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重點在研究徐霞客遊記之文學。全一冊，除前言外，凡七章，約十萬言各章大 要如下： 第一章：徐霞客其人。簡介徐霞客之家世、生平、性情、交遊等，以認識其人。 第二章：徐霞客遊記概述。首敘遊記之成書、整理及刊刻，次敘霞客之旅遊概況與遊 跡，三敘遊記之內容、形式等，期能對遊記本身有一大體之瞭解。 第三章：徐霞客所處時代之文學背景與所受影響。此章擬自晚明文風、晚明文人之寫 作態度、小品文之興起三方面，見霞客寫作之背景。 第四章：徐霞客之寫作技巧分析。本章從構語造句，修辭用字，譬喻三方面，探論其 寫作技巧。 第五章：徐霞客遊記文學所常見之主題試探。由山之屬、岩溶洞穴、天象氣候、人物 、植物等，見其文學風貌。 第六章：往霞客遊記與我國山水名家比較。茲舉酈道元、柳宗元、袁宏道三家之山水 文學與霞客之遊記比較，以見各家於山水文學寫作之異同。 第七章：結論。論霞客遊記文學之評價及其成就。

「遊」本旗幟因應自然之變化，複合成詞後形成以人為主體的空間挪移與空間意識，既是價值追尋的「過程」，亦為某種必須經驗之「歷程」；「觀」是我與世界的一種經驗關係或存在關係，一種解釋世界的方式，在物我互見中，從物理性的觀看延伸為辨識之智慧與能力；「遊觀」二字的複合，既是漢語語詞的構字問題，也是兩個議題的互相滲透，《詩話》雖加入了神魔的元素，但依然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宣揚宗教的精神，《雜劇》以禪宗作為文本之基調，強調的是為對取經人心志的試煉，《西遊記》消解神魔、善惡、經典與邊緣(三藏/悟空)之界限，強調的是修心的歷程。意即虛構文本的場景、人物的任意鋪排，遊觀反而成為兩條既可平行而論，亦可交會而成的線索，遊觀從「遊於物到觀於心」置換為觀物與觀心的對照、分化，甚至是矛盾對立，在遊觀的比例的調動下，形成迥然不同的三種遊觀路線；在遊與觀擴展的張力下，遊目與遊懷化為兩種不同的系統，各自指涉著不同的意涵。因此，本論文嘗試從宏觀的「遊」、「觀」的變化，微觀的「遊觀」的空間與觀看，重新來探討三個文本的對話性，期待可開展出有別於前賢的研究面向。

晚明出現了一批以宗教人物傳記為題材的通俗小說，例如 《北遊記》、《韓湘子》、《鐵樹記》等等，一般小說史將它們列入神魔小說，不過這些宗教人物傳記小說大多題名為「出身修行傳」，可見得其中必有特殊的旨趣，倘若只以傳統的「神魔」概括，則顯得籠統而無法突顯其特色。 　　基於碩士論文的研究基礎，本文將以晚明「道教人物傳記小說」作為研究對象，希望進一步地觀察它們在中國小說史上的意義。由於一般習慣稱道教傳記為「仙傳」，因此本文另立「仙傳小說」之名目，以突顯這些小說的特性。晚明的仙傳小說共有六部，包括《北遊記》、《鐵樹記》、《咒棗記》、《飛劍記》、《韓湘子》、《東遊記》，分別敘述玄天上帝、許遜、薩守堅、呂洞賓、韓湘子、八仙的傳記故事。

《西遊記》續書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兩個時期，都有多本續書出版，成為明清小說中獨樹一幟的現象。從《西遊記》出版後至明末清初數十年間有《續西遊記》、《後西遊記》及《西遊補》三書，而清末民初則是在1902年「小說界革命」口號提出後，陸續有許多以「西遊記」命名並續寫的小說。本論文希望藉由主題學與敘事學的方法，將《西遊記》續書對《西遊記》主題的轉變、小說中敘事視野受到西方小說筆法的影響、人物形象面對不同時代所產生的不同特色，以及小說中的物質，是如何受到時代的影響，而產生完全不同的展演模式，藉此來探看世風轉變之際，《西遊記》續書是以何種方式，轉化《西遊記》中的主題、、人物，乃至對器物的描寫，將《西遊記》續書於明末清初與清末民初的轉變並置，重新看待此二時期續書的價值。

劉鶚作為一個新小說家的代表人物，在《老殘遊記》一書中，藉由小說書寫，道出自己對時代背景與生存困境的見解與抒發，並藉由一系列刻畫人物的過程，寄寓自己崇高的理念。至於在敘事視角上的成就，筆者認為《老殘遊記》在清末新小說的敘事書寫上，是第一部開始大量採取第三人稱敘事的限知視角的小說，故在敘事手法上具有開拓之功。在小說敘事視角的使用上，老殘就是小說敘事文本中，最主要的第三人稱限知敘事者，因為小說文本中的點點滴滴、是是非非，皆需要藉由老殘的言、聽、說等經歷旅程，才得以讓閱讀者明瞭小說中所負載的理念，以及所要傳達的訊息。 在小說中劉鶚採用倒敘的敘事手法，是意味著清末新小說的敘事發展，已經突破傳統章回小說的籓籬，突破以往所採用之單一順敘式的寫作模式，轉而運用更為活潑、更多樣化的寫作方式。而《老殘遊記》的敘事空間，也呈現出豐富多樣的風貌。小說在自然空間的書寫上，著重於寫實的層面，不僅人物與景色相為互應，更在人物遊歷的空間上，加以著墨，使其深具地方特色。至於在虛擬空間的書寫方面，描寫了老殘在夢中的驚險過程，以及於夢中進入地府的故事情節。小說中的虛擬空間，並非毫無意義的書寫鋪陳，而賦予閱讀者不僅是驚奇怪誕之感，更帶有幾分教化意味。 至於敘事結構方面，筆者提出，《老殘遊記》是用舊章回寫作新小說，並且在小說中，蘊含現代思想與多元嘗試的精神，這也奠定了民國五四現代文學的發展基礎。在結構方面，則是採用單一人物主線的方式，小說中妥善地運用主角易位的技巧，讓小說呈現出更為豐富充實的風貌。雖然受限於《老殘遊記》初編的完整性所影響，導致在二編一開始與初編之間，於結構的銜接上，顯得並不十分融入，並且由於在若干故事情節的主題意義上，初編與二編之間差異甚深，而導致數位前輩學人提出二編並非劉鶚親筆所作之論。

本篇論文意在分析綏夫特<<格理弗遊記>>中的主體、客體、卑賤體的再現，嘗試以不同觀點來看遊記主人翁在四次航行中的遭遇。<<格理弗遊記>>為十八世紀著名的旅行文學，而旅行本身即被視作一種譬喻來闡述旅行者與旅行之間的關係。本論文我主要採用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幾本書中的理論觀點來逐章論述。在<小人國遊記>中，格理弗以旅行者主體去觀察與再現異地事物。其中最顯而易見的是以「方便之計」來救火。此不經意的行為不僅帶入旅行者主體的議題，也進一步檢驗在家與旅行之間的關係。除了旅行者主體之外，格理弗作為一個發言主體背後代表一套語言規則。最顯著的例子是拉普塔與慧駰國的語言系統。此兩國的語言系統以及他們對於某些外在客體的描述提供讀者去了解語言背後的符號意義。除此之外，透過格理弗在慧駰國的所見所聞，尤其是犽猢的無所不在，造成格理弗不僅在身體上也在心理上產生認知的改變。而他的回程也代表著一項重要的意義：格理弗的改變源於他內在卑賤體(abject)的存在，而他的家人更讓他了解到自己是一位在家的陌生人。 /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ubject/object/abject in Jonathan Swift’s Gulliver’s Travels. In Chapter One, I give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describe what and why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se representations in this thesis. Following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 Chapter Two explor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provides a prominent example of Gulliver’s urinating act in Lilliput. This behavior not only constructs Gulliver’s subjectivity, but also helps examine the idea of home. Kristeva’s idea of “the Semiotic and the Symbolic” and Freud’s concept of “fort-da” game are adopted to discuss the dynamics of travel and Gulliver’s traveling subject. Chapter Three examines the way to decode and encode what the strangers speak in alien lands.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the linguistic system of the strangers, Kristeva’s idea of “materiality of language” is elucidated. I also offer two examples from the Flappers and the Yahoos to call into question Gulliver’s role as a speaking subject. Foucault’s idea of power and Kristeva’s concept of “genotext” provide a possibility to discus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discourse. In Chapter Four,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abject is particularly presented by Gulliver’s voyage in the Houyhnhnm-land. The presence of the Yahoos elicits Gulliver’s psychological symptom and problematizes his subject. Moreover, Gulliver’s return to his homeland and his acting-outs suggest that Gulliver is a stranger to himself. Kristeva’s theory of abject offers an effective way to describe Gulliver’s transformation. By focusing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ubject/object/abject in Gulliver’s Travels, my thesis provides a more newfangled interpretation of this classical text.

近年來，被評價為《西遊記》價值最高的續書《西遊補》的相關研究愈來愈受到重視，從兩岸對於《西遊補》的幾次再版，以及期刊論文數量的增加等種種現象表明，越来越多學者認為像《西遊補》這樣的作品是具有經典化的可能性。對於《西遊補》的重視，起源於海外漢學界對《西遊補》的高度評價。在1986年出版的《印第安那傳統中國文學指南》中，倪豪士把《西遊補》和《西遊記》分別以獨立詞條的形式呈現。也就是說，《西遊補》是被當作獨立的傳統中國文學作品加以介紹，而不是作為《西遊記》的附庸。這樣的安排，展現出一種對於《西遊補》的文學地位的認定。其它例如高辛勇、白保羅的研究同樣也注意到了《西遊補》的價值不僅僅只能在「西遊故事」的脈絡中被認識，而是具有有別於所有中國古典小說的美學特質。但是，在以中文為主要語言的學術社群當中《西遊補》卻始終沒有作為一部獨立的文學作品被重視。至今沒有博士論文或專著討論過它。這樣的現象本身向我們說明了一個事實，《西遊補》是否取得文學史上的獨立地位，是決定於學術研究典範的框架。 本論文認為，《西遊補》之所以沒有被賦予獨立的地位，和現有流行的「續書研究」理論是密切相關的。當代的「續書研究」受到西方的接受理論以及讀者反應理論啟發，很大程度上關注明清文人對於續書的普遍評價。但是，研究者並沒有將明清文人的評價當成研究對象本身，反而是直接接受或者認同了他們的評價。例如，李漁、劉廷璣的著名評價。而這些早期的批評對於後世的影響深遠。到了當代，研究者看待續書，也基本是以傳統的「文學史觀」加以評判。正因如此續書一直是屬於經典文本的附庸，它的文學地位始終處於弱勢。但這種評判的標準是怎麼來的，卻很少被認真注意到，更不用談去檢視這種評價標準的可靠性。本論文推測，現有的「續書研究」存在著研究框架上的盲點。 本論文藉由分析明末清初三部以「西遊故事」為主題衍生而成的小說提出現有的「續書研究」理論可能存在著的幾個主要的問題： 第一，底本問題。在其它文學研究領域，如文學選集的編纂、編輯等問題，認定確鑿的底本這件事非常重要。可是，到了「續書研究」領域，底本問題卻通常被懸置。以《西遊記》為例，因為《西遊記》本身經歷了非常複雜的流衍過程，所以《西遊記》的每一部續書究竟依照的是哪一個底本進行再創作，並不清楚。它可能的確是以世德堂本作為定本，也可能是當代的研究者約定俗成以世德堂本作為比較的基準。這一研究盲點並非不會帶來問題。例如經過陳速的考證，《續西遊記》依據的底本可能是一部已經散失的古本《西遊》，它早於世德堂本《西遊記》。《續西遊記》的普遍評價不高，這是相對於原著而言，也相對於其它續作而言的。但是，如果連底本都不統一，那基於不同的底本，文學比較的標準又如何產生呢？這是「續書研究」在預設上，首先可能遭遇的問題。 第二，就原著與續書的關聯性而言，「續書研究」的視野從一開始就假定原著跟續書之間，以及續書跟續書之間一定存在著競爭關係。這裡的競爭關係，表現為一種以原著為中心的意義上的「連貫性」。只有當兩個文本之間，預先被假定為存在著意義上的「開始」以及「接續」這樣的連貫關係，才有所謂的「原著」和「續書」的分別。而，這種意義的「連貫性」讓喜愛原著的讀者們以原著為中心，為續書進行價值評定。長期以來，這種基於預設的連貫性而使用的比較方法，影響到了所謂的續書作為一部獨立文學作品的價值認定。以《西遊記》續書中評價最高的《西遊補》為例，朱陳曼麗指出過往的評論過於聚焦於續書與原著的連貫性。而且續書在文學史上的弱勢地位則是會進一步讓續書的價值長期隱蔽不彰。朱陳曼麗提出，續書的弱勢地位影響了我們對於整體續書文學價值的認定，這一點很有意義。但是，朱陳曼麗為了將《西遊補》的地位獨立出來，而批評過往評論家將《西遊補》與董說的佛教背景過度聯結，本論文認為，《西遊補》雖然脫胎於西遊故事，可是它同樣可能是「僧人記夢」系統的重要代表作。如果只將它看做是《西遊記》的續作，就很可能忽略了它在其它書寫脈絡中的重要意義。《圓覺經》、《心經》、《雲山夢語》與《西遊補》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對於這一層關係的認知，迫使我們必須把《西遊補》放置於另一個書寫系統當中來評價。而這剛好是挑戰了我們從前所預設的《西遊補》和《西遊記》之間的意義連貫性。通過廖肇亨、徐聖心、林順夫的研究路徑可以看到「僧人記夢」這個這一研究領域本身所具有的廣闊的可能性，而《西遊補》會是這一新研究課題當中的重要文本。在續書研究視野中居於次要地位的續作，在去除與原著的連貫性之後，其實是另一條研究路徑中的核心文本。它的價值該如何判斷？以現有的續書研究的視野，其實是沒有辦法處理這樣的問題。 第三，關於續書生產以及消費動力的問題。黃衛總在《狗尾續貂》這一部「續書研究」的重要論文選本當中，提出了續書研究的兩個基本問題：儘管作為文學類型而言「續書」的名聲並不好，是什麼鼓勵寫作者去寫作續書？知道和原書比較而言，續書不免令人失望已經是一個普遍的共識，那麼又是什麼促使讀者還去閱讀續書？所有的續書討論即使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但至少應該回應到這兩個問題。但是，目前為止，並沒有足夠令人滿意的回應。 當代研究者試圖通過其它的研究方法來解決上述的續書研究框架的問題。例如，借用神話、人類學的「群落」意識或者是文化研究中的「互文性」的研究視野來看待續書現象，但是，文本畢竟是產品而不是具有主體意識的人，而「互文性」關照的是文本相互交織指涉的現象。這個概念雖然在表面上打破了文本之間的不平等，顛覆了以所謂的原作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但是，實質上「互文性」並不處理文本為什麼會產生的問題。而這一問題恰恰是「續書研究」的視野所關心的，卻是「續書研究」的研究框架所難以回答的。換句話說，這些研究角度與其說是解決了續書研究中的底本問題、關聯性問題以及生產及消費動力的問題，不如說是在某種程度上迴避了這些問題。但是，迴避並不意味問題不存在。為了回應這些問題，本論文提出了「再書寫」的概念。 在論文的第一部分，本論文提出了「再書寫」的概念，來暫時取代以往「續書研究」中的「續書」一詞，也借用源於翻譯學的「元文本」概念來取代有問題的「底本」概念。使用「再書寫」這個詞，因為它不僅僅包含了續寫、補入、改寫等形式的對於「元文本」的改造和延伸，也更強調對於再書寫者的寫作動機、寫作策略以及，最重要的，寫作動力的觀照。 在第二、三、四部分，本論文分別討論了《西遊補》、《續西遊記》、《後西遊記》這三部明末清初的小說。這三部以「西遊故事」為中心的小說能為「續書研究」帶來的思考可以分幾個方面： 首先，「再書寫」的動機未必只是以往「續書研究」所概括的「取其易行」，內容上並不只是對於「元文本」情節和角色的進行改造或補充，效應上也不只是為了發揮「情志補憾」的功能。事實上，再書寫是藉由人們熟悉的故事遂行新的書寫策略，例如《西遊補》補入的懷古書寫、僧人記夢、彈詞；《續西遊記》中嚴格去除暴力的構思；以及《後西遊記》植入了「歷史符碼」以及「商業語境」。再書寫也可能呈現了語言層面上有意圖的操作，譬如這幾個文本中所出現的大量的語詞重複、一詞多義、意義借挪等等語言現象。以往的「續書研究」視域尚未具有容納理解這些意圖和方法的空間，以至於「續書」獨立的文學價值沒有能夠獲得足夠的重視。 本論文透過分析《西遊補》所處理的原著與續書的「連續性」的問題，以及透過分析《續西遊記》所處理的底本問題，都回應了對於現有「續書研究」模式的質疑。而對於以《後西遊記》和《西遊補》為代表的語言現象的探究，也是試圖從語言問題發展出「續書研究」的新角度。本論文嘗試對現有「續書研究」提出的建議是，可以藉由「語言」——也就是故事表達形式作為研究方法，取代基於傳統的文學史觀的研究方法。因為，表達形式既沒有價值排序的問題，也沒有主次的問題，不存在競爭關係。以這樣的方式來研究「續書」，或許更能夠注意到作品獨立的文學價值。過去學者已經指出，「續書」現象發生於世代交替的時間段。這個現象不再能夠只以出版發展、商業需求、娛樂功能等因素來解釋。續書本身就是一種「語言」現象，續書內容也記錄了世代交替之時，寫作者對於語詞的使用方式。這對於我們探尋「續書」存在、繁榮的真正原因可能會有幫助。在續書中所出現的新的語言現象，可能可以回應到寫作續書的動機，也可能回應到閱讀續書的動機。這對於我們探尋「續書」存在、繁榮的真正原因可能會有幫助。 本論文的預期成果及貢獻，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 反思並重新思考現有「續書研究」的知識建構。 （二） 提出「續書研究」所必須面對的「底本」不統一的問題。 （三） 指出「續衍」作品與原著之間，「續衍」作品彼此之間的價值競爭關係並無根據。 （四） 從類型而言，《西遊補》與《西遊記》的關係並不密切，卻與《雲山夢語摘要》等佛教書寫中僧人記夢的文體更密切。 （五） 從「暴力」敘事角度而言，《續西遊記》獨立於《西遊記》、《西遊補》、《後西遊記》的書寫系統，是唯一真正反暴力的「西遊故事」。《後西遊記》則為「西遊故事」的「暴力書寫」增添了金錢與性的面向。 （六） 通過詞頻分析，字詞配置，語詞意義的大量變異與替代現象，可以反思「再書寫」作為文學策略和文學意圖的研究立場，足可作為文學史觀之下的「續書研究」所補充。 （七） 中文研究領域少有提及的海外文獻譯介。 （八） 《楝花磯隨筆》抄錄、校註。 / The thesis aims to analyze the three sequels of the Xiyouji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early Qing Dynasty, including Xiyoubu, Xuxiyouji, and Houxiyouj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reation writing,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quel works and the existing framework of sequel theory. Based on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the research discards the literary value order based on previous literary historical views, instead, it reconsiders the literary value of sequel writing cult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early Qing Dynasty in terms of linguistics. The reconsidering of the issue recreation writing derives from the query of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previous sequel studies. Specifically, I explore: 1) the ways in which sequels have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with an un-unified parent novel; 2) the intensive relationships that sequels with different writing systems have in terms of intertextualit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recreation writing not only refers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extension of meta-text (i.e. sequel, supplement, and rewriting), but also contains the selection of genre. The trend of recreation writing, which always emerges as a bottom-up literary expression during transition period between dynastiesan interregnum, have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narrative modes including comment, interpretation, and replacement. Moreover, recreation writing develops broader possibilities of understanding the parent text compared to what the existing sequel studies have observed: it concentrates more on investigations of literary strategies as well as linguistic elements. Further, the distinctiveness of xiyou story attributes to its unique literary expression: the sequel anxiety observed in the three sequel novels does not stem from readership, but rather novel researchers, which differentiates these works from other sequels that based on historical view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verlasting trend of recreation writing makes contemporary researchers, who a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the recreation of different parent texts, to rethink the genuine intention of sequel culture, which leads back to the two fundamental questions within sequel studies: 1) the reasons authors are encouraged to write sequels despite of the low reputation they will bring; 2) the reasons readers are inspired to read sequel novels even if they are always regarded as disappointing. In exploring these question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recreation writing in five chapters: Chapter One (Xiyou story and Recreation writing) begins with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recreation writing, clarify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stery copy”/ “meta text”, “sequel studies”/ “recreation writing studies”, as well as the term “intertexuality”. Also, basic conceptual explanations of recreation writing, not only as a means of writing, but also as an issue of language, will be included in this chapter. Chapter Two (Recreation writing of Xiyoubu) develops a semantic analysis of Xiyoubu from the framework of character, language, and cognition, which is absent in previous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 attempt to explore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Xiyoubu in certain plots such as religious trial, visual cognition, as well as Buddhist and dreams. Chapter Three (Recreation writing of Xuxiyouji) presents that Xuxiyouji, a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sequels which poses a significant question to the issue of master copy, has challenge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iterary value in traditional sequel studies which are mainly rooted in literary historical views. This chapter finds that the literature debate arisen in 2010 reflected the influence of “human mind” in the terrain of recreation writing. The “replacement” and “anti-writing” created by Xuxiyouji resort to an anti-violence stance in contrast to Xiyouji, Xiyoubu, and Houxiyouji. Chapter Four (Recreation writing of Houxiyouji) moves on to the sequel analysis of Houxiyouji. I demonstrate that the recreation writing strategy the sequel takes is “self-degradation”, which not only accomplishes a sense of secularization, but also takes into account the “historical mind” and “commercial context”. Chapter Five is the concluding chapter, where I summarise key findings and contribution to: 1) rethinking about the knowledge constitution of existing sequel studies, 2) raising the question of un-unified master copy which is inevitable for sequel studies, 3) pointing out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sequels and parent text, neither among different sequels, 4) arguing that in terms of genre, Xiyoubu does not develop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Xiyouji, but rather it is more related to Buddhist writings such as 雲山夢語摘要, 5) demonstrating that in terms of violence narrative, Xuxiyouji is independent from the writing system that Xiyouji, Xiyoubu, and Houxiyouji follow, which makes it the only anti-violence Xiyou story, while Houxiyouji adds elements as money and sex into its violence narrative, 6) finding a large amount of “transformation” and “replacement” of word us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word frequency and word configuration, which helps to reflect that the research stance of recreation writing as a kind of literary strategy and intention is able to supplement the literary historical view based sequel studies, 7) translation of oversea literature that is seldom mentioned in Chinese relating studies, 8) transcribing and collating of楝花磯隨筆.

本論文以孫悟空、李哪吒為研究核心，從文化的角度切入，探討中華文化中兒童神的概念形成，並向外延伸，幾組相類似的形象透過水神崇拜產生延展與互滲，是否同樣可以從二郎神、孫悟空、李哪吒、紅孩兒以及善財童子的形象共通處，觀察兒童神在小說情節的展衍中所呈現的思想、審美，以及文化脈絡的發展。 孫悟空的出生象徵人從渾沌未開化的蒙昧時期進入文明發展的過程，《西遊記》作者透過猿猴與人於外型上的相類，藉「獸形」而人，人而聖，聖而仙，仙而佛，展現人文化成，修練成佛的人生過程，世俗的表達了人民對於此世人生的追求與渴望。而哪吒的兒童神形象從「道」的演化出發，情節的開展明顯的將「成長」意義放在「身體」的變形上，除了具有「成長儀式」的意義外，實是展衍「道」的「陰陽和合」，並以「陰陽相斥相生」為軸心塑造哪吒形象與故事，另從太陽崇拜與水神崇拜的象徵角度，藉由象徵生殖的「水蓮花」，從「鳥圖騰」的商紂子民「自然」轉換成周朝「龍圖騰」的開國先鋒，以執行「替天行道」的必然。 兒童神透過治水傳說的變形，解決生民生死大難的洪水議題，不斷以演化故事情節與新的角色來充填小說血肉與開拓深化各種生命歷程所經歷的群我問題，一方面紓解了對於水資源的渴望與恐懼，一方面創造了許多鮮活的角色來解決生活中不同層面的問題。這些角色（二郎神、袁洪、梅山七怪、孫悟空、李哪吒、龍太子、牛魔王、紅孩兒等等）呈現了生民生活中種種周遭有形無形的形象想像，而這些形象又在《西遊記》與《封神演義》作者刻意的營造下，藉由二郎神，統整於此二者身上。經由水的原生力，從水神年輕化到兒童神的出現，聚集了水與形而上渾沌永恆乃至成人對於兒童體的特殊認知，柔弱而剛強，返老便是還童，於是意表死亡與生命∕破壞與創生的特殊神性——兒童神於是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