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自民國四十二年起，連續實施數期經濟建設計劃以降，經濟迅速進展，工業 化與人口都市化現象與日並進，經濟結構亦由原以農業為主之經濟，轉變為以工業為 主之經濟，轉變為以工業為主之經濟。社會現象雖已蛻變，原有的法令典章，卻未能 與之配合，以致今日人文薈萃之都市，竟成為土地投機交易之場所，地價不正常的暴 漲，土地投機風氣盛行，或兼並壟斷，或將土地充置不用，待價而沽，坐享暴利，國 家與人民均身受其害。 地價稅為實現土地政策之手段，土地政策經由地價稅所欲實現之理想為消除土地投機 ，促進土地利用。因此地價稅對於土地政策所能發生之作用乃為稅去地主不勞而獲之 地租，從合獲致所得之公平分配，誘導土地之合理利用。現行地價稅利能否或如何發 揮此項作用，乃為本論文之主要研究動機。 本論文計一冊，約十萬字，共分五章十六節，今就研究內容，略陳於下： 第二章文獻探討：說明地價稅之理論基礎，就地租學說、國父之地價稅理論、近代學 者對於地價稅之主張三者加以整理、分析與比較。 第三章現況分析：首先介紹現行地價稅制，次就歷年地價稅課徵之實績加以整理分析 ，最後就現行地價稅制所達成之財政策效果，經濟政策效果與社會政策效果加以分析 。 第四章檢討與改進：就與現行地價稅制有關之其他因素，如規定地價、重新規定地價 、稅制結構、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之配合、地籍總歸戶等問題，與現行地價稅制做一 綜合檢討，並提出筆者個人之意見與看法。 第五章結論：綜合以上各章之探討，做一歸納。

本論文包括三篇有關「勞動力調整機制」及「失業」相關課題之研究。 這三篇研究分別在國際貿易理論的領域中，建立三個不同的理論分析架構與模型，進行討論有關勞動力調整的主題，整個論文的主軸及行文順序如下： 第一篇文章為「農村失業模型的理論與應用： WTO架構下的農業政策」，主要建構一個可能存在失業的理論模型。主要根據 Adam Smith 「剩餘生產力的出路」(vent for surplus)的理念下，本文主要針對在農村經濟出現生產要素「失業」的情況下，從剩餘生產力出路的觀點，將鄉村的過多勞動力或閒置土地，找到一個新的出口，再創造生產要素的價值。 第二篇文章為「勞動力調整機制與都市勞動力回流」，都市人口回流鄉村(return migration)為人口遷移的實證文獻所肯定的普遍現象，本文提供一個闡釋上述人口回流現象的理論基礎，討論勞動力的過度反應與都市人口回流(return migration)的形成。當鄉村地區勞動力過度外移至就業，一窩蜂跑到都市後反而成為都市中的失業人口，最後再選擇回流鄉村的動態行為模式。 最後，第三篇文章為「職前訓練與勞動力調整機制」，結合實質景氣循環模型中內生的勞動供給與跨部門的調整成本 (adjustment costs)的動態分析架構，從勞動者可以自己選擇要投入工作賺取報酬，或是不工作的決定，亦即，勞動者衡量「休閒」與「工作」所帶來的效用差異，決定投入生產的勞動供給量。同時，也考量到勞動市場的內部移動會造成資源配置的調整成本，因此，我們考慮勞動力跨部門移動需要經過職業訓練(training)的過程，才可正式生產。準此，在「內生的勞動供給」模型中納入「職業訓練」調整成本之後，能夠進一步釐清勞動市場內部的調整機制與其配置。

19世紀末清日戰爭是日本於近代以來首次在國際間獲得絕對順利並取得殖民地的一場戰役。日本由馬關條約取得領有台灣的合法性，而由日方主導的條約內容與風格並非完全來日本自身的傳統或習慣，乃是借重明治維新的成果，取信於西方傳統。因此，欲討論馬關條約之所以出現國籍選擇去就條款勢必從19世紀之前的國際情勢談起。 本文溯及歐洲的法國大革命以及拿破崙戰爭，其影響下的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成為19世紀風潮，致令19世紀初期起的領土割讓條約通常規定個人有權選擇國籍的條款，以及賦予被割讓的領土內的居民透過選擇而能夠保持其原有國籍的條款。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大量學習西方化，而西方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也逐漸被日本吸收而應用在國際外交上，馬關條約就是其中一例。馬關條約中明示台灣人在兩年內（1895～97年）可選擇放棄日本國籍、任其變賣財產離去，然台灣人最後卻僅有0.16%的人離去，相較於在割讓之初台灣民主國的激烈抗日，顯然有許多值得討論的空間。

人口流動具有各種型態。其中包含了遷移、移動、以及通勤人口。在宏觀模型框架下，空間互動模型(簡稱SIM)對於測量人口流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距離遞減效應為空間互動模型中重要的因子。該效應描述了人口流動的頻率會隨著移動距離而逐漸下降。然而，從實證上，本研究發現人口流動與移動距離的函數，並非在距離上保有恆定的關係。 在本文中，我們提出了對此非恆定的距離遞減效應之修正方法。本修正法運用了轉折點模型的特點，套入了空間互動模型的距離函數上。本文首先運用了電腦模擬驗證了此方法的穩定性與有效性。接下來，研究將此方法應用在兩個人口流動資料。第一個是從台灣健保資料庫觀察出的民眾就醫地變化。健保資料庫包含了總人口的5%抽樣資料。由於在抽樣上瑕疵不大，因此健保抽樣資料具有了一定的代表性。第二個資料則是英國統計局所提供的人口遷移普查資料。在這兩個資料上，我們發現本研究所提修正法，相較於傳統的空間互動模型具有更好的模型配適表現。此改善程度在非都市地區尤其更為明顯。 / Population movement encompasses various forms, such as migration, mobility, and commuting.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 (SIM) serves as an important tool to calibrate these movements in the sense of macro modell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is model is that the number of migrants often decays with the distance. However, we found that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in practice and the decay pattern may change with distance.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 a distanced-based modification to the SIM, via applying the techniques of change-point problem to construct distance functional form. Computer simulation is illustrated to validate the method an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flow data from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NHIRD), and also England & Wales internal migration data also provides sound evidences to support the proposed approach. Note that the flow data from the NHIRD consists of a sample of about one million people and can be treated as a fine sample representative of Taiwan’s whole population (about 23 million people).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ified approach is more adequate than the traditional SIM, especially for describing the movements of suburban areas in Taiwan.

本論文以歐盟防制人口販運之實踐做為實例，驗證全球治理下聯合國及歐盟等領導性的國際行為者，對於國際人權發展與人權保障除正面的發展外，亦可能造成負面之影響，國際人權規範擴散面臨一定之侷限性與挑戰。全球治理下之國際人權規範擴散，對於人權的保障有時是種助力也是種阻力。 歐盟雖然倡導針對防制人口販運議題之合作應當採取一個包括查緝起訴、保護以及預防三大面向的全面性解決途徑，但實際上，歐盟防制人口販運之合作制度架構初期仍是以維持境內安全的安全途徑為主軸，而非關注受害者人權之保障；幸而歐盟於2011年通過「預防及打擊人口販運與保護受害者指令」後，防制人口販運的政策更加強調必須以人口販運受害者為核心。然而，在將以受害者為核心的人權規範擴散至成員國方面，卻仍受到極大的挑戰，蓋歐盟成員國多將人口販運視為非法移民議題，故其防制人口販運之作為實仍環繞著以打擊犯罪為主的思維，人口販運受害者時常被視為非法移民而使其人權遭到侵害。 全球治理下，歐盟等人權法律規範相對完備之國際行為者，其人權規範與建制的推廣與擴散，確實有其值得肯定的正面意義。然而，當歐盟等全球治理行為者不能有效地實現其宗旨，或是其行為違背其理當服膺之價值而削弱其公正、客觀及道德性角色時，其規範性權威亦會受到挑戰。

重大傷病是我國全民健保的主要特色之一，民國105年重大傷病領證人數為95萬6626人（約4%人口），但其醫療費用超過全國四分之一，且盛行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其中，癌症又為重大傷病的首位，佔了重大傷病發證數的49%，雖然癌症發生率每年僅些微上升，但因罹癌後死亡率也逐年下降，而且癌症發生率隨年齡而增加，預期癌症盛行率將隨人口老化而快速上升，醫療利用與支出亦會愈趨上升，加重健保財務的負擔。有鑑於癌症盛行率的增加，健保署於兩年前提高癌症病患換新卡的資格，於103年停發約1萬7000張癌症領證數，但追根究底的解決之道仍在於及早發現與治療，不僅可提昇國民健康，更可有效率使用醫療資源。 本文使用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以探討國人罹癌前後的健康狀況為目標。透過資料庫的就醫資料，包括重大傷病證明明細檔（HV）、重大傷病門診處方及治療明細檔（HV_CD）、承保資料檔（ID）、2005年百萬人抽樣檔之門診處方及治療明細檔（CD），套用大數據的資料分析方法，探討國人罹患癌症的相關特性。首先對癌症病患進行基本資料之分析，接著探討不同準則下在判定癌症發生與罹癌死亡人數之間的估算差異，整合HV與HV_CD兩個資料庫，選擇可信度較高的方式作為估算癌症發生率與罹癌死亡率的基礎。研究發現，以退保資訊判斷癌症患者是否死亡，錯誤率優於先前根據就醫記錄。本文研究希冀可供政府擬定癌症相關的醫療策略，提高癌症病患的就醫意願及治癒率，增進國人健康，並且有效控制健保支出。

在眾所皆知的Harris-Todaro（1970）的城鄉失業模型，以及由Harris-Todaro模型所發展出來的資本可以在兩部門間自由移動之Corden-Findlay（1975）模型中，我們發現當生產函數為固定係數且製造業的資本勞動比相對於農業較大時，城市的最低工資提高會造成製造業的產出以及勞動雇用量增加。即所謂的Corden-Findlay Paradox。而本文計畫將Corden-Findlay paradox做一深入的探討，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利用嚴謹的數學模型重新驗證Corden-Findlay Paradox是否存在？其次，當體系開放後，會不會有其他的現象是Corden-Findlay當初沒有發現的？而本文的研究動機亦因之產生。經由本文的證明發現：在某些條件下，當製造業的最低工資提高時，除了Corden-Findlay Paradox存在外，國民所得會同時下降；其次，可能會發生貿易逆轉的現象。本文將在下面幾章節中作深入的探討。深入研究Corden-Findlay Paradox 的重要性在於Corden-Findlay 的模型中只提到農業及製造業之工資作政策性的補貼對兩部門間的失業及產出的影響，但我們發現透過製造業最低工資的提高會達到貿易逆轉的現象，也就是說如果政府或雇主想要提高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時，可以依照Corden-Findlay Paradox 的說法並將生產該產品的最低工資提高來達成出口增加的目的（前提必須為該產品的生產函數為固定係數且要素密集度相對較大）。另外，提高最低工資的作法對消費者是不利的，因為國民所得會由於最低工資的提高而下降。國民所得減少，消費自然就下降。這正是我們對Corden-Findlay 的模型做深入探討的兩個重點。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１ 第二節 Harris- Todaro城鄉人口移動模型簡介．．．．．２ 第三節 Corden- Findlay Paradox之簡介．．．．．．． ４ 第二章 一般模型 第一節 生產面與需求面．．．．．．．．．．．．．．．７ 第二節 小型開放經濟體系．．．．．．．．．．．．．１３ 第三章 小型開放經濟體系下的Corden- Findlay Paradox 第一節 本國的供給面與需求面 －以Leontief生產函數，Cobb-Douglas效用函數為例．１５ 第二節 Corden- Findlay Paradox．．．．．．．．．．１７ 第三節 其它重要發現．．．．．．．．．．．．．．． ２１ 第四節 數值例子．．．．．．．．．．．．．．．．． ２４ 第四章 結論 第一節 本文結論．．．．．．．．．．．．．．．．． ２９ 第二節 未來發展方向．．．．．．．．．．．．．．． ３０ 參考文獻

歷史學是研究人類過去活動紀錄的學問，而社會學則是研究群體關係行為的學問；早期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大都專注於政治軍事層面之探索，然而組成國家的基本單位，卻是為數眾多的百姓，故本文擬從研究過去群體關係行為的社會史觀點，來探討清代棚民存在所代表的意義及其影響，希冀由棚民角度審視當時相關的各項問題。 簡單來說，棚民就是一種離鄉背井，到異地山區生活的流寓者，由於他們搭蓋簡單的草棚居住，所以當地人和政府都依此而稱他們為「棚民」，藉以和土著有所區別。棚民並非源起於清代，早在明中葉，江西地區即有棚民蹤跡，不過當時人數並不多，且因其栽種麻靛而冠以「麻民」、「菁民」的稱謂，直到明末，彼等在山區日聚日眾，並趁亂四處滋擾，官方才將其改稱為所謂的「棚寇」、「棚匪」，直指他們為治安上的隱憂。 事實上，流動人口問題歷朝皆有，但清代卻對這類在山中生活的棚民特別重視，主要即因他們成群結隊於林深箐密處居住，且擁有流民去來不定、稽查匪易的特性，讓官方很擔心他們是否會聚眾謀反、意圖不軌；再則，棚民不像一般流民，以尋找臨時工作或向人乞討來勉強餬口，而是在山中栽種經濟作物或者從事工藝礦業的活動，日子一久，有些棚民甚至比當地土著還要富裕，結果竟引起對方嫉妒而發生大大小小的糾紛，造成社會不安。更甚者，棚民過度開發山區的結果，嚴重破壞當地環境，並促使水土大量流失，居住山下的土著往往飽受其害，損失難以估計。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棚民產生的原因與一般流民不盡相同；歷代流民，大多因戰亂、饑荒、水旱災或賦役繁重而不得不離鄉背井，四處流移，然清代棚民卻是由於家鄉人口過盛、土地缺乏，為求生存，不得不外出謀生，但這時其他省分可耕平地幾乎已達飽和，於是只好往山上發展，故棚民並非一開始便打算到山裡生活；如果平地有田可耕，他們便不會入山謀生，當然也就無所謂的棚民了。所以道光中期以後，由於內亂外患頻仍，造成人口銳減，許多可耕地成為荒田，新來流民得以據此開墾，不再需要上山尋覓，棚民人數便漸漸減少，至光緒時期，雖偶在檔案中發現地方官提及棚民，卻也幾乎已經沒有所謂的棚民問題了。 雖然棚民為清代地方社會帶來治安惡化與環境破壞的負面結果，但不可否認，他們的存在與興盛，事實上正意味著當時中國人口壓迫的嚴重與人口流動的頻繁，並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當時人口過盛、土地不足的景況。此外，棚民為求解決糧食問題，在山區普遍栽種玉米、蕃薯、洋芋等美洲作物以替代傳統稻麥裹腹，亦凸顯當時民間與官方對人口眾多而產生的糧食問題所採取的應變措施；再則，這些作物廣泛栽培，亦提供種植者一個補貼家用的機會，因為他們可以利用新式雜糧造麴釀酒、飼養牲畜，然後運至市場販售牟利，對改善窮困的傳統農業生活，助益甚多。而棚民為養家餬口所從事經濟作物栽培與工藝礦業活動，除對繁榮地方社會有一定貢獻外，也顯示當時農工商業正逐漸邁向多元化與專業化的經營。

Human trafficking has existed in various forms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but it never drew public attention until recent year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labor trafficking by empirical research and provide the government with anti-trafficking measures for Taiwan. The research comprised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in whic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 total of 167 illegal foreign laborers detained in the Yilan Detention Center and 7 social workers in shelters for trafficking victim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most runaway foreign laborers came to Taiwa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broker agency, and that they paid brokerage fees with bank loans, while irregular foreign laborers were assisted by friends or relatives in their homelands or in Taiwan and paid their way with personal savings or loans from friends or relatives. It is common for both runaway foreign laborers and irregular foreign laborers to be charged extra fees and to be paid less than they were told before entering Taiwan. Labor trafficking in Taiwan is largely the result of a system of high brokerage fees without a standard and transparent mechanism. In addition, contract foreign laborers cannot change employers at will, which is also a key factor. Consequently,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hould actively negotiate with labor exporting nations to manage the payment of brokerage fees and modify foreign labor policy to decrease the illegality of foreign laborers and employers.

IPCC於第四次報告書中，模擬氣候持續暖化預測未來海平面上升之情形，而海平面上升對於人口集中的台北都會區將產生莫大之衝擊，同時亦會造成土地利用變遷。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海平面上升對台北都會區土地利用變遷之影響，以及受淹沒地區之人口未來可能之遷移區位，主要係從社會經濟發展層面進行分析。運用二元羅吉斯迴歸模式並結合土地利用轉換與影響模型（CLUE-s），以四種不同情境模擬土地利用變遷之情況，其情境分別為海平面上升59公分管制農林地與不管制，以及海平面上升100公分管制農林地與不管制。 　　研究結果顯示，海平面上升之情形越嚴重，未來的都市建地發展會越趨向擴張的形式，對農林地產生變遷之壓力；而於同一海平面上升水平下，針對農林地進行管制，其建地之發展會較為集中於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且多數人口亦將遷移至此，容易形成人口壓力。此外，土地利用變遷模擬所得之新增建地部分，於情境A、C下足以容納受影響之人口，但情境B、D則不足以容納，皆會對台北都會區產生容受力之問題，產生累計人口超過計畫人口之現象。因此，建議未來政府於都市發展上，可調整都市計畫內之土地使用強度或都市範圍，也可利用都市更新之方式減少新的土地開發；此外，從國家層級分析，未來的國土計畫法於立法上，亦可將更多氣候變遷相關影響因子納入四大功能分區，透過適宜性分析進行分類分級，以做為未來土地利用發展之引導。 / The 4th IPCC report simulated climate warming and predicted future sea-level rise scenarios. A sea level rise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population of the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and it will also produce land-use chang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search the impact of sea level change on land use changes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Taipei metropolitan, and the areas that will be immigrated by the flooded areas. The method used include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combined with Conversion of Land Use and its Effects Model (CLUE-s). Setting the sea-level rise and regulating agricultural land, forest land of the four simulated situ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r sea level rises, the more transformation towards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nd the higher sea level will also pressure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changes. As a result of population pressure on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the same level of sea-level rise for the regul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land, the development of building sites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will be more concentrated on urban planning areas. In addition, the simulation of land use change generated new building sites, sufficient enough to accommodate the affected population under A and C simulated situations, but B and D couldn’t generate such results. Instead, it will generate a carrying capacity issue. Therefore, this thesis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adjust the intensity of land use in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areas and urban renewal of urban planning. In addition, the analysis from the national level, the future legislation of Land Planning Act should include the rel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 factors as a consideration of future land use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