標下有五個構面，為董監事組成、股東權益、管理型態、關係人與介入股市構面，各構面下有其所屬變數，將變數評分後，彙總於該變數所屬構面，最後再依照各構面之重要程度加權過後，即形成公司治理綜合指標。實證結果如下： 一、以全體企業、家族企業和非家族企業為樣本群，皆顯示當公司治理越好時，公司績效越好。 二、在資產報酬率與每股盈餘應變數下，家族企業之公司治理綜合指標對公司績效正向影響程度小於非家族企業。 三、以公司治理綜合指標下之五個構面，分別去探討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對於公司績效之差異。董監事組成構面下之家族企業對公司績效正向影響程度大於非家族企業；股東權益、管理型態、關係人與介入股市構面之各個實證結果，皆是家族企業對公司績效正向影響程度小於非家族企業。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and the difference in that relation between family and non-family ownership using a sample of publicly-traded Taiwanese companies during 2003-2012. Based on Ye, Lee, and Ke (2002, in Chinese), a composite index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set up from five constructs including director and supervisor, shareholders' equity, management style, overinvestment and related par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The better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better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is finding is true for each of the three samples including family ownership, non-family ownership and both of them together. 2.Taking return on assets (ROA) or earnings per share (EPS) as corporate performance measure,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performance is stronger for family ownership than for non-family ownership. 3.Except for director and supervisor construct, all other four constru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cluding shareholders' equity construct, management style construct, overinvestment construct and related party construct have stronger effec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for non-family ownership than for family ownership.

近年來，中國環境污染不斷惡化，隨著動態的傳遞過程，境內受到污染的物質隨著河流、海洋、空氣的流動而移轉，甚至以人爲移動的方式傳遞至其他國家，形成跨國界的環境污染，全球因為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與治理的成本難以估計。 中國環境污染的問題，有其歷史的淵源，又與各時期領導者政治思維、經濟發展及環保政策相關。面對國際社會的關注和環境惡化的壓力，中國被迫嚴肅正視其環境污染問題，在「北京奧運」舉辦前後，中國政府展現整治控制的決心及投入，確實使北京環境因為奧運短期成效，讓世人驚豔。 深入探討中國環保政策面臨問題，根源於政策體制缺陷、國內參與不足及國際化程度不深等因素。對中共而言，面對發展與環保、地方與中央及國內與國外情況，已不僅是一個專業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挑動政權敏感神經及智慧，左右為難。

本文共一冊，計七萬字。內容分導論、本論與結論。 導論部分將介紹斐路生的生平與研究經歷、思想背景和研究重點及著作。本論分五章 ：第一章為心理、文化研究法與個案研究，乃對斐路生政治理論做方法論層次之分析 ，第二章為政治發展過程中的認同危機，乃以緬甸為個案進行理論層次之探計；第三 章為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合法性危機，乃以中國為個案進行理論層次之探討；第四章為 過渡社會中民主政治之建立，乃分析過渡社會中的民主政治建立之可能、困難和策略 ；第五章為斐路生政治理論的評估，乃對斐路生政治理論之效用及限制加以評估。最 後為結論，乃對本文各章做扼要之總結。

主旨在透過「治理決策與治動」兩種層次為主的研究，以發掘回疆西四城的治理過程 及其特色，兼以瞭解該時期（乾嘉道三朝）治理西四城的績效。 本文前言部分，敘述研究之、方法和經過。第一章「緒論」，係扼要說明西四城的歷 史背景，和治理的自然、社會。第二章「經略西四城始末」，是按時間及事務性質之 先後，分別敘明邊防之情形，同時藉以發現其間的因果關係。第三章「屯墾、牧廠的 決策」，依事件的先後關係分四節敘述，詳陳該地屯墾的計劃、執行及人力規劃問題 ，和牧廠政策與功能。第四章「政治指導與士氣」，政治指導係指清朝皇帝，對回疆 政治活動的指揮與監督，並分析其政治技術（策略運用）。士氣則代表該處行政階層 成員的活動效率。文分四節，內容盡可能以因果關係來貫串分析。第五章「統制與律 例」，分七節陳述通行於西四城的法規禁令及其作用，以顯示其治道之精神和社會狀 況。第六章「結論」，以治理西四城之意義為中心的研討，以為治理回疆的參考。

台灣、泰國與馬來西亞這三個國家分別在1997年與1998年遭受到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這三個國家也都分別採取了相關的政策進行金融改革。但是在危機發生五、六年的時間之後，這三個國家的金融改革成效卻出現了差異。因此本論文最主要的問題即在於：這三個國家金融改革成效出現差異的最主要原因為何？為了有效分析與解答這一問題，本研究透過三研究層次的建立：制度(治理結構)、組織(監理架構)與市場(金融體系)，以及四個主要概念的釐清：自主性(autonomy)、職能(capacity)、透明化(transparency)與問責(accountability)，建構出所謂的「ACTA理論」(ACTA Theory)。 本研究主要論點為：台灣、泰國與馬來西亞這三個國家金融改革成效出現差異的原因在於，這三個國家治理結構與監理架構的ACTA不同所導致。泰國在危機之後，有了一部新憲法，並啟動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大幅提昇了治理結構與監理架構的ACTA，使得泰國的金融改革成效為這三個國家中最好的。馬來西亞在危機發生之後，並未進行政治改革，治理結構與監理架構的ACTA與危機發生之前相比，並未有明顯的改進，也因此其金融改革的成效為三個國家中最差的。至於台灣雖然在危機發生之後，出現了首次的政黨輪替，順利啟動了相關的改革工作，治理結構與監理架構的ACTA也有些許的提升，但是改善的幅度不如泰國，也因此台灣的金融改革成效位居三個國家之中。因此，若要有效進行金融改革，相關的政治改革是必要的，只有當治理結構與監理架構的ACTA獲得提升，金融改革才得以發揮其效用。 / The thesis focuses on the domest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key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actors in Taiwan, Thailand, and Malaysia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As we know, Thailand and Malaysia were attacked seriously by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Meanwhile, also affected by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many Taiwanese enterprises have reported serious problems in their financial structures and suspended their payments of loans to the banks. What happened in Taiwan, Thailand and Malaysia after the crisis? Though these three countries were all attack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but with different hurts. Thailand seemed to be the worse, and Taiwan was better than Malaysia. In addition to, all these three countries adapted financial reform policies after the crisis, but still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recovery. Malaysia had a fast recovery, but short-term and unstable. Thailand recovered slowly but strong and stable. Taiwan speeded up the reform after the first party turnover in 2000. What are the causes of the financial reform differences in Taiwan, Thailand, and Malaysia? Why did these three countries go in different ways on recovery?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I develop a theory, called “ACTA Theory”. I use these four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autonomy, capacity, 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ACTA), and three analysis levels to analysis the financial reform in Taiwan, Thailand, and Malaysia. The first level is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cluding the bureaucracies, politicians, political parties, conglomerates, and local factions, etc. The second level is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including the financial regulatory agency, like Central Bank, Ministry of Finance, or other financial restructuring authority, like FRA, CDRAC, TAMC in Thailand, Danaharta, Danamodal, CDRC in Malaysia, and Finan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 in Taiwan. The third level is the financial system, including the banks, finance companies, and merchant banks, also the performance of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plan. In conclusion, the ACTA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will influence the ACTA of regulatory framework from the top, and the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will influence the financial system jointly. Therefore the ACTA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are critical for financial reform.

摘要 近來公司治理議題廣受注目。而所謂的公司治理泛指公司的管理與監控機制，其目標在於健全公司營運，追求公司最大的利益並使公司股東、員工、債權人等利益關係人，能得到合理、公平的對待。本研究以敘述性統計分析、迴歸分析，選取民國九十年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的500家樣本公司，探討在我國公司治理機制下，董事、監察人特性與公司績效之關聯。 研究結果顯示 （一）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績效有顯著的負向關係，而監察人規模與公司績效則大 致呈顯著的正向關係。 （二）獨立董事的比例除了與公司績效變數的每股經常利益外，其餘皆達到10%的正向顯著水準。而獨立監察人與公司績效雖呈現正向關係，卻未達顯著水準。不過，若將獨立監察人和獨立董事合併來看，實證結果是與公司績效的四個變數都呈現5%的顯著正相關。 （三）法人董事比例與公司績效各變數分別呈現5%與10%的顯著負相關，此結果可能和我國企業偏好的交叉持股有關，。法人監察人比例亦與公司績效呈現負向關係，然而卻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是如果將法人董事與法人監察人比例合併觀之，則其與公司績效的四個變數皆達1%的負相關。 （四）董、監持股比率與公司績效的四個變數至少皆達5%的顯著正向關係，證實 董、監持股比率越高，因其自身財富與公司財務牽連越深，監督管理者的動機越強進而使公司績效表現較佳。此外，本研究亦發現，董事長是否兼任高階經理人，與公司績效之間並無顯著的關係。 / Abstract Corporate governance, which includes the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of a firm, is one of an important issue in recent years. The goa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ttempt to achieve the maximum profit of a company, and to treat shareholders, employees, and debtors, etc. fairly and reasonably. This thesis tries to find if there ar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ard, supervisors and firm performance under the related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Taiwan. The 500 samples are selected from the public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Corporation in 2001. Here are the main findings: 1. The scale of the board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 with the firm’s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number of supervisors seems to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it. 2. The ratio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may probably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the firm’s performance. The ratio of independent supervisors has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the firm’s performance, but is not significantly. 3. There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tio of institute directors and the firm’s performance, but the ratio of institute supervisors and the firm’s value do not have so strongly negative relationship. 4. The ratio of the stock held by the board and supervisors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irm’s value. Besides, whether the president serves as the general manager at the same time has no connection with the firm’s performance.

本研究之動機起於麥肯錫顧問公司的調查報告，報告中提到，若企業有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投資者願意支付多一些以持有該公司股票。本研究從公司治理和產業前景兩個角度切入，並參考國內外文獻選出四個代表性的公司治理變數以及從國內券商和金融商情機構所公開之產業研究報告中，建立產業景氣循環相對位置之虛擬變數，目的是量化質性的報告，期望能理出一條脈絡。 根據本研究實証結果可知，就公司治理變數方面，僅有代表資訊揭露品質的指標即”是否有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此變數與股價溢酬關係為正向且顯著。因此，當我們還在對財務報表的會計師查核簽證感到質疑之時，或是証期會尚未將上市櫃資訊評鑑工作步入正軌之時，本研究所採用之海外存託憑證變數，似乎是現階段可供參考且實用的代表指標；至於所選用之其他公司治理變數，不論董監持股、管理者持股或是否設有獨立董監，都對股價溢酬的影響顯得關係不大，也呼應了行政院對証交法關於獨立董監的設立，採日本以鼓勵自願的做法而非強迫。 就產業前景而言，預測本來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更何況是瞬息萬變的高科技產業，由本研究得出的結論恰好與反市場心理法則不謀而合，或許是分析師錯把許多數據指標誤認為是領先指標，並依此對未來前景做預測；但也有可能是現今的投資者都非常的精明，善用反市場心理法則來投資操作，姑且不論問題是出在分析師或是聰明的投資者，但根據本研究，至少發現對兩兆產業而言，若是將產業研究報告建議當作投資的唯一圭臬，似乎並不是明智之舉。 / The motivation of the thesis origin from the reports of McKinsey consulting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 reports that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would willing to pay premium to hold the stock if the company build up well corporate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The thesis decide to incise from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dustry foresight, and then find four representative variab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e dummy variables of industry recycle position. The aim is trying to understand which variable would affect premium through earnings-transmitting effec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with view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whether issue deposit receipt or not) i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to premium. Consequently it seems to be a practical index when we get confused to the reality of financial reports, moreover, the other variables about corporate governance are nonsignificant including the holding of director and supervisor、the managerial holding or whether constitute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and supervisor. The conclusions about whether constitute independent director and supervisor consist with the act of government which considers that modifying direction of the security law is free to choose instead of forcing every company to do so. With the view of industry foresight, it’s not a piece of cake to predict how it’s going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at psychological rule of anti-market seems to be a usable method. Keywords：Corporate Governance、industry foresight、industry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