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期待著假期時旅遊，旅遊的可貴就在於它使人離開舊居地，離開熟悉的日常生活，到了陌生的他處體驗非自己一般的生活。為了保留這難得的經驗，紀念品便成為出遊的證據。買紀念品等於是購買一個可以投射回憶的物品，或著用物品本身來替代自己的足跡。旅遊的經驗被人們以為只能靠相片記憶，卻忽略了手上拿回來的紀念品也是建構整個旅遊的一部份。商業化的紀念品因大眾旅遊的膚淺而被貶低，講求文化旅遊的原住民地區抗拒消費文化的侵蝕，力求有本族特色的商品作為某種原真性，卻不知兩者都同樣具有代表性。商業化模糊的是紀念品的出身，卻不會模糊了紀念品與本地特色的指涉，它仍是環繞在觀光地區的特色裡。紀念品可以被操作的空間遠比只是一個商品還要闊，這樣的特色很適合於推展異族旅遊之中，可惜的是，原民觀光並無視紀念品的功能。本論文從蘭嶼出發，利用它孤島封閉的特性，探討紀念品和原住民觀光地區的關係，並從中找尋紀念品能如何為觀光地區加強當地文化宣傳，以及增強當地文化傳承的方式。

開放大陸民眾來台灣觀光是兩岸交流的重要政策之一。從民國76年政府宣佈解除戒嚴後，便開放一般民眾前往大陸探親，自此開啓了兩岸的民間交流。近幾年，兩岸在經濟、文教、社會的交流往來密切且多元。自民國89年，我國對大陸的政策由「戒急用忍」，轉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行政院於民國90年11月23日，通過「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推動法案」，並自91年元月起有條件的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採取總量管制，並且以團進團出為原則來進行，且停留期間(自入境之次日算起)不得超過10日。 本研究為能瞭解大陸之經濟社會概況對來台觀光影響，導入相關分析及多元廻歸等方法，研究解釋變數（包含大陸全國之生活消費支出、國內生產總值、就業人口數、人口數、15歲以上人口數、平均每萬就業人口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萬人的國內生產總值等）對因變數（包含大陸旅客來台觀光人次、團次等）間的關係。其研究結果顯示，在相關分析部分，解釋變數對大陸旅客來台觀光的關係均呈現相關性。在廻歸分析部分，大陸居民生活消費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等解釋變數對大陸旅客來台觀光平均每月人次或團次具有正向的影響程度，以及大陸居民生活消費支出、15歲以上人口數、平均每萬人的國內生產總值或平均每萬就業人數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將造成大陸旅客來台觀光之人次或團次。

本研究旨在建構教師學術樂觀指標及相對權重體系與檢視教師對於教師學術樂觀的知覺程度，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下教師學術樂觀的現況。 本研究採用德懷術邀請12位學者、專家與校長參與兩次德懷術問卷調查，建構出國民中學教師學術樂觀指標，再以層級分析法進行相對權重問卷調查，並運用Expert Choice 2000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建立各項指標之權重。最後再以問卷調查法，抽取桃園縣公立國民中學20所，共400位教師進行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共307份。問卷資料分別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與分析。 本研究獲得之結論如下： 一、國民中學教師學術樂觀指標及權重體系包含五個層面39項指標。五個層面依其重要性，分別為「教師集體效能感」(31.9％)、「教師重視學術」(22.6％)、「教師信任同儕教師」(17.9％)、「教師信任領導者」(16.6％)、「教師信任學生與家長」(11.1％)。 二、桃園縣國民中學教師學術樂觀的現況良好。 三、不同性別、學歷、擔任職務、年齡、服務年資、學校歷史的教師對於教師學術樂觀的現況沒有顯著的差異性。 四、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對於教師學術樂觀的現況有顯著的差異性，經由事後比較法得知，學校規模數在49班以上的教師比學校規模數在25~48班的教師對於教師學術樂觀的現況有較顯著的差異性。 最後，依據研究結論提出建議，做為國民中學教師教育職場之參考與校長辦學和行政之參考依據。

本篇論文主要探討，社群網站如Facebook的加入，對於現存的「名人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和改變。借用觀展表演典範的概念，試圖描繪媒體、名人、粉絲崇拜三者間，從媒體景觀到媒介上身的轉變。 研究先以參與觀察的方式，直接面對社群網站的文本進行資料搜集，針對熱門名人社群專頁進行觀察歸納，以作為深度訪談的依據，並與受訪者的經驗觀察相互對照。再透過深度訪談，了解使用者對於此一文化現象的觀察、看法，以及實際參與的情形。 研究發現，在大眾媒體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名人文化」，在Facebook加入後，確實對名人文化產生攪動和改變，預示著在「名人文化」中，由絕對的大眾媒體走向個人媒體的趨勢。 研究發現新科技平台進入「名人文化」後，主要帶來四個層面的影響：第一，Facebook此一元素進入名人文化後，使用者會透過自身的使用經驗與需求，重新詮釋Facebook所扮演的角色。第二，Facebook進入名人文化後，相對削弱原本得以決定名人形象、面目，掌握訊息內容的大眾媒體權力，形成一種權力關係的重組。名人扮演主導的地位，得以為自己發聲、平反、形塑自己的新形象，引導使用者的關注行為。第三，Facebook造成名人形象與資訊更為完整，成為觀視與展演的重要資源，而名人頁面形象，也成為粉絲溝通的共享語言符碼和默契。第四，與在媒體景觀下提出的觀展表演典範進行對話，延伸「界線模糊」的特質，Facebook的進入，是一種有目的性的混淆「公共」與「私人」領域訊息的手段，以達到表演的效果，使Facebook成為了名人與粉絲共享的「表演新舞台」。

五行觀念是中國文化傳統中深層的基因，影響中國人的知識與生活甚巨，本文從思維方式、宇宙觀與知識體系作為切入點，梳理先秦至漢初五行思維方式之建構過程與意義內涵。 第二章思考五行宇宙圖式的起源。透過觀察四時宇宙圖式的內涵，可以發現五行宇宙圖式乃是奠基於四時宇宙圖式及四時知識體系中發展而來，將四時知識體系融攝於五行宇宙圖式中，進而開展出五行知識體系，成為中國先民認識與理解世界的基本模式。 第三章探討五行宇宙圖式形成之過程。中國先民在分類的過程中逐漸產生「多本」配應模式，透過自然時物以及象徵意義將方位、季節、色彩與五行配應，並凝聚出各行的核心概念，形成一組配應模式，呈現「木－春－東－青－生」，「火－夏－南－赤－長」，「土－中－黃－中」，「金－秋－西－白－殺／收穫」，「水－冬－北－黑－藏」的宇宙圖式。 第四章討論五行宇宙圖式在人文世界之運用。五行宇宙圖式與五行知識體系在人文世界中成為君王政令與人類行為的規範與法則。而在中國醫學方面，則以五行宇宙圖式理解人類身體，將五臟納入五行系統，視為「五行的身體」。藉由五行於政令與人體領域的應用，說明五行宇宙圖式為有機整體宇宙觀，形成類應思維模式，在此種基礎上型塑五行宇宙圖式的基本架構。 透過對於五行宇宙圖式與五行知識體系的研究，以期增加對於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及文化傳統的認識與理解。

不少研究者早已指出，中國思想中對「死亡」的探索，為數頗繁。到了晚明時期，對死亡議題的關注，更是當時思潮的重要焦點之一。就在談生說死的眾多言論裡，公安三袁也深入其間，親身自證，思考反省了生死的問題。本文的出發點，就是對於他們生命最關心的問題，他們切身於心、一以貫之的思考重心──生死，不論是對死亡的焦慮，還是不知自身何去何從的生命疑惑，都是他們念茲在茲，企圖解決的問題。本文以生死的層面切入他們的思想世界，企圖要釐清的是，生死性命之學帶給他們的感受，到底是什麼？他們怎麼理解生死？為什麼這麼理解？是什麼因素，促使他們的改變？轉變之後的人生態度，又有何不同？在細觀三人著作，詳加分析之下，會發覺在他們的生死思考，呈現出許多有趣的現象，既有特殊的個人因緣，也有時代思潮的痕跡。這些觀點，並非只是泛泛地、印象式地連接到陽明心學、淨土、禪學等等，而是應該要更深入他們的思想，對他們的本身生命歷程與外部的環境背景作出更細膩、具體的探討與分析。 如果說時代背景是他們身處的歷史境遇，卻往往不能完全解釋他們為什麼這麼想，那我們就必須扣問在這些人的生命中，遇到了什麼樣的難題與困境。換句話說，不只是因為某些哲學思想促使這個人有這樣的看法，而是說在他生命中遇到什麼樣的問題，他怎麼面對這個問題？他又怎麼處理這個問題？當他帶著這樣的疑惑來叩問世界，又產生什麼樣特殊的見解？這種問法，在晚明生死情切的普遍氛圍中，公安三袁就因此可能有了特殊的地位。因為每個人都是特殊的個體，擁有他們獨特的才識與性格，生命歷程的不同，對生死的發言也呈現其獨特的風貌。他們同樣身處環境氛圍之中，又各有不同的際遇，如果說前者是同，後者是異，則在異與同之間，他們皆勇於對自己的生命負責，都不斷扣問這個困擾人們數千年的，卻始終難有統一答案的大哉問。因此三個人對生死的看法，既有時代的影響，也有個人不斷地反思，況且三人性格別有不同，對生死的理解，也就有了自己的特色。本文的研究，即是以「自適」與「修持」為主軸，審視三人的言行經歷，深入他們的思想與行動，觀其言，察其行，探討他們的生死之學。

傳統上，廣告量愈多的產品，往往被消費者視為具有較佳的品質，因此廠商願意投入大量廣告經費，提升消費者對其產品的知覺品質以增加銷售量。而以往的研究中，學者亦針對廣告量與知覺品質的關係進行探討，並發現兩者的確呈正相關，然而過去卻幾乎沒有任何研究，針對廣告量是否能反映產品真實的品質進行探討，使消費者得知是否可運用廣告量作為客觀品質的判斷依據。因此本研究以台灣市場為對象，試圖探討以廣告量做為判斷客觀品質指標的可靠度為何。 本研究採用次級資料的研究方式，以1996年1月至2005年12月的消費者報導「數據在說話─測試篇」單元作為客觀品質的分析依據，並以潤利廣告公司1996年至2005年的有效廣告量資料代表廣告投入，針對35種產品類別共623個品牌的歷史資料進行分析，以了解廣告量與客觀品質間是否存在關聯性。接著本研究以產品使用期間、品質判斷能力、產品差異程度與財務風險四項影響消費者決策涉入程度的因素作為調節變數，將產品特性分為耐久財/非耐久財、搜尋品/經驗品、便利品/選購品、高價品/低價品四項，進一步探討廣告量和客觀品質在不同情形下的關連性高低。而在廣告量資料的處理上，本研究除了針對受測產品當年度的有效廣告量予以分析外，更加入了廣告遞延效果的概念，以三年平均廣告量為基礎進行分析，以瞭解廣告遞延效果的出現，是否會加強廣告量與客觀品質的聯結。 由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廣告量和客觀品質之間存在著輕度正相關，而後續的回歸模式檢定和卡方分析卻顯示，並無法以四個調節變數說明在何種情況下最適合以廣告量作為判斷客觀品質的指標。顯示台灣廠商不傾向以廣告量多寡作為品質信號，而消費者固然可以廣告量作為品質判斷的指標，然而應輔以其他相關指標進行選購以降低決策風險。 / Products with higher advertisement volume are often regarded as possessing better quality by consumers, so companies are willing to spend huge expenditure to enhance their perceived quality and thereby sales volume. Also, scholars in past researches discuss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tisement volume and perceived quality and finding positive correlation does exist. However, further examination on whether advertisement volume can reflect the real product quality has yet been done, so that consumers have no way to tell is advertisement volume a dependable quality signal or not. Thus, this research targets Taiwan market to discuss the reliability of using advertisement volume to evaluate objective quality. The research uses methodology of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adopting “Product Testing Unit” in Chinese Taipei Consumer Report as objective quality sources, and effective advertisement volume by Rainmaker Corp. as advertisement volume data, analyzing data of total 35 product categories or 623 brands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The research further uses product durability, accessibility of quality evaluation, degree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financial risk as mediators, categorizing products into four groups to discuss the strength of correlation under various situations. As for advertisement data, the research uses not only advertisement data of the very year products are tested, but also three-year averaged volume to see whether the “lag effect” in advertisement strengthen the correlation.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dvertisement volume and objective quality does exist, yet results by both regression and chi-square analysis denied four characteristics as effective mediators, suggesting companies in Taiwan do not use advertisement volume as signal of quality, and consumers should complement with other signals other than advertisement volume when judging objective quality.

冷戰結束後，由於國際環境的變化，使得安全概念也隨著產生轉變，伴隨著全球化、資訊化、多元化趨勢的發展，各國互動與相互依賴度增加，國家安全不再是單純的內政議題，而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亦不再侷限於唯一的軍事面向，更包括了政治、經濟、社會、環境、資訊網路、跨國犯罪與國際恐怖活動等面向。許多涉及非軍事的「非傳統性安全威脅」問題日益重要，安全已經成為定義相當廣泛的概念，並逐漸成為綜合性的、多面向的安全觀。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新安全威脅挑戰，情報工作與國家安全的關係也益趨密切，舉凡各種攸關國家安全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安全政策之制定，都需要充分的情報提供作為決策參考。質言之，情報已成為現代國家生存發展必需具備之智識，如何依據國家安全戰略目標，提出符合國家需求之情報，以為制定國家安全戰略之基礎，厥為國家情報探討之課題。美國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隨即根據現階段國家安全政策與戰略目標，檢討策進情報工作，便是因應此一新安全情勢之發展。 在全球化時代，影響國家安全之不確定因素相對增加，近年來，兩岸交流日益頻密，在中共「以商逼政」及不斷釋出對台利多政策等諸多統戰作為下，國人敵我意識逐漸淡化，尤其在中共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將武力犯台法理化之威脅下，各項攸關國家安全政策之制定益顯重要。因此，如何依據當前情勢，界定符合我國國情之「國家安全」概念，並明確國家安全機制之運作及決策模式、國家情報工作朝向法制化邁進，是未來爭取國人認同、支持國家安全工作之基礎。本研究透過制度途徑、組織過程與官僚政治途徑、決策途徑，以及文獻分析法、比較研究法，探討全球化時代之國家安全威脅、情報與國家安全之理論基礎、情報與國家安全決策之理論系統、全球化下我國國家安全機制及國家情報體系。經由理論與實務之探討，省思全球化下我國國家安全機制運作與國家情報工作所面臨之問題，進而提出策進做法。 關鍵詞：全球化、國家安全、新安全觀、情報工作

本論文主要探討冷戰結束後，中共面對國際格局變化、國內情勢走向，及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升高下，國家安全觀相應的變動與演化，以及中共如何在新安全觀的指導下，運用其當前的國際地位，介入北韓核武危機的處理。 自冷戰結束後，中共所處的國際安全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化，使中共對國家安全的認識也發生相應的改變。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綜合國力持續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中國威脅論」、「和平崛起」與「北京共識」等價值對立的論述，不時浮沈，對中共國家未來發展，既充滿希望，又滿佈疑懼；既企圖將中共融入世界，又害怕國力增強的中共，將挑戰當前國際權力結構，形成國際安全潛在的威脅，始終無法就中共崛起的定位達成一致共識。 在北韓核武危機問題上，中共藉召集六國多邊會談之機，進一步擴大其在亞太安全事務上之影響力及發言權，挑戰美國長久以來主導亞太安全事務的霸權地位。基本上而言，美中關係在當前國際新形勢下，雖有共同的利益－－共同制約北韓發展核武及武器擴散，目前確是合作關係，但是兩國根本價值、利益都不相同，雙方關係改善只是暫時現象。 就中共而言，在美國與各國一再請託下出面斡旋北韓核武危機，亦有其本身的戰略考量與安全需求。從地緣政治上來說，北韓是中共東北邊界安全的緩衝地帶，朝鮮半島的形勢變化關係到東北亞、乃至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北韓核武問題處理不好，出現新的戰端，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共，不但影響經濟發展，也對中共成為新世紀的大國地位，造成衝擊。如果順利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危機，有利於杜絕美國勢力染指朝鮮半島，鞏固中共在朝鮮半島的利益，對形塑中國的大國地位，具有重大的意義。 國家利益的界定決定其所欲採行的手段，在改革開放後，中共的國家安全概念及其實現手段是以中共國家發展利益為主要訴求。當前中共與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不再是單純的軍事和政治安全鬥爭，而是以綜合國力大小高低為主題。如何建構一個和平穩定的週邊環境，以利中共從事經濟建設，以達成提昇綜合國力的國家目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定自是成為中共國家安全的核心，50年代建政之初，韓戰即使中共東北邊境陷入危險境地，對甫建政立國的中共，影響至為深遠；而當前的北韓核武危機在經過十餘年的周折，仍未得到最終的解決，朝鮮半島的問題再度成為中國安全的一大隱憂，新安全觀是中共應對北韓核武危機的指導準則。

本研究乃以新興之體驗經濟、體驗行銷觀點，探求原住民觀光之體驗活動之體驗類型、經營情況以及行銷策略與方式，並提出有關各項建議。本研究選取「南投縣信義鄉達瑪巒原住民重生協會」所經營之「原住民部落知性生態之旅-巴庫拉斯老部落探索」作為實證研究地點，經由實際觀察活動情形，及針對業者、遊客之深度訪談與整理分析，得到研究成果如下： 一、原住民觀光經營之困境：目前遊客較少，主要包括原住民生活、工作習慣較為隨性，人力經費的不足，先天環境劣勢以及部落態度贊成反對聲音各半等原因造成。 二、活動情形與體驗：業者表現以用心、服務、親切的態度，確能打動消費者的心，對於消費者體驗，亦有所注重但亦難以與其他原住民有所區隔。遊客反應尚稱熱絡，於文化交流亦有相當效果。遊客在兩天行程中雖各種體驗兼而有之，但大多數為教育體驗，遠離現實的體驗所占成份並不多。 三、遊客滿意程度：服務態度、住宿、衛生、導覽及收費有較高的滿意程度，滿意程度較低的主要為交通設施、安全、及便利性上。多數遊客大多亦表明願意重遊及向他人介紹。 四、行銷觀念及方式：目前業者強調加強人員服務，以親切的交流活動吸引重遊，達到情感的訴求，主要是口耳相傳的口碑行銷，但效果不甚明顯。以Schmitt(1999)所提出的體驗行銷觀點上，目前業者所操作的體驗策略模組可整理出為感情行銷及思考行銷。業者已嚐試的行銷方式(媒介)，主要為溝通、視覺口語識別、共同建立品牌、空間環境、網站與電子媒體及人，其雖曾採行，但明顯呈現不足，且無產品呈現一項。未來行銷規劃上，主要是強調網站的建立，事件行銷，以及銷售人員的培養。在新產品的開發上，也有多元且切合主題的規劃，但仍停留在構想規劃階段，並無具體呈現。 五、建議：本研究針對上述結論提出相關建議，包括強化溝通、輔導訓練與交流，多管道募款，尋求交通改善之道，加強與部落溝通，強化區隔，加深體驗，活動及行程設計，新行銷方式以思考、關聯模組切入及網路行銷等。 關鍵字：原住民觀光、體驗經濟、體驗行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