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的新移民子女人數遽增，其外籍父母又以東南亞籍最多，如何利用新移民家庭的母語資源，以及處理新移民子女特殊的教育需求，遂成為重要的課題，雙語教育措施可能是重要的途徑之一，目前已經藉由火炬計畫、外籍配偶子女輔導計畫等措施付諸實行。 為了探求雙語教育的憲法定位，本文擬先介紹美國、加拿大的雙語教育學理，將雙語教育區分為若干類型，簡介相關的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研究，以作為討論法律、憲法爭議的前提問題。 本文以美國法作為主要的比較觀察對象，對移民學生提供雙語教育不論是法律上或社會上，在美國都具有極大的爭議性，本文從歷史脈絡、法律沿革、法院判決中進行爬梳整理，探討美國憲法上雙語教育的定位，發現提供雙語教育可能會遭遇某些憲法上的障礙，人民也有可能依據美國憲法來請求雙語教育，另外有部分篇幅討論國際人權法與加拿大憲法的相關規定，作為比較解釋的參照。 比較法的參照可以給我國憲法若干啟示，本文認為，強勢的雙語教育比弱勢的雙語教育更有利，而憲法平等權之規定將會是新移民子女請求雙語教育的最佳途徑。

從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卡拉馬助夫兄弟》 看其宗教思想表現形式的特點 指導教授：瓦列格夫博士 研究生：林冠廷 論文提要 「上帝是否存在？」這個問題，一直都是困擾且折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問題，作家窮盡一生都在探討它。在小說《卡拉馬助夫兄弟》中，杜斯妥也夫斯基再一次更深入的探討這個問題，並藉由小說中的人物展開了豐富的思想辯論。卡拉馬助夫的家庭史，實際上就是俄國社會的一個縮影，小說主角人物對待信仰的態度及看法，可以被視為俄國社會上各種不同類型之人的代表。透過小說各種角色面對信仰問題時所表現的態度與處理方式，杜斯妥也夫斯基利用對話理論使他們各自闡述各自的思想並透過辯論來探討「創造者與被造者」——「神與人」的關係。在本論文當中，我們藉著探討小說人物們對信仰的態度與上下文來分析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宗教思想表達形式上的特點，並嘗試理解他的中心思想。本論文將小說人物分成三個群組來探討：一、卡拉馬助夫的家庭成員；二、東正教神職人員；三、天真信仰的代表者，如：虔信的婦人們、小信的女士與駑鈍的老僕人等的信仰觀。藉著討論以上三個群組人物的語言特性，行為舉止和其思想上的變化，再加上小說部分片段採用了鑲嵌式短篇小說的手法，作家營造了一個多聲部的作品，不僅使小說本身的思想更加豐富，也增加了他的被討論與可看性。因此，本論文將藉由探討小說《卡拉馬助夫兄弟》中各種人物角色的信仰觀來理解杜斯妥也夫斯基深邃複雜又充滿矛盾的宗教思想。 關鍵字：宗教思想， 對話理論， 文本語意結構，上下文，語言特性，鑲嵌式短篇小說，鄉土主義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究鄉土教育中應具備的教育性思維，凸顯以學習者為主要關懷的教育精神所在。蓋民國七十六年解嚴之後，以重視台灣主體性為主要訴求的鄉土教育逐漸受到重視；甚至在民國八十年代形成討論的高峰，官方亦將「鄉土教學活動」與「認識台灣」正式納入國民教育課程中。然而，在政治意識型態的爭辯中，教育的焦點被模糊了；鄉土教育在政治角力中成為企圖主導學習者認同（identification）的手段。在此背景下，研究者源於對學習主體性的關心，首先探究台灣鄉土教育由被貶抑到普獲重視的過程中，前後影響自我認同（self-identity）的諸多背景因素（包括政治、經濟、教育、社會文化等）。並從相關教育思想（以自然主義、存在主義、批判教育學為主），深化正向「自我認同」在鄉土教育中的核心地位。進一步以米德（G. H. Mead）、哈伯瑪斯（J. Habermas）之社會學理論的探討，瞭解自我認同的基礎條件、歷程、危機、機制與影響，以建構對鄉土教育完整性的理解。希望在「過度政治化」與「忽視符號問題」的兩極論述外，補充兼具微觀基礎與鉅觀批判的、具理論完整性的論述。 本研究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外，第二章分析台灣鄉土教育的潮流。茲分四節，「大中國主義式教育的反動」不僅在內容上爭取台灣主體性的教育，更在制度上反對中央集權式的教育模式。「族群文化的追求」同樣以建立正面健康、具有尊嚴的的自我認同為目標。但除了政治、文化霸權的操控外，族群文化尚受到經濟結構轉變與流行文化的影響。「疏離生活世界的反省」指出了台灣人對於歷史意義斷裂、人際關係疏離與教育活動僵化的檢討；政、經批判之外，尤其展開功利主義的省思。欲重新在傳統精神中、人際互動裡及鄉野自然的懷抱下，拾回作為一個與鄉土緊密聯繫的、完整的「人」。「共同體的呼籲」則強調團結實踐、投入鄉土的重要，與多元鄉土間和平共處的理想。但在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問題牽扯的背後，四個面向應有其一致的教育關懷，即「自我認同」的議題。尤其在實際運作上，主體仍岌岌可危，顯見一般對鄉土教育真正的認識尚有不足。 第三章以「自然主義的關心」、「存在主義的關懷」與「批判教育學的關切」等教育哲學的角度，思考鄉土教育的有機性，使之更具意義與生產性。並以此基礎提出鄉土教育與自我認同的相關性，包括： 一、 危機中的主體 二、 鄉土教育應肯定每一個體 三、 鄉土教育是自我認同的基礎 四、 鄉土教育激發主體能動性 五、 鄉土教育強化自我與社會的聯繫 六、 鄉土教育培養個體對自我與鄉土的責任 七、 異質相處的共同體問題 本章並分析以米德與哈伯瑪斯學說做為自我認同理論探究的幾點後設認知。 第四章以米德的符號互動論為基礎，輔以哈伯瑪斯對於結構性問題的批判。第一節「自我的起源」：米德反對傳統的意識哲學，分析自我形成的社會性，其基礎在於人類可藉「姿勢互動」（gesture interaction）並「自我反省、參照」的能力，達成「主我」（I）與「客我」（Me）的對話。第二節「自我認同的發展」：米德以為自我認同的歷程在於「掌握更廣共同體的態度」。指出在互動經驗中，學習了「角色扮演」或「角色取替」（play a role or role-taking）的能力，並在遊戲的階段（game stage）掌握了「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的概念，因而瞭解自我在社會中的位置而完成了自我的觀念。米德認為自我認同是「主、客我統合」。哈伯瑪斯則強調自我的個別性，主張超越僵化「角色認同」（role identity）的「自我認同」（ego identity）。其實，米德的角色認同是活化而開放的概念，但其理論缺乏對結構性力量的批判，未分析「概化他人」中的宰制因素及其傷害自尊的深層意義。所以第三節「認同的危機與轉機」：先談米德對於「符號」此聯繫與創造媒介的主張。再以哈伯瑪斯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分析，指出（一）自我認同相關趣向（interests）的萎縮，及（二）符號扭曲與無意義感等自我認同的危機。此危機與「合法化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及「動機機制危機」（motivation crisis）息息相關。故要恢復健全而隨境互動的自我認同機制，除了個人層面的「自我反省」與實踐外，尚須在制度面上建立理想的溝通機制。第四節「溝通行動與共同體」：米德認為「理想的社會」有兩個條件，（一）是創造性個體的充分表達；（二）是被其他成員所理解。故米德認為溝通（communication）是人類的理想，能協助社會的進步與個人的成長。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不僅得力於米德對生活面的互動、活動的關注，更進一步以其「理想社會」的特徵，建構溝通行動與論辯的條件。其中，集體認同必須建立在「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尊重，允許不同意見與立場在開放的溝通空間中彼此參與。米德認為，我們必須選擇讓人類「一體感」的凝聚力導向於「溝通互動」，而非內部團結卻對外暴力相向的非理性運作。至於溝通的結果與共識，米德反對教條式的宣稱，如同所言「We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but we know we are on the way.」 第五章「結論」，第一節以理論所得，從歷史的角度詮釋與反省台灣鄉土教育中自我認同議題。第二節則以理論的角度，試圖描繪鄉土教育中應有的思維與考量，使自我認同的教育更具周延性。研究結果如下： 一、 關於認同的基礎與界線：確切、獨特與無限的時空 二、 關於自我認同的機制：個別化「符號」與「互動」兼顧 三、 關於批判：兼及「系統」與「生活世界」的反省與重建 四、 關於他者與共同體：多元並存也力求溝通 五、 自我認同與鄉土認同的永恆辯證 六、 自我肯定、共創願景的鄉土教育 最後第三節以「歷史與理論的交會」，談鄉土教育問題和相關論述的發展脈絡，及與本研究的關係。並分析鄉土教育由熱烈討論到逐漸沈澱的過程。希望鄉土教育一詞的熱潮消退之後，教育對自我認同的基礎仍能持續關心與重視。讓鄉土教育最初的關懷：學習者主體性的追求，能夠落實。

本文以批判性觀點分析1990-2010年間，台灣小說中同志/跨性別書寫的性別、家庭、國族、地域、階級與敘事策略的發展和變化。從台灣底層性別弱勢的角度出發，批判全球化與文化帝國霸權所主導的現代性論述，搓破其光明的假象，並以中南部/鄉土/底層等多重弱勢的邊緣觀點出發，結合古典男色/跨性別傳統的美學再造，反省現階段同志/跨性別研究以西方基進論述和台北/都會/中產階級為中心的研究傾向。更進一步從同志/跨性別的家國想像中，翻轉台灣當前由上而下，由異性戀家國意識形態和「四大族群」論述所主導的台灣國族想像框架，企圖建構一套由下而上、由個體性別情感的角度出發所重構的國族想像藍圖，並發展兼具台灣歷史脈絡、文化特性與底層觀點的「第三-現代-性」理論基礎。 我認為作為一個研究者不僅要如史碧娃克（Spivak）一樣扣問「從屬階級能發聲嗎？」讓被歷史大敘述所淹沒的底層階級能夠出現，更要反省種種再現與代言的倫理課題。本文認為從1990年中期開始，由學院菁英、運動論述所主導的台灣同志/跨性別論述，隱藏了以西方為尚的「進步」史觀迷思，忽略台灣在地的文化脈絡與性別觀點，導致底層本土的同志/跨性別主體有被隱沒的傾向。因此，本論文重新挖掘在小說中被長期忽略的底層同志/跨性別人物，不僅檢視其在性別/階級/地域/家國結構下的困境，更關注其因內部歧視而被多重邊緣化的處境和現象。 本文並主張同志/跨性別論述應改變過去對於家國體制疏離的態度，以更積極的方式介入家國論述，一方面可以藉由同志/跨性別的多元觀點對家國論述與體制進行改造，另一方面更須突破同志/跨性別族群與家國體制之間，長期切割或二元對立的關係與迷思，正視許多底層同志/跨性別也渴望有「家」有「國」的心理需求與現實需要，重新思索性別弱勢族群與現代性家國體制交鋒或接軌的種種可能。同志/跨性別等「第三性」族群與台灣「現代性家國體制」交錯的發展狀態，本文稱為「第三-現代-性」。 在兩者的交錯之中，我認為尤其需要注意小說敘事策略與形式的轉變，因為小說的政治性與敘事形態無法切割。本論文將透過不同階段同志/跨性別書寫對於家國想像與敘事的轉變，論證小說人物的性別、情慾等身分差異乃是其國族認同形塑的重要部分。我認為1990年代初期《失聲畫眉》這本鄉土小說中的女同志書寫及其所引發的論爭，乃是同志/跨性別主體和台灣國族論述在公領域正面交鋒之始，反映出當年台灣的鄉土、國族論述在「逝去的鄉土」與「消失的國家」中所存在的雙重焦慮。此階段同志/跨性別的底層飄浪狀態，讓1990年代中晚期崛起的新世代作家對台灣社會充滿「遲到的酷兒現代性」焦慮與疑慮，因而掀起一波創作潮與出走潮，尤以歐美為中心構築「異國烏托邦」。這些小說將西方論述與家國認同相互結合、發展，並達到高峰，卻也埋下了種種異國大夢操演的破綻。 於此同時，我認為還有一股「轉向東方」的同志/跨性別書寫潮流也悄悄興起，開啟另類的亞洲視野、海洋思考與東方時間觀，並重拾中國傳統戲曲與古典小說的資源，以男色傳統和「擬說書體」重構跨性別與台灣國族寓言的多重關係。在本世紀新的十年中，同志/跨性別書寫不僅有回歸鄉土的趨勢，更對於在全球化時代中，快速變遷的人我界線、情慾關係提出反思，以本土的底層觀點修正了西方解放論述的不足，建立新的倫理景觀。本研究透過橫跨二十年的小說，分析同志/跨性別書寫在家國想像中的轉變與突破，在放眼跨國移動與全球化現象的同時，也結合底層弱勢與南部觀點，打開同志/跨性別本土論述的空間，連結台灣鄉土、國族想像與同志/跨性別研究的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