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自願性盈餘預測屬資訊公開體系的一環，我國相關法令雖要求自願性盈餘預測必須於發布後二日公告，並經會計師核閱，且錯誤超過盈餘之20%必須要強制修正，但是實務上企業管理者常游走法律邊緣，而主管機關也沒有嚴格執法，使得公司盈餘預測常被詬病，甚至有淪為股票炒作工具之說，嚴重損害投資人的利益，這樣的現象或許可以透過規範董事會的組成進而強化公司監管的機制來獲得解決。先前有關盈餘預測的研究並沒有將公司監管機制以及董事會中的家族因素納入考量，因此，本研究試圖以公司監管的角度出發，並加入家族因素，以橫斷面迴歸分析的方法，探討一般董事會結構及公司監管機制（自變數）與自願性盈餘預測行為（應變數）之關聯性。 在自變數中，一般董事會結構方面除了包括董事會持股比例外，尚採用Cubbin and Leech（1983）的表決機率模型，做為家族企業判斷的依據，以便將家族因素納入考量，而公司監理機制方面則包括非關係企業法人董事、法人投資機構以及法人以外第二勢力等三項。在應變數中，本研究將應變數依照是否發布自願性盈餘預測、自願性盈餘預測發布次數以及自願性盈餘預測發布準確性等，分為三個主題依序探討。研究結論如下： 1.董事會持股愈高，企業愈不會發布自願性盈餘預測，一旦發布，錯誤的機會較高。 2.家族愈能掌控董事會時，企業愈有發布自願性盈餘預測的意願，一旦發布，修正的機會並不高。而家族企業中，家族持股愈高時，發布自願性盈餘預測的意願愈強烈，但是準確性也愈低。 3.董事會中法人第二勢力存在（非關係企業法人持股大於3%），同時持股較高時，會提高企業對外發布自願性盈餘預測的意願，其修正預測的機會比較低。 4.董事會中法人以外第二勢力存在，同時持有股數較高時，愈會降低自願性盈餘預測修正的機會，而盈餘預測準確性也會比較高。 5.公司董事會被家族所掌控時，在第一次盈餘預測發布時，較有可能發布比實際情況樂觀的盈餘預測，而公司當年度有好消息或是規模較大時，也較可能發布比實際情況樂觀的盈餘預測。至於負債比率較大的公司，發布盈餘預測的態度反而比較保守，較可能出現低估的情形。

本研究以2003年到2012年國內上市上櫃公司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公司治理與公司績效之關聯性，以及家族與非家族企業公司治理對於公司績效之差異性。公司治理衡量方式是參考葉銀華、李存修與柯承恩（2002），設定一個公司治理綜合指標，綜合指標下有五個構面，為董監事組成、股東權益、管理型態、關係人與介入股市構面，各構面下有其所屬變數，將變數評分後，彙總於該變數所屬構面，最後再依照各構面之重要程度加權過後，即形成公司治理綜合指標。實證結果如下： 一、以全體企業、家族企業和非家族企業為樣本群，皆顯示當公司治理越好時，公司績效越好。 二、在資產報酬率與每股盈餘應變數下，家族企業之公司治理綜合指標對公司績效正向影響程度小於非家族企業。 三、以公司治理綜合指標下之五個構面，分別去探討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對於公司績效之差異。董監事組成構面下之家族企業對公司績效正向影響程度大於非家族企業；股東權益、管理型態、關係人與介入股市構面之各個實證結果，皆是家族企業對公司績效正向影響程度小於非家族企業。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and the difference in that relation between family and non-family ownership using a sample of publicly-traded Taiwanese companies during 2003-2012. Based on Ye, Lee, and Ke (2002, in Chinese), a composite index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set up from five constructs including director and supervisor, shareholders' equity, management style, overinvestment and related par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The better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better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is finding is true for each of the three samples including family ownership, non-family ownership and both of them together. 2.Taking return on assets (ROA) or earnings per share (EPS) as corporate performance measure,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performance is stronger for family ownership than for non-family ownership. 3.Except for director and supervisor construct, all other four constru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cluding shareholders' equity construct, management style construct, overinvestment construct and related party construct have stronger effec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for non-family ownership than for family ownership.

本研究主要針對目前企業績效不佳，董事會成員坐領高額董監酬勞之情況進行研究。本研究首先從權力與監督兩構面分析目前影響董監酬勞水準之因素，並進一步從權力與監督構面探討執行業務董監領取員工分紅產生之激勵或稀釋效果對公司價值與股東權益之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董事會成員之權力擴張會導致較高水準之董監酬勞，尤其是執行業務董監之員工分紅部分，且執行業務董監領取員工分紅對於公司股東權益及公司未來價值具有負向之影響。家族企業之董監酬勞並不會隨著權力擴張而有較高的水準。在內部監督機制方面，獨立董監之監督效果較不明顯；在外部監督機制方面，主動機構投資人相較於被動機構投資人，具有抑制董監酬勞自利行為之效果。 / Based on a sample of Taiwanese companies listed in Taiwan Securities Exchange over the period of 1996-2004,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determinans of compensation of board directors from the power and monitoring perspectives. In addition,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equity-based compensation of executive directors on firm value and return on equity. The empirical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entrenchment of managerial power determines the level of directors’ pay, especially on equity-based compensation. The more powerfu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igher the level of compensation, lower the company value and the return on stockholders` equity. However, as compared to non-family-controlled firms, the directors of family-controlled firms tend to have lower level of compensation. Moreover, we find that activ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have greater monitoring effect on the compensation level of board of directors.

從企業績效來看，在需持續創新、風險與產業技術複雜性較高的電子業，家族企業若聘用專業經理人經營，企業績效較差，反之，在產業技術變化性與風險較低的傳統產業，家族企業聘用專業經理人經營，反而企業績效較佳，這顯示，在面臨高度風險的環境時，家族企業中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才會導致代理問題。同樣地，在電子業中，家族企業的控制權與所有權分離程度越高，企業績效越差，反之，在傳統產業中，家族企業控制權與所有權分離程度越高，企業績效反而越佳。這個結果顯示，在需持續創新、風險與產業技術複雜性較高的產業中，家族企業必須同時面臨兩種代理問題。 從企業對創新這類風險性投資的策略來看，本論文的研究結果顯示，經營權與所有權合一，企業所有者有能力及意願監督經營者，這將有助於企業投入較多的創新。反之，在控制權與所有權分離的情況下，因為投資的大部分是其他人的錢，企業的最終控制者能將創新的風險分散給外部股東，而較有意願投入創新。而家族控制者本身，因其規避風險的特質，而對上述兩類對創新有正向影響的治理機制有負向的調節效果（moderate）。但對家族成員而言，創新有助於企業的長期競爭優勢為了家族的永續發展，在經營企業上應該會採取長遠觀點（long-term perspective），而有意願投入創新，為了解開這個難題，本研究進一步將創新分為利用型創新（exploitative innovation）及開創型創新（explorative innovation）兩類，分析結果發現，家族企業雖然投入創新的數目較少，但在比例上有較多是較開創的創新，這個結果顯示，家族企業雖然害怕風險，但相對於非家族企業仍較具有長期經營的觀點並較具開創性。 / This dissertation concern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governance structures on firms’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veness in business groups. In the first study, the ambivalent needs of control and growth of family firms in business group are explored. This study finds that in general, the excess control rights and controlling shareholdings will increase firms’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family firms with such control structures will perform better in non-electronic industry while worse in electronic industry. Lastly, active control, namely family members control management and chairman at the same time, will perform better in electronic industry while worse in non-electronic industry. The second study focuses on comparing family and non-family group affiliated firms’ incentives to do innovations in different governance structures. Adopting behavior agent model, we propose that although family group affiliated firms are less innovativeness than non-family group affiliated firms in general, they have larger share of exploratory innovation than non-family firm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our hypotheses. However, in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agency perspective, the separations between ownership and control rights facilitate firms’ innovativeness. This finding may originate in pyramid ownership structure.

本研究擬從宗教現象學的角度探討先秦儒家的宗教性。本研究以維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作為描述「宗教」的理據，運用海德格的「形式指引」（“formal indication”）與呂格爾的「象徵主義」（symbolism）作為探討「宗教性」時的現象學方法，並以尼尼安‧斯馬特（Ninian Smart）的「宗教向度論」作為展開論證的參考架構。本研究透過討儒家之道、經典與傳統的內涵，而將《詩》、《書》、《易》、《論語》、《孟子》、《荀子》等典籍當作研究範圍與主要分析文本。 　　本研究指出：《詩》、《書》、《易》裡所反映的殷周初民思想為先秦儒家之宗教性的根源，於其中我們可窺見其宗教性的敘事與神話、經驗與情感向度、儀式與實踐以及社會與制度等向度。孔子則承繼了《詩》《書》《易》的宗教內涵，而予以哲理形塑與倫理轉化。孔子之後，作為代表著先秦儒家的內聖與外王之內部的分化發展的孟子與荀子，他們皆自詡為道統的接班人與宣揚者，並分別使得先秦儒家之宗教性的情感經驗向度得以深化、儀式制度向度得以開展。 / This study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religiosity of classical Confuc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 of religion. It takes Wittgenstein’s concept of “family resemblance” as the methodological guide for characterizing “religion” in general, and Martin Heidegger’s concept of “formal indication” as well as Paul Ricœur’s symbolism as the phenomenological tools in describing “religiosity” in particular. It also adopts Ninian Smart’s theory of dimensions of religion as the framework for unfolding its argument. Meanwhile, by way of discussing the Confucian ideas of “dao,” “classics” and “tradition,” this study delimits its intellectual journey and choses the Classic of Poetry, the Book of Documents,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Confucius’ Analects, the Mencius and the Xunzi as the main texts for its inquiry.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thoughts contained in the Classic of Poetry, the Book of Documents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are the roots of the religiosity of classical Confucianism. They reflect the narrative and mythic, experiential and emotional,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that religiosity. Then this study shows that it is later philosophically reshaped and ethically transformed by Confucius. Finall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Mencius and Xunzi, who regard themselves as the apologists and propagandists of orthodox Confucianism, have explored the experiential and emotional dimension and developed the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of classical Confucianism’s religiosity respectively.

明代女性詞介於宋、元與清代之間，於女性詞史上呈現出「單一詞家」與「詞人群體」兩種不同女性創作型態之過渡。本論文以午夢堂家族為範圍，午夢堂家族女詞人之酬唱詞為討論之核心，探討其家族「婦姑姐娣，更唱迭和」之現象對女詞人、家族乃至於文壇之多種面向影響，並透過明清女性群體創作之共相與個殊的分析，追尋明代女詞人創作對清代女性群體創作影響之線索，釐清詞學史上明代女詞人創作之所以不同於宋、元與清代之緣由，並且梳理明代女性詞於詞學史上之承傳地位。 　　午夢堂家族女詞人在明清女性文學創作群體／女詞人群體上，屬於初放啼聲之先驅，其家族女詞人之酬唱以「婦姑姐娣，更唱迭和」為主，酬唱之目的在於娛樂生活、情感慰藉、交流情誼以及抒發情緒，相較於明清其他女性創作群體而言，其創作並無統一之核心精神，而其酬唱與交往對象仍以閨閣為主，少有閨閣外之創作與對象，屬於相對封閉性的閨閣酬唱，此皆昭示其於女性群體創作之發軔地位。而由午夢堂家族與其他女性詞人家族之對照可發現，明清女性詞的發展脈絡是由親族而向外延伸之歷程、由封閉而轉向開放之發展，是以可將明代女詞人群體創作視為清代女性詞繁盛之先聲。

刑 法 應 具 有 保 護 法 益 是 當 代 的 典 範 ， 證 券 交 易 法 內 線 交 易 的 刑 罰 規 定 作 為 刑 法 體 系 的 一 環 亦 應 有 保 護 法 益 的 存 在 。 而 在 確 認 了 內 線 交 易 的 保 護 法 益 後 ， 才 能 進 一 步 思 考 內 線 交 易 的 構 成 要 件 應 如 何 設 計 方 具 有 刑 罰 正 當 性 。 由 比 較 法 觀 之 ， 內 線 交 易 立 法 論 的 設 計 向 有 「 關 係 論 」 與 「 市 場 論 」 兩 種 不 同 模 式 ， 此 亦 與 法 律 經 濟 學 思 考 的 利 益 侵 害 方 向 一 致 。 在 思 考 我 國 立 法 論 的 選 擇 跟 利 益 侵 害 如 何 證 立 為 刑 法 保 護 法 益 的 問 題 時 ， 本 文 試 圖 透 過 維 根 斯 坦 於 《 哲 學 研 究 》 一 書 中 所 提 出 的 語 言 遊 戲 及 家 族 相 似 性 概 念 ， 解 決 此 一 問 題 ， 並 指 出 資 本 市 場 功 能 的 維 護 及 投 資 人 對 資 本 市 場 公 正 性 的 信 賴 作 為 內 線 交 易 的 保 護 法 益 ， 於 既 存 刑 法 體 系 固 具 有 正 當 性 ， 但 構 成 要 件 如 何 適 當 反 映 保 護 法 益 的 設 計 ， 仍 有 不 同 的 方 向 值 得 思 考 。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制度，係集結多數具有著作權之權利人，透過集中管理著作的方式，節省著作權人與利用人為利用著作所需耗費之授權成本，便使利用人合法利用著作，達到鼓勵著作利用之效果。我國由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設計容許多元團體進行著作管理，目前合法設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共有五間，所管理之權利均是與音樂產業相關的著作類型及最常受利用之智慧財產權，雖利於著作權人自由選擇代管其權利之單位，卻也同時造成民眾辨識不易之困擾，又因為對於瞭解著作權規範之權利類型不夠瞭解，導致時有違法利用並拒絕授權之情形，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在執行授權業務時，則選擇以發動刑事追訴程序，嚇阻及降低此種情形並提高授權成效。 然音樂著作公開演出之利用行為深入廣大民眾的生活常態，卻在有民事侵權責任之同時以刑事責任相繩，似與刑事處罰之規範目的不符，本文透過維根斯坦之家族相似性連結其與刑法規範間之關聯性，檢討擅自公開演出罪之可罰性，複就大量涉及公開演出權使用之電腦伴唱機業者為例，分析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刑事訴訟發動之情形，認其之訴訟發動未違背刑事訴訟之制度設計，然觀其發動之緣由，係因成本考量所選擇之授權策略，遂經由行銷管理分析模組，設計較利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授權模式，希冀主管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在不影響授權市場之公平交易情形下，得酌情開放授權業務予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外之單位，以使著作權體管理團體得有較開啟刑事訴追程序更低之授權成本選項，而減少刑事訴追發動之案件量，進而具體改善現今著作權刑事訴追數量及案件品質。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地域研究) / 甲第21898号 / 地博第244号 / 新制||地||90(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研究科アフリカ地域研究専攻 / (主査)教授 太田 至, 准教授 高田 明, 特定准教授 西 真如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rea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19390号 / 文博第697号 / 新制||文||625(附属図書館) / 32415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行動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伊藤 公雄, 教授 松田 素二, 准教授 太郎丸 博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