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者參與安全衛生事務在各國勞工安全衛生制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不僅是雇主的責任，亦係勞動者應盡之權利與義務，吾人對於勞動者參與安全衛生事務之認識，就如同瞭解勞動者參與其他事務一樣，尤其是科技變遷之後，實有其價值與必要性。 勞動者參與安全衛生事務制度之型態，深受其勞動者參與制度之影響。本文為一探究性和敘述性的研究，對於各國勞動者參與制度及其勞動者參與安全衛生事務制度進行了解，論及我國勞動者參與安全衛生事務制度時，兼以個案訪問調查法，實際至事業單位作深度訪談，期能了解勞資雙方對於安全衛生事務的看法以及現行安全衛生法令於事業單位實施情形與所遭遇之問題，並提出結論與建議，作為政府施政與企業規劃安全衛生措施之參考。 本文共分七章撰寫，各章內容提要如次：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範圍以及文獻回顧。 第二章理論依據與文獻探討。本章分別就勞動者參與的基本概念、理論、影響因素以及勞動者參與安全衛生管理事務之概念、層次與類型加以闡述。 第三章各國勞動者參與制度概述。本章分別就德國、英國、瑞典、日本等四國之勞動者參與制度概述。 第四章各國勞動者參與安全衛生事務制度。探討德國、英國、瑞典、日本等四國之勞動者參與安全衛生事務制度。 第五章我國勞動者參與安全衛生事務制度之採討。本章就推動我國勞動者參與安全衛生事務制度之必要性、勞動者參與制度概述、勞動者參與安全衛生事務之現行制度以及建立我國勞動者參與安全衛生事務制度之評析加以闡述。 第六章勞動者參與安全衛生事務制度深度訪談。本章訪談四家事業單位，就訪談之基本架構、訪談資料的分析、整理出訪談小結。 第七章結論與建議。本章將勞動者參與安全衛生事務制度加以歸納，並作成結論與建議。

戰後日本的外國人勞動者對策經歷了從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拒絕接收」到「有限制接收」的變化過程，此變化與多重領域相關，涉及日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多個領域。本論文著重從日本民主黨執政後的政治決策角度分析外國人勞動者問題對策的轉變，並對影響日本外國人勞動者的導入的主要原因從日本的內外環境即日本少子高齡化的困境與東亞區域經濟整合中的勞動力移動加速的狀況這兩個層面解構。 如何避免接收外國人勞動者帶給日本的不良影響在日本是一個具有難度和爭議的問題。本研究認為，日本民主黨政權通過高端人才和低端勞動者雙方面的接收促進，將日本的外國人勞動者問題層次上升到一個較高的層次的同時，兼顧了日本對外國人勞動者的實際需求，平衡了社會多方利益。民主黨對外國人勞動者的對策並沒有深陷於以往關於是否接收非熟練勞動者的泥沼中。而自民黨政權更傾向於完全迴避外國人勞動者接收問題，試圖通過提高女性就業和高齡者就業比例，充分利用日本本國的人口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兩個政黨不同的態度與傾向會深刻影響外國人勞動者問題對策的走向，而日本國內外環境所施加的壓力會讓日本政府不斷產生新的考量。

本文的題目為「經濟發展與勞動思想之探討－－勞動者經社地位的歷史觀察」，就 整體而言，其基本對象是：在整個經濟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勞動者的經濟社會地位 為何？亦即本文之目的，在於探討從資本主義發達前的經濟社會結構到目前經濟體 制的發展歷史過程中，所衍生的勞動定位，研析其境遇與影響。 關於各章的內容與大要如下： 第壹章 緒論。包括：導言、人類社會、人類社會的經濟機能，以及研究目的、研 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第貳章 經濟發展與勞動思想關聯之基本概念。包括：資本主義精神、經濟發展、 勞動思想定位等基本定義與探討。 第參章 資本主義發達前之社會經濟結構與勞動者定位。關於中古時期的社會經濟 結構與勞動者定位。 第肆章 資本主義前期之社會經濟結構與勞動者定位。關於西元十六世紀至十八世 紀的社會經濟結構與勞動者定位。 第伍章 資本主義中期之社會經濟結構與勞動者定位。關於工業革命時代至二十世 紀初的社會經濟結構與勞動者定位。 第陸章 現代資本主義之社會經濟結構與勞動者定位。自俄羅斯十月革命起迄今， 當今的社會經濟結構與勞動者定位。 第柒章 經濟發展與勞動思想。首先，就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的「勞 動觀」，加以闡述、比較；其次，則針對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概 念，陳述個人見解：最後，針對台灣：一個「類同」資本主義社會的「勞 動」狀況，做一觀察與解構。 第捌章 結論。

本文系利用特征性工資模型或補償性工資差異理論，分析臺灣地區民國71年至76年每 年度各產業的職業風險以及工資報酬與工作風險之間的關系，并進而推估各年度統計 上之生命價值。本文利用Heckman 二階段估計步驟以修正勞動者自我選擇勞動參與所 可能產生的樣本選擇性偏誤。實證結果符合Adam Smith在兩百年前所提出的看法，即 較具危險性的工作，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勞動者將獲得較高的工資報酬。另外，根據 迴歸式中工作風險估計系數值，以民國75年幣值表示的生命價值大致介于新臺幣1700 萬至3500萬元之間，平均約為新臺幣2450萬元左右（約65萬美元）。此項估計值較近 年來美國的研究為低。生命價值的估計可作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時，評估民眾面臨風 險變化之經濟效益的參考。

I 以往對於女性在職場上的議題，在國內外有相當廣泛的研究，但對於有關男 性在職場上議題的研究並不多，國內的研究尤其欠缺，國外的研究雖然有助於我 們推測男性在職場上優勢背後下所產生對個人負面的影響，以及對家庭、社會有 關的重要面向，但卻無法解答本研究所要探討目前中高齡男性在台灣現況的問 本研究嘗試以深度訪談的方式，並運用有關兩性職業隔離文獻中，所隱藏較 為少數人注意到的問題，因產業結構的改變與勞動環境變遷的因素影響，性別職 業隔離現象，已漸漸無法解釋男性在傳統職場上發展的「優勢」，但是在勞動市 場對於年齡的偏見依然未改善，中高齡男性在職場上的「優勢」已不如以往在勞 動市場就業環境的情況；此外，在傳統的性別職業隔離中，男性雖普遍被認為擁 有性別上的「優勢」，但在優勢的背後相對的也承擔不少壓力，他們對自身的處 境都受到性別刻板印象與年齡歧視內化的認知制約，少有自省的機會。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有二：包括文獻探討法以及深度訪談法。文獻回顧 的部份可分為第二章與第三章，首先在第二章理論文獻探討部分，將針對性別職 業隔離以及有關年齡方面理論的相關文獻進行整理與回顧，在第三章則針對造成 勞動環境變遷的各項影響因素，以及對中高齡男性勞動者產生的影響等相關文獻 作一整理與回顧。第四章對研究者所選擇之對象進行深入訪談，以完成整個研究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歸納與整合勞動環境變遷對中高齡男性在職場發展之因素影響。二、探討傳 統職場上的「性別職業隔離」現象，歷經產業結構變遷至目前是否還有界線?與 中高齡男性在職場上發展有何關係?三、探討「年齡歧視」與中高齡男性在職場 II 上發展有何關係?是誰對年齡的刻板印象使然?是雇主?是受雇員工?或是顧客? 四、探討中高齡男性勞動者在勞動市場的「年齡歧視」現象是如何建構成的?是 因政府法令的不足或是其他因素?俾能提供關心勞工政策核心議題的有關人士參 考。 經由個案分析歸納出下列研究發現，影響目前中高齡男性在職場上發展面臨 之困境，相關因素有五個面向：一、與產業特性有關；二、與雇主考量成本有關； 三、與受雇員工有關；四、與顧客的偏好有關；五、與中高齡男性勞工本身的認 知有關。 研究者經由文獻的檢視與親自訪談實證得知，研究之結論重點如下： 一、勞動環境變遷對中高齡男性在職場發展之因素影響 (一)全球化與國內受雇結構改變 隨著產業變遷，工業人口比率下降和服務業人口比率的上升，女性就業機會 擴大；產業的結構變動趨勢，有利於高級女性勞力的就業，但不利於初級男性勞 力的運用。使得男性初級勞力的勞動條件惡化，也使其失業率擴大，尤其是中高 齡男性勞工。 (二)政府法制的調整 強制退休制度造成仍有工作能力及意願之中高齡受僱者，無法繼續留在原工 作場所工作，且退休年齡之未能配合平均壽命延長亦為阻礙中高齡者就業之重要 因素。其次，由於現行勞動基準法將給負退休金的責任完全加諸於雇主身上，退 休金的給付規定又與勞工年齡有密切的關係，此項規定於是成為雇主不願意僱用 中高齡者的另一個原因。 (三)教育程度的提升 由於女性教育程度逐漸提升，在職業性別趨於中性化的勞動市場中，給予女 性在職場上有發揮的空間，但由於目前中高齡男性勞工突破不了傳統父權主義的 男性氣概(masculinity)情節下，讓自己的職業生涯過程中阻礙了勞動市場多元 III 化的選擇。換言之，當女性進入職業刻板印象中「男性化」的職業時，中高齡男 性勞工覺得被相同資格的女性所威脅，或是他的主管是女性時，好像男性的存在 價值只存在於超越女性而工作。 (四)知識經濟的發展 隨著知識型產業的快速發展，不但產業結構改變，就業結構也將跟著轉型， 職業別的勞動需求結構也出現新的型態，對高技術工人及知識工作者的需求將會 增加，而對低技術工人的需求則會減少。 (五)人口結構的改變 如果用勞動市場的角度加以詮釋，這是反映中高齡就業者勞動供給重要性的 增加。從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顯示，中高齡工作機會變少，和產業結構變遷有關， 一面因產業升級，資訊業的竄起，對於中高齡就業者衝擊甚大；在另一方面，也 和業者普遍存在「年齡歧視」有關，只要有歇業或緊縮，中高齡工作者即首當其 衝。 (六)價值觀的改變 學歷愈高、職級愈高、收入愈高的「三高」女性，對婚姻愈是採取「不排斥 也不強求」隨緣態度，顯示工作成就高的女性自主性愈強，愈不想仰賴婚姻。由 此來看，婚姻的價值觀的改變，顛覆了傳統父權觀念，無形中也提高了女性在勞 動市場的參與率。服務業中有高比率的女性當主管階級，雖然目前無證據顯示女 性當主管與有無婚姻關聯的必然性，不論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女性價值觀 的改變與能力的展現，也是影響了勞動就業市場環境變遷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性別職業隔離現象與中高齡男性在職場上發展之關係 同時有關於性別與年齡因素所產生的困境，主要來自於「與產業特性有關」 和「與顧客的偏好有關」兩項；「與產業特性有關」是工作內容的要求；而「與 顧客的偏好有關」是因雇主的經營方式受到顧客的導向所造成的。 三、年齡歧視與中高齡男性在職場上發展之關係 IV 中高齡男性在職場上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年齡歧視發生情況與雇主考量成本 最有確切之關聯，除了因法令制度設計窒礙難行，導致中高齡勞工不易就業的後 果，造成雇主不願意僱用中高齡勞動力；或當業者規模萎縮時，中高齡勞工便是 首當其衝被裁員、資遣者外，與受雇員工(同事)有關。此類的年齡歧視可分三種 情況下顯現： (一)以工作團隊為績效時，就會顯露出年輕的員工排擠中高齡男性員工，認為動 作緩慢、不易變通、影響工作績效。 (二)年輕的員工認為這些因為年齡的累積，具有豐富職場經驗的中高齡男性勞工 會威脅到他們的升遷。 (三)與顧客的偏好有關，顧客的偏好影響雇主雇僱用員工的傾向，當顧客偏好女 性、年輕的工作者時，對於中高齡男性而言減少就業或升遷的機會；對雇主 而言，是為了利益，而非以中高齡男性員工的個人專業知識或經歷為主。 四、勞動市場「年齡歧視」現象的建構 雇主對於中高齡勞動者，存有很多誤解、偏見和負面定型，仍有很多人以為 老化(Aging)必然使人健康顯著衰退、學習能力減低、智力及記憶能力退化、缺 乏工作能力等。但老化時的生理衰退速度，就遠較一般人的想像為慢；而認知能 力的強弱，就更與年齡多少無顯著關係。因此，我們不能單憑一個人的年齡，就 推論其健康狀況、工作效率、以至個人潛能等，因為這些均與年齡無必然關係。 因為我們社會對中高年齡勞動者與「老化」劃為等號，主要原因並不來自個 人的偏見，而是一些制度性年齡歧視，穩定而又持續地將中高齡勞動者從勞動市 場的人力資源結構中分化出去，結果是不斷地強化年長者(Aged)的公眾形象。在 傳播媒體的求才廣告就可看出，招募條件限制年齡的上限或是有性別限制，其結 果是有工作能力者尤其是中高齡男性勞動者，被剝奪了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機會。 關鍵詞：男性研究、中高齡男性勞動者、性別刻板印象、性別職業隔離、年齡 歧視

隨著近世產業、科技不斷地變革、精進，使得目前的勞資關係已與工業革命之初，有著相當大的變動，不再是勞動者自保或者以社會國理念出發的勞動法規所能完全涵蓋。專業與創新的知識已是現代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關鍵，有了這個認知，使得「智慧財產權」的概念更加光芒萬丈，因而促使智慧財產的規範日益複雜，觀諸近世文獻資料，普遍被討論地泰半是有關智慧財產權的外部關係或對第三人侵權的探討，反之，對於智慧財產權內部（勞、資）權益歸屬的討論，則較不被重視；況且觀察經濟權力強弱消長，勞動者置於智慧財產權的領域之中，地位反愈顯得薄弱。 因此，勞動者在智慧財產權中權益之歸屬，此問題跨越民法、智慧財產權相關立法及勞動法交錯的領域，冀望藉此探討，能有助此問題之解決於萬一，並且非一昧地賦予勞動者權利，而苛課企業主責任，希望能夠跳脫出傳統的勞資角力的刻板印象，發展出一個嶄新的架構與視野，具體而微地重塑勞動關係。 本研究旨在探討勞動者智慧財產權歸屬的問題，由兩大問題出發，在研究脈絡上，首先處理的議題乃是，就智慧財產權法的架構中，找尋國際上及國內立法相近似的法制，以之作為本文研究的對象。再者，處理的議題是勞動者在智慧財產權法的權益為何，以上述該法制為基礎，分別加以探討勞動者於智慧財產權法中所擁有的權利、應負擔的義務及權利的限制。再次，進一步探討，從企業契約的規範中，是否能夠兼顧勞動者之智慧財產權權益及企業之利益，以企業契約為討論的基礎，逐一對其加以分析之。 本研究從第二章至第四章，即以上述三大方向加以構築。第二章的重心是藉由國際條約及國內立法的陳述，點出智慧財產權在現今法律秩序中所佔有的一席之地，以之作為「勞動者智慧財產權歸屬」研究之引子。第二章在通篇論文中可作為問題思考之基石，同時從文獻中分別闡述各智慧財產權的類型及其特性為何。於第三章論述勞動者立於智慧財產權法域中的地位如何，推其具有可研究性，以「勞動者」作為智慧財產權歸屬之研究對象。第三章係對研究對象之權益範圍加以釐清並分類探討。於第四章乃就實務上企業實際運作加以探討，就契約形式及實質內容分別論述分析。而第四章所討論者，亦是在觀察現實的運作與法律規範的落差。第五章為本文研究之結論及建議。

產業結構轉變，使得勞動保護法原所預想的勞工圖像造成變化， 及該保護設計漸不相吻合。知識經濟對於產業勞動關係之影響，產 生如行、職業分類標準，勞動基準法一體適用性，勞動關係從屬性 等衝擊；工作時間彈性化，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工會發展之衝擊， 移動自由引起之問題等議題。今日，於知識工作者之定義仍眾說分 歧下，筆者從現行職場已出現非典型之勞動者這一塊，探究該知識工作者其勞動法制面如何因應，然為使焦點集中，故以個別勞動關係、集體個別勞動關係、工作環境權等勞動法制為核心進行探討。 就知識經濟下及多元社會發展下，立法者未來對於該勞動法制 之釐訂，或更須多加審視立法對象之個別情形。知識經濟下，非典 型勞動者中，知識工作者之工作型態已不同以往，由於其工作投入 源自於智力，完成工作之時間，已非傳統之計算方式可加以適用。 因此，管理者對於該知識工作者，已有對其工作時間採彈性規定， 對其工作成果採責任制導向等。故於時間規範，宜由勞資雙方自行協商。於勞工職業安全方面，知識工作者可能因工作產生精神壓力並造成心理方面之疾病，對此，國際組織及我國主管機關未來對於此種新興疾病，除瞭解其形成原因外，更須加以有效防範與採取解決之道，以謀勞動者之心理健康。 關於知識工作者其團體勞動意識之凝聚力如何加強的問題，或 應先探究勞動者成立工會之主要本質，即其須有明確之團體利益導向。因此，該組織之各知識工作者，因某事件而形成明確團體利益之意識下，則工會組織才會對其發揮作用，接續談及的團體協商、 爭議權之行使才有意義。而對於無工會之企業，應強調該企業健全 人力資源發展之重要，因為在人力資源發展良好的企業裡，其相對 會為員工設立健全內部申訴管道，如此或應可相當地解決員工之困 擾，消弭問題之滋衍。對於知識工作者因移動自由，不管是人權、團體勞動權利，皆有可類推適用之保障規範，然當該知識工作者因涉及涉外要素之民事事件時，則產生國際裁判管轄權之問題。而按法律行為發生涉外關係時，有關當事人自主原則，此時應判定其為「國際私法之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抑或「實體法上之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因為適時區別對該知識工作者權益會有所助益。 關鍵字：知識經濟、勞動關係、知識工作者、非典型勞動者 / Abstract Becaus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t causes to change that the laborer image which the labour protection law originally expected to, and then the protection design gradually does not tally. Knowledge economy has its influence regarding industrial labour relations on the impacts of the occupation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labour standards law applying to all, the subservience of labour relations, and so on; the issues of the working time flexibly, working pressure and work satisfies, the impact of the trade union development, the causing problems of moving freely, etc. Nowadays,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t definitions to the knowledge workers, the author inquires into the labour laws how to built in about the knowledge workers that belong to the non－typical labours from the present duty field, however, for the point to be centralized, I focus on the individual labor relations, collective individual labor relations,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rights, etc. Under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d a great divers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legislators designing the labour laws in the future have to carefully examine the legislation object about the individual situation. On the knowledge economy，for the knowledge workers of non- typical workers, their working patterns have been differently than ever, as a result of their work investment source from to intelligence, the time about completing the work, it is not suitable for computing by traditional mode. Regarding this kind of knowledge workers, superintendents take flexible working time, pick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guidance to their work achievement, etc. So to the code of conduct about time standard, it suitably voluntarily consults by labor both sides. To labour professional safety aspect, the knowledge workers possibly have the spiritual pressure and creating the psychological disease,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for this kind of emerging disease in the future, should understand its the reason of forming, also have to perform effectively and adopt ways of the solution, and seek for psychologically healthy of the workers. The question about the cohesive force of association consciousness for the knowledge workers how to strengthen , perhaps we should first inquire into the main essence about the labours why they set up the trade union, namely they must have the association benefit guidance. Therefore, the organization of various knowledge workers forms the association benefit consciousness under some event, then the labor union can display its function, continues the association which refers to consult, the dispute power enable significance. But regarding the enterprise that has no trade union founded, it should emphasize the sound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because of doing so, it relatively can set up the perfect internal appeal pipeline for the staff, and perhaps be possible to solve staff puzzle , extinguishes the question to incite spreads out. Regarding the moving freedom of knowledge workers, no matter what the human rights, the association right to labour, All the knowledge workers could be suitable the safeguard standards, however, when they involve in the foreign affairs about the essential factor of the civil event, thus causing the ques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umpire jurisdiction. But according to the legal act which touches on foreign affairs, concerned independent principle of litigant, this should determine it is “The meaning independent principle of Litigant at the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or “In substantive law, the meaning independent principle of litigant”, for it is helpful to distinguish them at the right moment for these knowledge workers’rights. Keywords：Knowledge economy, Labour Relations, Knowledge worker, Non- typical worker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專家、學者出面預測中國大陸即將崩潰，只是實際情況的發展似乎與他們的預期有所出入。換言之，儘管中國大陸目前有許多問題，但是尚未有證據顯示，這些問題在短期內可能引發重大危機。 中國大陸曾經被視為約十年會有一個週期的政治危機週期，上次危機發生在一九八九年，在時序進入二○○五年之後，似乎已逐漸脫離危機週期的規律。 任何國家都可能發生各式各樣的危機，危機的結果卻不見得會帶來崩潰，其關鍵在於國家與社會如何面對及應付危機，雙方關係究竟在危機前後是如何彼此定位？ 以天安門民主運動事件為例，在事件發生之前，中國大陸正面臨自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通貨膨脹。 然而危機的結果是以軍隊鎮壓收場，使得中國大陸社會運動就此陷於沉寂之中，晚近社會抗議事件雖然有增加的趨勢，但距離真正形成持續性的社會運動尚遠。 由此可知，政權出現正當性危機進而使得社會自主性增加，就必須具備兩項條件：一是引發正當性危機的事件出現；二是正當性危機出現後，社會力量興起與各方政治勢力透過妥協安排後，增加其本身的自由性。 本研究的目的要解答的問題是「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大陸國家能力與社會自主性的關係」，此外社會力量之興起及政治勢力會否妥協，牽涉到各種菁英及一舨民眾對政治的態度問題，故本文亦藉用政治文化的研究途徑來探討國家能力與社會自主性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