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關於同志與身心健康的研究，多著重在此身分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本研究採取不同的觀點，探索同志族群可能的韌性，檢驗主／客觀因應彈性（韌性的行為面）以及自我清晰程度（韌性的內在面）對於正負向心理適應的影響，以及性傾向在此關係中所扮演的調節效果。兩個研究皆以調查法收集不同性傾向者（主觀與客觀）的因應彈性、自我清晰程度、憂鬱程度（負向心理適應指標）與生活滿意度（正向心理適應指標）。研究一的壓力事件為參與者自陳其近期壓力事件，研究二的壓力事件則是研究者指定給予參與者去做評量。兩個研究皆發現，客觀因應彈性與憂鬱程度、生活滿意度無關；自我清晰程度越高者，其憂鬱程度越低，且性傾向未調節以上結果。不過，性傾向則調節了自我清晰程度與生活滿意度間的關係。同志族群的自我清晰程度越高、生活滿意度也會越高；異性戀者則無此關係。研究二則發現主觀因應彈性越高，其憂鬱程度越低、生活滿意度越高；然而主觀因應彈性與正、負向心理適應之間的關係，不會受到不同性傾向的調節。兩個研究結果幫助我們瞭解主觀因應彈性、自我清晰程度與心理適應之間的關係，以及此關係在不同性傾向者身上的面貌為何。 / Lesbians, gay men, and bisexual (LGB) individuals are often observed to have poorer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s than heterosexual individuals. I adopted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explore potential strengths in being LGB individuals by testing the impacts of objective/subjective coping flexibility and self-concept clarity 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s, as well as how sexual orientation may moderate these relationships. Two survey studies in this thesis measured objective/subjective coping flexibility, self-concept clarity, depress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people with different sexual orientations. To measure objective coping flexibility,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eir recent stress events in Study 1, and were given specific stress events to respond in Study 2. The two studies showed that objective coping flexibility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nor with life satisfaction, whereas self-concept clarity wa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negatively. Sexual orientation did not moderate the above findings. Sexual orientation did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Self-concept clarity was associated with life satisfaction positively among LGB individuals, but this associa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among heterosexual individuals. Study 2 showed that subjective coping flexibility wa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negatively and with life satisfaction positively. Again, sexual orientation did not moderate the above finding. These findings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coping flexibility,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s among people with different sexual orientations.

本論文は、現代韓国で朝鮮戦争に参戦した少年兵がどのように記念され、記憶されているかについて考察した。本研究の特色は、近現代世界史の中の少年兵の動員と現代のグローバルな人権問題としての子ども兵問題を視野に入れ、その脈絡から朝鮮戦争期の少年兵を考察したという点である。少年兵同志会、記念館、戦争映画を研究対象に、少年兵参戦者の当事者の記憶、記念館のナラティブとしての記憶、映画が映している記憶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戦争英雄としての少年兵の記念と人権問題としての子どもの戦争動員問題が併せ持つ記念と記憶の様相を考察した。 /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child soldiers in the Korean War are remembered and commemorated. In particular, this study sets the scene both of children mobilization in modern history and of child soldiering in contemporary armed conflicts. By examining the memories of the child soldier participants, the narratives of the memorial halls, and the scenarios of the Korean War movies, this study looks into the memorial complexity in the context of commemoration of war heroes and global human rights issues of children war victims. / 博士(現代アジア研究) /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從一九九０年以站在天際線的巫女自居，到二００八年持續以《巫言》上達天聽的朱天文，整整二十年的時間，朱天文的中心信念始終沒變。這樣的信念來自於一九七六年胡蘭成為朱天文寫的一篇文章〈來寫朱天文〉，他以神姬（巫女）之舞盛讚朱天文的文學之美，不僅讓朱天文從此埋下風吹花開的成巫種子，也讓她捨棄過去的張學，朝向與胡蘭成志同道合的文學志業邁進。 這樣的文學志業，從一九七五年《今生今世》的石破天驚，到一九七六年曇花暑夜的永恆講學，再到一九七七年以三三集刊向遠在日本的蘭師致敬，朱天文渴望透過文學穿越時空、表達相親之情的成巫旅程就已展開。然而這樣的成巫旅程，卻在一九八一年胡蘭成過世後產生巨大變化。朱天文一改過去的青春旑旎、向陽生發，反而以張愛玲的「沈鬱頓挫」，表達自己馱負老靈魂的繾綣滄桑；進一步在這樣的文學裡，將三三的黃金歲月，以更為深刻、善感的方式記錄下來。此舉不僅具象化胡蘭成的〈女人論〉，也讓朱天文在不知不覺間，以美好的感情、豐富的心境，以及大量的格物，叛逃張愛玲的獨自起舞。 朱天文曾表示，自己是以〈女人論〉的三部曲《世紀末的華麗》、《荒人手記》與《巫言》，紀念與胡蘭成相處過的那段歲月。本文即透過朱天文的啟蒙前身，挖掘〈柴師父〉蘊含的成巫動機；〈肉身菩薩〉蘊含的成巫途徑；〈世紀末的華麗〉蘊含的成巫內涵，進一步以《荒人手記》充滿詩情的四字箴言，總結朱天文跨越時空、超越生死、滿溢熱情的成巫旅程。 志同道合的深情高歌，到《巫言》成為平靜直捷的上達天聽。其方式即為削去敘事情節，以離題格物進行鋪排書寫，此方式早在〈世紀末的華麗〉就已展開，也揭露朱天文叛逃張愛玲的決心。而其內容則為大量的知識、家事、政事等細節，透過這些與胡相親的「起誓／士」內容，也讓朱天文得以向星空版圖上的君父們悠悠對話。本文即藉由朱天文的自白回憶，以及胡、張的文本互文，耙梳朱天文完整的成巫歷程；同時對照三部曲的精神內涵，不僅一窺君父們的真實身份，也揭露三部曲的文字祭典，就是讓朱天文邁入神聖空間的永恆關鍵。

本文以批判性觀點分析1990-2010年間，台灣小說中同志/跨性別書寫的性別、家庭、國族、地域、階級與敘事策略的發展和變化。從台灣底層性別弱勢的角度出發，批判全球化與文化帝國霸權所主導的現代性論述，搓破其光明的假象，並以中南部/鄉土/底層等多重弱勢的邊緣觀點出發，結合古典男色/跨性別傳統的美學再造，反省現階段同志/跨性別研究以西方基進論述和台北/都會/中產階級為中心的研究傾向。更進一步從同志/跨性別的家國想像中，翻轉台灣當前由上而下，由異性戀家國意識形態和「四大族群」論述所主導的台灣國族想像框架，企圖建構一套由下而上、由個體性別情感的角度出發所重構的國族想像藍圖，並發展兼具台灣歷史脈絡、文化特性與底層觀點的「第三-現代-性」理論基礎。 我認為作為一個研究者不僅要如史碧娃克（Spivak）一樣扣問「從屬階級能發聲嗎？」讓被歷史大敘述所淹沒的底層階級能夠出現，更要反省種種再現與代言的倫理課題。本文認為從1990年中期開始，由學院菁英、運動論述所主導的台灣同志/跨性別論述，隱藏了以西方為尚的「進步」史觀迷思，忽略台灣在地的文化脈絡與性別觀點，導致底層本土的同志/跨性別主體有被隱沒的傾向。因此，本論文重新挖掘在小說中被長期忽略的底層同志/跨性別人物，不僅檢視其在性別/階級/地域/家國結構下的困境，更關注其因內部歧視而被多重邊緣化的處境和現象。 本文並主張同志/跨性別論述應改變過去對於家國體制疏離的態度，以更積極的方式介入家國論述，一方面可以藉由同志/跨性別的多元觀點對家國論述與體制進行改造，另一方面更須突破同志/跨性別族群與家國體制之間，長期切割或二元對立的關係與迷思，正視許多底層同志/跨性別也渴望有「家」有「國」的心理需求與現實需要，重新思索性別弱勢族群與現代性家國體制交鋒或接軌的種種可能。同志/跨性別等「第三性」族群與台灣「現代性家國體制」交錯的發展狀態，本文稱為「第三-現代-性」。 在兩者的交錯之中，我認為尤其需要注意小說敘事策略與形式的轉變，因為小說的政治性與敘事形態無法切割。本論文將透過不同階段同志/跨性別書寫對於家國想像與敘事的轉變，論證小說人物的性別、情慾等身分差異乃是其國族認同形塑的重要部分。我認為1990年代初期《失聲畫眉》這本鄉土小說中的女同志書寫及其所引發的論爭，乃是同志/跨性別主體和台灣國族論述在公領域正面交鋒之始，反映出當年台灣的鄉土、國族論述在「逝去的鄉土」與「消失的國家」中所存在的雙重焦慮。此階段同志/跨性別的底層飄浪狀態，讓1990年代中晚期崛起的新世代作家對台灣社會充滿「遲到的酷兒現代性」焦慮與疑慮，因而掀起一波創作潮與出走潮，尤以歐美為中心構築「異國烏托邦」。這些小說將西方論述與家國認同相互結合、發展，並達到高峰，卻也埋下了種種異國大夢操演的破綻。 於此同時，我認為還有一股「轉向東方」的同志/跨性別書寫潮流也悄悄興起，開啟另類的亞洲視野、海洋思考與東方時間觀，並重拾中國傳統戲曲與古典小說的資源，以男色傳統和「擬說書體」重構跨性別與台灣國族寓言的多重關係。在本世紀新的十年中，同志/跨性別書寫不僅有回歸鄉土的趨勢，更對於在全球化時代中，快速變遷的人我界線、情慾關係提出反思，以本土的底層觀點修正了西方解放論述的不足，建立新的倫理景觀。本研究透過橫跨二十年的小說，分析同志/跨性別書寫在家國想像中的轉變與突破，在放眼跨國移動與全球化現象的同時，也結合底層弱勢與南部觀點，打開同志/跨性別本土論述的空間，連結台灣鄉土、國族想像與同志/跨性別研究的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