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理学) / 甲第22825号 / 理博第4635号 / 新制||理||1666(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理学研究科地球惑星科学専攻 / (主査)准教授 吉川 裕, 教授 秋友 和典, 准教授 竹見 哲也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農学) / 乙第13018号 / 論農博第2828号 / 新制||農||1042(附属図書館) / 学位論文||H28||N4962(農学部図書室) / 32946 / (主査)教授 荒井 修亮, 教授 山下 洋, 教授 栗山 浩一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自2009年美國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的主張後，其對於東亞地區的注意力明顯提高，對區域間的盟友如菲律賓、日本，也加強了各式援助與安全保證。與此同時，隨著中國自改革開放後實力提升，對於向外發展的需求也日益提升。在此過程中，海權的發展，對其而言至關重要，然而中國所面對的是對其發展抱持疑慮的周邊環境。儘管中國強調和平發展原則，然他國仍對其擴展影響力感到不安，其中美國亦將中國認為是潛在的挑戰者，故而採取支持周邊國家的方式限制中國，使中國在近年的海上爭議中與他國呈現僵持的局面。 本研究主要以Robert Jervis 的認知理論為研究途徑，探討中美在互動中是否產生特定的機制，及對於中國海權發展影響。本研究發現，由認知的角度切入，中美兩國在互動過程中，確有機制存在，而主要起始點為兩國對於中國身分認知是否相符，若是肯定的答案，則兩國對於中國海權的認知將產生理性相符的結果。然而當兩國認知存在差距時，將會導向以非理性相符的態度看待中國海權，中國認為其是良性發展，但現實中卻是造成他國不安；美國認為限制中國符合自身利益，忽略中國和平發展的意圖，形成兩國皆將主觀認知加之於客觀不相容的現實的情況。當兩者的非理性相符認知碰撞的情況下，以本研究的釣魚台爭端為例，將使中國在向外海權發展中，尤其是對海洋領土的主張受到阻礙。 / Since the claiming of “Pivot to Asia”, the U.S. enhanced its support and security insurance toward alliance in East Asia as well. Meanwhile, with the growing of its strength, China’s demand of reaching outward also keeps rising.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developing of sea pow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However, the environment which China facing is not as supportive as it expected. Despite its emphasis on peaceful development, there is still anxiety in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U.S. which considers China as possible challenger, thus supporting countries in order to restrict China, leading to stalemate in recent dispute on sea issue. Using theory of perception of Robert Jervis as main approach,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between Sino-U.S. interaction, also its influence on China’s sea power . We find out that there truly is mechanism during the process , and the main point is difference of cognition on China’s identity. If the cogni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are corresponded, the result of perception on China’s sea power rational cognitive consistency. When perception gap occurs, it will lead to the result of irrational cognitive consistency, which China considers its development as benign, causing the feeling of threatening in reality. In the other hand, the U.S. believes that setting restraint on China brings benefits, thus ignoring China’s true intention, which form the situation of adding subjective perception on contradictive reality. As the Diaoyu Island dispute in the thesis, China’s sea power meets obstacle when the irrational cognitive consistency collap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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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國家主權或主權權力所不能及之處，存在著一帶人類活動鮮 少能及之地區，如：南極洲：深海海床洋底，及外空。 過去受限于科學技術水準，人類對上述區域既無意亦無法主張或實施管轄，因而形成 該等區域法律地位不明確之國際法律真空狀態。本論文藉由討論國家管轄範圍以外之 公海海床及其資源所應適用法律制度問題，嘗試比較「海洋自由」原則與「人類共同 資源」概念之內涵與此二原則及概念對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之適用性如何。 海洋自由原則為幾世紀以來規範海洋秩序之主要觀念，「領海」概念出現后，相對方 產生「公海」觀念，亦方有公海開放予全世界國家作非排他性利用之公海自由原則。 「人類共同資產」則為一項嶄新的國際法概念，其構想意在適用于傳統國家管轄範圍 以外之區域，并以照顧全人類福祉－特別是照顧開發中國家之利益為目的。一九八二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試圖建立之深海海床法律制度即為「人類共同資產」概念之具 體化，本論文爰擬以前項公約作為分析之主要依據。 隨著科技水準之提升與國際政治生態平衡之改變，開發利用深海海床礦產資源已屬必 然之趨勢，且科技因素使得對海洋之任何利用均可能造成無遠弗屆之影響，海洋法之 整體發展因而必須朝向以全人類「公益」為重要考量，自然將予「人類共同資產」概 念絕佳之發展空間，「公海自由」原則亦深受此潮流之影響而展現新貌。

關於國際航用海峽的航行問題，正隨著國際海上和空中交通的日益頻繁而愈受到國際 社會的重視。比較重要的發展，例如：國際法院在一九四九年哥甫海峽案中的判決確 立了軍艦灰害通過國際航用海峽的權利；一九五八年領海暨鄰接區公約亦有一條款對 國際航用海峽的無害通過權加以規定；最重要的是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專 篇建立了國際航用海峽的法律制度。 本論文寫作開始先對該海洋法公約所建立之國際航用海峽制度加以說明，並深入探討 國際航用海峽之法律意義、及其在國際航運和全球軍事戰略、政治上的重要性及領海 擴張對國際航海峽的影響。次對國際航用海峽的航行制度，如無害通過權之演進、過 境通行權之創設、海峽況岸國和海權國對通過權之爭論，以及海峽沿岸國和外國船舶 飛機在制度下之權利和義務，加以分析。再次就受特殊或定國際公約規範及受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規範之不同種類的國際航用海峽分別作扼要個案研究。在結論中，略述聯 合國第三屆海洋法會論之經過及其對國際航用海峽制度建立之貢獻，並評論該海峽制 度之利弊、得失。

南海問題涉及法律與政治兩個層次，就某種程度而言，南海爭端的本質即在於資源的爭奪與控制。「海洋法公約」於1994年正式生效後，南海主權爭端主要是領土取得以及如何適用「海洋法公約」的問題，不同於一般海洋劃界爭端，國家惟有取得島嶼後方得依據陸地支配海域原則主張海域管轄權。南海主權爭端為高度政治性問題，期望純粹藉由法律手段以解決此爭端，仍有其侷限性，有關國家須依據國際法的相關基本原則以決定領土主權的歸屬問題。相較於其他爭端國家，我國對南海的主權擁有歷史證據與法理依據，應在法律層面上站穩立場，臺灣斷無理由在主權的爭端中過度自我退讓。臺灣南海政策的一大侷限在於，政府最高決策者始終未能體認南海問題對我國影響的重要性，以及臺灣在與其切身相關的議題中被邊緣化的危機。質言之，南海問題並非政策可行性的問題，在於行動的意志問題，積極作為並不保證能獲致預期成果，但被動消極肯定將一無所成。若再不拿出一套具體的有效政策，而滯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其他聲索國家卻積極在南海問題上快速前進，而我們仍裹足不前、劃地自限，最終臺灣可能無法避免被邊緣化的危機發生。

本文以中華民國作為研究主體，探討在1982年現代國際海洋法確立之前，「漁業權」此一概念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發展過程。本研究首先上溯自清末，探討漁權概念傳入中國的過程以及後來在北京政府(1912-1928)及南京國民政府(1928-1937)的發展，雖然期間政權更迭頻繁，但漁權意識與政策並未隨著政權的更迭而有所轉變，而是彷彿接力賽般，由清末一路承襲自南京國民政府。1937年中日戰爭的爆發，中國沿海省份漸遭日軍佔領，中華民國的漁權發展方暫告一段落。 戰後國際秩序進入重整階段，雖然各國試圖透過國際海洋法會議，制定一具有公信力的國際海洋法，藉此解決諸多國際爭端；然而，在美、蘇冷戰的狀態下，各國對於國際海洋法中的「領海範圍」與「捕魚界限」均難以達成共識。如此也意味著，國際間不論是專屬漁業權或是入漁權雙邊交涉的效力，均遠大於國際法規定，且隨著不同的政治、地理以及國際關係等因素下亦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針對「專屬漁業權」與「入漁權」進行個案研究，探討中華民國在其中的發展歷程，並藉此比較其中的異同。

有關探討「歷史上台灣原住民形象」的學術研究，多半側重漢籍史料，其視角大致如下：1. 將文獻資料視為還原歷史現場的途徑，針對史料所提到的器具、風俗與制度，展開族群關係的回溯與重建。2. 以整理歸納的角度，統整歷代有關台灣原住民的官式文書、個人著作、竹枝詞、雜詠、賦及駢文，在不同文類的參照中，得出原住民形象的輪廓，涉及性別、修辭、物質文化等主題討論。上述研究成果，多半從帝國王朝看待邊疆民族的視域，進行分析，然而，若能跳脫清朝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以及日本安政、萬延、文久、慶應、明治等紀年之框架，而考慮1858-1912年間台灣歷史的特殊性，結合周遭因海洋而與異族交會、影響的經驗，台灣原住民的形象研究，得以在一個文化流動的論述中開啟新意。 咸豐八年(1858)簽訂天津條約，台灣開埠，在這段時間，西方、日本挾帶各自的海洋勢力而來，以物產、傳教、踏查為名，順著海路，聚集於台灣，使得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台灣歷史的特殊性，表現在開港貿易之後西方官員、傳教士以及商人的探險旅行，旁及牡丹社事件前後，日本朝野思考台灣「無人之境」領域的主權，這些藉著海洋而來的海外勢力，與清廷思考台灣後山番地、開山撫番、設省等政策，形成多層次的拮抗與論辯，並影響晚清處理帝國想像與再現政治的命題，台灣原住民於此，於是成為各方勢力斡旋、角逐的籌碼。本論文旨從海洋視域---各方勢力透過海洋來到台灣，在近代國家與世界體系建立的過程中，關注1858-1912年間台灣原住民形象再現、歷史情境與文化詮釋，並藉此梳理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晚清、歐美列強、日本之文明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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