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戰爭法規的發展為主軸，探討武裝衝突法與國際人道法二法系的沿革與關係，逐一檢視各相關公約訂定的源由，規範之目的，改進的部分及難以進行執行的部分原因。 從使用武力方法，即作戰行為的規範、手段與限制，更深入探討對平民的保護，對人類文化歷史的保障，對戰爭受難者的尊重，及違反武裝衝突法與國際人道法後之可能犯罪懲治，自1919年《凡爾賽和約》始，依序簡介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南斯拉夫及盧安達特別法庭的特徵與國際實踐，以至於國際刑事法庭的設立，以明戰爭罪責的國際審判機構。 另一方面，新形式的戰爭武器研發，也造成例如，資訊戰在武裝衝突法的許多規則提出了新的問題，表現了資訊戰將對武裝衝突法產生衝擊的一面。另關於暗殺是否符合國際公約的議題，其餘如影響環境的武器、小型核武器、新生化武器均殊值討論。 國際法院關於以核武器相威脅或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的諮詢意見中，列出了「構成人道法制度的核心原則」，即「區分原則」，「禁止使用不區分武器」，「禁止對戰鬥員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以及「國家在使用武器方面並非具有無限制的選擇手段」。都在本論文中次第探討。

德富蘇峰於文久三年(1863)生於熊本，追溯他的思想源流，可知其受到橫井實學黨與基督教影響極深，而它們分別代表傳統儒家與近代洋學。儘管蘇峰受到橫井小楠思想強烈的影響，但是他卻不遺餘力地否認、排除自身的儒教思想。因此，可發現蘇峰對西洋自由主義的憧憬，與他強烈批判「儒教主義」的意圖合而為一。 本文以德富蘇峰的「自由」論為主題，其初期著作《自由、道德、及儒教主義》(明治十七年)為基本史料。在此著作中，蘇峰論述了自由為何、道德為何、自由與道德之關係等問題。因此，筆者擬藉由分析《自由、道德、及儒教主義》之論述，試圖闡明蘇峰如何藉由抨擊「儒教主義」攝取西洋自由論；而在日本文明開化與追求對外獨立發展的時代，蘇峰也富有強烈的國家主義(Nationalism)色彩。再者，此書付梓的明治十七年，時值自由民權運動趨於沒落，明治政府亦在十四年政變後，著手進行反動的儒教主義教育。蘇峰於是在此背景下展開他的「自由」論，因此其「自由」論擁有重視「政治自由」的特質。本文將考察蘇峰是以何種觀點詮釋、攝取啓蒙主義和自由民權運動的自由論，進而形成自己獨特的「自由」論。 藉由分析《自由、道德、及儒教主義》一書，可理解蘇峰的「自由」論是以批判「儒教主義」為主，並欲創造出具備「盡職分」的新道德之「平民」。在闡明西洋自由論和日本自由論之後，可發現此點既是蘇峰「自由」論的最大特質。 / TokutomiSoho was born in Kumamoto in the third year of Bunkyu. His thoughts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YOKOI JITSUGAKU PARTY(橫井實學黨)and Christianity. Although h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YokoiShonan(橫井小楠), TokutomiSoho actually had spared no effort to deny “Confucianism”. Therefore, his longing for Western liberalism was integrated with the animadvertion of “Confucianism”. This thesis based on TokutomiSoho’s early essay －“Liberty, Moral, and Confucianism”, will focus on his thoughts on“Liberty”. In the essay, he discussed “what is Liberty, what is Moral,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ose two”. Thus, by analyzing the “Liberty, Moral, and Confucianism” , I’d like to examine the ‘Liberty’ in early TokutomiSoho’s thoughts and how he absorbed Western liberalism with the criticism of “Confucianism”. Also, during the ages of Japan’s 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文明開化) and its regaining independence, TokutomiSoho’s thoughts somehow contained Nationalism in the early stage. The essay aforementioned was written in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Meiji, given the background that Japan’s Freedom and People’s Rights Movement(自由民權運動) tended to declin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ts government embarked on reactionary education of Confucianism after the cope in the fourteenth year of Meiji ,consequently his thoughts on ‘Liberty’ contain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political liberty’. This thesis examines how TokutomiSoho interpreted, and assimilated ‘Liberty’ from Enlightenment(啓蒙主義) and Freedom and People’s Rights Movement, and further, formed his own thoughts on ‘Liberty’. By analyzing the “Liberty, Moral, and Confucianism”, I cleared that TokutomiSoho’s ‘Liberty’ is mainly developed under his criticism of “Confucianism”. His intention was to cultivate ‘people’ (平民) by new moral, that is , ‘exertion of the duty’. After expounding Western liberalism and Japanese liberalism, the idea that new moral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Liberty’ in TokutomiSoho’s thoughts and is also the restriction of that can be found.

本論文主要由大環境及中共策略運作兩個觀點來探討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到一九 四九年大陸淪陷期間，中共以統一戰線運作，取得政權之經過。 第一章：筆者整理海峽兩岸政治人物、學界對統戰的看法，參考美國政治學者拉斯威 爾的加構，對“統一戰線”一詞提出個人觀點，並以此來進行本論文。 第二章：由共黨理論、領導人、中共領導人來討論統一戰線理論根源並藉以區別與一 般政治策略之異同。再分別由大環境、環境下的需求、共黨組織、多元化權力體系及 現代傳播科技等單元分析統戰應有之條件，最後由功能角度來探討統戰的功用並作為 檢驗標準。 第三章：由環境、需求、黨組織、權力體系、傳播科技等來解釋當時情況，藉以瞭解 中共為何順遂取得政權。 第四章：本章主要探討除了第三章所列舉客觀條件外，中共靈活的政治宣傳、數量眾 多的外圍單位及軍事力量等操之於中共的主觀因素，在其叛亂過程中，如何達成其目 的。 第五章：筆者提出共產黨意識型領導、被劃分階級的社會、統戰口號動員群眾、政治 行動催化群眾情緒、具體的階段性任務等特性來辨識中共統戰真面目，並由第二章中 提出檢驗統戰之標準來衡量中共在“和平民主統一戰線”時期的表現。

「全民國防」是世界各國在現實主義的引導下，以國家安全為著眼，以軍事安全為前提，為有效預防及遏止敵人入侵所採取的一種作為；然而，伴隨資訊革命、科技的進步，國家安全的概念、內涵和國家安全威脅有了很複雜的變化，不能再從傳統安全觀的角度來看國家安全的發展。冷戰結束，一個全新的國際安全環境正逐漸形成。後冷戰時期的安全威脅，不是來自超級強權的軍事對抗或是軍事衝突而可能是來自天災人禍、環保、走私、販毒、疾病傳染，都應含括其中。就我國而言，長期以來中共的武力恫嚇有增無減，而近年來國內天災人禍頻仍，造成有形、無形的傷害損失，難以計數；顯示國家的安全威脅，並不僅是來自外部的軍事威脅，還包括了來自內部的天然與人為的威脅因素。因此，建立全面性的綜合性安全，乃是政府或民間都必須具有的基本共識與準備，那就是平時與戰時機制要能結合運用，因此「全民國防」將成為維護國家綜合安全最具效能的平戰結合概念。而我國「學生軍訓教育」，始終以建立愛國家、堅強心理防衛與達到全民國防為目標，正值2004年2月1日，全民國防教育法公布，又適逢軍訓制度改革之際，如何隨著社會變遷，調適其價值與功能，發現軍訓教育的核心目的，進而獲得社會認同與肯定。雖然教官的角色備受爭議，但教官終能不斷配合時代的需要而自我調適，由最初的軍事管理，轉變為傳授軍訓教學、輔導、服務學生生活以及教育服務役行政的管理者四種角色功能。這四種價值功能，已普遍獲得肯定。然而，為了使軍訓制度能永續發展，應適時檢討更改組織名稱、明訂教官角色功能、提高教官學術專業水準、協助教官取得教師資格等政策方向。本研究提出未來學生軍訓教育將隨著時代的變化，學生軍訓教育也將轉型成學校全民國防教育，成為推動「全民國防」最有效率的執行方式，而學校國防教育最終的目的，就是要能在戰時能夠動員青年學生服勤，支援軍事作戰；平時發揮人力資源，協助緊急救難、救災。為達到此一目標，未來學校全民國防教育應以青年服勤動員為軸心，建構整體架構，讓全民國防在學校教育中以青年服勤知能教育為主軸，以軍事防衛、全民防衛、平民防衛及心理防衛為骨幹，進而達到全民國防之目的。

詩大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這幾句話剛好說明了時代、社會與文學、藝術緊密不可分的關係。任何 一個作家在人格、思想的孕育，以及經驗、教訓的累積等方面，都必然從他周遭的環 境中得到深刻而久遠的影響；同樣地，當怹抒發感受、進行創作時，也自然會有意伙 意地在作品還投射時、代社會的影子。就這樣，傳統文學的園地，因著作家心血的灌 溉，綻放出一叢叢美不勝收的奇花異卉；而於這一片芳菲的吸引，我們遂親切地撫觸 到孕育著神妙生命的土壤。鄭振鐸論元人寫商人、士子、妓女間的三角戀愛劇一文曾 如是指： 「出在官書、在史還得不到的材料、看不見的社會現狀，我們郤常常可於文學的著作 ，像詩、曲、小說、戲劇還得到或看到。在詩、曲、小說、戲刻還所表現的社會情態 ，只有比正史、官書以及『正統派』的正記錄更為正確、真，切而且活躍。在小說、 戲劇，以及詩、曲□所表現的，不一定是枯燥的數字，不一定是無聊的事實的帳本 ，－－要在那□去尋找什麼數字，十分之十是要失望的－－而是整個的社會，活潑跳 動的人間。」（中國文學研究新編） 確實，文學作品反映的社會情狀，並不是刻板的、一五一十報導的所謂「真實」；而 是流動著作者思緒、情感、乃至生命的「真實」。正史官書的材料，或許只能堆疊成 一具外在的軀；殼但是文學作品的靈動精神，卻能進一步賦予它真正的生命。 而元代，蒙古人的鐵蹄曾給中國社會抓起了史所未有的變動；同時，這種變動的局面 也直接間接地促進了文學與社會深一層的結合。在對元刻的認識上，我們可以肯定地 說，只有源自其時代、社會的真實生命的脈動、活力與精神，才是凌駕乎一切之上的 孕育元劇之真正胚胎與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元代這個特殊變動的社會□，大批 不遇文士的投身創作行列，既充分提昇了雜劇的藝術價值，而又能無損於它鮮活自然 的民間風貌。因，此較諸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雜劇都表現了更豐盈的生命與廣 闊的涵蓋面，也與當時的社會有著更緊密的銜接。吳梅中國戲曲概論即云： 「樂府亡而詞興，詞亡而曲作，大率假仙佛里巷任俠及男女之詞，以舒其磊落不平之 氣。宋之大曲，為內廷賡歌颺拜之言不足見民風之變。雖武林舊事所記官本雜劇段數 多市井瑣屑非盡廟堂雅奏然其辭盡亡，無從校理。今所存者，僅樂付致語，散見諸家 文集而已。蘇軾、王珪諸作,敷揚華藻,豈可徵民情風俗哉？自雜劇有十二科而作者稱 心發言，不復有冠帶之拘束。論隱逸則巖棲谷汲，儼然巢許之風；言神仙則霞佩雲裾 ，如驂鸞鶴之駕。其他萬事萬物，一一可上氍瑜。余嘗謂天下文字，惟曲最真，以無 利祿之見存胸肊也。」（卷上一） 就這樣，文人才力與民間文藝的高度結合，雜劇這一中國文壇上的奇葩，便蔚為有元 一代的文學表徵。今天，我們可以確定元雜劇的意義與價值，不僅在於文學史的傳承 創新；尤在於它反映了異民族統治下的整個社會狀況，深刻寫出了人們在這一環境中 的遭遇與感受，使得原是歷史上沈薶已久的一個時代，又如此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的 眼前。 常然，元劇的表現形式與藝術價值，固然是戛戛獨造，酣暢自然；而歷來論者卻不免 仍有訾議之處，如賀昌群在元曲概論中即指出造意的幼稚、人物的單調、眼光的粗淺 三點為「元中所表現之下乘思想」（第六章元曲的藝術）。詀在藝術價值的立場，這 些或許都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以廣大群眾的角度來看，所謂「幼稚」、「單 調」、「粗淺」，事實上卻都是社會的真實寫。照更何況元劇本是孕育自民間的特殊 文體，樸拙真實正其異於往代文學作品的。色而在此情況之下，元代社會的風貌乃能 不經矯飾地以更寬廣的層面呈現出來。王國維宋元戲曲考云： 「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巳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 而莫著於元曲。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 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為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 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 ；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十二、元劇之文章） 從這□，我們知道了雜刻中所自然反映的社會寫，照事實上乃是入家「胸中之感想， 與時代之情狀」混合體。而元劇中所反映社會之更具意義，正在於它是一些真正生活 於當時的戶家，融注了客觀事實的骿驗與主觀感情的流露之有血有肉的時代證言。 元代是異民族鐵蹄蹂躪下的一段黑暗歲月，階級歧視的政治本質是一切禍害的根源。 貪殘欺壓的惡行，因著它的包庇遮掩而益形猖獗；冤屈受害的不平，更在它的淫威下 瑟縮難伸。劇作家既沈淪下僚，與一般市井小民遭受同樣的處境與衝擊；他們的作品 中刻鏤下時代政治的痕跡，乃成為自然而然之事了。權豪勢要的目無法紀、貪官的昏 懦無知、吏目的貪殘棋暴等種種不合法理的人物、情節，構成了雜劇世界中黑暗勢力 的典型寫。照儘管因為題材之往往採用歷史故事或民間傳說，使得雜劇多少沖淡了現 實的色彩。但是劇作家基於周遭環境的共同體認，卻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類型人 物。同時，現實社會□的耳聞目睹，也使得他們對劇中角色性格的刻劃，往往有著特 殊的描繪、強調。在這些質素的交錯組合之下，劇作家筆下的人物、情節，便不再只 是舞台上虛幻、或歷史上渺不可尋的形象了。而這些形象的刻意醜化，與無數冤屈小 民沈沈苦痛的強烈對比，正是刻作家對現實政治的批評、指控。此外，重要的是，苦 難百姓尋求解救、報復的希望，在雜劇中也有了明顯的揭示。不論是鐵面無私的包公 、廉能賢明的張鼎、抑或善惡報應的冥冥么神、乃至替天行道的水滸英雄，他們飲活 躍於元代舞台，自然是有其特殊時代背景與意義的。誠然，政治現象是任何一個社會 中影響最大的因素；而我們發現，元代的劇作家確也沒有忽視這一點，因為在們的作 品□，當時政治的風貌實在是有著深刻而普遍的反映。 此外，政治的空前慘變，也直接間接動搖了傳統的社會結構。文人仕進希望的幻滅， 與社會地位的一落千丈，註定了他們在現實環境中困頓、怨嗟、懷疑、乃至否定一切 的必然遭遇與心態基於一種補償、自慰的心理，雜劇中於是出現了大量始困終亨的文 人故事。而在科舉廢止、仕進無望；商人勢力抬頭，妓女移情的時代□，劇作家如此 變本加厲地大作功名與戀愛的迷夢，可以說仍是基於現實的一種變相反映。可悲的是 ，劇作家也清楚地體認到此一事實：迷夢只能暫時麻醉自己、欺騙自己，卻無法讓他 們真正釋懷於現實的際遇。於是生活的蹇蹙、希望的幻滅、情緒的鬱結，乃至對當道 的強烈抨擊，也往往在文人的筆下傾洩而出。這種矛盾糾纏的現象，原是蒙元異族統 治下文人身心的特殊遭遇；而劇作家在「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有意編撰抒寫 中，將它忠實呈現出來。 而從宋、金以來即已逐漸興起的商業都會文明，在元代政府的重視、以及空前遼闊的 版圖與便捷暢達的交通等因素刺激下，這時更有了特殊的發展。傳統的詩文對此描述 不多，即正史稗官也只是作了表面的統計，敘述罷了。但是因著經濟發展而崛起的雜 劇，卻幾乎是必然地反映了這種全面性的社會變動。商人角色的大量出現元劇便是一 個最好的說明。劇作家在對商人生計、手段、地位、心態的描述刻劃、乃至有意的揶 揄貶損中，同時也勾勒了商業社會的大致輪廓。而透過多數劇本所共同反映的商業社 會現如戲劇娛樂的演出、妓女形象的有意塑造、敗家子弟與幫閑人物的搭配等方面， 我們才能深一層剖視元代的商業社會。至於轉型於社會中所必然引起的價值觀念與風 氣的改變，我們也可以從各個劇本的字□行間，去抽繹歸納為一具體的論證。如是， 則劇作家筆下的元商業社會，便有了一個完整的面貌。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雜劇原以廣大群眾為演出對象，因此，它的興起固然導源於經 濟的蓬勃發展，事實上也可以說取決於這種變動中逐漸興起的平民階層。各種平民角 色的行業、生活、感情與思緒，以及雜劇中引用的社會流傳諺語的多彩多姿，不但豐 富了文學作品的內涵與趣味，也使得文學反映的社會層面更為寬廣。至於貫串於劇本 之中的平民意識，則既充實了雜劇自然樸拙的生命，也為後人留下了探尋元代社會中 普遍存在的精神、思想的無盡寶藏。 儘管以現存的元劇來說，內容既廣闊龐雜；而大部分的劇本又往往披著一層歷史的外 衣，因此，想透過雜劇內容的分析、歸納，來建立論文的基本架構，可以說是一件非 常困難的事。不過，先從元代的正史官書、詩文集、以及筆記小說的記載，建立對元 代社會的清楚認識。然後再度進行劇本剝繭抽絲的工作時，儘量避免流於社會枝節瑣 現象的一一列舉，而自劇作家所普遍關注的焦點與一致流露的情懷，去作全面性的觀 點。我們便不難發現，元劇作家事實上是很自然地在反映著他們生活的那一個時代； 而元代社會在一代文學表徵的雜劇□，也確實留下了相當完整的記錄。