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援助(foreign aid)是一項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拉鋸，深具爭議性的政策工具，可為學術研究帶來挑戰性。對外援助多從理論面或個別國家研究，殊少採比較研究設計。筆者對世界前兩大援助國美日的外援政策實施系統性比較，採用比較外交政策大師羅斯諾(James N. Rosenau)所述“從事外交政策的比較分析首須建立比較的標準，並賦予二分的(dichotomous)次變化，方能起碼地比較與推論某一現象的存在或不存在”的方法。本論文觀察與比較的標的包括：國際因素、內在動機、決策設計、援助類型、對象選擇等五種變項。首先推論美日外援政策的型態與取向；次則歸納其異同性；再運用「援外分佈理論」解釋差異原因；進而驗證美日外援政策型態命題之精確性；最後，並以建立外援政策型態的評估模式為本論文之預期成果。 在國際因素與內在動機方面，美日外援政策具有相似性。美國基於冷戰終結與911事件因素的刺激，對外援政策分別做出冷卻或強化的決定，係屬於一種自主的性質，甚至影響到絕大多數的援助國隨美國調整外援政策。冷戰終結與911事件因素引起的外部衝擊，並未使日本的外援額度隨國際主流趨勢增減，甚至採行的是一種相反的政策。美國在跨世紀階段的政策文件及數據，顯示秉持運用外援達成政經外交目標的動機，具有工具性質。日本則反應出從強調獲取經貿利得的動機，轉向運用外援配合追求政治戰略目標，亦屬工具性質。美國外交部門在外援決策具主導性；日本在2001年省廳改制後，外務省成為外援協調與決策的權責機構，但短期內不易排除財經系統既存影響力。美國傾向雙邊外援與高贈與比例，透過外援來達成政經外交目標；日本傾向雙邊外援與低贈與比例，塑造對稱互惠的雙邊環境，在經貿利益上不願過度讓步。美國外援地理分佈具有全球均衡與彈性選擇的特質；日本則具集中亞洲的區域慣性，無法顯現出全球性的均衡格局。 由於日本在決策設計上的變革，加上與政治議題連結的傾向，日本外援政策的本質極可能在數年內產生較大變化，有待追蹤瞭解。反觀美國，各種國內外因素將使其外援政策型態較具有持續性與穩定性。從研究成果顯示，本論文之推論與比較模式，對於評估兩援助國外援政策型態的取向，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行性；應有助於對其他援助國外援政策型態的觀察、比較與認識。 關鍵詞：美國、日本、對外援助、經濟援助、比較研究

我國於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雖然在民主政治及經貿產業發展極為亮眼，但在外交方面受限於「一個中國」壓力，國際發展空間極為有限，而我國長期以來為鞏固邦交關係，不惜與中國大陸進行激烈邦交國爭奪戰，其間所投入之資源不但不符合成本效益，甚至招致諸多不良影響及批評。 自2008年起我國政府摒棄「 烽火外交」，改提倡「活路外交」，經貿外交則為活路外交重要內涵之一，因此在現行外交政策之下，經貿及技術援助活動已成為我國鞏固邦交以及促進外交及經貿關係之重要工具；此外，中南美洲為我國外交重鎮，目前我國23個邦交國有12個位於該地區，因此我國每年在該地區執行大量的經貿及技術援助計畫，而此援助型式是否可為我國帶來更多政治及經濟效益，則為本研究重點所在，另也一併檢視我國經貿及技術援助計畫之相關流程及執行現況。 本研究先就國內外援助發展作一簡介，再對我國所執行之經貿及技術援助情形作相關說明，接續以質化研究途徑搭配四大研究主題來探討我國對中南美洲國家經貿及技術援助政策，藉以瞭解我國在該地區援助計畫之擬定方式、執行狀況及困難之處，並進行政治利益及經貿利益之檢視；而最後就整體策略及計畫執行二大面向提出相關建議，期能提供我國各單位未來執行經貿及技術援外計畫之參考。

台灣身為海島型國家，天然資源有限，卻能在資源貧乏的環境中，展現一枝獨秀的經濟表現，進而位居亞洲四小龍，早期憑藉著普及的國民教育以及勤勞的民族性格，造就相對優越勞動生產力，成為台灣在國際生存上競爭優勢。但隨著80年代後期，台灣無法閉關自守於自由化浪潮之外，仍須面臨國際市場弱肉強食的競爭。貨幣開始承受升值的壓力、國內市場也受到國際開放壓力，台灣比較優勢逐漸喪失。全球化趨勢造成國境圍籬的漸漸模糊，加以近年來社會結構改變，尤其少子化的影響，要避免產業及廠商的萎縮，首重就是勞動生產力的提升，除了維持國際間競爭優勢，同時也在構築未來國家競爭力。本研究將採用經濟部2007年針對製造業對外投資的實況調查問卷資料，回顧整理、分析舊有文獻及理論，並將之歸納為勞動素質提升、資本深化影響及總要素生產力等三層面，以OLS多元迴歸進行實證分析，探討影響對外投資製造業勞動生產力的決定因素，以期對企業提升勞動生產力有所貢獻。

波蘭於2004年正式加入歐盟，加入歐盟至今已有八年，並於2011年成為歐盟輪值主席國。波蘭加入歐盟是否對其外貿具影響力?本論文透過波蘭參與歐盟的過程、加入歐盟後的經濟面向，以及引力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從引力模型實證分析結果發現：一、歐盟雖然對波蘭進、出口貿易都具有正相關，但相較於進口方面，對波蘭出口影響程度卻相當微小。可能因素為波蘭加入歐盟後，在進口歐盟地區商品方面，受惠於歐盟規範下的貿易自由化，進口商品更為多元；而波蘭自1993年至2010年以來，出口貿易對象高達九成以上都屬歐洲地區，當然包含歐盟國家，因此無法確切指出波蘭出口額逐年增長的趨勢，完全是受到加入歐盟的影響。不過，整體而言，加入歐盟對波蘭外貿還是具有相當正面的效益。二、貿易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變數，對波蘭外貿具有正面效益，換言之，貿易國家的經濟水準逐漸提升後，使得人民可支配所得增加，進而增加對波蘭商品的購買次數。三、貿易國家的人口變數，對波蘭外貿具有正面效益，表示當貿易國家的人口增加，對波蘭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使得兩國貿易量也隨之增加。四、兩國首都距離變數，對波蘭外貿具有負面效益：當兩國首都距離較近時，運輸成本也較低，因此兩國貿易次數頻繁；而當兩國首都距離較遠時，運輸成本提高，使得兩國貿易量減少。

全球化潮流引領下，各項自由經濟貿易活動蓬勃發展，各國企業紛紛追求永續經營與成長，避免被時代洪流淘汰，將資金與資源分散投資於全球海外範圍內各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藉以獲得利潤並維持國際上的競爭優勢，企業追求獲利極大化也是全球經貿往來不可逆的趨勢發展。 本研究引用2013年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陸資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表」問卷資料，對於陸資來臺廠商投資概況分析，分別由廠商特性、競爭優勢與營運策略三大構面中：廠商規模、產業類別、技術來源、投資時間、投資地區數量、研發密集度、勞動生產力、投資型態、投資動機、海外投資佔比及國際化程度等，進行陸資對在臺投資盈虧的影響因素相關探討，但過去對於陸資在臺投資盈虧影響的因素較少有文獻予以著墨，故本研究先尋找各文獻中有關經營盈虧的各個影響變數，再探討每個變數間對於在陸資投資單一化或者多樣化情況下，是否對其盈虧有所影響。 　　另外本研究運用Probit Model進行量化實證研究，經實證結果發現「技術來源」、「技術密集度」、「勞動生產力」、「投資動機」以及「海外投資佔比」解釋變數與被解釋變數投資盈虧間有顯著關係與影響，同時，再加入投資區位數量交乘後，「廠商規模」、「產業類別」、「技術來源」以及「投資時間」是陸資投資區位多樣化情況下影響在臺盈虧關鍵解釋變數，並根據實證結果作出結論進而提出建議。

本論文之研究目的在探討對外援助對台灣的重要性，並以南韓作為比較分析，因兩國有高度相似的援外發展歷史。台灣與南韓已成功由受援國躍升為援助國，此研究著重於其近十年來的援助情形，目的是了解台灣援外的優劣勢以提供未來發展的展望。作者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邀請台灣援外的從業人員以及外交學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結果顯示，外交是台灣的首要關注，然而南韓則是出自經濟利益考量，鎖定特定的開發中國家。台灣擁有成功的發展經驗和優秀的人力資源，但是也面臨難解的困境，像是對邦交國的過度在意、衰退的經濟、以及兩岸關係的起伏跌宕。藉由解析南韓的援外狀況與專家訪談的回饋，研究者提供以下建議，企盼為台灣援外帶來改變的契機:建立多面向的援外系統、尋求商業機會、促進公私部門合作、穩定台海關係、帶動經濟復甦、創造雙贏的援外模式。 / This study intended to identify the importance of foreign aid to Taiwan while South Korea served as a benchmark due to their high-level of similarity in developmental history. The focus was their donor behaviors in recent years and a literature review was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related concepts and the two nations’ aid experiences.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was to examin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aiwanese aid so as to look into its future prospects. A qualitative method was adopted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diplomacy professors and aid practitioners. South Korea pivots to certa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their economic value, while diplomacy has been Taiwan’s top priority. Developmental success and human resources are Taiwan's strengths but its overemphasis on diplomacy, deteriorating economy, and wavering ties with China cause obstacles. A review of South Korean aid along with the interviewee’s response suggest several ways to improve: building a multidimensional aid system, seeking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mi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stabilizing cross-strait ties, boosting economic recovery, and pursuing a win-win.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ed light on Taiwan’s aid conditions and offer valuabl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本論文共一冊，計約五萬字，分五章十四節。 中共的對外政策，絕不僅限於意識型態的功能運用而已。本論文討論「中共革命輸出 」，不專從意識型態著手，也考慮中共對外政策的實踐作法。 本文各章擬述如下： 第一章導論，闡述研究主題的重要性和選取 甸為個案研究的原因，並對研究重點、 論文架構、研究限制加以說明。 第二章，敘述中共對緬甸輸出本身革命經驗的意識型態基礎。 第三章，探討國際環境的變化；特別是中蘇共對緬甸的爭奪以及美國對東南亞政策， 對中共與緬甸關係所造成的影響鄉。 第四章，由緬共的成立與發展、緬甸的種類政策與種族回題、緬甸中立政策的形成與 轉變等幾點因素，討論緬甸的國內因素如何影響中共對緬甸的關係。 第五章結論，對中共與緬甸、緬共關係的消長作一番鳥瞰，嘗試找出其和中共外交政 策發展趨勢的關聯性。

自七十年代以來，由於新進工業化國家之直接對外投資數量激增，以及跨國企業之快 速成長，國際間之直接對外投資問題，遂引起許多學者們之注意。台灣之對外貿易依 存度很高，經濟之成長主要靠對外貿易，然目前國際間保護主義又漸抬頭，對外貿易 之擴展愈見困難，為確保海外之市場並提高國際間之競爭力，拓展直接對外投資，不 失為一突破瓶頸之法，此為吸引作者研究台灣之直接對外投資問題之所在。 本文係以產業組織理論之觀點來探討台灣之直接對外投資。環顧國內有關此方面之論 文，大部份皆著重在個別廠商或是廠商間之比較，本文則注重在比較不同產業之間， 不同市場結構下對該等產業或隸屬於該產業之廠商其對外投資行為有何不同﹖依產業 組織理論，寡占性或壟斷性愈強或是大廠商愈容易對外投資，台灣之情況是否如此﹖ 即為本文之主要精神所在。 本文共一冊，約三萬餘字，共分五章來討論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文獻檢討 第三章 理論模型 第四章 實證研究 第五章 結論

論文的主要內容在探討中共拓展對外貿易所運用之策略。就中共輸入規劃之策略而 言，中共採取「量出為進」的原則，將進口數量擴張到進口能力的水平。除此之外 ，輸入尚須與經濟發展相配合。就出口增加的策略而言，中共強調發展生產，節約 消費，致力於海外市場旳開拓，以利其出口。 毛死後，中共更加大力拓展對外貿易。因此，我們將不可避免地會面臨與中共的競 爭，我們應如何未雨綢繆，及早作周全肆應之措施是非常重要的。於是本文便提出 因應對策，以供決策參考。 #2810462 #2810462

本論文的主要論點是日本對中共的雙邊政府開發援助（ODA），從對外政策觀點和經濟外交的觀點進行分析。即日本如何實施對中共雙邊ODA，包括其理念、制度、政策過程、行動者等。由於既存的日本對中共經濟援助的研究大都偏向於整理統計資料、推論式的分析。因此筆者嘗試修正既存的理論模式，進行日本對中共雙邊ODA的分析。 透過這篇論文的研究，筆者嚐試探討以下三個問題：第一，修正既有的對外政策決定理論模式，分析日本對中共ODA政策的妥當性、適當性和比較三個ODA類型(日圓貸款、無償資金援助、技術援助)。第二，參與ODA決策過程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扮演的角色。第三，從經濟外交的角度來看，日本對中共ODA是否達成哪些政治、外交目標？ 本論文的理論架構：首先探討經濟外交的相關理論的研究後，描述艾立森的三個模式加上認知模式以外，整理其他學者對艾立森模式的評估。再者，考慮到日美兩國制度上的差異，例如提到日本的内閣制度、官僚機構的特性以及經濟行動者的角色，因此必須對艾立森模式加以修正。之後，借用艾立森模式的日本修正版進行日本對中共日圓貸款、無償資金援助、技術援助的個案分析。主要分析焦點是分析日本國內各行動者的角色，並研判各理論模式的適當性、妥當性。同時從經濟外交角度探討日本對中共ODA的成敗。 筆者在論文中的發現，第一，因日圓貸款、無償資金援助、技術援助的形態不同，因而各個理論模式(修正理性抉擇模式、修正組織過程模式、修正政府政治模式、認知模式、經濟行動者、非正式行動者的角色)的適用妥當性也有所不同。其中，修正組織過程模式皆可以適用三個援助形態，修正政府政治模式在緊急時、極重要的政策決定時能夠適用，而修正理性抉擇模式幾乎不能適用。 第二，日本透過對中共雙邊ODA達成哪些政策目標？發現加強友好關係、促進兩國的互相依賴關係等的軟性目標比較容易達成，反之改變中共的軍擴路線、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路線、促進民主化等比較硬性目標無法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