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發放股利的形式，大致可分為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兩種。關於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目前國內外已有許多實證文獻予以探討，但多數文獻皆是就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個別討論，本研究之目的即在於將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從投資人的反應與其投資決策的角度，就目前文獻中尚未深入予以比較分析的方面，作一探究，研究的問題在於： 一、是否發放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的宣告事件皆具有資訊內涵，而會使得宣告期間內產生顯著的異常報酬率？ 二、投資人對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的偏好是否不同？在市場景氣不同下又有何不同的反應？ 本研究以民國80年至85年，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單純”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宣告事件為研究對象，以事件研究法進行實證。至於假說之驗證則採用單變量統計分析法（t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經實證分析，本研究所獲得的結論彙述如下： 一、就現金股利宣告效應而言：現金股利宣告期間，並未造成顯著的正異常報酬率，反而股價有下跌之情況。 二、就股票股利的宣告效應而言：股票股利宣告期間會出現顯著的正異常報酬率，但由其實證結果可發現，發放股票股利之消息在宣告日前即先行走漏。 三、就配股率對股價的影響而言：實證結果顯示，配股率越高之公司，往往其股價正向的反應越高，宣告期間之正異常報酬率也越大。 四、就盈餘配股對股價之影響而言：實證結果顯示，盈餘配股佔總配股比率的大小，對股價不具顯著的影響，可見台灣之投資人並無法區別其中之差異。 五、就市場景氣之不同，對於投資人在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方面之偏好是否有所不同而言：在多頭市場下，投資人會較偏好股票股利；在空頭市場下，投資人對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的偏好則無顯著之差異；對於現金股利而言，投資人會較偏好空頭時期的現金股利；至於股票股利，投資人會較偏好空頭時期的股票股利。

近代民法中以無償契約為中心的無償行為規範體系，起始於羅馬法，其時無償交易與有償交易同為社會典型交易型態，承擔重要社會功能。羅馬法上本於利益原則，透過誠信行為與誠信訴訟，建構起包括無因管理與無償契約在內的無償行為歸責體系。 近代民法以降以有償交易為社會典型交易型態，將無償交易歸於例外，無償行為法歸責原則從此被納入保護無償行為人的意旨，此種觀念同時影響到無償契約的成立，亦即近代法從成立與效力兩個層面，以保護無償行為人為原則，重塑了羅馬法以來的無償行為法體系。同時，由於近代民法建構起有償無償對立的兩分架構，在契約的第三人效力上亦以有償交易為中心不斷體系化，弱化無償交易的效力。 然而在現代社會之中，透過契約獲得利益以及公法給予對無償行為人的特別利益這兩種情形，使得民法中有償與無償的界限趨於模糊，另一方面無償行為人之間的特殊人際信賴關係亦逐漸淡薄。這使得一方面無法反映實際利益歸屬的有償契約與無償契約對立的兩分架構受到挑戰，更根本的問題則無償契約是否能涵蓋社會典型無償行為受到相當質疑。本文主張在維持近代民法有償無償基本架構的前提下，回歸到羅馬法上的利益原則，以法官適用誠信原則的方式，禁止實際受有利益的無償行為人主張無償契約法的特別保護。在進行無償契約的性質決定之前，則要充分考慮當事人之間是否有特殊人際信賴與交易可能，在此二者皆不存在的情況下，應當首先考慮以單方行為構成的可能。 本文的基本觀念，在於自羅馬法經近代民法至現代民法，社經關係、法理念與法技術均已經過重大改變，從法典角度而言，以有償無償對立的兩分結構建築起的近代民法既並未充實承襲羅馬法之全部，亦無法對應現代社會利益多元化之挑戰。從研究方法而言，本文首先消化社會科學對無償行為的研究，歸納出無償行為的典型社會類型，在此基礎上再進行法制史的回溯，析出法規範上的無償行為典型類型的變動，從法理念變遷的角度闡釋無償行為規範類型變動的過程，最後參考比較法上的討論成果，探討法技術上對無償行為可能的處理方式，並對兩岸民法進行立法論與解釋論上的建議。

本研究主要討論網路上無償資訊給予。在網路上有以提供資訊營生的人，也有不少無償提供資訊者，他們不一定是名人，也不一定是某領域的專家，單獨一人時絲毫不特別，但將他們提供的資訊合在一起時，卻有「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良」的力量，而我們使用這些資訊不需付錢，給予者也不要求他人付費，因此研究者希望能瞭解無償資訊提供者的動機及相應行為。 本研究從社會交換、市場行家、禮物文化等觀點切入，並佐以其他相關文獻，整理出給予者特質、給予動機、報償、給予行為與結果、及結予情境等五大面向，主要討論給予者可能具備什麼特質；提供資訊的動機為何；提供者給予資訊後能得到什麼報償；無償給予會有什麼結果，以及無償給予可能有什麼行為；而給予情境，即網路，尤其是電子佈告欄的特性可能為無償給予帶來什麼變化。 因為關注無償資訊給予者的想法，以及他們對無償資訊給予行為的解釋，選擇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為研究方法，並以台灣大學批踢踢實業坊為研究田野，最後成功訪問九男十一女共二十位受訪者。 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的媒體使用度及領域熟悉度都很高；有五大類給予動機，包括回饋、提供消息、分享、交流、以及從自己出發的動機，其中呈現男性注意自己需求而女性關注與他人關係的差別；報償不單只是有幾種報償(量化的)的意義，還有方向性以及好惡之別的意義；受訪者不在乎有無平等給予，也不在乎他人是否必須回饋，和網友建立交情但不深入，但相當重視資訊交流；網路虛擬真實影響受訪者對報償的想法、網路空間所營造出來的社群感會影響給予資訊者的去留。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教育学) / 甲第22197号 / 教博第246号 / 新制||教||192(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教育科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杉本 均, 教授 南部 広孝, 教授 西平 直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網路社群中的字幕組，是由一群無償勞動的網友們、透過新科技溝通媒介而組織起來的。在本研究中，筆者將字幕組視為一個虛擬團隊，意圖探討無償虛擬團隊的組織文化與互動方式。近年來，國內的虛擬團隊研究觀點，似乎較偏向學校或者企業，所設定的虛擬團隊也清一色是營利組織或者學校體制內的虛擬團隊。然而，字幕組的工作卻是無償無薪，也缺乏外在的企業體制。 無償的虛擬團隊與營利組織裡的虛擬團隊有何差異呢？網路社群中的P2P資源交換特性或者網路社群中的生態，是否也會影響到字幕組這樣的無償虛擬團隊？本研究採取Potter與Balthazard（2002）所整理出之團隊「互動型態」理論、Dani 與Burns等人（2006）的「組織文化類型」理論，試圖找出不同規模與文化情境的字幕組互動型態、組織文化類型。筆者觀察了數個中國與台灣的字幕組，期望找出具集體知識共作、創造特性的虛擬團隊特色。而這些特色，或許能啟發國內其餘具知識分享、文化創造性質的虛擬團隊。 本研究使用參與觀察、親身實作等方法進行，輔以筆者自身的中國字幕組經驗與其他台灣字幕組成員的深度訪談，同步進行書寫。 研究結果顯示，字幕組的組織文化偏向關係親密的「宗族文化」、以及具有創新特質的「鬆散彈性文化」。而針對字幕組的互動型態分析，則集中於「合作型」、「人際型」，同樣都是關係較親近、競爭壓力較少的互動類型。這些特質顯示出，字幕組這樣的無償虛擬團隊，的確在組織文化、互動風格方面，都有著與企業不同的組織屬性。 / The Subtitle Teams in online communities are formed by volunteers who communicate by virtual technology. This study views the Subtitle Teams as virtual team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ir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interaction style. In recent years, most Virtual Teams studies in Taiwan focus on teams in school and businesses industries, however, the Subtitle Teams are volunteers without business structur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mmercial virtual teams and voluntary subtitle teams? Do P2P communities influence voluntary subtitle teams like Subtitle Teams? We use Potter & Balthazard (2002)’s Interaction Style theory and Dani & Burn(2006)’s Organization Culture Types to explore the traits of Subtitle Teams. The Subtitle Teams in this study includes culture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ese, als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rama Subtitle Teams and Animation Subtitle Teams.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out some trait of creative, knowledge-based, and cooperative virtual teams, hope these result will help other virtual teams in NPO organizations or Cultural Industry in Taiwan. This study us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depth interviewing and case study to view the experience of the members from four Subtitle Teams. We found out that the Subtitle Team’s Organization Culture might tend to be The Clan Culture and The Adhocracy Culture. As to the Interaction Style analysis, many subtitle teams tend to be Passive Style and Constructive Style at the same time at the same time.

公司法於2011年參酌國際趨勢增訂第267條第8項與第10項，明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並規範其程序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排除同條第1項至第6項所定員工承購權相關規定之適用；同時授權證券主管機關對發行數量、發行價格、發行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得另為規定。而實務上，自2012年起上市櫃及興櫃公司即有46家公告決議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此後更逐年增加，顯示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顯然成為近年公司用以獎勵員工之新方法。惟目前實務與學說對於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相關法律議題研究甚少。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可能涉及之問題眾多，本論文擬參酌我國法類似制度之既有規定與美國法相關規定加以探討，先就我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制度簡介後，重點討論下列三項： 一、發行公司與被授與員工之法律關係： 即係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並自行認股，再與員工締約，約定以公司持有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為員工薪資？抑或是，公司與被授與員工間存有二契約關係，一為約定若干服務條件與績效條件之僱傭契約，同時尚訂有被授與員工以「前僱傭契約之薪資債權」認購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認股契約？ 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性質： 如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質為特別股還是普通股？若為特別股，是否為我國既有之特別股類型，即為公司法第157條第幾款之特別股；若為普通股，則是否有股份不平等之情事等。 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無償發行對資本維持之影響： 基於我國實務多數公司係以無償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然無償發行股份給員工，是否損及公司資本之充實？而根本有違資本維持原則？如否，被授與員工又係以何種財產出資？

本研究嘗試以CAPM所衍生出來之Market Model為主要模型，進行我國股市除權事件之分析、檢定與異常報酬分析，期能對投資人之投資決策能有所助益。本研究共蒐集了民國80年1月至民國88年6月共8年的時間，台灣證券交易所首次上市與中華民國證券櫃臺買賣中心首次上櫃的資訊電子公司，無償配發股票股利的樣本，共23個樣本點。研究在股東大會後五日與除權交易前10日到除權交易後10日之間，以市場模式估計每個樣本之合理報酬後，觀察平均股價異常報酬之變化，其實證結果顯示： 1. 對首次上市公司來說，股東大會的宣告效果不存在，股價已經先行反應該公司董事會議決之股利發放結果。至於首次上櫃公司，對於股東大會亦無其宣告效果存在，但較首次上市公司明顯，並達顯著水準。 2. 首次上市、上櫃公司在除權前10日這一段研究事件期間內，公司的股價並無除權行情的發生，而彼此間的差異也未達顯著水準。 3. 首次上市、上櫃公司在除權日當日平均異常報酬AR值均為呈現填權現象的產生，且皆是達到顯著水準。 4. 首次上市公司之股價有明顯的填權現象發生，至於首次上櫃公司的填權行情在除權後就不那麼顯著，而彼此間的差異也明顯的達到顯著水準。 5. 首次上市公司增發股利與否，其股價有呈現增加之趨勢，首次上櫃公司其股價在除權交易日當日則有呈現上漲之趨勢，而在除權後10日期間則呈現下跌之趨勢。

日本從1979年開始對中國實施政府開發援助至2009年，金額累計達209.77億美元，占所有對中國援助國家資金的60%以上，日本為對中國的最大援助國，中國也是日本對外援助的第二大受援國（僅次於印尼）。在日本援助投入的建設比較有代表性為：京秦鐵路、南昆鐵路、北京市地鐵、北京首都機場、上海浦東機場、武漢長江第二大橋、北京市污水處理廠、環境示範城市（重慶、大連、貴州）等。 本文發現，日本的援助理念與歐美各國不太一樣，美國的援助是以安全保障及戰略為考量為主，對中東許多國家來進行軍事援助，一旦這些受援國家發生政變，即自動立刻停止援助。英、法兩國的援助則偏向由以前殖民從屬的關係上來考量。日本的援助理念主要著眼於人道立場的考量及各國相互依存的關係。日圓貸款開始是以公共工程基礎建設為主，尤其以鐵路、港口等運輸設施為多，其次為能源、 農業、通信等，而且不同於日本對其他國家之日圓貸款以每年審核為主，日本對中國之日圓貸款則是一次決定多年間之貸放金額。到2000年開始受到日本本身政黨輪替，以及中國發展軍事等因素影響，轉而偏向幫助中國解決中西部地區的環保以及農業問題。 對中國經濟發展方面來看，日本對中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有助於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外開放、及改善投資環境。特別是在能源、資源等的基礎產業、交通、通訊、運輸及環境保護方面等的大部分大型建設計畫，都是援助的項目，同時日圓貸款更是中國經濟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資金來源。對日本在東亞國際政治經濟發展而言，日本對中國開發援助，不但有利於日本企業的商品在中國進出，間接促進日本企業對中國投資，加深中日兩國經濟互動，也同時促進兩國之間的民間交流，改善兩國的政治關係。 /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began to provide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to China in 1979. By 2009, Japan had given China a cumulative total of US$20,977 million in ODA, accounting for over 60% of all ODA received by China from other countries during this period, making Japan China’s largest source of foreign aid. Japan has given more ODA to China than to any other foreign country except Indonesia. The present study shows that Japan’s attitude towards foreign aid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displayed by the U.S. or the European nations. The selection of recipients of foreign aid by the U.S. government is mainly motivated by strategic and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For example, many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received U.S. aid at one time or another, but a regime change in a recipient nation can lead to the cessation of U.S. aid. Foreign aid granted by the U.K. and France tends to be directed towards countries that were formerly British or French colonies. By contrast, the main focus in Japan’s ODA policy appears to be on humanitarian issues and on the granting of aid to countries with which Japan has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Japan’s provision of ODA to China helped to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ncouraged China to open up more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contributed to the improvement in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China. A high percentage of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China – particularly in “basic industries” such as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 extraction, but also in the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s, transpor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sectors – have benefited from Japanese ODA, while Yen-denominated loans constituted a vital source of funding for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From Japan’s point of view, the granting of ODA to China by Japan not only helped to facilitate Japanese exports to (and imports from) China, indirectly encourage Japanese firms to invest in China, and strengthen bilateral economic ti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t also served to promote an intensification of interchang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itizens, and to bring about an improvement in bilateral relations at the governmental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