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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主要在探討兩岸營業競爭法制之內容及異同。主要內容如下：（一）兩岸先後制定了營業競爭法，如台灣於1991年制定的公平交易法，大陸於1993年制定的公平交易法，兩岸營業競爭法各有其特色，但大陸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規之內容基本上並未對反壟斷部份加以規範，僅有對公用企業及行政部門之限定購買行為和行政機關的地區封鎖行為加以限制，結合部份則完全未加以規定，聯合行為部分則規範了串通投票行為；台灣公平交易法則分別對不公平競爭行為、壟斷、結合、聯合、皆加以規範，內容上較大陸完整。（二）大陸的壟斷行政性壟斷為主，為其特色，主要包括部門壟斷及地區封鎖，此乃計劃經濟體制過渡至市場經濟所產生之弊端。（三）大陸反壟斷法未來制定之必要性及時機的探討。（四）大陸市場體制若干問題之探討。（五）結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1980年代末期起，在各種自由化、多元化與解除管制政策潮流的衝擊下，教育部遂於民國85年起逐漸開放民間業者編撰中小學教科書，由於教科書出版事業透過結合及競爭結果所致的市場類似獨寡占化傾向，使得部分教科書出版事業擁有高度的市場力，而於教科書議價、銷售等交易過程中，享有相當程度的優勢地位，導致市場競爭機制功能不彰；另一方面，此等擁有類似獨寡占地位的業者，為爭取或保持其市場占有率，亦紛紛出現不當贈品行銷等種種不公平競爭行為。如此結果造成教科書市場呈現一方面似乎競爭功能不彰，另一方面卻又同時出現競爭過度激烈的衝突現象，使得有關教科書市場之競爭規範分析，變得相當複雜且困難，在在均挑戰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執法立場及法規範標準。由於教科書之出版負有教育政策之意義，其性質顯不同於一般商品，教科書市場獨有的「選用者與支付對價者二者分離」特性，亦造成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公平會自創會以來，向以交易相對人存在為規範前提之執法標準，面臨前所未有之重大挑戰。過去公平會雖經多次修正相關行政規則以為因應，惟因教科書產業之錯綜複雜及快速變遷特性，始終未能全盤解決相關產業問題，故本研究希能藉由蒐集國內外相關資料，深入探討教科書市場之特殊性，進而分析該市場上類似獨寡占事業不當行銷行為於競爭法上應有之評價，並期望研究結果能做為未來主管機關執法之參考。 二、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研究範圍除將通盤性就我國競爭法規定及主管機關歷來對於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市場之各項規範及各類案例進行說明外，鑒於近年來教科書業者之各種行銷策略中，甚具拓展市場效果，惟其合法性卻很具爭議性者，應屬贈送學校或教師物品或不正利益之情形。故本研究研討重點將置於探討目前主管機關面臨之最大問題，亦即業者之贈品行銷行為於競爭法上應如何評價之爭議，並就主管機關現行規範之法律面及實質面缺失提出具體解決建議。同時，因目前我國的國民教育仍以國小、國中為主的9年國民教育為主，所涉及的學生人數也最為廣泛，因此本研究亦擬將研究之市場範圍限於國民中小學的教科書市場，合先敘明。本研究擬採取下述研究方法瞭解市場現狀與問題所在，俾具體掌握研究方向及內容：（一）文獻分析法：廣泛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之國內外文獻，進行閱讀、整理與探討，以深入分析文獻資料作為實證研究之基礎，建構出研究結論與建議。（二）問卷調查法：以全國各縣市的教育主管機關、國中小教師、家長、業者為抽樣對象，設計並發送問卷，瞭解渠等對教科書出版業者贈品行銷行為應受規範之看法，計發出問卷554份，回收有效樣本計403份。（三）現場實證法：研究者親赴台北縣、市、桃園縣、基隆市採樣計7所國小，瞭解目前學校說明會性質、贈品提供或期約提供方式並實際取得業者贈品項目進行分析。 三、研究架構 在前開研究目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之認識前提下，本文之研究架構重點如下：（一）針對我國教科書市場之開放過程進行探討，瞭解我國教科書開放改革之理由、政策轉變及歷程。（二）研究我國教科書產業結構、競爭狀況及教科書之產出過程，據以分析教科書選用採購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關係。（三）整理主管機關公平會目前對於教科書產業所定行政規則、執法案例及相關規範目前面臨之法律面及執行面爭議與未來待解決問題。（四）蒐集世界各主要國家如日本、美國、加拿大、英國、西班牙等外國教科書選用制度、競爭法規範及案例，俾供建立本研究結論之參考。（五）綜合研究結果提出研究結論，並就我國現行教科書市場所面臨之問題與困境，分別針對競爭法主管機關、教育主管機關及業者提出整體性具體建議。 四、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現行公平會規範說明，區分銷售事業提供贈品之對象為使用人或選用權人之不同，分別適用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3款或第24條之相關規定，應有修正之必要，以符法理。另現行規範說明禁止教科書業者贈送「不當」之金錢、物品或其他經濟利益，並以「與使用特定教科書教學具有直接關聯」作為判斷標準。惟前開判斷標準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致業界多有爭議及質疑，是以相關判斷標準明確性之爭議，應有釐清之必要。（二）針對本研究發現之教科書產業贈品行銷行為相關問題，依據各項研究方法歸納分析後，分別對競爭法主管機關、教育主管機關、出版事業等三方面提出具體建議。

無

民航運輸業因其沈沒成本高、公用服務事業、以及飛航安全維護等特性，為避免因惡性競爭造成消費者與業者雙輸的局面，長期以來民航運輸業皆屬管制性產業，其市場之進入退出（特許權）、運費費率制定、服務水準（如班次頻率、等待時間等）等皆有管制標準，以維持民航業者市場之運作。惟長期管制下雖避免航空是夜間之惡性競爭，但反而造成經濟無效率上，損害整體公共利益。因此1970年起自美國開始，世界各國之航空事業陸續朝向解除管制，即所謂「開放天空」（open skies）之政策方向發展。 解除管制後雖使票價降低、座位數、航線數等服務水準提高，但航空事業間也因為加入者眾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業者為了爭奪市場占有率，大量擴充機隊並搶佔機場時間帶，然國內外景氣不佳造成業者虧損累累，為求自救之道，航空業者間開始為各種聯運、聯營等聯合行為，以降低市場間競爭狀態。而此種「聯運聯營卡特爾」，是「經濟上企業主體聯合起來影響（阻絕或減少）市場競爭之行為。是一種最古老、最典型之限制競爭，其人為之勾結、操縱，對競爭可能產生之壓抑、排除與對市場之妨礙，乃所共認」，其行為在商業倫理上具有高度可非難性，是以為各國競爭規範所不許，亦為我國公平法第14條所禁止，但如航空業者經營上確實有不景氣之情況，亦可循公平法第14條第一項但書申請例外許可，在公平會『濫用禁止』之監督下，為符合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合法聯合行為』。 航空業者欲為聯合行為，除向競爭主管申請豁免外，依公平法第46條亦可在其他法令規定且不抵觸公平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下，豁免於限制競爭之責任 公平法第46條所謂「其他法令規定者，於不抵觸本法立法意旨」，是競爭法與產業管制法競合時處理之途徑時，除考參考競爭主管機關建立之『判斷標準』外，學者蘇永欽亦對此提出審核密度標準：1、除外適用是否基於經濟因素考量；2、立法時點先於或後於公平交易法；3、立法原則有無維護競爭秩序之宣示；4、決策過程中有無公平會參與協商等四項，另學者吳秀明亦提出補充之見解，認為「對於管制機關之管制有效性與能力」，亦需加以考量。本文則認為除上述標準與意見外，競爭主管機關與管制產業主管機關應循公平法第9條第2項「商同」之機制，再從公平法第一條之立法目的著手，考量競爭利益與管制利益兩者為綜合之權衡考量（trade-off），選擇最有利於整體經濟與社會利益者，為該產業該聯合行為之豁免與否之檢討。 而實務上公平會實務上核准或處分航空公司聯合行為的案例並不少見，較重要者有遠東、復興航空公司的『票證免背書轉讓』案以及遠東、復興、立榮、華信『聯合減班』案，前者立論翔實，從『票證免背書轉讓』制度，背後的『拆帳協定』，推導出機票價格僵固性之問題；後者則牽涉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與管制產業俘虜（capture）理論之問題，亦進一步促使民航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針對民航業者之聯合行為，建立『民用航空運輸業申請聯營許可審查辦法』，使之全面納入規範

智慧財產權利人有多種方式利用其智慧財產權。最直接的方式是將智慧財產權出售予他人，以獲得價金之報酬。權利人透過一次獲得相當金額，而滿足其創新的對價；但也有可能由於創新尚未獲得市場肯定，而無法獲得他人提供足以滿足其目的之對價。另種方式是自行設廠製造，不過，一方面權利人未必有足夠的財力投資於生產，而另一方面權利人未必了解經營或未必有意願承擔經營之風險。折衷的方式就是將智慧財產權授權他人使用，而不移轉所有權，以獲得持續的報酬給付，並不喪失其最終的權利。 然而，智慧財產權具有排他效力，只有特定權利人可以使用，他人除非經過權利人同意，否則無法使用，限制或排除他人進入該智慧財產權所涉及之商品市場與權利人自由競爭，而形成限制競爭之效果。此種結果是賦予具有排他效力之智慧財產權所必然產生者，如果因而被認定違反競爭法，恐將導致智慧財產權之規範目的無法達成。因此，對於「智慧財產權法對於智慧財產權利人之保護」與「公平交易法對於公平交易秩序之維護」兩者界限該如何權衡，當為十分重要的課題。 本文經由探討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國家現行競爭法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美國”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1995）”、”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2007）”，歐盟”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772/2004 of 27 April 2004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及其Guidelines，日本2007年新修訂「知的財産の利用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以及參考我國公平會（Fair Trade Commission）執法實務之案例經驗，俾掌握技術授權行為如何在鼓勵創新與促進技術流通兩者間加以權衡題，進而試就我國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Fair Trade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Technology Licensing Arrangements），提供具體修正建議： 一、適用範圍：歐盟及日本於新修訂的技術授權處理規範中，均將適用客體進一步擴大適用至新式樣專利與軟體著作權（software copyright）。然而，我國公平會目前相關案件量甚少，故是否要隨外國立法例擴大適用範圍，應視我國國情及執法實務加以考量，仍有斟酌餘地。 二、建立「安全區」：適度將對於市場競爭程度影響輕微之案件排除，不但增加執法透明度與明確性，同時避免行政資源錯置，應屬可行。衡諸國情及促進產業發展之考量，本文建議立法初期，針對公平交易法第19條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行為，於授權人市場占有率10%以下者，認定較無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疑慮，而不須加以審查。 三、不須區分黑（違法）、灰（可能違法）條款：現行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6點及第7點規定若從法律效果來看，應無區分必要，亦即無區分黑、灰條款之必要。若競爭法主管機關有意區別兩類行為之非難程度，則可在立法說明或處理原則中對於個別行為之競爭評價，詳為敘明，俾讓業者遵循。倘公平會對於特定行為欲採取較為嚴格的執法立場，採取當然違法之判斷者，條文用語應修改為「授權協議當事人○○行為時，即得認定該行為對特定市場供需功能產生影響…」，亦即不須判斷該行為對於市場競爭實質影響程度，只要當事人行為合致構成要件，即屬違法，如此始有區分規範之必要。 四、修正個別條款內容：針對現行第5點至第7點規定，「不構成違法」共11款，及修正後「可能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6款規定」共12款行為類型，就其條文內容或立法說明提供具體修正意見。 五、標準化與專利聯盟(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從廣受各界關注的「飛利浦案」，公平會對於科技產業的標準化與專利聯盟情形，如何建構妥適的聯合行為管制模式，首要之務是要確立執法立場。對於專利聯盟可能存有惡性卡特爾之風險，一方面仍保有競爭法主管機關的介入空間，亦不能動輒讓產業承擔過高法律風險，導致阻礙創新或影響商機。美國、歐盟、日本立法例多肯定透過專利聯盟集中授權模式，有助減少交易成本等效益，亦建立不少規範與案例，可供公平會借鏡參考。然而，不能忽視的是我國廠商多處於被授權人地位，在高度仰賴技術輸入之現況，如何確保我國廠商得以在公平競爭環境，得以提升產業發展，競爭法主管機關於制定相關法規時，亦須一併加以重視。

國際經濟的發展已從傳統的撤除邊界措施演變至以國際競爭為重心的市場開放。「市場可競爭性」的政策理論顯出貿易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衝突，為後鳥拉圭回合時期全球市場亟須面對的重要議題，尤以反傾銷法為然。 本論文旨在以競爭法之角度，探討反傾銷法與競爭法之互動關係與其調和之道。首先，反傾銷法的正當性基礎將自經濟學、法律學及政策面的層次予以檢視。其次，反傾銷措施的反競爭效果及其與反托拉斯法的緊張關係為論述重點。再者，反傾銷程序對競爭因素之考量、區域性貿易協定以競爭法取代反傾銷法之實證及多邊貿易體系下的整合方案，皆將依序加以分析與評估。末則就我國反傾銷法與公平交易法之調和及反傾銷政策之定位提出個人建議。

在電信產業解除管制，開放市場自由競爭的風潮之下，我國電信事業基於規模經濟與爭奪市場占有率的考量，也掀起一波事業結合的風潮，特別是在行動電話業務上，從市場開放至今不過數年的時間，主要的業者已從原來的七家業者，整合成只剩下三家業者。面對電信事業結合的風潮，身為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公平會，對於電信事業結合管制所採取的立場為何，是否因為電信事業高度創新與變動的產業特質，而有異於一般傳統產業的思考。特別是目前電信產業仍然受到產業主管機關的高度管制下，公平會如何在結合管制中將產業管制規範納入考量，都值得加以研究。 我國目前對於結合管制的文獻頗多，對於結合管制一般理論的探討已極為詳盡，但具體對電信事業結合管制的研究則尚不多見。本文以我國電信管制法規、結合管制法規與實務為主要研究範圍，在具體對象上則以行動電話產業為中心。在研究取向上首先研究電信相關管制法規、公平交易法的規範內涵，並分析其適用關係。再者，分析目前各項行動通信業務市場結構與結合管制實務，最後以貼近電信事業的產業特性與當前市場現況的方式，針對公平會對電信事業的結合管制實務，提出檢討與建議。在比較法的參考上，將偏重歐盟的立法例與管制實務，但亦兼參考美國電信法規與管制實務。另外本文也針對未來結合審查中可能發生的重要議題，例如新興電信服務與現有電信服務之間的相關市場界定、既有業者是否會在新電信服務市場造成進入障礙等議題，進行較深入的分析與探討，並提出具體建議。

本論文主要是在探討延展性權利金(reach-through royalty)條款的競爭法規制。首先，本文對於研究工具專利及延展性權利金條款的意義及概念作一說明，接著簡介目前各國之競爭法制與專利法制的權衡概況，並探討一些與延展性權利金條款有關之授權條款，以了解目前競爭法對於延展性權利金條款所可能導致之相關效應的評價，作為後續分析該條款適法性的基礎，再來整理美國實務及學說對於延展性權利金條款的看法，最後綜合檢討相關論述，提出本文見解。經研究後，本文認為，延展性權利金條款有其促進競爭效應(如提供風險分攤機制、幫助起始公司解決現金壓力問題以及提供授權雙方較佳的協商估價基礎)亦有其限制競爭效應(如降低被授權人研發誘因而有限制研發的效果及權利金堆疊效應)，因此一概禁止或一概允許此種條款皆非適當，而應視個案情形依合理原則的標準加以權衡，以決定系爭行為的適法性。 / The present article discusses the antitrust regulation for reach-through royalty provisions which mainly used in biotechnology research tool patent licensing. Firs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meanings of research tool patent and reach-through royalties. Second, it illustrates antitrust regulations for patent licensing in foreign countries specifically in U.S., European Union, together with R.O.C. and, furthermore, it also discusses provisions similar or related to reach-through royalties. Third,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discussions about reach-through royalty provisions in U.S., including the NIH Guideline, case law regulations and other related discussions by scholars. Finally, the present article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reach-through royalties more deeply based on the mentioned discussions and makes a suggestion for the regulation of reach-through royalties. This article argues: since reach-through royalties have both anti-competitive and pro-competitive effects, a total ban or allowance is not appropriate and a “rule of reason” inspection should be applied to such provisions for better efficiencies.

在知識經濟時代，智慧財產權在企業發展與競爭力提升上具有相當影響力，其重要性已不言可喻。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關注焦點落在技術標準的發展上，蓋技術標準是技術成果的規範化、規則化，對企業而言，唯有引領標準，掌握制定規則的權力，才能形成真正的競爭優勢，否則就可能永遠受制於人。而對產業整體而言，技術標準對經濟及科技之發展有相當貢獻，蓋一旦標準形成，產品與零組件間相容性問題就可被解決，製造商之生產成本也可降低。一般認為技術標準的形成是大勢所趨且有利多於弊的效果，然在技術標準的制定與後續相關專利的實施過程，卻可能衍生出許多與反托拉斯法相關之爭議。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曾在1995年共同發表「智慧財產授權之反托拉斯準則」，表達對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可能引發競爭法問題之看法，在相隔十二年後，於2007年4月間，又共同發表了「反托拉斯法執行與智慧財產權報告」，當中對技術標準與專利聯盟所牽涉的競爭法議題做了深入探討。 技術標準制定過程中引貣競爭法上疑義的行為態樣有專利劫持及抵制技術標準制定之情形。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已於2006年8月Rambus一案中，確立專利劫持行為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與休曼法第二條規定，聯邦上訴巡迴法院也於2007年6月Qualcomm v. Broadcom一案中，表示專利權人違反FRAND授權原則將形同從事專利劫持之效果，構成休曼法第二條規定之違反。至於抵制技術標準制定情形，法院已於2006年2月在Golden Bridge Technology v. Nokia一案中表示確有違反休曼法第一條規定之見解。 目前各技術標準組織紛紛藉由:1.制定揭露政策，亦即要求成員揭露與欲採定為標準之技術相關之專利權，或2.訂定FRAND政策，要求成員同意未來將在符合公平、合理且無歧視原則下進行授權等方式，以避免專利劫持情形發生。惟由 於技術標準組織除在了解相關技術是否存在專利權之外，需進一步知悉未來專利授權條件，以做為是否將特定專利技術採為技術標準之參考，再加上FRAND字義上不易做成精確解釋，易生文義操弄之空間，仍無法解決專利劫持之問題，因此近期部分技術標準組織漸發展出事先授權條件揭露之政策，例如VITA及IEEE組織，要求欲參與技術標準制定之成員，必須事先揭露將來擬授權金額之上限或授權條件的最嚴苛限度。此外也有論者提出事先多方進行授權條件協商之可行性。 關於事先單方揭露授權條件政策之適法性，美國反托拉斯主管機關已表明不予質疑之立場，並肯定事先單方揭露授權條件有促進技術標準制定效率之優點。至於在事先多方協商授權條件政策方面，反托拉斯主管機關雖強調其對於技術標準組織是否應進行事先協商授權條件並未設立立場，但基本上仍肯定事先授權條件協商具減少專利劫持並達到促進競爭效果之優點，故傾向適用合理原則作為判斷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規定的依據。惟若專利權人以事先協商授權條件作為掩護，實際上共同約定以標準技術製造生產之下游產品的銷售價格(naked price fixing)，此時仍難逃被認定構成當然違法行為。 在藉由專利聯盟實施技術標準之過程，亦可能有構成競爭法上聯合行為與獨占行為之情形發生。相關引發違法疑慮之行為態樣包括:專利聯盟中包含替代性專利、競爭性敏感資訊之流通、排除他人加入專利聯盟、專屬授權、回饋授權、權利金約定、拒絕部分授權等。惟應注意的是，美國法院及反托拉斯主管機關認為，有鑑於專利聯盟具促進授權活動進行效率之特性，有助於技術提升及產業發展，因此傾向以合理原則判斷專利聯盟限制條款約定之合法性，而不當然認為此等行為態樣違反反托拉斯法相關規定。 在台灣喧騰一時的飛利浦光碟案主要亦是涉及技術標準實施過程產生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疑義，九十六年四月間最高行政法院作出最終判決，纏訟已久的紛爭於是落幕。對於本案衍生問題思考，首先，本文認為公平會或許應審慎思考是否進一步制定有關技術標準與專利聯盟之特別處理準則。公平會似可參酌美國等先進國家之例，詳細規範技術標準的制定與發展，及專利聯盟的形成、對參與者的限制、關鍵性專利的決定、授權管理、授權條件的審查等各項問題。其次，在技術市場的界定與聯合行為的認定上，應回歸專利技術內容與專利技術間的關係加以分析；存在互補關係之技術，彼此間沒有制衡或牽制力量，不應被劃定在同一技術市場，也就不會成立聯合行為。而在獨占地位的認定上，應認為只要擁有製造某一產品之部分關鍵性專利技術，足以專利法所賦予之權利牽制他人對該產品之製造、銷售等行為，而該產品在相關產品市場可被認為具獨占地位，即應可認定專利技術擁有者之獨占地位成立。最後，在獨占地位濫用之救濟措施方面，公平會應依公平法第41條規定，妥善運用法律所賦予之裁量權限，縝密思索對於該當具體事案最為合理、適當的救濟措施，給予當事人最直接有效的救濟，而非僅消極地命令其不得繼續從事違法行為或處以罰鍰，對於事態之解決，並無法有效發揮回復市場競爭應有狀態之公平法規範目的。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於Rambus案及其他相關案例中極富創意地提出消極、積極的更正措施交錯運用模式，當可作為我國公平會未來對類似案件處理之參考。 為了成功地制定技術標準以引領產業發展，本文認為，有志於參與技術標準活動業者，在這個主要由歐美大廠主導技術標準制定的產業環境中，應注意歐美等國法規範內容與法院、相關主管機關之實務見解，才能知悉特定行為之法律風險以避免誤觸法網，並適當主張自己的權利。其次，可善用技術標準組織政策訂定方式解決專利劫持問題。再者，在技術標準制定之高度角力競爭下，必須培育跨領域人才參與技術授權談判才能增加脫穎而出之機會。而若欲藉由成立專利聯盟方式進行專利交互授權或對外授權，專利聯盟的組成與授權進行至少應符合本 文第七章所歸納的幾個基本要件，始不易產生違反競爭法之疑慮。至於在被控專利侵權業者方面，在面對專利侵權訴訟而進行訴訟攻防時，可朝專利權人參與技術標準或專利聯盟活動的行為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規定之方向加以思考，以冀增加勝訴之機會。 / In this era of knowledge-economy,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usiness developments. The significance of standard setting is thus much emphasized in recent years. It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standard setting brings many benefits to industries, such as costdown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d improvement of product compatibility, and patent pools can help to decrease transaction costs of licensing negotiations and to mitigate royalty stacking problems. However, disputes regarding the violation of antitrust law can be caused in the process of setting standards and the formation and the operation of patent pools. The U.S. DOJ and the U.S. FTC has discussed about antitrust issues related to standard setting and patent pools in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April 1995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April 2007. Patent holdup and group boycott are controversial in standard setting. In August 2006, the U.S. FTC ruled in In re Rambus that patent holdup would violate section 2 of the Sherman Act and section 5 of the FTC Act. In June 2007, the Federal Circuit also ruled in Qualcomm v. Broadcom that patent owner who has broken one’s previous commitment on FRAND licensing would violate section 2 of the Sherman Act. As to group boycott, the court opinioned in Golden Bridge Technology v. Nokia that group boycott in the process of setting standard could be per se illegal under section 1 of the Sherman Act. Many 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 (SSOs) have tried to avoid patent holdup by making patent disclosure and FRAND licensing policies. Recently some SSOs have implemented policies of ex ante unilateral announcement of licensing terms by patent holders or ex ante multilateral licensing negotiation between patent holders and SSO members to deal with patent holdup problems. These ex ante approaches facilitate competition between patent holders on licensing terms and allow SSOs to gain more information on patents. In light of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these ex ante approaches generate, FTC and DOJ declared that they will review related policies and conduct under the rule of reason. But any efforts to reduce competition by using ex ante disclosure or negotiation process as a cover to fix downstream prices of products would be reviewed a per se violation of section 1 of the Sherman Act. The standard patent licensing by patent pools could also give rise to cautions of violating antitrust law. Certain behavior in patent pools can be deemed controversial, such as including substitute patents, exchanges of competitively sensitive information, exclusive membership, exclusive license, grantback license, package license, and so on. The DOJ and the FTC expressed that they will examine similar behavior in patent pools under the rule of reason, since patent pools provide a more efficient way for patent licensing, which help to improve technology qualities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s. The case, Philips v. Fair Trade Commission, R.O.C., also involved some disputes of violating Fair Trade Act. From the case, the thesis claims that first, there is a need for FTC to enact a guideline regarding standard setting and patent pools for the industries to follow. Second, while defining technology markets and concerted actions, one shoul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nts. Complementary patents belong to different technology markets, so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complementary patent owners to collude with each other. Third, to identify monopolization, the thesis asserts that the patent owner of technology essential for certain product will acquire monopoly positions in certain product market, and thus will be deemed as monopolists in the related technology market.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e thesis proposes that the FTC should not only passively prohibit the abuse of monopoly position and issue punishments, but also come up with some proper solutions, such as compulsory license, to actively maintain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Some measures delineated by the U.S. FTC in In re Rambus can be referred for future cases in Taiwan. To successfully participate in standard setting and patent pool activities, the thesis proposes certain suggestions. First, because most SSOs are led by U.S. and European enterprises and most SSOs are subject to U.S. and European legal jurisdiction, it is important to follow up to U.S. and European law and legal developments to avoid legal risks. Second, properly structuring SSO patent policies might enable SSOs to mitigate patent holdup problems. Third,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s of technology, law, finance,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can be significant for industries in the standard setting competition. The thesis as well indicates several principles that might help to avoid the risks of violation of antitrust law during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of patent pools.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ho are accused of patent infringement might gain a better chance to win the lawsuit, if the violations of antitrust of patent owners in standard setting and patent pools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