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以降，臺灣跨國婚姻數量大幅增加，新住民子女就學人口成長速度亦十分驚人，根據教育部統計，94-104學年度間，就讀國中小的新住民子女自60,258人增至207,733人，成為不可忽視的群體。如何全面而精確瞭解該群體的空間分布與特徵，乃是了解新住民子代教育相關議題的重要基礎，過往研究卻未對此有所掌握。本文使用內政部統計處社會經濟資料平臺所發布之103-105年全國行政區國民小學、國民中學統計，運用R語言與Quantum GIS地理資訊系統，進行空間統計分析與視覺化地圖繪製，更藉由階層式集群分析法將臺灣本島區分出不同的教育環境背景類型，並以疊圖將兩者相互對照分析，企圖回答新住民子代就學人口所在之處，以及該群體所處地區的學校教育特性之基本命題。 研究結果顯示，無論國小或國中教育階段，新住民子女學生絕對人口及族群人口比率的空間分布，皆具有地方歧異性，顯著呈現出不均質的樣態，主要的空間聚集區有北北桃地區（含新竹縣北部）、竹苗地區與雲嘉南地區。本文亦發現，人口聚集的鄉鎮市區內，學校教育環境背景差異甚巨。北北桃地區的國小教育環境背景類型屬於「都會型」或「都會人口密集型」，國中階段分屬「都會偏遠混合型」或「都會人口密集型」；竹苗地區與雲嘉南地區的國小教育環境背景類型，除了臺南市楠西區為「都會型」外，其餘一概為「偏遠型」鄉鎮；國中階段甚至呈現「都會偏遠混合型」、「高生師比混合型」、「顯著少數型」三種面貌。 最後，本文指出，新住民子女就學人口分布，超越人為的行政界線劃分，形成跨多重縣市疆界的顯著聚集熱區，不僅如此，該群體落腳區域的教育環境背景類型存在差異。未來，政府單位若要制訂或實施相關政策，應考量新住民就學人口的空間分布，以及分布地的教育環境背景特性據，以達到更好的資源配置與政策安排。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24101号 / 工博第5023号 / 新制||工||1784(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建築学専攻 / (主査)教授 牧 紀男, 教授 小林 広英, 教授 三浦 研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ngineering)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近年來，經濟犯罪問題日益嚴重，其中，詐欺案件發生頻仍，諸如刮刮樂、手機中獎、退稅等詐欺集團作案範圍涵蓋全臺，受害民眾遍及各階層，個人財物損失甚至高達數千萬元以上，此類犯罪已嚴重危害社會經濟秩序及治安，並引起社會大眾及立法、行政部門高度重視與關切。 詐欺犯罪是透過對受害社會民眾或客戶的不便，產生機會成本、非必要的過高價格，而由詐欺犯罪活動中，取得不法利得。並且將此成本，轉嫁社會大眾身上。根據「臺閩刑案統計」80年（1991）詐欺案件發生725件，惟至91年（2002）詐欺案件發生高達23628件，至於破獲率則由80年94.07%下降至91年11.52%。由於詐欺犯罪集團結合高科技，助長發生，擴大社會民眾的傷害與層面，導致民眾惶惶不安。就臺灣地區整體犯罪情勢言，詐欺犯罪問題非止於臺北市一偶，且因獲利高、風險低、刑度輕、及受害層面廣等特性，已改變近十年台灣地區犯罪型態，目前其發生數僅次於竊盜犯罪，為嚴重危害當前社會安全之犯罪，此一犯罪問題，誠值深入研究。 探究當前詐欺犯罪猖獗成因固屬多元，惟刑警人員職司犯罪偵防責任，卻責無旁貸。因此，本研究係以刑警人員角度切入，復因如何提升破獲率及降低發生，學說上嚇阻理論、激勵理論、破窗理論及詐欺管理生命週期理論頗值借鏡與探討；因遏阻乃藉由提升破獲能力達成遏制犯罪發生；至激勵則係藉由警察機關內部之領導、鼓勵及工作環境改善等面向，提升員警偵辦詐欺犯罪案件之意願，有效嚇阻犯罪衍生；而破窗理論乃藉由處處關懷、不以小惡而縱容，俾遏阻犯罪之蔓延與惡化；另詐欺管理生命週期理論，則屬系統化分析詐欺犯罪防制策略之理論。上開四種學說理論，對防制詐欺犯罪均有相當正面作用，故於本研究中加以研析討論，另彙製問卷運用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等，藉以瞭解、分析基本變項、偵辦各類刑案成就感、困難度、對工作環境滿意度以及對詐欺犯罪成因之相關認知與差異，俾供政府機關或警政單位從事規劃偵防詐欺犯罪時之參考。

本研究的主要抱負旨在，藉著分析實證人口普查資料俾便檢視，受限於某種不利的人口條件之桎梏，復加上對迥然相異的特殊生命歷程之體驗，生活在臺灣地區的不同省籍之住民，其如何受到諸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人口或社會經濟特徵之影響，因此決定了自身在某一個時間點上所歸屬的婚姻狀況，及伴隨而來在整個人口母群中婚姻狀況的非常態之集體分佈模式與深度階層化現象。在實際作法上，本研究乃選擇某一個時間橫斷面（一九九０年）為分析基準，並清楚展現位於該時點之上，臺灣地區十五歲以上人口的婚姻狀況之分佈模式所具有的省籍差異；接著則進一步探討省籍和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變項間之互動情形，冀賴此釐清隱身於省籍差異表象其後的形塑機制或成因。至於在本研究的定義中，所謂婚姻狀況的「狀態集合」（state space），乃由「未婚」、「有配偶同居」、「離婚分居」與「喪偶」等四個互斥且週延的類屬所構成。 具體而言，本研究有著兩個主要發現：首先，即所謂的第一代外省籍男性，儘管他們之中絕大多數早已過了知天命之年，卻有著極高比例（約30%）仍然未婚，而此一現象有很大的部分乃肇因於移民人口中男多女少、極端不平衡的性比例組成。同時，我們還發現，一種深刻的婚姻階層化確實存在於第一代外省籍男性身上。理由是他們之中因為教育程度低下而遭排除在婚姻市場以外的情形相當嚴重：低學歷的第一代外省籍男性中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半被迫地保持無限期單身，此與高學歷的第一代外省籍男性中的未婚者之比例相差了近20%左右，而我們相信前者的構成主體極有可能就是一般社會意象中的自謀生活老兵。惟值得慶幸的是，此種未婚人口比例偏高及附帶產生的深刻婚姻階層化現象在55歲以下的「外省人」身上已不復見。 其次，則是全體「外省人」，尤以男性為然，似乎也比同年輪的本省籍對應群有著更高的離婚分居者之比例，而且至少在40歲以上的各年齡層中皆無例外。這意謂著離婚人口比例偏高在「外省人」（尤其是男性）中也呈現出一種代間一致性（如果我們將40歲以上的「外省人」以55歲為界分作兩個世代的話）。而在我們大致描繪出第一代外省籍男性離婚分居者有著相較於同輩的「本省人」或外省籍女性稍高的失能比例，而且低教育程度者在其中過度代表等特質後，另一種形式的婚姻階層化業已呼之欲出：我們以為，一般社會意象中所普遍指涉的自謀生活之外省籍老兵，於其年輕之際雖然囿於自身有限的教育程度及所得收入而被排除在競爭激烈的婚姻市場以外，但他們之中仍然有一些人可能不甘願於打一輩子光棍，只好退而求其次地降低標準，在逾半百之年後選擇臺灣社會裡處於邊緣地位的非外省籍婦女作為配偶。但無可諱言的是，這樣的組合幾乎得與所謂的「貧賤夫妻」劃上等號；再加上在如此的配對裡，夫妻之間的籍貫、熟悉的語言，生活背景等差距實在太大，幾乎毫無交集可言，我們因此不難想像該類的異質性婚姻（heterogamy）通常很有可能為時不久即告瓦解。雖然我們沒有很明確的證據來支持上述的推論，但我們以為其相當程度上應該可以比較合理地解釋為何55歲以上的外省籍男性離婚分居者中會以低教育程度者為過度代表，同時失能者比例也偏高的事實。至於55歲以下的第二代外省籍男性中仍有較大比例的離婚分居者之原因，由於久缺更為有力的線索，本文遂以移民特質─其因喪失固有親屬網絡，而後者又為緩衝或調解婚姻衝突的主要支持來源，從而產生降低婚姻品質並提高離婚機會的可能－權充說明，實則臆測成分過高，此乃大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 最後，有關本研究所可能面臨到的重大限制主要皆存在於次級資料的適用性上，這可分三點說明。第一就是1956年的普查資料中，軍人並無入籍的問題，這無疑將會導致，在「外省人」的部份，整體性比例的計算被低估，同時可能也無法突顯出究竟在哪幾個單一年齡組中的性比例特別不均衡。第二，就是在我們欲以家戶為單位，從而挑選出於普查當時仍維持已婚或有配偶同居狀態者以進行夫妻雙方的人口屬性或社經特徵之媒合（match）分析時，這些偏誤的樣本（biased sample）─其偏誤性主要來自於排除掉其他曾經維持過已婚或有配偶同居狀態者，如普查當時的喪偶者及離婚分居者─所傳遞出來的訊息是否仍然具有價值則需要更仔細地加以評估。而最後也是最大的一個限制，無疑就是在大陸早有妻室的第一代外省籍男子可能於接受普查之時卻報告自己的身分為未婚。儘管如此，我們仍以為將反映出婚姻之實（de facto）而非婚姻之名（de jural）的普查資料作為分析對象毋寧更富意義，畢竟上述之人在臺灣的的確確過了四十年以上的非婚生活，吾輩焉能不察。在這種看法之下，本研究更需要注意的或許是所謂「自述偏差」之情況，此即受社會壓力影響而做不實宣稱之現象。 目錄 第一章、前言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婚姻狀況」釋義 7 第三節 研究旨趣－人口的婚姻狀況之分佈 10 第四節 影響人口在婚姻狀況上的分佈之可能機制 13 一、生命歷程 13 二、人口條件 14 三、階層化 14 四、其他 15 第二章、文獻探討 17 第一節 生命歷程與婚姻 17 第二節 婚姻擠壓再探 19 第三節 臺灣歷史上的婚姻擠壓經驗 21 第四節 夫妻差異（spouse difference）與婚姻存續的關聯 23 第三章、研究架構 26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分析資料 26 第二節 分析架構 28 第四章、分析結果 30 第一節 臺灣地區人口之婚姻狀況分佈的省籍差異－整體的初步探討 30 第二節 臺灣地區人口之婚姻狀況分佈的省籍差異－省籍和性別的互動 32 一、未婚 32 二、有配偶同居 34 三、離婚分居 37 四、喪偶 37 第三節 婚姻解組（marital dissolution）模式的省籍差異 40 第四節 第一代「外省人」與婚姻階層化 46 第五章、成因探討 50 第一節 第一代「外省人」的性別組成與婚姻擠壓 50 第二節 「外省」老兵特殊的軍旅生活經驗及其影響 50 第三節 外省籍離婚者的基本人口特徵分析 55 第六章、結論 60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68 第二節 研究限制 71 參考書目 74 中文部分 74 英文部分 76 附錄 82 圖表目錄 圖1-1-1：一九九五年美國20歲以上人口的婚姻狀況按年齡組分 5 圖1-1-2：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20歲以上人口的婚姻狀況按年齡組分 5 圖1-3-1：二次戰後歷年臺灣地區人口的婚姻狀況分佈之變化 12 圖2-4-1：夫妻差異與離婚行為所具有的可能關聯形式 25 圖3-3-1：分析架構 28 圖4-1-1：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本省籍人口的婚姻狀況按單一年齡分 31 圖4-1-2：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外省籍人口的婚姻狀況按單一年齡分 31 圖4-1-3：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15歲以上人口中未婚者所佔比例按單一年齡分 33 圖4-1-4：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單一年齡人口中未婚者所佔比例按籍別及性別分 33 圖4-1-5：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15歲以上人口中有配偶同居者所佔比例按單一年齡分 35 圖4-1-6：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單一年齡人口中有配偶同居者所佔比例按籍別及性別分 35 圖4-1-7：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15歲以上人口中離婚分居者所佔比例按單一年齡分 36 圖4-1-8：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單一年齡人口中離婚分居者所佔比例按籍別及性別分 36 圖4-1-9：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15歲以上人口中喪偶者所佔比例按單一年齡分 39 圖4-1-10：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單一年齡人口中喪偶者所佔比例按籍別及性別分 39 圖4-2-1：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本省籍人口之婚姻解組模式按單一年齡分 41 圖4-2-2：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外省籍人口之婚姻解組模式按單一年齡分 41 圖4-2-3：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單一年齡人口之婚姻解組模式按籍別及性別分 43 圖4-2-4：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人口之性比例按年齡與籍別分 45 圖4-2-5：一九九０年台灣地區外省籍人口的年齡金字塔 45 圖4-3-1：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外省籍人口教育程度按年齡組及婚姻狀況分 47 圖4-3-2：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本省籍人口教育程度按年齡組及婚姻狀況分 47 圖4-3-3：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55歲及以上人口的婚姻狀況按籍別、性別與教育程度分 49 圖4-3-4：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15-54歲人口的婚姻狀況按籍別、性別與教育程度分 49 圖5-1-1：歷年外省籍人口之性比例按單一年齡分 54 表1-3-1：歷年美國人口（18歲及以上者）在四種婚姻狀況中的分佈情形 10 表1-3-2：歷年臺灣地區人口（15歲及以上者）在四種婚姻狀況中的分佈情形 10 表1-3-3：一九九五年美國人口的婚姻狀況分佈按年齡組分 11 表4-2-1：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結婚人數按新郎新娘婚前狀況及年齡組分 43 表5-1-1：一九四五年以後來臺「外省人」按來臺年分及性別分 51 表5-1-2：歷年外省籍現住人口性比例 52 表5-1-3：歷年外省籍人口之性比例按五歲年齡組分 53 表5-3-1：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的離婚分居者之年齡分佈按籍別與性別分 60 表5-3-2：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的離婚分居者之身體狀況按籍別及年齡組分 61 表5-3-3：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的外省籍離婚分居者之身體狀況按性別及年齡組分 61 表5-3-4：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的離婚分居者之教育程度按籍別及年齡組分 62 表5-3-5：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的外省籍離婚分居者之教育程度按性別及年齡組分 62 表5-3-6：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本省籍全體人口、外省籍全體人口、外省籍男性人口和外省籍女性人口的教育程度按年齡組分 63 表5-3-7：一九九０年臺灣地區本省籍全體、外省籍全體、外省籍男性和外省籍女性中離婚分居者的教育程度之代表性指標按年齡組分 64 附錄表1-1：抽樣之15-29歲的丈夫與其妻子之年齡差距（夫減妻）的次數分佈按夫妻省籍配對模式分 82 附錄表1-2：抽樣之15-29歲的丈夫與其妻子之教育程度的交叉比例分析按夫妻省籍配對模式分 83 附錄表2-1：抽樣之30-54歲的丈夫與其妻子之年齡差距（夫減妻）的次數分佈按夫妻省籍配對模式分 84 附錄表2-2：抽樣之30-54歲的丈夫與其妻子之教育程度的交叉比例分析按夫妻省籍配對模式分 85 附錄表3-1：抽樣之55歲以上的丈夫與其妻子之年齡差距（夫減妻）的次數分佈按夫妻省籍配對模式分 86 附錄表3-2：抽樣之55歲以上的丈夫與其妻子之教育程度的交叉比例分析按夫妻省籍配對模式分 87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omicile difference-between Mainlanders and Taiwanese（except the Aborigines）-of distribution of marital status for total dwellers older than 15 in Taiwan Area. We argue that, dominated by somewhat disadvantageous population conditions（e.g. unbalanced sex ratio）, one who experienced his own unique life course（like migration event） must belong to some kind of marital status at a certain time according to his othe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domicile, sex, age and education, which will add up to an abcdrmal collectiv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marital status for the total population. Accordingly,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by employing the 1990 census in Taiwan Area. Results suggest that, compared with female Mainlanders and all Taiwanese of the same cohort, the never-married and the divorced are significantly over-represented in the first-generation male Mainlanders who was older than 55 in 1990. We conclude that it is his socioeconomic status but not his domicile that determines whether the first-generation male Mainlander is never-married, married or unmarried in his late years. In other words, we believe that among the first-generation male Mainlanders does exist severe marriage stratification to some degree.

人口政策是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而總人口數則是政府制定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計畫之主要參考依據，因此如何準確地預測未來的總人口數就成為政府相關部門重要的課題。 本論文試圖為台灣地區總人口數建立時間數列預測模式。我們考慮下列模式：單變量自我迴歸整合移動平均介入模式、時間數列迴歸模式、轉換函數介入模式與指數平滑法，其中轉換函數介入模式中所考慮的投入變數包括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粗出生率及粗死亡率。我們同時以平均絕對百分誤差 (MAPE) 、根均方百分誤差 (RMSPE) 來評估各模式的預測能力，結果顯示以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投入變數的轉換函數介入模式最佳，而以粗出生率為投入變數的轉換函數介入模式次之，若以這兩個模式進行未來十年總人口數之預測，並與行政院經建會人力規劃處所作的人口預測中推計值比較，其平均絕對百分誤差分別為0.138%，0.156%，顯示時間數列預測模式有相當佳的預測能力。 / In this thesis, we plan to construct various time series models for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Taiwan. The following time series models are considered: ARIMA intervention model, time series regression model, transfers founction intervention model and exponential smoothing method. The input variable considered in the transfer function intervention model include total fertility rate, crude birth rate and crude death rate. We also compare the prediction performance of these models by using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and root mean square percentage error (RNSPE). It turns out that the transfer function intervention model with total fertility rate as input is the best model. While the transfer function intervention model with crude birth rate as input ranks the second best. Finally we forecast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next ten years by using the above two best models and compare with the middle population projection by Manpower Planning Department in Executive YUAN-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he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are 0.138% and 0.165% respectively. This result justifies that the time series model has excellent predictive ability 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total population prediction.

台灣地區的人口隨著生育率及死亡率的雙重下降而呈現快速老化，其中生育率的降低影響尤為顯著。民國50年時，台灣平均每位婦女生育5.58個小孩，到了民國70年卻只生育1.67個小孩，去年（民國90年）生育率更創歷年新低，只有1.4。死亡率的下降可由平均壽命的延長看出，民國75年時男性為70.97歲，女性為75.88歲；到了民國90年，男性延長到72.75歲，女性延長到78.49歲。由於生育率的變化幅度高於死亡率，對人口結構的影響較大，因此本文分成兩個部份，主要在研究台灣地區15至49歲婦女生育率的變化趨勢，再將研究結果用於台灣地區未來人口總數及其結構的預測。 　　本研究第一部分是生育率的研究，引進Gamma函數、Gompertz函數、Lee-Carter法三種模型及單一年齡組個別估計法，以民國40年至84年（西元1951年至1995年）的資料為基礎，民國85年至89年（西元1996年至2000年）資料為檢測樣本，比較模型的優劣，尋求較適合台灣地區生育率的模型，再以最合適的模型預測民國91年至140年（西元2002年至2051年）的生育率。第二部分是人口推估，採用人口變動要素合成方法（Cohort Component Projection Method）推估台灣地區未來50年的人口總數及其結構，其中生育率採用上述最適合台灣地區的模型、死亡率則引進國外知名的Lee-Carter法及SOA法（Society of Actuaries），探討人口結構，並與人力規劃處的結果比較之。 / Both the fertility rate and mortality rate have been experiencing dramatic decreases in recent years. As a result, the population ag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concerns in Taiwan area,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age 65 and over) increases promptly from 2.6% in 1965 to 8.8% in 2001. The decrease of fertility rate is especially significant. For example,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was 5.58 in 1961, and then decreases dramatically to 1.67 in 1981 (1.4 in 2001), a reduction of almost 70% within 20 years. 　　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population aging in Taiwan area, in particular, the fertility patter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fertility models and decide which model is the most suitable based on age-fertility fertility rates in Taiwan. The models considered are Gamma function, Gompertz function, Lee-Carter method and individual group estimation. We use the data from 1951 to 1995 as pilot data and 1996 to 2000 as test data to judge which model fit well.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study is to project the Taiwan population for the next 50 years, i.e. 2002-2051. The projection method used is Cohort Component Projection method, assuming the population in Taiwan area is closed. We also compare our projection result to that by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he Executive Yua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thesis examines how themes about migrant workers, especially women migrant workers are depicted in the two films The world, Shijie 世界 (2004), directed by Jia Zhangke 贾樟柯 and Angels wear white, Jianianhua 嘉年华 (2017), directed by Vivian Qu, also called Wen Yan 文言.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esis the subjects hukou 户口, the syste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liudong renkou 流动人口, the people who are not living at the place where they are registered at, according to the hukou system and black hukou, heihu 黑户, the people who lack hukou altogether are discussed. The methods used in the thesis are a qualitative thematic analysis and semiotics. The theories that are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are Laura Mulvey’s theory of the male gaze, Emirbayer and Mische’s concept of agency and Steven Lukes’s concept of power.    The themes that are explored in this thesis are work, accommodation, the ID card and the passport, the commodification of the female body and women who are sex workers, the female virginity, violence as well as symbols and role models. Both films show that a person’s status as a migrant worker who is lacking an ID card or as a migrant worker who has their hukou elsewhere determin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person in China. Angels Wear White depicts how being in possession of an ID card or not affects whether you get access to healthcare, work opportunities and your housing situation. In The World poor living conditions for the migrant workers are depicted. Both films show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xes, where women are treated as object of male desire and the female body becomes an object that can be bought by means of money or services. The female’s virginity before marriage is valued greatly, which affects the young women migrants’ experiences in the film.    Some symbols that appear in the film are the white dress, that symbolizes a female ideal, the ID card and the passport that are symbols of social as well as physical mobility in Chinese society, lastly the theme park is a symbol of the dreams and desires that are being shaped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ukou”, “female migrant workers”, “The World”, “Angels Wear White” / Den här uppsatsen undersöker vilka teman kring migrantarbetare, särskilt kvinnliga migrantarbetare skildras i the två filmerna The world, Shijie, 世界 (2004), regisserad av Jia Zhangke 贾樟柯och Angels wear white, Jianianhua嘉年华 (2017), regisserad av Vivian Qu också kallade Wen Yan 文言. I bakgrunden beskrivs bland annat hushållsregistreringssystemet hukou 户口; den flytande befolkningen liudong renkou 流动人口, de personer i Kina som inte bor på den plats som de är registrerade på enligt hukou-systemet samt heihu 黑户, svart hukou, de personer som helt saknar hukou.     Metoden för studien är en kvalitativ filmanalys som grundar sig på en tematisk analys och semiotiken. Teorier som används i analysen är Laura Mulveys teori om den manliga blicken, Emirbayer och Misches begrepp som beskriver agens samt Steven Lukes maktbegrepp.    De teman som behandlas i uppsatsen är jobb, boende, id-kortet och passet, kommodifiering av kroppen och kvinnor som säljer sex, den kvinnliga oskulden, våld samt symboler och förebilder. De båda filmerna skildrar hur en persons status som migrantarbetare utan hukou eller status som migrantarbetare med hukou på en annan plats påverkar personens levnadsvillkor i Kina. I Angels wear white skildras hur id-kortet eller avsaknaden av id-kortet påverkar möjligheten att uppsöka vård, möjligheterna till anställning och boende. Även i The world har migrantarbetarna erfarenheter av boenden som är undermåliga. I båda filmerna uppvisas skillnader mellan könen, där kvinnor blir objekt för manlig åtrå och där det finns exempel på när den kvinnans kropp och sexualitet blir en vara som kan köpas med pengar och tjänster. Kvinnans oskuld innan äktenskapet värderas högt, vilket påverkar de unga kvinnliga migrantarbetarnas erfarenheter i de två filmerna.     Flera symboler framträder i filmerna, den vita klänningen fungerar som en symbol för kvinnoideal, id-kortet såväl som passet fungerar som symboler för social och fysisk rörlighet i det kinesiska samhället och temaparken blir en symbol för de begär och drömmar som formas i Kinas samtid.

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研究種目:一般研究(C) 課題番号:03610120 研究代表者:潮木 守一 研究期間:1991－1993年度

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研究種目:総合研究(A) 課題番号:04306021 研究代表者:潮木 守一 研究期間:1992－1993年度

With rapid urbaniz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eco-cities, especially in those fast-growing populated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nd India, is important to minimize human impact on the planet. Nevertheless,  despite that there is a very well-designed eco-city, if residents living in an eco-city are not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the eco-city is sustainable only in its tangible part – technologies and infrastructure, but not in its intangible part –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of residents. The intangible part is important since HUMANS are the root cause of current climate change (IPCC, 2014). When the policy makers decide to build an eco-city, this thesis thus argues that they should consider not only the tangible part of the city, but also consider the intangible part of eco-city –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of residents. This thesis provides a survey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of 150 Stockholm residents living in three districts: Hammarby Sjöstad, Östermalm and Bromma. It also reports on a well-developed environmental project which is led by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Stockholm eco-district of Hammarby Sjöstad. The scope of this research is the City of Stockholm (Swedish: Stockholms kommun / Stockholms stad). The objectives of this research are: (1) to find out the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of residents living in three selected districts of Stockholm; (2)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Hammarby Sjöstad and find out if residents living in Hammarby Sjöstad are particularly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3)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policy makers (e.g. Chinese and Indian) of how to take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of residents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projects such as eco-cities. Among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are: (1) in the high income, educated, and political conservative Stockholm districts where I conducted my surveys, respondents in general report high level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havior; (2) however, concerns questions relating to cars (parking restrictions, limiting or banning cars from their districts or Stockholm as a whole), opinions were very divided. There seemed to be much reluctance among many to put severe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cars; (3) in the eco-district Hammarby Sjöstad, the expression of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did not appear particularly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districts. Many respondents in the district moved into the area for diverse reasons other than environmental ones; (4) however, a well-developed environmental project which is led by residents living in Hammarby Sjöstad has emerged in the eco-district, where comparable projects were not found in the other districts in Stockholm. / I och med den snabba urbaniseringen, klimatförändringen och befolkningstillväxten under 2000-talet, är utvecklingen av eko-städer i de snabbväxande befolkade områdena som Kina och Indien viktig för att minska den mänskliga påverkan på planeten. Emellertid, om en eko-stads invånare inte är miljömedvetna så kommer en väldesignad eko-stad endast vara hållbar på sin materiella del (teknik och infrastruktur) men inte på sin immateriella del (miljöattityder och beteendemönster hos invånare). Den immateriella delen är viktig eftersom MÄNNISKOR är grundorsaken till den nuvarande klimatförändringen (IPCC, 2014). När beslutsfattarna bestämmer sig för att bygga en eko-stad, hävdar den här uppsatsen att de inte bara bör överväga den materiella delen av staden, utan också överväga den immateriella delen av staden - miljöattityder och beteendemönster hos invånare. Den här uppsatsen bygger på en undersökning om miljöattityder hos 150 boende som bor i tre olika områden i Stockholm: Hammarby Sjöstad, Östermalm och Bromma, samt beskriver ett välutvecklat miljöprojekt som leds av invånare i eko-distriktet - Hammarby Sjöstad. Målen för denna forskning är: (1) att ta reda på miljöattityder hos invånare i tre utvalda områden i Stockholm; (2) att förstå utvecklingen av Hammarby Sjöstad samt ta reda på om invånare i Hammarby Sjöstad är särskilt miljömedvetna; (3) att ge förslag till beslutsfattare (t.ex. kinesiska och indiska) om hur man tar hänsyn till miljöattityder hos invånare när de planerar och utvecklar projekt som eko-städer. Bland forskningsresultaten finns följande: (1) i de politiskt konservativa Stockholmsdistrikten med många välutbildade invånare med hög inkomst där jag utförde mina undersökningar rapporterar respondenterna generellt en hög nivå av miljöhänsyn och miljövänligt beteende; (2) när det gäller frågor som rör bilar (parkeringsrestriktioner, begränsning eller förbud mot bilar i deras distrikt eller Stockholm som helhet), var åsikterna emellertid mycket uppdelade. Det föreföll att många svarande inte är villiga att sätta stränga restriktioner på användningen av bilar; (3) invånare i eko-distrikt, Hammarby Sjöstad, verkade inte som om de var särskilt miljömedvetna. Många svarande flyttade in i distriktet på grund av olika orsaker än miljö; (4) ett välutvecklat miljöprojekt som leds av invånare i Hammarby Sjöstad har emellertid uppstått i eko-distriktet. Jämförbara projekt hittades inte i övriga distrikt i Stockholm. / 随着21世纪迅速的城市化，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尤其在中国和印度等拥有庞大人口及急速发展的国家，生态城的建设对于减低人类对地球的影响至为重要。然而，即使生态城的设计完善，如果生态城的居民不具环保意识，生态城的可持续性只能在其有形的部分（技术和基础设施），而不在其无形的部分（居民的环保态度和行为模式）。生态城的无形部份是重要的因为人类是当前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IPCC，2014）。当决策者建设生态城时，本文认为决策者不仅要考虑生态城的有形部分，还要考虑生态城的无形部分 - 居民的环保态度和行为模式。 本文提供了一个瑞典斯德哥尔摩三个地区150位居民的环保态度调查：哈马比生态城（Hammarby Sjöstad），Östermalm和Bromma。本文还探讨了一个具规模并由哈马比生态城居民领导的环保项目。 本研究的目的： （1）了解斯德哥尔摩三个地区居民的环保态度; （2）了解哈马比生态城的发展情况和探讨哈马比生态城的居民是否特别具有环保意识; （3）为决策者（如中国和印度）在规划和开发生态城等项目时如何考虑生态城居民的环保态度提供建议。 研究结果包括： （1）在斯德哥尔摩高收入，高教育和政治保守的地区，受访者总体上显示高水平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 （2）然而，受访者在涉及汽车的问题上（如泊车限制，限制或禁止在区内或斯德哥尔摩内使用汽车）意见是非常分歧的。许多人似乎抗拒限制使用汽车; （3）在哈马比生态城，居民的环保意识显现与其他地区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除了环保因素外，受访者迁入该地区有多种原因; （4）然而，哈马比生态城有一个具规模并由当区居民领导的环保项目。在斯德哥尔摩其他地区并没有发现类似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