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挾廉價勞工、充沛資源及廣大市場並與台灣同文同種的優勢，使許多台商西進投資，如今大陸已成為台灣對外投資的首選區域；而台灣對大陸貿易即使在沒有三通情況下，經由間接貿易對大陸進出口，也占台灣對外貿易主要地位。面對兩岸經貿深化情況，國人憂心會對國內經濟帶來負面效果，產生「產業外移大陸，負債徒留台灣」與「產業空洞化」的疑慮。 基於上述動機，本文透過海外直接投資相關理論，配合產業空洞化之相關指標來建立預期方向，利用經濟部對2006年所編製「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之原始問卷資料，並採用 Ordered Probit模型，對於台灣製造業廠商特性、對外投資動機、對外投資地區及廠商產業別，進行廠商國內生產規模與就業人數決定因素之分析。研究發現廠商對中國等非新進國家投資可能產生減少國內投資擴廠及雇用人才的負面效果，但透過下列廠商特性與投資型態將可抵銷負面效果，並降低空洞化之產生。 (一) 對外投資地區：選擇到先進國家投資的台商，較選擇投資在非先進國家的廠商而言，更能夠擴大國內生產規模及提高國內人才雇用。 (二) 廠商特性：台商事業如果獲利與降低國外投資率將傾向於擴張國內生產規模與提高國內就業人數；台商對外投資若生產方式若以水平整合，則傾向於提高國內就業量，卻不傾向於擴大國內生產規模。 (三) 廠商對外投資動機：當廠商對外投資動機為「擴張市場」時，傾向擴大國內生產規模；但對於提高國內人才雇用卻不顯著。當廠商對外投資動機為「節省成本」時，將不傾向於提高國內人才雇用。 (四) 研發總額比：台商國內事業研發金額占國內外研發總額比率越高，越傾向擴大國內生產規模與提高國內就業人數。

廠商對外投資之最終目的是欲獲得最佳之經營績效，在跨入國際市場所考量決定之因素眾多，如對外投資動機、外部網絡、投資地區、投資時機、投資型態、國際化深度、海外研發密集度、技術來源、廠商規模及分工型態等。本研究係利用2006年經濟部統計處「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之問卷資料內容，以「最主要海外事業獲利情形」為衡量標準，包括盈餘、虧損、收支平衡三種情況，將其區分盈餘與非盈餘（包含虧損和收支平衡），以Prob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經本研究實證發現，就對外投資動機而言，「市場導向」、「勞動力導向」與「外部網絡」皆為影響海外事業經營績效之重要因素。在企業經營資源方面，「投資時機」、「廠商規模」及「國際化深度」為重要影響因素。若以產業環境、技術與分工型態來看，「技術來源」以及「分工型態」等因素亦為重要影響因素。

近年來，由於全球化發展，國內外環境變遷，台灣廠商紛紛外移至海外投資，然而廠商在快速擴展海外據點之餘，容易忽略對外投資最常面對之難題－財務調度問題，在不瞭解地主國金融環境下便貿然前往投資，恐面臨籌資不易之窘境，一旦財務調度失靈，不僅影響子公司之經營，甚至可能危及母公司之營運。基於上述理由，本研究將針對我國製造業廠商對外投資行為進行研究，藉由經濟部2007年「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問卷數據，分析對外投資廠商在公司規模、海外事業組織型態、行業分類、國際化程度、最主要投資地區、投資地區數、多角化程度、子公司獲利情形及投資動機等不同情況下，從事對外投資活動後對財務調度之影響，再利用Probit Model進行模型推估，試圖找出影響對外投資廠商財務調度有利與否之關鍵因素，依據實證結果發現：當對外投資廠商規模越大、投資地區數越多、子公司為獲利、投資動機為利用當地最惠國待遇及優惠關稅、或最主要投資地區為已開發國家時，從事對外投資活動後對其財務調度傾向有正面之影響。

台灣在1970年代經濟成長每年10%奠定了產業發展基礎，國民所得隨之提升，使台灣生產型態逐漸轉型，從勞力密集國家轉為資本密集國家，生產不再以低廉工資作為對外優勢，取而代之的是提升研發能量，而勞力密集產業轉向其他開發中國家進行生產的分工，台灣在1992年開放赴大陸投資以來，累計至2009年總投資金額已達8,270億元，顯然中國已成為台灣對外投資進行生產分工的重要地區，依據2007年經濟部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亦顯示投資於開發中國家的比例約7成，但對外投資目的各家廠商背後動機不一，有生產成本、拓展市場、原料取得、策略結盟等各種原因，但對外投資進行海內、外分工的最終目的無非是增加利潤，提高國際競爭力，各國學者在分工理論的探討從企業內人與人分工，再到國內產業間分工，再進一步探討國際間分工，然而這些分工模式套用在台灣廠商對外投資模式仍有進一步探究的空間，本研究即是運用Probit Model進行迴歸分析，探討影響海內、外製程分工的決定因素，經實證結果發現勞動生產力、費用承擔能力、客戶要求及原料取得為主要影響因素。

本研究係以2006年經濟部統計處「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之廠商問卷資料為分析對象，運用Stata軟體設計經濟計量模型，建立Prob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並分別從策略因素、營運因素及組織因素等3方面，探討廠商從事對外投資後對國內產品技術提升之影響。本研究實證發現，「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最主要對外投資地區為開發中國家」、「垂直分工」、「海外產品回銷母國比率」、「廠商規模」及「資訊電子業」等六項變數對於國內產品技術提升有顯著影響，亦即是影響國內產品技術提升投資決策之重要決定因素。

中國大陸憑藉其豐富的天然資源、充沛的勞動力，以及龐大內需市場所推升的經濟成長動能，吸引了世界各國競相投資佈局，近年來我國廠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已不僅是趨勢，而逐漸成為普遍的現象。廠商進行對外投資，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利，然而當國內公司的資源因廠商進行對外投資而重新配置時，其獲利是否受到影響，也是我們必須關注的議題。本研究係採用經濟部於2007年4月針對台灣地區製造業者從事對外投資之實況調查問卷，對於廠商國內事業獲利情形（盈餘、虧損或收支平衡）進行統計分析，再運用Probit Model進行實證分析，探討赴中國大陸投資廠商其國內事業獲利之影響因素。研究結果發現，「廠商規模」、「研發密集度」、「國際化程度」、「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網絡關係」、「擴大國內生產規模」及「增加國內人才雇用」均為赴中國大陸投資廠商其國內事業獲利的影響因素。

自1980年代以來，台灣對外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金額逐年增加，且在1991年開放對大陸直接投資後，大陸低廉的工資、潛在廣大的內需市場及文化的相似性，使得對大陸投資一直是占我國總對外投資相當高的比例。由於台灣的對外直接投資有62%在製造業，且製造業提供了相當多的就業量，因此當對外直接投資增加時，會使我國就業水準發生改變，進而會影響本國勞工的相對工資。本文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從1981-2004年製造業直接對外投資對台灣工資不均等的影響。由於考慮到工資僵固及解釋不足的問題，在實證估計時，我們同時放入了解釋變數的落後期來跑迴歸，並利用時間序列的自我迴歸時間落差分配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ARDL)估計出各別產業下對外投資對工資不均等的影響，以及採用包含橫斷面(cross section)及時間序列(time series)兩種特性的縱橫資料(panel data)，來看所有產業的影響。其結果得到如下： 一、各別產業方面：在包含各期的聯合檢定下，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木竹藤柳製品製造業、造紙及印刷業、非金屬及礦產物製品製造業與基本金屬及金屬製品製造業等產業，當其對外直接投資份額變動上升時，會擴大工資不均等。此外，當解釋變數包含了各個變數之落後期後，除了上述的產業外，尚包括電子、電機、機械、精密器械及運輸工具製造業等產業，其對外直接投資份額變動對工資不均等的影響有顯著的正面效果。最後，將所有產業的資料加總來跑迴歸時，所有變數均轉而不顯著。 二、所有產業方面：在包含了所有產業下的Panel data時，由聯合檢定及包含了所有落後期變數下，其結果均不顯著，這可能是由於每個產業的特性不同，對外投資份對工資不均等影響的程度也不同，所以當所有產業的資料放在同一個座標上時，會呈不顯著的現象。此外，經濟部工業統計分類將我國製造業區分為民生工業、化學工業、金屬機械工業及資訊電子工業四大類，但考慮到資料的不完整，我們將金屬機械工業及資訊電子工業合併，而分成三大類工業，並增設虛擬變數來跑迴歸。結果發現，當民生工業之對外投資份額上升時，將會擴大該產業之工資不均等的現象，然而化學工業、金屬機械工業及資訊電子工業之對外投資份額對工資不均等的影響並不顯著。 三、對大陸以外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對各別產業的影響：由於我國從1991年，才開放對大陸直接投資，於是本文進一步抽離了對大陸直接投資的金額下來進行估計，結果發現在時間序列分析下，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木竹藤柳製品製造業、造紙及印刷業電子與電機、機械、精密器械及運輸工具製造業等產業，當其對外投資直接份額變動增加時，會擴大工資不均等的現象。 四、對大陸以外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對所有產業的影響：在全體產業的Panel data下，當對外投資份額增加時，工資不均等將會擴大，代表大陸以外之對外直接投資份額增加將會擴大工資不均等。此外，若將產業分成三大工業，則在民生工業及化學工業下，對外直接投資份額上升會擴大工資不均等，然而在金屬機械工業及資訊電子工業下，對外直接投資份額增加將會減緩工資不均等。這是因為對大陸以外地區直接投資，金屬機械工業及資訊電子工業的對外投資比重有56%集中在已開發國家，因此會對高技能勞工需求下降，進而減緩工資不均等。

本研究旨在探討對外投資與外人來台投資對國內產業的影響，即外人來台投資是否會使國內產業的產出增加，產生所謂的外溢效果？而對外投資是否會造成國內產業產出減少，發生產業空洞化？同時也探討在對外投資與外人來台投資盛行的這段期間，台灣整體產業與製造業勞動生產力的變動情形。本文將台灣製造業分成十二個產業別，期間由1981至2004年的混合資料(panel data)，分析對外投資與外人來台投資對製造業產出的影響。 本文首先探討整體產業與製造業勞動生產力的變動。先將台灣整體產業分成三級產業分析，在1981至2005年間，勞動生產力成長主要來源為個別產業的勞動生產力成長，即技術進步的部份。勞動配置效果對勞動成長的貢獻不大，但仍符合結構收益假說；交叉變動效果為正，表示勞動配置在生產力快速提升部門，並沒有發生勞動節約現象。而台灣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成長主要來源同樣也是個別產業的勞動生產力成長，但是勞動配置效果為負，拒絕結構收益假說。原因為相對勞動生產力在1981至2005年間變化太快；同時在經濟發展過程，產業別的相對所得需求彈性也隨之改變，造成勞動配置效果為負。 接著將生產函數取對數後，做為分析產出變動的實證模型。結果顯示，以整體製造業而言，不管是對大陸地區投資或是非大陸地區投資，對台灣產出影響為正，而外來投資對於台灣產出的影響也是正面顯著。影響效果為外來投資>對大陸地區投資>非大陸地區投資。但以影響產業數多寡來看，則是對大陸地區投資>非大陸地區投資>外來投資。從個別產業來看，對大陸投資對產出造成負面顯著的產業最多。對非大陸地區投資的話，只有紡織業對產出是負面效果顯著。外人來台投資對台灣產出均是正面顯著，顯示外資的確對台灣的產出有幫助。總結來說，對低工資國家大量投資時，不一定會使國內產出下降，須視個別產業而定。

當一個多國籍企業決定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基本上有兩種主要的進入模式：一種是購併國外的廠商，另一種是在外國設立新廠或稱直接設廠投資。過去購併一直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模式，但在某些高科技產業卻偏好以直接設廠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但是之前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文獻中，對於購併與其他對外投資決策的研究卻不多，而且有關外溢效果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這方面的探討也相當少見。 為了解釋上述的現象，本文延伸Yokota and Chen(2005)的理論模型架構，探討外溢效果與廠商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的關係。本文發現，在直接設廠的固定成本較小時，若外溢效果越小，本國廠商會越有可能選擇購併；當外溢效果變大時，本國廠商就越有可能選擇直接設廠。但是當直接設廠的固定成本較高時，雖然這時購併的固定成本也會變高，但此時不論外溢效果為何，廠商都會以購併去取代直接設廠。 本文亦發現，購併者所付出的購併價格，將會取決於被購併者在直接設廠下的利潤以及購併者在購併與直接設廠下的利潤差距。且可進一步知道購併價格與被購併者在直接設廠下的利潤及購併者在購併與直接設廠下的利潤差距成正比，亦即當直接設廠下的利潤及購併者在購併與直接設廠下的利潤差距越大（小），則購併價格會越大（小）。另外，若以地主國的社會福利來看，這兩種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並沒有絕對的優劣，還需視外溢效果及購併與直接設廠的成本而定。

2001年9月11日美國本土遭受恐怖份子以劫機方式襲擊，重創美國本土安全、政治、經濟，同時亦讓各國理解到安全威脅不僅來自國家，亦可能為個人或組織。面對美國本土受到威脅，小布希政府當下向恐怖主義份子宣戰，且與盟邦合作進行反恐。然而，在反恐戰爭之進行下，美國需要中共在安理會、反恐等問題上的合作，小布希政府逐步調整「戰略競爭者」的用詞，而更強調雙方關係是現實、合作、競爭，進而主張「坦誠、建設、合作」的關係，因此，既交往與圍堵為美國對華政策主軸。同時，面對美對華政策的調整，中共亦開始重新省思對美戰略。於21世紀恐怖襲擊發生後，改變了國際格局，其對中美關係而言是合作之分水嶺，抑或是崎異之源頭。 本文研究將以911事件背景脈络，以中共之角度探就911後中美關係的發展，同時引用多元層次分析對中共內外進行評估，以取得中共對美戰略的主要意涵、矛盾與影響。再者，針對中美關係主要安全爭議上進行討論，包括：反恐實踐、台灣問題、飛彈防禦系統等議題。最後，則希冀提供中美關係研究上不同的觀察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