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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食足兵」為八年對日抗戰所以能獲得最後勝利的重要原因，本論文主要由戰時糧 食供給與需求面，分析國民政府面對強敵入寇，所採取的種種措施，並對其所產生的 困難與成效加以敘述。 本論文前後共分六章。第一章，首先分析戰前及戰時糧食供求情況；第二章，以農林 部為主，說明其在抗戰時期所從事糧食生產的努力、困難及成效；第三章，由糧食分 配面立論，以糧食部成立後所實行的田賦徵實為主，就其實施由來、實施概況，實施 之際所遭遇之困難及其所產生之流弊加以闡述，最後並就其對於抗戰之功過與地位加 以評論。 戰時平衡糧食供求的方法，除糧食增產田賦徵實外，另有提倡節約、計口授糧、地區 性的調劑及市場管制等項。由於戰時上述各種方法的實施，使得戰時糧食問題得以解 決，對於持久抗戰，有莫大幫助。此外，關於戰時糧價與物價變動及其關係，以及人 民生活所受影響，一併在第四、五章中論之。由於戢時糧食問題之解決，中國終能在 對日作戰中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面對長期抗戰，中華民族表現出特有的忍耐與韌性， 其間除了領導因素外，更有賴全民共同努力所致，此則留在結論中申述。

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在於隨著經濟成長與人口增加，造成糧食無法自給。當中國糧食不足自給而必須向國外採購時，導致國際市場缺糧、國際糧價波動，世界各國也無法置身事外。所以研究中國的糧食安全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本論文將回顧與分析中國工業化與都市化後耕地減少，單位產量增加不易，飲食結構改變下，中國政府因應糧食安全問題所採取的供需、分配與貿易政策以增進對中國因應糧食安全問題的政策思路的理解。

我國台灣地區仍以稻米為主食，故本文所稱糧食係指稻米，全文共分六章十五節。約 四萬五千字。 第一章：導論分三節敘述研究之動機、目的、重點及範圍。 第二章：我國糧政述要。第一節敘述我國糧政衣沿革。第二節敘述糧食平準基金之起 源及虧損情形，第三節談我國目前農業政策中有關糧食之措施。 第三章：我國當前糧政問題之檢討、第一節就目前農村勞力之不足探討其原因。並介 紹農村勞力外移理論，再以農工兩部門之均衡分析作理論之推演，研究農業勞力外移 之經濟效果。第二節研討稻米需求減少及稻田轉作之成效。第三節對糧食平準基金設 立之目的，就提高農民收益、穩定糧價及掌握糧源分別檢討。 第四章：福利經濟學及其在農業上之應用。第一節簡介福利經濟學。第二節及第二節 分別就生產者、消費者剩餘之觀點，考慮不同之因素，分析價格穩定之利，第四節引 用模擬分析之結果，敘述當前糧食平準基金對生產者、消費者利益之評估。 第五章：台灣稻米供需預測。第一節建立供需模型，第二節以簡單迴歸就有關資料測 定之結果，作未來供需之預測。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依據前述各章論述作結論，並對當前糧政提出建議。

糧食援助一直以來是國際關係所面臨的重大議題，對於援助者與受援國之間的互動往往超出糧食援助真正的人道關懷目標，雖然糧食產量足以供給全球人口需求，但世界上仍有許多飢荒地區民獲取不到糧食或是長期營養攝取不足，糧食無法平均分配給每一個人至今仍是糧食援助所面臨的難題之一。此外，因國內政局動盪所導致的人為飢荒，更是讓糧食援助雪上加霜。 　　本研究試著從糧食援助的歷史脈絡出發，從早期為解決糧食產量過剩的問題，糧食援助成為剩餘糧食處理的手段，經過聯合國與許多非政府組織的努力下，至今糧食援助已是人道主義共識下的產物。在糧食援助主體方面，糧食援助也從早期雙邊國家的互惠關係，逐步演變成多邊參與，援助主體也不僅限於國家，許多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對於糧食援助更是不遺餘力。糧食援助的客體也從飢荒地區的短期糧食供給，轉變為解決長期糧食營養不足的問題，甚至在持續危機之下，成為改善災區民眾生活的方式之一。 　　文獻上已有學者針對飢荒的成因不同作出分類，透過該些分類檢視飢荒嚴重地區的國家，歸納出飢荒嚴重地區的國家大多是由於人為因素所刻意形成的外示飢荒。在案例研究上，透過聯合國糧食計畫署在索馬利亞的援助計畫，觀察如何在持續危機之下進行糧食援助。索馬利亞先天的地理條件造成乾旱引發糧食產量不足，固然是導致飢荒的因素之一。然而長年下來政局的動盪不安，政府更迭頻繁，拒絕國際糧食援助等人為飢荒，才是造成該國民眾長期食物匱乏，營養不足的主因。因此如何在持續危機之下進行糧食援助，有效改善飢荒地區民眾的生活才是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目標。本研究也希冀藉由案例研究的方式對糧食援助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第一章 緒論。述敘本文研究之動機、目的、範圍、方法及經過。 第二章 公共政策旳理論。闡述公共政策的意義、分類、分析模型的概念以及制定 、執行、評估的過程。 第三章 糧食政策的概念。首先敘述糧食的定義、分類及問題，其次探討糧食政策 的由來，最後分析糧食政策的特性與內容。 第四章 糧食政策的演進與比較。先概述中國歷代的糧食政策，繼而闡明台灣糧政 的淵源與淙進，最後比較美、日兩國及歐洲共同市場的糧食政策。 第五章 台灣糧食政策的剖析。從台灣糧政的決策環境開始分析，再觀察確認其決 策者，然後應用系統理論模型，對台灣糧政的決策過程及其影響效果進行個案研究 。 第六章 台灣糧政措施的檢討。指陳台灣糧食的生產措施、調節措施、運銷系統、 糧價政策及糧政組織的現況與主要缺失。 第七章 結論－建議。針對當前台灣糧政的主要缺失，從政策的內容與過程提出四 方面的改進建議，以供有關當局之參考。 #2810433 #2810433

二十一世紀全球人口穩定成長，社會型態又快速變遷，氣候極端化、資源稀有化造成原物料價格大幅波動，上個世紀綠色革命所賺取的「糧食紅利」已不敷使用。地緣政治及經濟版圖勢力藉此重新洗牌，糧食安全成為世界各國國家安全及國際戰略博奕的焦點，糧食安全保障與糧食價格穩定就一國而言，是國家政權穩定、政治安全、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重要條件，糧食安全已和能源安全金融安全併稱當今世界三大經濟安全。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隨著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進展，使得農糧土地資源不斷減少，如何制定其農業政策，做到「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的維穩目標，確保糧食安全，為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論文的研究架構以現實主義解釋其戰略選擇，中國糧食策略發展為主題。全文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文獻回顧，範圍包括現實主義、全球糧食危機、國家安全和糧食安全。第三、四章為實質討論，首先了解中國糧食的需求面與供應面，分析中國國內糧食政策制定時空背景，藉此歸納中國糧食政策在生產、貿易、儲備及科技生產的現況，再討論中國的糧食貿易是如何調控國內供需。最後一章為結論，除了綜整研究發現外，也淺談後續研究建議。

1978年，中國開始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至今已歷經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經濟增長明顯加快、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改善，食物消費也因此更加多樣化。為了提供足夠的糧食安全保障，中國的糧食生產自2004年以來，已經達成了「十連增」的記錄。 本研究特別針對中共在「十五時期」（2001年～2005年）、「十一五時期」（2006年～2010年）」所採行之糧食政策及執行成果進行分析。研究顯示，中國雖然在21世紀初難得地維持了相當高度的糧食自給，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日益縮減和惡化、人口快速成長以及工業化、城市化的社會變遷，都是中國糧食安全必然面臨的嚴峻挑戰，同時也影響中國對安全的感受。 為應付國內的糧食缺口，並在國際糧價處於相對低價時增加儲備，從2009年開始，中國連續幾年成為大豆、玉米和小麥等穀物淨進口國，進口量並逐年攀升，因此中國的糧食需求已成為國際間影響糧食安全的關鍵。只要中國糧食自給的能力稍有變化，都會帶來大量的糧食國際貿易，甚至有人主張這也是導致糧價高漲的原因之一。 隨著全球化的進展，糧食也成為國際貿易商品，糧食相關金融產品成為跨國企業及財團運作資金的另一種選擇。但若從宏觀開放的視野看待進口糧食，中國的資源配置和農業生產結構，可望透過貿易自由化而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自十八大拋出「城鎮化」的概念後，很多投機者已經虎視眈眈，寄望從城鎮化帶來的土地盛宴中攫取財富，認為「新土改」將是中國繼城市化之後又一個炒作房地產的機會。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不只是民生經濟問題，處理不好就可能引發社會動盪；「城鎮化」是否將排擠農業耕種面積、「農村現代化」如何兼顧總體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益，都是值得持續密切觀察的重點。

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其重要的著作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基本思想 中提到，食物是人類生存的最重要條件。並預言著人口增長超越食物供應，會導致人均佔有食物的減少，最弱者就會因此而餓死。因此糧食，對於一個國家，甚至是整體人類而言，都是攸成關生存問題的重要資源。所以糧食供應的穩定與正常與否，自然也為一個國家重要的課題。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也提到，「一個國家對糧食的缺乏，是其在國際政治當中永遠的弱點之一」以及「糧食的自給自足，是國家偉大力量的來源」。 可見糧食問題對一個國家在國際間與其它國家競逐之時，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直接影響國家實力的重要因素。美國社會學家Brown開始向這個世界揭示了有關中國的糧食需求問題，首先是中國龐大的人口帶來的龐大糧食需求，將影響整個世界的糧食生產與供應，最首當其衝的，便是中國週邊的國家。諸如日本、印度或是東南亞國家等，都將因為中國龐大的糧食需求而受到影響。 其後繼續延伸發展此一論調，如中國與印度，即便在本國糧食生產上有逐步成長，但在二十五年內，便會被自己的人口成長率趕過去，形成仍是糧食缺乏的問題。 Brown的研究展開了在此一議題上的討論，也形塑了「中國滅亡論」的論調。在「中國滅亡論」之外，也有另一派學者對此一議題抱持著不同的看法。Gerhard K.Heilig，便認為Brown的分析當中錯估了中國的耕地狀況，以及忽略掉中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科技的提升。 另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Sachs也認為中國的進步與成長將會是史無前例的個案，不會如同Brown說的走向滅亡，反倒會成為西方國家或是整個世界的新威脅，這也就形成了「中國威脅論」的出現。

本論文是在日本帝國經濟構造的脈絡之下，來檢討日本政府跟臺灣總督府在糧食政策制定過程的互動關係，以及臺灣總督府對臺灣米穀政策之調整。本論文以此問題意識出發，有幾點問題的釐清與發現，以下分別敘述之。 　　日本帝國在明治維新之後邁進產業革命化，在此之後日本帝國漸漸從農業國家變成工業國家，這導致勞動者與技術者流入都市，使都市人口增加率自1890年開始慢慢增加。這些大量流入都市的人口，導致日本帝國出現米穀不足的現象。為了解決國內米穀不足的問題，日本政府開始大量進口外國米，在日俄戰爭前後每年所需的外國米就有200到500萬石。 日本帝國糧食不足的問題也使日本在1900年之後從糧食出口國變成糧食進口國。 　　日本政府在面對糧食不足的問題時，主要是仰賴進口外國米來解決，殖民地米的進口則是處於輔助地位。此時，臺灣總督府為因應日本帝國糧食不足的問題，從1903年開始增加臺灣米移入到日本的數量。但是，這仍無法解決日本糧食不足的問題，因為臺灣米與日本米的口感不相同，所以輸出量無法提升。為此，臺灣總督府開始進行米穀的品種改良政策。 　　1918年受到米騷動的影響，日本政府開始構想包含日本米與殖民地米的糧食自給政策，並於1920年正式提出以日本國內的開墾事業及朝鮮米的增殖計劃為核心的方案。但是，糧食自給政策的施行並不順利，1924到1925年間的日本還面臨外匯嚴重不足的問題，日本政府便轉為注重殖民地米的輸入。此時，臺灣開發出蓬萊米、宣告米穀品種改良的成功，在此狀況下蓬萊米輸往日本的數量亦逐年提升。因為輸出量的提升，臺灣總督府在日本政府的要求之下，從1920年後半開始擬定蓬萊米增產計劃，並在1930年的「臨時產業調查會」被提出討論。由此可知，臺灣蓬萊米在此時對於日本的糧食政策之影響力，乃隨著輸出量提升而逐漸變大。 　　日本帝國在經歷世界大恐慌之後，因為日本國內米穀的大豐收，導致米穀過剩的狀況出現。為此，日本政府開始管制殖民地米輸往日本的數量，並在1933年提出了「米穀統制法」，以管制日本國內的米穀供需量。但是，因為「米穀統制法」而產生的高米價不僅沒有解決日本米大豐收的問題，反而使殖民地米輸往日本的數量不斷提升，尤其是指相對低價格的蓬萊米。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日本政府於1936年實施「米穀自治管理法」，加強對於殖民地米輸往日本移出量的控管。 　　在臺灣方面，日本政府為了控管蓬萊米的移出，要求臺灣總督府施行「臺灣米穀移出管理令」。雖然臺灣總督府在中日戰爭爆發後，被日本政府要求必須抑制米穀耕作面積的擴大，但臺灣總督府在聽命於日本政府的同時，也隨即提出了一漸進式的米穀增產計畫。這是因為自1920年代以來，蓬萊米輸往日本的數量擴大，並在日本糧食自給政策之中扮演重要角色，從而無形中提升臺灣在日本帝國的地位。但是，當蓬萊米輸日被限制後，就意味著此一重要性的喪失，這是臺灣總督府所不願意見到，這也是為何臺灣總督府從一開始就不願意放棄蓬萊米增產計畫的原因。 　　在1930年代日本政府為了解決日本米大豐收的問題而開始控管殖民地米之際，雖然有法規的限制，但蓬萊米輸往日本的數量並沒有減少。此外，當日本於1936年加強對殖民地米的管制，並進一步要求臺灣總督府必須施行米穀移出管理令時，臺灣總督府在不得不聽日本政府命令的同時，卻仍提出蓬萊米增殖計劃。 　　透過以上問題的處理，可以看出一開始臺灣總督府在面對日本政府的糧食政策時，主要是為了配合日本人的要求及提高對日本的移出量，並因此展開米穀改良政策。從這時候看來，臺灣總督府在米穀政策的擬定上，對日本政府是處在從屬位置，這樣的情況在1922年蓬萊米開發成功之後，慢慢改變。隨著蓬萊米的開發成功，臺灣米對日本的移出量漸漸上升，又因為日本政府外匯的缺乏與糧食自給政策施展不順利，蓬萊米對日本糧食自給政策的影響力逐漸提高，這也使得臺灣總督府的立場逐漸顯現。再加上，從日本政府蓬萊米增殖計劃的提出看來，臺灣總督府表面上是聽從了日本政府的命令，但實際仍是想要進行蓬萊米的增產。而且，臺灣總督府已經從最初從屬於日本政府，轉而漸漸有自己立場出現。為了保有臺灣在日本帝國的地位，臺灣總督府甚至在日本政府的限制下，仍是持續發展蓬萊米的增產計劃。 　　總的來說，透過1900年到1942年臺灣總督府與日本政府在糧食政策上面的互動，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在施行糧食政策的時候，乃會因著國內的糧食狀況而隨時進行調整，臺灣總督府在這個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態度，也就不是一成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