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探究康德與孟子對於「道德判斷之根據」的論述。首先討論康德在前批判時期的道德思考歷程，發現其思考兼具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之色彩。但到了〈論感性世界與智思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則〉一文發表，康德已經確立兩重世界觀，將倫理學領域歸屬在智思世界。在批判時期，康德明確地以「道德法則」為核心，而將其視為倫理學上最後的評斷規準，其中，康德談論了諸多人類不同的心智狀態，俱是其論道德判斷之根據的不同說法。復次，在孟子哲學方面，本研究將其定位在「一接續人心與他者、萬物、天地間之歷程」。第三，關於康德與孟子之對比下，本研究以兩種模式作為對比之進路：一是「文化類型」；另一是「生活世界」，結果指出，可以「基督宗教倫理觀影響」和「存有的相契與連續性」作為兩者道德思考的關鍵性因素。基於以上所述，本研究嘗試說明康德與孟子哲學之道德教育意義及其限制性。 /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ground of moral judgment of Immanuel Kant and Mencius. I'll divide it into three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I attempt to explicate the process of moral thinking of Immanuel Kant in his pre-critical period. In this period, it is proved that both idealism and empiricism are included in his thinking. After the paper On the Form and Principles of the Sensible and the Intelligible World (Kant, 1770) was presented, Immanuel Kant firmly established the theory, dualism of world, in which the sphere of ethics is classified under an intelligible world. After that, in his critical period, the moral law is much emphasized and considered the last standard for ethic judgment. Besides, it i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states of human mind underpinning the distinct statements of what the ground of moral judgment is. In the second part, the moral thinking of Mencius is under discussion. Mencius argues that there is a process of human mind connecting others, all things on earth and heaven and earth. In the third part, I try to compare Immanuel Kant with Mencius by two approaches: “cultural type” and “life-world.”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the impact of ethical viewpoint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nd the connection and continuity of being are the crucial factors in their moral thinking.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the mentioned above, the implication and limi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of Immanuel Kant and Mencius are explained.

自宋明以降，儒學思想史脈絡中便獨尊孟學而將荀學屏除於外，這樣的傳統由當代新儒家所承接，在「道德形上學」的範疇內開展以孟學為核心的精深論述。然而，在多元現代性的脈絡下，如此權威、唯一而具排他性的道統觀是可以重新思考與理解，進而開出儒學的當代型態與價值。 也就是說，或許可以嘗試避免詮釋的單一進路，以「道德形上學」的典範批判荀子思想缺少內在心性理論，而走上性惡之歧途；而應該正視荀學是在孟學之外是另一儒學典範──一種不同於孟學的思考進路。亦即儒學的發展應該是動態的，而非以心性儒學的單一型態貫穿歷史。 宋明儒學建立的孔孟的典範，將孟子作為儒學道統的繼承者，並自我期許成為傳承孔孟道統的儒者；當代新儒家也隨順宋儒，將發揚孔孟道統作為理想與責任。在這樣的脈絡下，必然會把荀子這類談性惡、重師法的理路視為歧出，將其作為儒學中的他者。 當然，孟學將荀學作為他者這有其正當性與合理性，那是每個時代儒者在現實情境與自我追尋中的選擇與信仰；儒學本就是動態的繼承與發展，宋明以降，受到佛教理論的衝擊與影響，儒學中心性儒學的層面被強調並建構成一具有深刻內涵的價值體系，進而由當代新儒家將其建構發展為一系統縝密的「道德形上學」系統。這正顯示出儒學隨時代而新的動態性，也凸顯出儒學的時代價值。 但是同樣的，應該了解到，荀子作為儒學上的他者，並非本然如此，至少在漢唐以前，「孔孟」的道統必非理所當然；先秦以至兩漢，多以「孟荀」並稱，在道統的論述上也多以「周孔」而論而非「孔孟」。是以必須理解的是，孔子作為儒學的最重要源頭之一，這當然無庸置疑；但在孔子之後，儒學的發展卻是動態而多元的。 可以說，孟子在孔子之後，認為仁義作為孔子與儒家的核心思想是必要而正確的進路，是以從孔子思想中開展性善論與仁政的思想，是一特別強調主體道德與形上根源的思想體系。然而，在孟子之後，荀子亦以繼承孔門思想為職志，但他認為孟學強調形上根源的心性論系統太過幽隱而無法於現實中印證，是以荀子將孟子作為他者進行批判，企圖轉化孟學體系，回歸孔門真義。 荀子從孟子道德形上學轉向新的儒學型態，這可以說是一種回歸性轉向──透過轉向回溯孔門思想；而這樣的回歸，可以說是一種創造性回歸──以其所詮釋的孔子思維為核心，將其所認為的孔學創建為一套儒學系統與典範；相對於孟學以現代的語境可表述為「道德形上學」，而荀學的典範可以稱之為「倫理經濟學」。 由此必須正視儒學歷史的發展脈絡，了解到所謂的「道統」不是唯一的，在儒學史的進程中，始終呈現著複數真理；宋明以降將荀子作為儒學的他者進行批判與揚棄，當然有其時代意義與思想價值。但是同樣的不應該忽略在儒學的進程中，孟子也同樣曾被荀子作為他者進行批判與揚棄，這樣的儒學體系與脈絡亦有其時代意義與思想價值。 當然，這兩種體系與典範孰是孰非、何優何劣是可以進行論辯與選擇的，但在進行判教之前，必須先承認每一個典範其在歷史上的正當性意義與價值；唯有不以先入為主的態度去批判任何一個儒學典範，肯認其時代的脈絡與進程，那麼進一步的選擇與評價才有其合理性與正當性。也就是說，宋明以降的儒者可以不認同荀子，但不能夠繞過荀子。由此必須了解到，孔孟作為道統，道德形上學作為儒學的核心，不是本然如此、亦非想當然耳；今日所習以為常的儒學圖式，是宋明儒者的努力與建構──而此一典範也非儒學永恆不變的真理與形象。 是以可以說，今日所熟知的孟學典範是宋明儒者對於孔孟思想的創造性詮釋，「孔孟」的道統是以「道德形上學」的思維去建構起來的儒學典範；是以儘管孟子本身未必是有意識地將其理論作為「道德形上學」開展，但因為「孔孟」的概念是從宋明儒者與當代新儒家脈絡下所建構出的儒學圖式，因此有必要從孟學作為「道德形上學」的典範進行批判與反思，去回溯荀子將孟子視為他者的思維與企圖。 也就是說，本文企圖建立一個荀學視角──一個宋明以降被理所當然忽略與放棄的視角，去還原與重現荀子的時代脈絡與思考進路──為何荀子非要將孟子作為他者進行批判、轉化與回歸？唯有在釐清了作為他者的孟子之脈絡後，才能夠進一步將荀子作為他者進行批判與轉化，如此也才有其正當性──荀子不是不能被批判，但必須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後，這樣的批判才有根基與意義。 是以，荀子的「倫理經濟學」的建構就有其必要與合理性。所謂的「倫理經濟學」（ethical economics）是一個跨學科的概念，即是認為人原初皆為充滿欲望與衝動的「經濟人」（economic man），那是個沒有道德感與內在價值根源的「個體」；與孟子的「道德人」（moral man）是截然不同的典範預設。而荀子之所以由此將「自然人」定義為「經濟人」，是一個社會脈絡的考察與建構，與孟子的形上根源性思考的進路不同；也正因為如此，荀子之所以明言「性惡」，正是因為他的理論建基於社群中個體與個體的互動──因為每個欲望無窮的個體在資源稀少性的現實情境下，必然會形成「爭則亂、亂則窮」的結果，這也正是荀子用以論證性惡之所以成立的進路。 因此，荀子在戰國末年時代更加混亂，而私有制逐漸形成的脈絡中，批判孟子的「求放心」之自覺修養不可行且不切實際，是以有意識地對此進行批判，並由「經濟人」的理論預設，開展其重勸學、重禮法的修養論與政治論；可以說其目的即在於更有效率與效能地去達到治亂的可能。但荀子在追求效率的進路中，並沒有放棄倫理作為儒家的核心價值，是以可以說，他是在揚棄孟學形上學系統、吸納各家學說，將儒學開展出一個新的體系，結合今日所說的倫理學與經濟學的思維，所建構出用以回歸孔子以治亂世的「倫理經濟學」。

我的論文題目是：「先秦儒家宗教性研究──以孔孟荀對『喪葬』、『祭祀』、『天』的觀點為討論中心」。主標題提供研究方向，副標題鎖定研究範圍，目的對「儒家宗教性」的持續思索。「宗教」與「宗教性」有同有異，需要進行概念區分；回顧學術動態，確定研究進路，成為第一章主要任務。一言以蔽之，「宗教性」是思想家對「喪葬」、「祭祀」、「天」的態度。第二章探討思想背景，「喪葬」與「祭祀」屬於「禮樂文化」的一環，與「宗教」思想密切相關；然而，孔孟荀有別之前「宗教」傳統，能夠賦予新義。本文研究他們的「宗教性」面向為何。「喪葬」與「祭祀」方面，從現代用語來說，上述兩項議題涉及「生死大事」與「鬼神世界」，以「宗教性」意涵理解是可以嘗試的研究進路，在此得到有力支持。除此之外，「天」涉及「超越層面」、「終極關懷」，必須與思想家認同的價值根源結合來看。可以明白「天」「人」並非毫無關聯，與「宗教性」內涵也息息相關。以上所說，分別在第三、四、五章進行分析論證；而在第六章進行整體研究，得到孔孟荀宗教性中「思想脈絡」演變所呈現的意義、與「出土文獻」對照所反映的面貌、和「西方文化」比較所凸顯的特色。第七章結論統整全文內容，展現先秦儒家孔孟荀宗教性，作為全文結束。 / This is a study of Confucius,Mencius and Xunzi religious articles.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task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religiosity.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of religious background.About funderal and sacrifice,Confucius,Mencius and Xunzi different from the past,can give new meaning.Heaven involve transcendence,ultimate,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religiosity.These are the third,fourth and fifth chapters.Chapter VI of the overall study,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Chapter VII is the conclusion.

本文乃是以「身心之學」貫串全文，以「隱喻」凸顯孟子、莊子各自的工夫論特色，而「孟莊之同」（儒道之同）則可謂本文最重要的結論。 首先，由於工夫修養與主體的轉化和提昇密切相關，而現實生命又是以「心—身」共構體存在於世，故工夫修養亦得落實於「心—身」共構體，此即為「身心之學」的內涵之一，也是筆者著意於「身心之學」的原因之一。孟子和莊子的思想皆包含內聖與外王二面，據本文的析論，孟子和莊子各自的內聖外王思想，其實踐起點、轉折樞紐，均結穴於「身心之學」。要言之，「身心之學」實為孟子（儒家）與莊子（道家）內聖修養及外王實踐之根基。 復次，本文分別從「水喻」和「鏡喻」闡明孟子與莊子各自工夫論的特色及其主要精神，且更進一步地掘發「水喻」和「鏡喻」的底蘊：「水：神氣」與「金：真性」。 最後，本文認為儒道之間，大抵於最「根源∕終極」處，及最「基礎」處，可得其同；而在最「基礎」至最「根源∕終極」之間，則呈現千差萬別。具體說明，內聖方面，自現實性復歸本來性，孟子（儒家）和莊子（道家）均可同意「身心之學」是內聖修養之基礎，亦可承認「心—身」共構體共時涵攝神聖∕凡俗、先天∕後天、善∕惡、清∕濁等二面，此乃對生命最基礎處的相同主張；而對宇宙—生命最根源處，孟子（儒家）和莊子（道家）也都深體其乃是「意識、存有與價值三位一體」，或說「宇宙道體—意識主體—價值本體同根同源」，並共同宣稱本性乃是永恆真常（「金：真性」），心氣則為變化不拘（「水：神氣」）。可是，返本復初的工夫，則有萬千法門，亦即對於如何自現實性復歸本來性，孟子（儒家）和莊子（道家）便有不盡相同的教法。 此外，在外王方面，孟子（儒家）和莊子（道家）也均可贊成「身心之學」乃是成就外王事業的依據、基礎，或說「心—身」共構體是向外王領域前進的起點；對孟子（儒家）和莊子（道家）而言，實踐外王的終極理想，皆是祈願蒼生能夠安頓自家性命，內外一切真誠自然，歸德復道——儒家大同言其秩序，道家至德敘其自然，而安樂於內在之秩序，即是自然！同樣的，從「心—身」共構體推廣至成就外王，孟子（儒家）和莊子（道家）的舉措施為，當然有同有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