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研究主題，本研究乃以臺北縣公立國民中學教師 671 人　（女性 457 人，男性 214 人）為樣本，探討個人現代性、個人傳統性、暨教學倦怠等相關內涵。並以「多元個人現代性量表」、「多元個人傳統性量表」、與「教學倦怠量表」為主要研究工具，進行構念測量暨資料蒐集。研究中所使用的統計方法計有：信度分析、因素分析、平均數差異考驗、 Pearson 積差相關、Spearman 等級相關、淨相關、列聯相關、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據此，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如下： 一、臺北縣公立國民中學教師之教學倦怠，乃屬偏向中低程度之狀況，但其間之個別差異頗大；其基本趨勢如下：未婚、資淺（或年輕）、兼任導師、服務於都會區或學校規模較大之教師，其教學倦怠程度顯著較高。 二、臺北縣公立國民中學教師之個人現代性，乃屬偏向中高程度之狀況；其基本趨勢如下：年齡較輕（通常亦為未婚且資淺）者，其現代性程度相對高於年齡較長之教師；而信仰不同宗教之教師，其現代性程度亦有所差異，但其間之交互關係並不十分明確。 三、臺北縣公立國民中學教師之個人傳統性，乃屬偏向中低程度之狀態；其基本趨勢如下：男性教師之傳統性程度顯著高於女性教師；而不同宗教信仰之教師，其傳統性程度雖有差異，但相互之關係亦不甚明確。 整體而言，臺北縣國民中學教師之個人現代性程度，普遍高於個人傳統性之程度，且前者之個體間差異略小於後者。 四、臺北縣國民中學教師之個人現代性程度，與教學倦怠中之工作投入因素存在顯著正相關；而整體教學倦怠程度亦與個人現代性之獨立自顧、尊重情感等二項成分具顯著正相關，另與樂觀進取存在顯著負相關。 五、臺北縣國民中學教師之個人傳統性程度，與教師倦怠存在顯著正相關。進一步而言，個人傳統性程度與教學倦怠中之工作情緒、工作表現、暨工作態度等三項因素具顯著正相關；而教學倦怠則與個人傳統性中之安分守成、宿命自保、暨男性優越等三項成分存在顯著正相關。 六、個人現代性、個人傳統性程度不同之教師，其在職務期望上的差異並不顯著。 七、「高教學倦怠」與「低教學倦怠」二組教師，其生涯取向存在顯著差異；亦即高教學倦怠之教師較期望擔任專任教師，而低教學倦怠之教師則較期望能兼任導師或是行政工作，且表示若有機會重新選擇，依然會再度選擇擔任教職；而高教學倦怠者則否。 再者，綜合文獻探討、研究過程、暨實證調查之分析結果，謹針對實務暨未來研究等二方面提出下列建議： 一、對於實務上之建議 （一）提供資淺、年輕、暨未婚教師合適之同儕支持網絡，以試圖降低「獨立自願」與「宿命自保」二類傾向對教學倦怠可能的負面影響。 （二）建立決策參與管道暨職務輪調制度，以使個人現代性普遍偏高的現代教師有發揮抱負的機會。 （三）合理調整學校之規模，以協助教師降低教學倦怠之程度。 （四）落實教師職責暨改進聘任制度，以降低兼任導師之較學倦怠程度。 （五）依據個人現代性暨傳統性程度，尊重教師之個別差異，安排彈性進修課程，以符合教育改革之理想。 （六）教師應自我察覺、調整、並規劃教學生涯。 二、對於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關於教學倦怠相關研究 1.研究者所提供解決教學倦怠的建議必須更為具體可行； 2.嘗試以實驗方法研究教學倦怠之特質 （二）關於本研究之研究過程暨相關問題 1.研究工具內容宜更具體適切； 2.研究內容宜更為深入； 3.採用貫時性之研究方法； 4.嘗試影響路徑之研究探討。

自1987年我方開放赴大陸探親後，由於兩岸地理位置相近、語言文化相通，復因交通、資訊科技便捷，民間互動漸趨頻繁，兩岸間跨境犯罪已從量增而質惡，加上司法互助合作無法實現，不法分子洞悉此種空隙，遂勾結串聯，進行各類跨境重大犯罪，嚴重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及國家安全。兩岸警方基於打擊犯罪、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是警察職責所在，經由多次協商互動，已合作偵破多起跨境刑事犯罪，對兩岸社會安定、人民權益貢獻良多。毒品犯罪為世界公罪，其走向組織化、集團化、跨境化之趨勢，已非單一地區所能因應，加強建立兩岸間情資交流、合作偵辦機制，實為兩岸緝毒合作之首要目標，尤其跨境走私毒品手法不斷更新，惟有持續加強雙方情資聯繫及合作偵辦交流，始能有效共同防堵兩岸跨境毒品走私犯罪，杜絕對我國國家安全之威脅。 藥物濫用及毒品的危害，是全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據估計，2006 年全球的古柯產量約為984 噸。在198 個國家和地區中，有172 個國家和地區報告種植有大麻，全球有1 點6 億人口吸食大麻。大麻因此成為全球吸食人口最多的非法麻醉藥品。安非他命類興奮劑是全球使用人口第二多的毒品。台海兩岸受到毒品危害的歷史甚長，近十餘年更因兩岸經濟發展與相互交流，使兩岸間跨區販毒活動隨之興盛，因為受到政治因素影響，兩岸執法人員，交往與合作受到嚴重限制，未能相互瞭解對方內部毒品犯罪活動情況，亦未能積極合作緝毒，毒梟利用此一漏洞，進出兩岸從事毒品犯罪並逃避追查，徒增兩岸執法人員查緝之困難。筆者嚐試從兩岸毒品犯罪的歷史、毒品犯罪情況、法律制度、組織架構、反毒策略、反毒成效等方向進行分析，希望能對台海兩岸毒品犯罪問題作一系統性的瞭解。另對兩岸跨區毒品犯罪的現況與困境進行分析，並進一步探討兩岸合作打擊毒品犯罪之可行方式，以增進兩岸緝毒合作，共同打擊毒品犯罪，維護兩岸人民福祉。 關鍵詞：臺海兩岸、毒品走私、毒品犯罪、國家安全、非傳統性安全

911恐怖攻擊事件，對世人造成無與倫比的震憾與驚駭，對世局形成絕無僅有的影響與衝擊。台灣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作為一個關心國家前途的公民，整個國際局勢的發展自不能置身事外，須儘早掌握身為小國的生存安全自處之道，以開拓國家未來發展的願景。 基於上述思維，作者以新現實主義華爾茲的國際政治體系理論的觀點切入，藉由文獻回顧，觀察911後台灣安全環境時，各家學者分別從國際安全、亞太區域、台海安全環境層面切入，發現每個環節對台灣安全都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但相關因素卻又相互牽連，交叉影響，唯有將三個介面相連結，方可一窺台灣安全環境的全貌。 在新世紀的國際環境，國際體系結構下美中戰略互動，才是影響台灣安全的重要結構性因素。如果美中聯合反恐愈是成功，台灣付出的代價也愈是昂貴，台灣絕對不可輕忽911事件提供中美在反恐上絕無僅有的合作契機，反恐戰爭越久，中共扮演的角色愈形重要，美國就可能傾向中共的一邊，應切忌使台灣問題成為美中關係反恐的籌碼。 世界格局的重心正向亞太地區轉移，美中日三國的互動關係更決定了東北亞與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安全環境。對東北亞情勢而言，911後美國支持日本承擔更多區域安全責任，是比較有利於台灣對抗中共的戰略威脅，如何強化台日關係具有重大實質意義。北韓核武飛彈危機，台灣應當注意美日同盟對北韓問題處理的動向；美國是否以台灣利益作為交換與中共合作的籌碼；又萬一在朝鮮半島擦槍走火，台灣尤須對中共藉機武力犯台預作防範。對東南亞情勢而言，政經整合趨勢已是強權角逐的利益所在，台灣卻無對話空間，對於台灣整體安全影響深遠。 911後台灣安全環境，美國與中共的互動存在於台灣戰略布局首要考量的決定性因素。相對於身處亞太形勢中的台灣而言，美中台三邊關係對台灣安全具有決定性地位。美中台三邊無法構成等邊三角形的對等關係，美中關係與美國因素對台灣安全更具有關鍵性影響。911後美國兩岸政策已向中共修正，兩岸關係政冷經熱，政府間僵持對立，而非傳統性安全威脅對台灣已形成潛在隱憂。整體而言，911後的台海安全環境已出現對台灣不利的走勢，而保持現狀不僅符合國際反恐訴求，也是台灣最佳的戰略選擇，關鍵轉捩點在2004年的台灣總統大選。 關鍵字： 九一一 反恐 台灣 生存安全 國際體系 美國全球戰略 中共新安全觀 美日同盟 北韓核武危機 東協 美中台關係 武力犯台 非傳統性安全威脅

目前對於不當督導與部屬後果之關係的心理機制研究，大部分侷限於組織正義的範疇裡，本研究根據情感事件理論，提出部屬之負面情緒在不當督導與部屬反應間的中介角色，不當督導藉由引發部屬的負面情緒，影響其工作滿意、情緒耗竭及離職意圖；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個人的傳統性、認知再評估情緒調控策略在部屬不當督導知覺和負面情緒之關係的調節效果，此外，研究並假設個人壓抑式與認知再評估情緒調控，會調節部屬負面情感與工作滿意、離職意圖及情緒耗竭的關係。本研究採便利取樣，共收集218筆有直屬主管之在職員工資料，經階層迴歸分析發現，一，憤怒情緒具有中介效果：知覺不當督導關係到部屬憤怒情緒的升高，進而工作滿意低落、情緒耗竭嚴重及離職意圖增加；二，認知再評估能緩衝知覺不當督導與害怕情緒的關係；三，認知再評估高的部屬，其害怕情緒和工作滿意的相關較弱。本研究有助於管理者體認工作情緒在不當督導對部屬影響的重要性，並指出認知再評估情緒調控策略，對於減緩員工負面情緒及負面後果的助益。最後，針對研究限制、未來研究方向提出說明與建議。 / Current examinations of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subordinate consequences focus mostly o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ccording to Affective Event Theory, the present study proposed that subordinates’ negative emotions ma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subordinate job satisfaction, emotion exhaustion, and intention to leave. Further,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ubordinates’ traditionality and two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ve inhibition, in the above relationships.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es on data collected from a sample of 218 full-time employees in Taiwan were used to test the proposed hypotheses. Results show that anger mediate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employee outcomes such that abusive supervis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bordinates’ anger, which further leads to lower job satisfaction, higher emotion exhaustion and intention to leave. Seco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subordinates’ fear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ordinates’ fear and job satisfaction. Those findings indicated the importance of subordinates’ emotions and the buffering effect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subordinate consequenc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limitations, practional im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